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由来论文,电影论文,定军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963年2月中国电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由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初稿）以来，“中国人尝试拍摄影片，是在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的秋天，由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即今南新华街小学原址）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是由我国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1846—1917）主演的”、“谭鑫培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这部短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① 等论述便逐渐广为流传，由此“戏曲电影《定军山》”也就被确认为“中国第一部电影”，进而，中国人第一次自己拍电影的年代也理所当然地被上推到了1905年。
但是与此同时，各种质疑的声音也随之逐渐而起，因为这些论述本身或支撑这些论述的证据多属传言，明显缺乏力度，令人不得不质疑。关于《定军山》的种种争论及其观点，2005年5月5日广州《南方周末》上刊登的《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② 一文进行了综述。本文将以《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有关“戏曲电影《定军山》”的论述为行文思路的出发点，向上探索其源头，向下考查其流变，并对其间不断“完善”又引以为据的支撑性“史料”通过分析举证予以勘误。
源头：据某剧家言
最早提到有关电影《定军山》的文章，目前可查的是《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以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这篇题长文短的没有署名的文章，刊登在上海《电影》周刊1938年的第14期上，原文内容如下：
旧剧电影化
并非始自梅兰芳
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
自国片初行有声，雪艳琴，谭富英摄为《四郎探母》后，说者谓旧剧摄制电影，始自梅畹华之《春香闹学》暨《虞姬舞剑》，与夫杨小楼之《挑华车》，实则远在谭鑫培，俞菊笙时代即有矣。
据某剧家言：当清末时，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映演，此实为北平初创电影之阶，一时耸动听闻，获利甚丰。其时曾摄时事新闻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颇炫一时，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各场面。又曾摄俞菊笙之《艳阳楼》打出手，五花八门，备极可观，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今此片不知落于谁手矣。
这里，从“据某剧家言”一语，便可知此文纯属道听途说，其中事项是真是假还得进一步考证。如此文章作为茶余饭后之消遣和传说，未尝不可，但是在史学研究或史著写作中，如果把它作为史料来直接引以为据，显然是不适当的，其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不能令人信服。据考，“当清末时，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映演”属实。③ 至于“曾摄时事新闻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各场面”、“又曾摄俞菊笙之《艳阳楼》打出手”、“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等均未见有人考证予以证实。因此，这些事项在未有确凿佐证的情况下，只能作为传言看待，而不该当作史料，即使它们在将来有可能被考证为史实。
从《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以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一文可知，此文缘起于谭鑫培之孙谭富英拍电影《四郎探母》一事，进而又不得不涉及梅兰芳之电影《春香闹学》，因为当时的人们都公认梅兰芳是旧剧电影化的第一名伶。作为旧剧电影化始祖的可能当事人，梅兰芳自己对此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这里暂且不提，到时再述。
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再次提到有关谭鑫培之电影《定军山》一事的人就是许姬传（1900—1990）。巧的是，许姬传曾与梅兰芳有过长期的合作共事，梅兰芳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便是由许姬传记录转述的。关于《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写作，梅兰芳在1951年12月为本书所作的“前记”里说：“姬传是从一九三一年，我南迁以后，开始和我合作的。……一九五○年的六月间，我同姬传到了北京，住在远东饭店。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决定了我们以后写作的计划。”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里，许姬传以记述者“（按）”的形式提到了谭鑫培拍《定军山》电影的情况，说明此事不是梅兰芳所述，而是许姬传（我）的观点和注释，不过他也是听别人说的。其原文如下：
