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爱奥尼亚哲学对于历史学 起源的影响
史海波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历史学的产生需要理性与科学的知识基础，诸多古代文明并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主要是因为这些文明存在两种对史学产生的阻碍因素：宗教迷信与政治强权。以赫卡泰戊斯、希罗多德等史家为代表，古希腊史学诞生于爱奥尼亚地区。以米利都学派为代表的爱奥尼亚哲学以其对自然的探究打破了传统的宗教与神话，并把他们对宇宙的新的认知运用于人类社会，由此终结了“神王”统治的思维，为民主和法制提供了思想的空间。早期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体现了这些来自于哲学的影响，尤其以希罗多德为代表。古希腊哲学对历史学起源的意义重大。
关键词： 爱奥尼亚哲学；古希腊；历史学；起源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中，哲学几乎囊括了所有传统的学术分支，而历史学和医学却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独立于哲学之外不等于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和影响，早期的哲学家和医学家身份有重叠，专业术语可以借鉴，即便是历史学与医学，波利比乌斯也做过比较。[1]历史学和哲学的关系更为复杂。如果以米利都学派为哲学的发源，而以“散文记事家”为史学的诞生，则哲学产生于史学之前。但是，我们既不能排除哲学与史学在起源之前的纠缠状态，也应该看到希罗多德之后的相关学说对这一问题的有益补充。在历史学长时段的起源过程中，描述哲学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能够证明这种影响的文献也常常是断简残篇或者存有疑问。另外，不论是米利都学派、散文记事家或者希罗多德，都指向希腊的爱奥尼亚殖民地。这一地区既和希腊本土有着密切联系，又在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方面存有区别。爱奥尼亚虽然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但是其文明却和古代东方的文明也明显不同。古代东方文明存在着扼制史学发源的诸多因素及其例证，在这种对比的意义上，古希腊爱奥尼亚哲学为历史学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所提供的支撑更为清晰。
一、史学产生的阻碍因素
在希腊化之前，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等古代文明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从埃及和两河流域留下的王表、年代记、自传等早期历史记录来看，其中所反映出的历史意识长期被拘束在宗教迷信与政治权威之下。在古代世界的诸多文明中，二者常常是一种抑制史学萌芽的混合因素，很难截然分开。这些文明的“历史文献”中，时空观念、变动意识、事件的客观性以及对待敌人的态度等历史意识都处在较为原始的阶段。比如古代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帕勒摩石碑，其形制、内容、表述都以彰显帝王伟业和神祗权威为准则，这份具有编年兼王表性质的文献没有任何关于国王的负面记录，涉及到王权中断或者国王死亡的王权更替信息也是采用一种隐讳方式表达出来的。在新国王登基之年可以有“上下埃及之王登基”一类的仪式化表达，而在前任国王最后一年的记录中，除了最后在位的月份与日期，其他一切记录都是中断的，下面一栏的尼罗河泛滥水位的记载也中断。[2]两河流域的王表、编年史等文献表明，两河流域的历史记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政治权力的。[3]22古代世界的“历史”记录，尤其是一些王室铭文，具有明显的政治宣传功用并不足为奇，但是这种情况在古代埃及却格外突出。王室的宣传把臣民所关注的重点引向来世，过去的神圣事件更多地是为国王权力的合法性和连续性提供理论基础。[4]古代埃及的创世观念、来世观念、现世的“正义”观念等都导致古代埃及人“向死而生”的思想观念。而所谓的“历史”，对埃及人来说是一些标准化和轮回式的事物，偶然的历史事件在埃及人更为广阔的思想框架之下意义不大，这就导致了埃及人对历史的漠视。在这种社会思想条件下，对诸多历史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判断是很难出现的。同时，这种文化土壤下的知识体系常常是受到“实用”思想控制的，比如古代埃及人有着高超的数学知识，在希腊化之前却一直不知何为抽象的“数学”。