（按）中国戏剧拍成电影，我所晓得的，最早恐怕要算谭鑫培的“定军山”了。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我的老友吴震修先生是在无意中撞着他们正在拍摄，可以说是他亲眼得见这么一幕具有京剧历史意义的可贵镜头。他这样地告诉我说：“光绪的末年，我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书。课余，我总喜欢逛厂甸。跨入各书铺子的门，随便翻着各种的书看，就不想再走出来的了。大约是在一个秋天，有一天我照例又晃进了琉璃厂。经过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老远看见临时支着一块白布，有些人在拍照。我走到跟前一望，哪儿是拍照相，简直是在拍活动电影呢。而且还是我们最崇拜的一位老艺人——谭鑫培，扎着一身黄靠，手拿一把金刀，耍了一个‘定军山’里的大刀花下场。旁边站的几位都是谭氏的家属和亲友们，人数并不过多。那位照相馆的老板，是个大块头，跟我很熟，他也在一旁照料一切。可惜拍得不多，一下子就算了事。后来还在‘大观楼’电影院公演过的呢。这恐怕是京戏上镜头最早的一幕吧。”
梅先生告诉我：“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拍过‘青石山’里对刀一段，俞振庭拍过‘白水滩’、‘金钱豹’，也都是在丰泰照相馆拍的。”④
这篇许姬传的“（按）”与《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前就已经有人拍过了》一文似乎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吴震修”也有可能就是那个“某剧家”，因为吴震修也曾为梅兰芳编排过《霸王别姬》等剧，亦可称为“剧家”。当然，结论有待考证。
吴震修（1883—1966），江苏无锡人，早年在无锡杨模创办的埃实学堂任教习，1903年前后由杨模资助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到中国银行任职，1927年8、9月间还一度代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职务，曾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行长，汪伪政府成立后任伪中国银行总经理，解放后任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1953年退休。吴震修喜欢京剧艺术，特别欣赏梅兰芳。在梅兰芳的艺术生涯中，吴震修起过重要的支持作用。吴震修与梅家的关系很密切，早在1915年4月到1916年9月，梅兰芳就在齐如山、吴震修等朋友的帮助下编演新戏；1922年2月15日，梅兰芳在北京第一舞台正式公演的《霸王别姬》也是由齐如山和吴震修根据《楚汉争》修改的；1951年吴震修从上海迁来北京之初，就住在梅兰芳家里，后来也一直是梅家的常客。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成立于1902年10月，校址在北京景山东马神庙（今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址），1908年5月迁往厂甸五城学堂（今为南新华街路西的北京师范大学原址）并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脱离京师大学堂而独立。由于杨模曾一度任京师大学堂的历史地理教习，因此吴震修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可能的。如果吴震修所见属实的话，时间只能是在1908年5月之后，即光绪的末年，不可能是1905年。
无论如何，上述二文无疑均属道听途说。然而，正是此二说经由程季华《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中的一段论述，戏曲电影《定军山》被推到了“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的地位。⑤ 请看《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一文中的这段论述：
中国人尝试摄制电影，始至北京。
一九○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摄制了京剧“定军山”中之请缨、舞刀、交锋等各个场面，是由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表演的。因为是无声电影，所以只能拍摄这一些动作较多、富于表演的场面。这部短片应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录片，也是在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便与民族的传统戏剧形式相结合，这是很有意义的。此外，著名京剧演员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一剧中的对刀一场，及俞菊笙表演的“艳阳楼”中的一段，也都曾摄制过影片。那时的北京还没有电影制片厂，上述这些短片，都是由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在露天广场上，利用日光代为拍摄的。影片制成后，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电影院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映过，极受观众的欢迎，“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
后来，在北京还摄制过一些时事新闻片，如“隆裕太子出殡”等等。⑥
从文中“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一语的引文注解可知此文源自《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一文，又文中“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拍过‘青石山’里对刀一场”一句可知此文还参考了许姬传的“（按）”，并对二文进行了综合，做了加工，由此《定军山》开始成为“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其主要的“加工”分析如下：
“推断”部分：由“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和“当清末时”、“光绪的末年”推断出“一九○八年”，因为《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一文发表于1938年，三十年前便就是1908年了，而光绪的末年正是1908年。
“改写”部分：由“大栅栏大观楼摄”改成了“都是由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代为拍摄的”，因为大观楼是电影戏园，说拍电影可能说不过去，而照相馆拍电影似乎更可信。由“时事新闻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改成了“时事新闻片，如‘隆裕太子出殡’等等”；由先摄《裕隆太后出殡》后摄《定军山》，改写为先有《定军山》后有《隆裕太子出殡》，因为隆裕太后出殡日期为1913年4月3日。顺便提一下，《裕隆太后出殡》和《隆裕太子出殡》均有误，应为《隆裕太后出殡》才是。
“取舍”部分：舍“在戏台上摄……”而取“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进而表述为“在露天广场上”；取“谭鑫培之《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各场面”而舍“耍了一个‘定军山’里的大刀花下场”。
其余则进行综合，并做了一些推理演绎和总结，如“因为是无声电影，所以只能拍摄这一些动作较多、富于表演的场面。这部短片应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录片，也是在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便与民族的传统戏剧形式相结合，这是很有意义的”。
程季华的《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一文发表后，电影导演程步高（1898—1966）便在1962年11月14日的回忆文章——《中国开始拍影戏》里加以沿用：
到一九○八年，仍由该馆出面接洽，商得当时北京著名京剧名角小叫天（谭鑫培）的同意，及戏院的协助，在一块空地上，搭露天棚（北京本无摄影场），棚内置舞台布景，利用日光（当时本无灯光），与普通拍照相同，拍摄谭鑫培的《定军山》。当然是拍无声片，故唱功场面均删，只抽《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舞蹈武功动作场面，拍成电影。
这是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京戏纪录片。谭鑫培乃成为中国第一位献身银幕的艺人。
中国第一次拍电影，即与传统的京剧相结合，值得一书。此外还拍著名京剧演员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中对刀一场。其后又拍了《隆裕太子出殡》等时事新闻片。不久那法国人回国，拍片事遂结束。⑦
很明显，程步高的回忆文章与程季华的那段论述简直如出一辙，甚至连“《隆裕太子出殡》”都将错就错。当然也有稍许不同，即把丰泰照相馆的独立摄制说成是“该馆”（丰泰照相馆）为法国人接洽拍摄。
为什么会有“谭鑫培之戏曲电影《定军山》”的由来呢？一切都是因为有好事者想要弄明白“旧剧电影化到底始自谁”的问题！究竟“旧剧电影化”是始自梅兰芳，还是谭鑫培，抑或是其他无名之优伶呢？一位生前既是谭鑫培也是梅兰芳老友的一段文字也许可以揭开谜底。此人就是近代日本研究中国京剧的第一人——辻武雄。辻武雄（1868—1931），日本人，号剑堂，又号听花。1898年8月22日辻武雄初次来中国，先后到过北京、天津、上海，1906年后应聘到苏州、南京等地任教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辻武雄离开南京，转而到北京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任编辑，1913年10月31日起在《顺天时报》主持戏剧专栏。他经常到戏院听戏，认识了不少京剧演员，写了大量有关京剧的评论，并出版了论述中国京剧的专著《中国剧》。在北京，他不仅熟识知名的谭鑫培、俞菊生、田际云、王瑶卿等人，而且和梅兰芳、尚小云等关系密切，并对他们的演技大加赞扬，发表的戏评褒多贬少。他在1921年4月13日《顺天时报》的“秋庐杂缀”专栏中有题为《开明电影中之梅兰芳春香闹学》一文，署名听花。其原文如下：