（2）这石巨的媳妇张氏，天生也是个不贤惠的妇人，邻舍街坊躲着他他还要寻上门去的主顾，他依你在他门首乔声怪气的恶骂？（明·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89回）
政治权力对史学起源和历史记述的影响是长期而广泛的。在蒙古的历史记载中，成吉思汗家族的起源被神化，而且，“成吉思汗家族的超自然起源论在蒙古历史传统中一直占统治地位。蒙古诸大汗极力以这一手段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巩固封建主阶级对世界上被征服民族和蒙古人民群众的统治地位”。最主要的是，“当时知识丰富的穆斯林史学家、汉族史学家和西藏史学家虽然有人不免对这类世系传说感到疑惑，但却没有提出异议”。[5]很明显，对历史事实的记录时常受到政治权力的干涉，在某种政治意图之下，对基本事实的记录也变得十分困难。
当然，把“宗教”与“强权”作为史学产生的对立面显然是笼统的。从宗教的角度看，至少应该把神话、信仰、仪式与神秘、迷信、巫术等因素区分开来，只是在众多古代文明中，在原始宗教的范畴里我们很难区分这些因素，尤其是在对于历史记录的支配和影响方面。政治和宗教的结合程度在不同古代文明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差别很大，政治权力对历史记录产生的影响也区别很大。比如两河流域的政治体制保留了一定的民主因素，同时王权神化也不及埃及的“神权政治”， 所以两河流域的王表、编年史等记录在受宗教影响方面要相对弱于埃及的同类记录。
系统开发严格按照软件工程的方法进行组织，将用户权限分为三类：普通用户、经销商、生产厂商，分别对应不同的权限解决方案。并根据系统功能划分各个模块，参照需求说明书，实现各个模块，最终实现整个系统。
人类历史意识从自发到自觉这一历史进程脱离不了理性思维的产生。在这种意义上，世界古代很多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都不曾有真正意义上的史学产生。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史学起源”问题的探讨，并不是对古代文明先进与落后的价值判断。有些古代文明取得了很高的文化成就，如印度和犹太等，但是这些文明依然没有出现以理性反思为特征的史学。印度早期雅利安人的文化成就源于“吠陀”，即知识、求知之意，他们在天文、数学、历法、文字、训诂、礼仪等方面的知识丰富发达，整个古代印度在法律、政治、管理等领域都很有成就，但印度人独特的“梵天”的时间观念以及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虚幻、无常的看法宗教观念阻止了对现实世界的历史性思考，[6]古代犹太的情况与印度类似。[7]
另外，古代近东，包括后来的美洲诸文明确实很难说有“史学”产生，这不等同与这些文明完全缺乏“客观”的记录意图。但是，历史意识不止于“事实”意识，人类对历史的思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包括时间、事实、因果、政治、经济、认同、道德等意识。整体而言，如果把希腊和中国视为史学的发源地，其原因就是二者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土壤更能够支撑起对历史的理性反思。
在对战争题材的选择以及对战争问题的解释方面，希罗多德受到了赫拉克利特的影响，尽管后者的“战争”概念是复杂而抽象的，但这并不排斥具体意义上的各种斗争。希罗多德在开篇便提出要记述希腊和波斯双方的战争及其原因，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战争”是万物之源。从希罗多德之后，战争以及战争引发的问题一直是希腊罗马历史记述的焦点。
二、爱奥尼亚哲学对神话思维的突破
到希罗多德这里，我们已经无需再去争辩他所受到的理性思想的影响，沃格林断言：希罗多德的“历史动力”概念就是沿袭了由爱奥尼亚哲学家发展出来的“宇宙动力”的概念。[12]
需要注意的是，爱奥尼亚哲学家的“自然”视角并不排斥神祇，赫拉克利特的著作《论自然》便有宇宙论、政治论、神论三部分组成。不过，在爱奥尼亚哲学家那里，神的概念和传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其中，色诺芬尼对传统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反对异常激进：“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自己的神是扁鼻、黑色，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红发。”“但是如果牛、马或者狮子有手，或者用手画画，完成人所完成的工作，马就会画像马一样的，而牛就会画像牛一样的神的形象，并且会使身体就像它们各自自身所具有的身体那样。”[9]252从现存残篇判断，色诺芬尼并不否认“神”的存在：有一神，在神与人之中是最伟大的，在形体与思想上都不像凡人；神永远在同一个地方，根本不动，在不同时间里往返于不同地方对他来说并不适合，而是远离辛劳以心思摇动万物；他全视，全思，全听。[9]253由此判断，虽然色诺芬尼还没有抽象出一个完全没有形体的神，但是这种对神的认识已经和荷马、赫西俄德有本质的区别，是神话观念向抽象的哲学概念的一种转化。色诺芬尼的思想在历史学起源方面也意义重大，莫米格里亚诺指出：“通过对有关神的传统观念提出疑问，他使检验希腊历史中神与人的分界线这一部分成为必然。”[10]32