闻东安市场开明电影院定于昨今明三晚加演梅兰芳之春香闹学一剧 可谓剧场以外别开生面矣
晚近以来 助优伶及戏剧之保存与传播者有照相话匣子及电影三种 一则摄写形容 二则发放原音 三则映出演剧 令观者听者亲接其人 诚文明的机器之效用也
近年中国优伶照片逐渐加增 各种唱片亦所在有之 独至演剧之电影则虽有映出者而悉系无名之优伶 毫不足惹观客之目 殊属憾事
闻此次开明院映出之电影系昨年在沪摄取者较之普通戏片别有异彩 一旦映出必有可观 余亦拟日内赴该院观其实景而擅眼福云
由此可见，“旧剧电影化”的确并非始自梅兰芳，但肯定也不是谭鑫培，而只是一些“无名之优伶”。
演变：牵强的理由
几乎与程步高写作那篇回忆文章的同时，“作为关于中国电影历史情况的第一份调查报告”⑧ 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也已经于1961年12月由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完成。在这本“作为第一部中国电影历史著作《中国电影发展史》”⑨ 中，关于“戏曲电影《定军山》”等的论述又有了似乎更为合理详细的“发展”，据《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一文称：“《发展史》中关于《定军山》的章节，由王越搜集资料，邢祖文执笔撰写。”《中国电影发展史》原文节引如下：
中国人尝试拍摄影片，是在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的秋天，由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即今南新华街小学原址）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
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任景丰，沈阳人，青年时代曾在日本学习过照相技术。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他在北京开设的丰泰照相馆，是当时绝无仅有的第一家，因此生意非常兴隆，规模日益扩大，拥有照相技师和学徒十余人之多。除照相馆外，任景丰还经营好几家西药房、中药铺、桌椅店和汽水厂，后来又在前门外大栅栏开设了大观楼影戏园。任景丰感于当时中国放映的都是外国影片，而且片源缺乏，于是产生了摄制中国影片的念头。正好那时德国商人在东交民巷开设了一家祁罗孚洋行，专售照相摄影器材，任景丰便从那里购得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及胶片十四卷，开始拍摄影片。
丰泰照相馆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是由我国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1846—1917）主演的。……谭鑫培参加拍摄影片的这一年，正是他的六十诞辰，这在谭鑫培的艺术生活中，也是值得纪念的。
谭鑫培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当时为了利用日光，影片的拍摄是在丰泰照相馆中院的露天广场上进行的。摄影师是该馆照相技师刘仲伦，前后拍摄了三天，共成影片三本。这部短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便与传统的民族戏剧形式结合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据说谭鑫培稍后还拍摄过《长坂坡》中的片段。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丰泰照相馆又在原地拍摄了京剧著名武生演员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一剧中的“对刀”一场、俞菊笙表演的《艳阳楼》中的一段、许德义表演的《收关胜》中的一段，及俞振庭表演的《白水滩》、《金钱豹》等剧的片段。丰泰照相馆摄制影片的活动，到1909年遭受火灾前一直没有中断。1908年还拍摄了小麻姑表演的《纺棉花》一剧的片断。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戏曲片选拍的都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
谭鑫培、俞菊笙等著名演员参加拍摄的这些影片，先后都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影戏园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放映过，“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可见观众对我国自制影片的热烈欢迎。除北京外，这些影片还曾运往江苏、福建等地放映过。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这段论述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和《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的主要论点，并做了合理化处理。
先是做了一些舍弃，即把“曾摄时事新闻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后来，在北京还摄制过一些时事新闻片，如‘隆裕太子出殡’等等”给弄没了。
然后又增加了一些说明性的细节化的描述，如介绍了任景丰与谭鑫培的一些个人情况和《定军山》的拍摄细节；列举了一些想当然的拍摄由头等，如 “谭鑫培参加拍摄影片的这一年，正是他的六十诞辰”、“任景丰感于当时中国放映的都是外国影片，而且片源缺乏，于是产生了摄制中国影片的念头”、“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戏曲片选拍的都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等等；例举了其他的一些短片作为陪衬，包括《长坂坡》、《收关胜》、《白水滩》、《金钱豹》和《纺棉花》等。
另外，还加进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丰泰照相馆摄制影片的活动，到1909年遭受火灾前一直没有中断”、“除北京外，这些影片还曾运往江苏、福建等地放映过”等等。特别是把《定军山》所谓的拍摄时间提前到了1905年的秋天。
上述这些新增的东西到底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王越在《影视文化》1988年第一辑上所发表的《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一文道出了真相，原来又是听人说的。在这篇文章里，王越以“刘仲明”等几位受访者的口吻，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任景丰的一些个人情况以及《定军山》拍摄和放映的情景。然而，文中所述漏洞百出，如“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也就是谭老板大寿整六十的那年”就是一个错。据查，谭鑫培的生年本不见记载，只能从其卒年推知：“戏剧大王谭鑫培病重昏迷死而复活虽有妙药无如大限已到故于十日上午七点十五分钟故去 年七十一岁……”（见1917年5月12日天津《大公报》“地方新闻○京兆：谭优终不免一死”）。按此，谭鑫培“六十诞辰”应是1906年。
倒是文中提到的“著名北京掌故专家张慈溪先生”确有其人，据查，“张慈溪”应为“张次溪”才是。关于丰泰照相馆拍摄谭鑫培《定军山》电影一事，张次溪在解放后的一篇文章中确曾提到。这说明王越的确在张次溪的推介下采访过一个叫“刘仲明”的人，但却不能证明刘仲明所说就是真实的。
张次溪（1909—1968），名涵锐、仲锐，字次溪，号江裁，别署肇演、燕归来主人、张大都、张四都，东莞篁村水围坊人。少时，随父母到北京生活。曾先后应聘为《丙寅杂志》编辑、北京《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12月后专事纂修《北平志》。从此，奠定他一生研究史学、方志学的基础。编著有《北平志》稿、《北平岁时志》、《北平天桥志》、《北平庙宇碑刻目录》、《陶然亭小记》、《燕都梨园史料》等38种。1957年，他因脑溢血致半身不遂，养疴在家。1968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东莞会馆。张次溪一生著述丰富，涉猎极广，对中国戏曲也颇有研究，所辑《燕都梨园史料》就是一部研究清代戏曲极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汇编。关于谭鑫培的事迹，张次溪早有研究，并曾在《戏剧月刊》第二卷（1929年）第一期以及第三卷（1931年）第十二期（谭鑫培专号）分别发表《伶苑》和《英秀史料》两文，只是文中都未见有谭鑫培拍电影事。直到解放后在他的一篇署名张涵锐、题名《琉璃厂沿革考》的文章中提到：“园西土地祠内所陈列者，亦多旧书及字画。祠内旧有丰泰照相馆，为北京照相馆最早之一家，在清末曾拍摄谭鑫培定军山剧照，为北京拍制电影片之嚆矢。”⑩ 由此看来，他似乎也是听“刘仲明”说的。
由于《中国电影发展史》是“作为中国第一部电影历史著作”出版的，因此其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信奉与附和者多多，试举几例：
梅兰芳在《我的电影生活》“小引”部分有如下叙述：
戏曲搬上银幕，历史最早的应该说是在清代光绪31年（1905年），北京琉璃厂内丰泰照相馆为京剧界名老生谭鑫培拍的《定军山》耍刀的片段，以及名武生俞菊笙（杨小楼是宗俞派而后发展为自成一派的）与名武旦朱文英（和我合作多年的朱桂芳是他的儿子）合拍的《青石山》的对刀，名武生俞振庭（俞菊笙的儿子）拍的《白水滩》、《金钱豹》。这些片子都先后在北京大观楼（大观楼在前门外大栅栏，始建于光绪年间，一直使用到解放后，1960年9月改建为立体电影院）上映过。上面所说的几部戏曲影片，虽然已经不知下落，但现在还可以从戏曲资料中看到当时拍片时的剧照。(11)
这里提到的丰泰照相馆所拍的几部片子及其放映地点，都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所述的一致，只是多加了一些括号内的说明。梅兰芳为1894年生人，18岁时就得到过谭鑫培的提携，曾与谭鑫培合作演出过《汾河湾》、《四郎探母》等剧，按理，果真有谭鑫培拍《定军山》一事的话，他应该对此有更详细的了解，为何不说呢？其中是否有苦衷，不得而知，只是梅兰芳在《我的电影生活》“自序”里称：“《我的电影生活》在成书时，我又把全稿校订一回，并参考各方面意见，对某些章节作了或多或少的增删修改。”
对于谭鑫培拍《定军山》一事的更为详细的情形，梅兰芳本人没有说，但是他的“常任”秘书许姬传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前文所述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里的那段“（按）”，这第二种说法见于许姬传所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谭鑫培的艺术道路”一节之七“谭鑫培的影片蜡筒唱片”。两种说法都是吴震修告诉许姬传的，按理，同是吴震修一人说的，其话语应该是一致的，然而许姬传再次引用时就判若两人了。请看这第二种说法：