另外，赫卡泰戊斯是西方公认的地理学之父，他写成《大地环游记》，其中体现出来的走访、调查的研究方式也存在早期的哲学基础。据称，赫卡泰戊斯曾经修改和补充了阿纳克西曼德绘制的一张世界地图。看来当时对地理和自然问题的探究已经是一种学术风尚。不论是爱奥尼亚哲学还是赫卡泰戊斯，都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提供了借鉴，对历史事件的考察也是出于自然的、社会的视角。
围绕着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希罗多德的解释方式和阿那克西曼德以及赫拉克利特的某些哲学观点也有相通之处。阿那克西曼徳的一段残篇提到：“另一种存在的本性，从中所有的诸天被生成还有在它们中的诸世界。对于诸存在物生成出自于其中的，也就有毁灭归于其中，‘按照必然性，因为它们向彼此交付不正义的赔付和补偿，按照时间的安排’……”，[9]178赫拉克利特关于“战争”的非常著名的论断是：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万物按照斗争和必然性生成。[9]289另外，亚里士多德在《优台谟伦理学》中记载，赫拉克利特批驳了荷马所言但愿斗争从神界、人间都消除的观点，因为如果没有高音和低音，就没有和谐的弦律；没有雌和雄也就没有动物，它们都是对立的。[17]所以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中态和尺度是极为重要的，即使“太阳也不能超越它的尺度，否则厄里倪斯——正义之神的女使就会把它找出来”。[9]300在《历史》中，希罗多德探寻战争起因的同时，一直在突出这种“尺度”以及超越尺度的报应。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故事非常典型，在毁灭了自己的帝国后，他以战俘的身份对居鲁士说：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而在战争中，不是像平时那样儿子埋葬父亲，而是父亲埋葬儿子。但是我相信，诸神恐怕是喜欢这样的。[14]45
这种观点的来源和泰勒斯及其追随者放弃了诸神主宰人类的思维有直接的关系。“水是万物本原”的哲学命题的最重要意义便在于开启了对世界进行“自然”思考的开端，此后才有哲学概念里的神的异化，才会有质疑有形体存在的奥利匹亚诸神的色诺芬尼的学说，他甚至说：“一，就是神”。[9]256赫拉克利特又把神说成是火、逻格斯、对立的统一：“神是昼也是夜，是冬也是夏，是战也是和，是饱也是饥，它像火一样变化着……”[9]284
一是各水厂实现对电量、管道压力、液位、电动阀、水泵电流、水泵工作状态，深井泵工作状态等数据的自动采集和远程传输以及存储。二是各水厂实现对现场视频监控图像的远程传输和存储。三是实现对历史数据的高速存储和查询。四是根据权限进行报警应答，变量修改，报表查询、打印，报表数据下载等操作。五是远程故障诊断成为可能。六是安全性。组态王Web Server在Web服务器提供的安全机制上添加一层，支持对访问数据库的口令设置和检验。组态王Web Server只与通过了口令有效性检验后的请求进行数据交换。
赫卡泰戊斯和希罗多德都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神祇的存在和意义。赫卡泰戊斯认为看守地狱大门的不是狗而是蛇，由此判断，他的批判意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赫卡泰戊斯大胆地提出希腊人的许多传统叙述是荒唐可笑的。莫米格里亚诺认为：“在赫西俄德和赫卡泰戊斯之间并没有历史思考的连续性，他们之间的某个阶段发生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的一部分是政治性的：即发现了法律是导致人类社会差异的重要因素。变革的另一部分是哲学性的：对新的诠释原则的探索，还有可以从心智上刺激新发现的怀疑的产生。”[10]31历史地看，荷马史诗当中已经出现排斥神秘因素的倾向，而赫西俄德对神的谱系的系统化整理则被认为是“受解释自然力量的活动愿望支配的”。[11]
工况1—2计算结果分析：工况1，混凝土强度及板厚按照设计取值，地下车库底板回填土和顶板回填土同样按照原设计要求考虑，结果表明,地下车库整体无明显上浮，且无明显起拱现象.工况2，混凝土强度、底板和顶板厚度按照实测取值，结合现场工程实际发生情况，该工况不考虑地下车库底板回填土和顶板回填土，结果表明,地下车库出现整体上浮起拱现象，地下车库底板最大起拱高度达250 mm，顶板起拱高度达238 mm.地下车库底板最大弯矩为219 kN·m，柱端剪力为545 kN，地下车库底板开裂，柱两端发生剪切破坏.