吴震修先生告诉我：“一九○五年的一天，我走过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看见有人在拍电影，细看是穿了黄靠、带白三（胡子）、手拿象鼻刀、扮黄忠的谭鑫培，我就站定看他们摇镜头，拍的是《定军山》耍大刀的片段。以后，在前门外大观楼，看到这个片段，还看过武生俞菊笙与武旦朱文英拍的《青石山》的对刀；俞菊笙的儿子俞振廷拍的《白水滩》、《金钱豹》的片段，都曾在大观楼放映过。”梅兰芳先生说“这些电影底片早已没有了，但现在看到的这些老前辈的剧照，就是当年拍电影时照的”。(12)
对照许姬传的前后两种说法，不仅吴震修说的话变了，就连梅兰芳的说辞也不一样了。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以前的“光绪的末年”“大约是在一个秋天”的“有一天”变成后来的“一九○五年的一天”。前文已述，如果吴震修所见属实的话，时间最早只能在1908年5月，因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此时才迁址于琉璃厂。许姬传何以要把吴震修所说的“光绪的末年”即1908年改为1905年呢？大概是为了要与《中国电影发展史》保持一致吧。
号称“补白大王”的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1895—1992），自1913年起就在报刊发表文字。他在所著的《艺林散叶续编》（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一版，2005年1月新一版，第60页）也称：“一九○五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摄谭叫天之《定军山》活动影片，为京剧上银幕之始，摄者刘仲伦。”可是，他在先前的《艺林散叶》中对此却未曾提起过。
陆红实的《任庆泰与首批国产片（戏曲影片）考评》（原载《电影艺术》1992年第2期，署名弘石，《中国电影年鉴》1993卷收录）和王大正的《关于中国电影诞生三处质疑问题的订正解析》（载《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虽小有质疑和考证，但基本上是沿袭《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暨王越访问追记里的观点。如陆红实对“丰泰照相馆开设于1892年”、“1909年丰泰火灾”等事项显然未考，而王大正虽然对此有所考证，但也有不真和不彻底之处。
行文至此，“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的轨迹便清晰可见了：先由《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以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的“据某剧家言”综合《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许姬传“（按）”的“他（吴震修）这样的告诉我说”，于是便有了程季华的《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由此，再结合王越《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中的“刘仲明说”，进而就有了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有关论述；之后，就是各种各样不计其数的对《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有关“戏曲电影《定军山》”论述的沿用及其附会之辞。
史实：照相话匣子
如上所述，所谓的“戏曲电影《定军山》”只不过是传言而已，没有确凿的史实依据。
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有关《定军山》章节，暨王越《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中的诸多错误，本文不一一列举，下面仅就丰泰照相馆的有关事项，提供一些史证并略做分析：
1、载于1894年8月15日至9月13日上海《申报》上一则“丰泰照相馆 京都第一”的广告，其文案如下：
丰泰照相馆
京都第一
西法照相有临空活现 有着纸无神 有数年退淡 有积久不变者皆由技艺不精 器具不善 本馆在京城琉璃厂土地祠西开设六载 四远驰名 皆由考究上等镜子等器 无论照人 以及山水飞禽跑马各得其神 并且重用金银药水 房屋洁净无尘 男女分座不混 园中花卉假山竹树 清雅无比 凡仕宦诸公到京请至敝馆照顾游览可也
从文案中的“本馆在京城琉璃厂土地祠西开设六载”一句便可推算得知丰泰照相馆开设于1888年，位于北京琉璃厂土地祠西。因为去丰泰照相馆，可以走捷径，从厂甸经由土地祠穿过，所以人们常常以为丰泰照相馆是在土地祠内。再者，由于土地祠是为标志性建筑，久而久之便成为附近地域的地名代称，就像“小西天”本为牌坊名，后渐成地名代称。琉璃厂土地祠在1916年时，因市政公所勘修新华大街被勒令拆让，在新华大街及海王村公园建成后重修，其不足之款由全厂热心绅商捐助。但是在1919年刻成的“重修琉璃厂土地祠记”(13)石碑所列的“捐资人暨铺号”名单里并未见有丰泰照相馆或任景丰的名字。如果丰泰照相馆真是设在土地祠内的话，不捐资说得过去吗？而此时，丰泰照相馆依然存在。(14)
至于王大正在《关于中国电影诞生三处质疑问题的订正解析》中“丰泰照相馆”一节所称“土地祠是个递进的院落，前院是安平水会……中院是空场，后院才是丰泰照相馆”也是未经考证，照抄“刘仲明”的说法。据1919年所刻《北京琉璃厂安平公所记》(15)载：“前清咸同之世琉璃厂设有小锣会 公议团防 假吕祖祠为会地 名曰从善水会 经理无人 几同虚设 光绪五年岁次己卯 全厂绅商商议复旧观 当有李钟铭……诸善士首先出资并广募巨款购土地祠左近隙地建筑房舍 置备械具 轮班值日 通力合作 更名安平水会 取安宁平静之义……”由此可见，安平水会根本不在土地祠里，而是“购土地祠左近隙地建筑房舍”。
如此看来，说安平水会、丰泰照相馆在土地祠，并非说它们真的是在土地祠内，这里“土地祠”仅当地名而已。由此也可证明刘仲明所言——土地祠是丰泰照相馆的大本营，与事实不符。
2、清人杨静亭所编的《都门汇纂·杂记》（1873年刻本）第11页有记：“潘惠南照相 广东南海县人 精得西洋妙计 照影传神 纤毫毕肖 即山川 楼台 花木 字帖 俱可顷刻成就 真是巧夺天工也在大栅栏西口内路南。”由此可见，至少早在1873年以前北京就有照相馆了。只是这“潘惠南照相”的地址与“大观楼”的地址一样，都在“大栅栏西口（内）路南”，二者及其主人是否有什么承继关系，不得而知。
3、1908年5月5日北京《顺天时报》第1862号第七版“京师新闻 火劫两则”的新闻：
京师新闻○火劫两则
日昨上午十一钟 琉璃厂土地祠丰泰照相馆忽兆焚如 大同报馆亦受损伤 幸经安平水会扑灭 然该铺经理人刘重伦君 自京师火灾发现后即严嘱同人谨慎火患异于寻常 今遭此灾 噫亦奇矣 同时草厂十条胡同某铺户亦遭祝融之患云
据此，可知丰泰照相馆曾于1908年5月4日遭受火灾。重建后的丰泰照相馆于1909年1月25日开张。(16) 按此，若吴震修所言所见是真的话，当是在丰泰照相馆灾后重建之际，试想，要在这个时候拍电影，说得过去吗？除非是拍照相，还有可能。
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确切证明“戏曲电影《定军山》”的存在，因为想要证明其存在的人所引用的所谓证据，不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就是张冠李戴、乱点鸳鸯。 《中国电影发展史》把京剧《定军山》“谭鑫培黄忠扮相”戏装照误当成电影剧照来佐证戏曲电影《定军山》的存在就是乱点鸳鸯谱的例子。何以见得“谭鑫培黄忠扮相”是戏装照而非电影剧照呢？从前人的记载便可知。请看1933年9月9日天津《北洋画报》第983期第三版上署名杀黄的一篇题为《谭照小记》的图文：
谭鑫培以伶界大王之尊，幸未如孙菊老之“三不主义”，因之得有数面唱片，几张小照之流传；使仰慕其盛名者，能有一些微音容之追寻。以其小照一项言之，剧装照者则有《汾河湾》、《南天门》、《定军山》、《四郎探母》、《阳平关》、《群英会》等。
汾河湾与王瑶卿合摄，凡两式一为谭左王右，作拔剑状；谭右王左，作举剑欲斩状。南天门亦有两式，其差别殊微渺，只一作二人对视状，一则二人均扬“水袖”作正面，而谭之眼神向前侧方注视而已。
定军山亦有两种：其差别不在姿态，在其所持之刀，一为尖头者，一为圆头者，《剧学月刊》曾以是为谜，谓谭氏之用刀，向为圆头者，其所摄之片，又决非换刀再照，其何以歧异？征求读者猜测，后未闻其结果如何也。四郎探母一种为“甩发”坐桌侧者；一种为“风帽”提鞭正面立者。阳平关则与“杨小楼”合摄。在各片中，此照神情最为颓唐，或系晚年所摄者，亦未可知。群英会为包丹庭君所藏，纱帽官衣多半身侧面立，最早曾刊于上海某画报，《北京画报》，大东书局发行之《戏剧月刊》谭鑫培专号中曾刊之。尚有与田桂凤等合摄之翠屏山（石秀）一幅，于美美画报曾一见之。
至如便装：……
文中提到（《定军山》剧装照有两种，区别在于所持之刀或圆头或尖头。经查，《中国电影发展史》所引用的为圆头刀者，而《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插页所引用者为尖头刀。这两张照片曾同时刊于《剧学月刊》1932年第一卷第四期的封底，并题有“谭鑫培黄忠扮相之谜”。原刊在图片的两侧有如下题字：
这两张都是谭鑫培扮的黄忠，工架神色，一般无二，但手中之刀头，一尖一圆，谭氏向用圆头刀，人所共知，但何以有“尖头的”出现，而又决不是“换刀再照”。何以有此歧异？其中自有一个缘故，请读者一猜，猜著者赠本刊一册。
把以上两则前人的记载及其照片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那张广为传播的所谓“谭鑫培《定军山》剧照”和《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插页中所谓“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图片相对比，它们完全吻合，的确一圆头一尖头。因此，可以确定《定军山》“谭鑫培黄忠扮相”是戏装照，而非电影剧照。为便于对比，本文将《剧学月刊》本期封底翻拍附上（查图），只是“谭鑫培黄忠扮相之谜”仍旧无可考，可能成为永久之谜，确属遗憾。
据称，《定军山》“谭鑫培黄忠扮相”为丰泰照相馆所摄，因未见有史证，本文不敢妄言。至于“丰泰照相馆与谭鑫培之话匣子”则是确有其事，有1913年9月23日（癸丑八月二十三日）北京《顺天时报》第3536号第五版的“本京新闻○叫天特色”所记为证：
优人谭叫天为二十年来剧界之泰斗 近二年 该优因年逾花甲 故久不搭班 而社会渴想之忱难以言喻 兹有商人任景丰以谭为风中之烛 以后难觅其匹敌 故于日前邀其在丰泰照相馆内将其擅长之剧词调贯入留音机器以作将来稀珍 惟闻是日谭唱剧词六段 每段词约十余句 而谭所得剧价共计三千元 每唱一段价值五百元 其事亦不可不谓为特色矣