三、希罗多德的“自然”解释
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揭开了古希腊乃至于整个西方思维方式变革的序幕，他们试图用自然本身说明自然，而不是超自然力量。这种变革并不局限于米利都，而是发生在更为广泛的爱奥尼亚地区。除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之外，色诺芬尼、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也都是爱奥尼亚哲学的代表人物。对历史学来说，对世界本原的推究是来自于哲学层面的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因为爱奥尼亚哲学家经常要围绕着本原问题探究宇宙、生命等问题的“原因”。[8]这种探研的方式以及对“原因”的重视，影响了历史学的方法和目的的形成。
从生平来看，希罗多德受到爱奥尼亚哲学乃至于同时代先进知识的影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8]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了泰勒斯的名字，在提及“灵魂转世”的问题时提到了色诺芬尼的名字，并极有可能暗示了恩培多克勒或者毕达哥拉斯，第二卷则直接提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虽然没有言及泰勒斯对“本原”的思考，但是记录了泰勒斯的生平，至少能说明希罗多德对他们是熟悉的。另外，从修昔底德的理性以及对神的态度来判断，他在年龄上和希罗多德相差并不悬殊，所以如果以前者为参照，希罗多德能够发展出比赫卡泰戊斯更为进步的历史观念是没有逻辑问题的。虽然唐纳德·拉特内尔对《历史》中事件的因果关系总结为神的嫉妒、命运或循环、神意、行为和报应、历史的分析等，[19]189-210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希罗多德为整个著作所制定的总体原则中体现出来的谨慎态度，他在很多时候是存而不论的，但是如果给出判定的话，其标准通常是物理和心理上的，总之是更为自然的、逻辑的原则，而不是超自然的。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呈现了“历史观”的矛盾性，不过他对神的令人难以判定的态度终究难掩他想阐发的人性和自然的光辉。需要注意的是，哲学在源起之初难免与神话在思维框架和内容上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是从神话到哲学的跨度却是艰难而复杂的。韦尔南对康福德的驳斥足以说明这一点。[13]92-95希罗多德虽然依然通过奇迹、预言、梦兆、幻想、占卜等来叙述神对人类事务的干涉，但是《历史》所体现的历史观念的重要进步便是“神”已经退缩到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上了。在对一些事件和现象的成因进行判断的时候，希罗多德对神的态度虽然是尊重与审慎的，但他并不盲从。《历史》当中所提及一个名为“神的事业”的峡谷，被帖撒利亚人认为是海神波塞冬鬼斧神工所为，但是希罗多德直言是地震造成的。[14]513在谈及埃及人要把赫拉克勒斯献祭给宙斯一事时，他认为希腊人完全不懂埃及人不杀人献祭的习俗，而且如果赫拉克勒斯是个凡人，他也不可能杀死数万人。在如此判定之后，希罗多德最后希望诸神与英雄能够原谅他说过的这些话。[14]131值得强调的是，希罗多德笔下的“神”并不是指具体的干预人类事务的诸神，比如克洛伊索斯在火堆上要被烧死的时候所请求的阿波罗神，[14]45而是一个更为抽象化的概念。
另外，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神只是命运的执行者。德尔菲的佩提娅曾回复吕底亚人说：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他的宿命(moira)，甚至一位神也不例外。[14]47命运观念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很明显，爱奥尼亚的哲学家也使用过这一词汇。在赫拉克利特的残篇中，它有分寸、尺度的含义，如“这个世界[一切皆同]既不是某个神也不是某个人创造的，而一直总是并且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是：永恒的活火，一些分寸(moira)上点燃，一些分寸上熄灭”。[9]295克洛伊索斯曾经给居鲁士以忠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车轮上面的，车轮的转动时决不容许一个人永远幸福的。”[14]103车轮的比喻既有“变动”又有“循环”的含义，这和赫拉克利特关于万物皆流以及世界本原的说法在原理上是相似的：万物借浓厚化和稀薄化从火产生，又重新分解为火，这个东西(火)乃是唯一的本原。所以赫拉克利特说，万物都是火的转化。他认为宇宙的转化是按照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是有一定的秩序和确定的周期的。[15]克莱门特在《汇编》中所收录并解释的赫拉克利特的两段文献也能说明这种变动与循环：“他认为[宇宙]既是生成又是毁灭的……。他实际上想说：火，凭借着逻格斯和万物之神，通过气成为水汽，水汽作为宇宙形成过程中的种子，他称为‘海’，从海生出地和天以及一切被它包围的东西。”[16]