这里，任景丰以商人的独具慧眼，不惜三千元重资将谭鑫培“擅长之剧词调贯入留音机器 以作将来稀珍”。而此时的“大观楼电影戏园”开张不过百日，为什么任景丰不把谭鑫培擅长之剧拍成电影来供自己影院的商业放映，却只是将其词调贯入留音机器呢？理由很简单，一则丰泰照相馆当时根本没有条件和能力拍电影，再则“今日剧界北人辙曰听戏 南人辙曰看戏……惟北方人士观剧 每重唱而轻做 故一般优伶最苦心于喉嗓 坐客最注重于歌曲 舞台上一切设备据此而行……”(17) 可想而知，当时电影尚处无声阶段，把戏剧拍成电影，在北京也没有市场，因为北京地处北方，人们把观剧叫听戏，重唱而轻做。即使丰泰照相馆能拍电影，任景丰也不会去做这赔本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至于后来梅兰芳之《春香闹学》电影也不是在北京拍的，而是在上海拍的。上海地处南方，人们称观剧为看戏，轻唱而重做，即使是无声的戏曲电影看起来也津津有味。于是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用“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戏曲片选拍的都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来解释丰泰照相馆拍《定军山》之“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显然有悖北京地方情事，也属张冠李戴之一例。由此，亦可以反证“戏曲电影《定军山》”之不存在。
另外，有人曾以发现过丰泰照相馆的账本来企图证明“戏曲电影《定军山》”的存在，如《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所称：“《发展史》编撰的时候，王越曾经找到过丰泰照相馆的账簿”，只是这个企图是没有说服力的。王越见过丰泰照相馆的账本及其上面所记谭鑫培的账目并不奇怪，但是它却不足以说明《定军山》存在的问题，一因为账本中所记的账目也可能就是丰泰照相馆支付给谭鑫培“将其擅长之剧词调贯入留音机器”的这“三千元”酬劳。
综上，如辻武雄所言：“助优伶及戏剧之保存与传播者有照相话匣子及电影三种”，亦如杀黄所称：“谭鑫培以伶界大王之尊，幸未如孙菊老之‘三不主义’，因之得有数面唱片，几张小照之流传”。由此看来，谭鑫培及其戏剧之保存与传播至今者，仅有照相、话匣子这两种，独无电影，所谓“谭鑫培之戏曲电影《定军山》”当属误传。
注释：
① 此段引文见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自、邢祖文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初稿），1963年2月第一版，1981年10月第二版，第13、14页。
②《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一文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2005年第8期。
③ 参见黄德泉《清末民初北京大观楼考辨》，载《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
④ 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另见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12月第一版），第89—90页。
⑤ 《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载《中国电影》1956年第一期，而《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和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12月第一版外，之前于1954年还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过铅印本，因此《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的出版显然要早于《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一文的发表。
⑥ 程季华《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载《中国电影》1956年第一期。
⑦ 程步高《影坛忆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第94页。
⑧ 陈荒煤《＜中国电影发展史＞重版序言》，载《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初稿），1963年2月第一版，1981年10月第二版，第1页。
⑨ 见《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初稿）之《引言》，1963年2月第一版，1981年10月第二版，第15页。
⑩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年12月第一版，第16页。
(11) 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1月第一版，1984年6月第二版，第4页。
(12) 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一版，第192—193页。
(13) 见北京图书馆珍藏碑刻拓片（北京724）。
(14) 见1918年印《北京指南》卷六《实业各业店铺》第6页“各业店铺”之“（一）照相”有：“丰泰 厂甸土地祠 南局七九”。
(15) 见北京图书馆藏碑拓片（北京723）。
(16) 见1909年2月20日北京《正宗爱国报》附张广告：“丰泰照相馆减价两个月”。
(17) 听花《壁上偶评》（三），载1913年11月4日北京《顺天时报》第3576号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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