希腊的宗教和神话在于史学和哲学的关系上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史学起源于神话”的提法更多地适用于希腊历史学的发源情况，换而言之，希腊的历史学从希腊神话中借鉴了主题、叙述方式等。同时，希腊早期哲学在对宇宙本源问题的推究上，也与希腊神话有着相同的母题；另一方面，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哲学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对传统神话的反思和批判一直是知识界的重要任务。古希腊哲学不但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从而打破传统思维方式对历史记录的垄断，而且还为史学的产生提供了具体的思考方法的借鉴。
1）提防管理范围内，严禁种植根系发达的植物，临大堤较近的范围种植高大乔木，应有隔根措施，防止发达根系破坏大堤的整体性。
表1示，在合并组和单纯CRC组中，Duke分期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93，P=0.03；经两两比较，A期与B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校准后的检验水准α=0.007。
四、对民主与法制思想的促进
爱奥尼亚哲学的特性完全能够决定其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韦尔南对这种新思考的特征总结道：首先是它形成了一种外在于宗教的思想；其次是它提出了一种有关宇宙秩序的思想，这种秩序是建立在宇宙的内在规律和分配法则上，而不是具有强大威力的主神或者“王权”；最后是，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几何学性质。[13]2-3在和史学关系密切的政治问题上，爱奥尼亚哲学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古希腊政治体制进步的进程漫长而复杂，一个关键的步骤是古风时代早期城邦的出现，城邦体制在塑造古希腊社会结构和精神面貌方面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在历史发展中，作为君主绝对权力对立面的城邦的法制化、民主化建设颇有成效，以至于希罗多德提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图式。
希罗多德在言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所使用的词汇是伊索诺米亚(isonomia)，已有不少学者指出这种平等和雅典民主的重要区别在于它的“无支配”性，而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多数者统治”。从渊源来说，汉娜·阿伦特认为伊索诺米亚始于爱奥尼亚地区。[20]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提到了米利都的统治者阿里斯塔格拉斯策动爱奥尼亚起义，他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僭主地位，在米利都建立了伊索诺米亚，然后对于爱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也这样做了。[14]360萨摩斯岛的麦安德里奥斯也曾试图建立伊索诺米亚的管理模式。[14]257-258另外，希罗多德非常著名的波斯贵族关于政体的讨论，其中欧塔涅斯主张民主制：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名声，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isonomia)。[14]232从历史背景来看，在希腊本土城邦政治体制剧烈变革的同时，希腊在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也实行制度化和平等化的原则，当时的殖民章程可以证明这一点。爱奥尼亚地区的殖民地的政治情况也和希腊的母邦相类似，但是其原始氏族的血缘纽带在殖民过程当中存在被削减甚至打破的可能。在这种意义上，爱奥尼亚地区的民主制和“平权”意识，有可能比希腊本土更缺少阶级差别。
对于前面所引用的阿那克西曼德残篇，基尔克解释道：很久以来已经被观察到，彼此施行不正义的事物必然是相等的、不同的但却相关的；而且它们极有可能是构成了分化的世界的那些对立的实体。[9]179库尔特·拉斯劳布认为在这段文献中，阿那克西曼德间接提到了伊索诺米亚。由此，宇宙被阿那克西曼德设想成一个服从法律和正义关系的体系。[21]59
韦尔南也指出，在希腊城邦，统治权、政权、王权不再是社会等级的最高层，而是被“置于中心”，置于社会集团的中心。[13]111克罗同的阿尔克迈翁的医学残篇中记载：健康是各种力量，是包括湿与干、冷与热、苦与甜以及其他力量平衡(isonomia)的结果，疾病的产生是因为其中的一种力量取得了统治权(monarchia)，因为任何一种力量独占优势都是毁灭性的，健康就是各种质料按比例混合。[21]57阿尔克迈翁借用了两个政治术语来描述医学，足见当时这种观念的普及性。
除了伊索诺米亚之外，希罗多德强调了习俗、法律、自由这些理念在政治上的作用，虽然希罗多德并没有表现出在文化方面对其他民族歧视的倾向，但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对比，却是《历史》内在的主题。在叙述完冈比西斯亵渎其他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之后，他评论道：习惯(nomos)乃是万物的主宰。[21]110通过对阿斯杜阿该斯、居鲁士、冈比西斯、薛西斯这些波斯帝王言行的描述，君主政体下的残暴、私密、奢侈、伎俩都跃然纸上，和希腊的平等、自由、法律、公开等形成鲜明对比。在谈及雅典国势的时候，他说：“权力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14]379赫拉克利特残篇248、249也强调：民众必须为法律而战，就像为城墙一样；以心智讲话的人们必须信赖那对所有人共同的东西，正像城邦信赖法律，而且更多地信赖；因为所有的人类的法律都被一个法律、那神圣者所哺育；因为它就像它想要的一般强大，满足一切还有剩余。[9]315虽然有人认为他有可能是反民主的，对人民大众是轻视的，但是此处赫拉克利特强调了对所有人共同的东西，和希罗多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并不完全冲突。
治疗组及损伤组小鼠治疗前G S H水平（47.84±6.64 nmol/mg）（46.76±6.08 nmol/mg）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正常小鼠（25.12±4.79 nmol/mg），治疗组小鼠治疗后GSH水平（35.13±4.78 nmol/mg）较治疗前明显降低（t=6.947；P=0.000），且明显低于损伤组（47.81±5.07 nmol/mg），但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史学起源虽然在表面上是历史学自身的演进问题，但是这一演进过程脱离不了相应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和知识土壤等社会环境。很明显，并非所有的文明环境都适合历史学的产生。而古代各文明所能为历史学提供的条件抑或形成的障碍千差万别，很多古代文明未能最终突破自身的“宗教”特性，而当受到外力作用而产生文化融合的时候，其文明常常已临近末晚，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是史学产生的最大障碍，西欧中世纪的史学沦为神学婢女的状况亦是史学受到抑制的典型例证。然而，即便同是在君主制政体之下，历史记录的状况和性质也可以是不同的。希腊具有批判精神和科学性质的史学之起源，有两点社会环境十分重要，一是希腊殖民地爱奥尼亚地区的开放气息，二是希腊城邦的民主的政治体制所能带来的思想氛围。[22]爱奥尼亚地区开放气息的直接体现便是受到希腊与东方文化交织影响下的米利都哲学，而哲学思维对于历史学的影响虽然模糊却异常重要。
哲学对于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长时段的。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处处都体现着理性和严谨，但是在色诺芬之后，修辞学和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并没有在求真求实方面给历史和传记以更好的借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关于诗与历史的判断实际上已经把历史置于次要地位了。公元前4世纪以后，哲学与历史更多地体现出矛盾的关系，但是爱奥尼亚哲学重自然、探究、论证，这对于历史学的起源及其特性形成的影响都是积极的。而这种影响常常是无形却又非常重要的，古希腊在知识的目的论、方法论等方面，随着爱奥尼亚哲学的产生而与诸多古代文明分道扬镳。在历史写作方面，古希腊历史学家求真求实，而且历史写作都是私人行为，所以不受官方支配和政治权力的御用。历史学是一门知识，是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一门，其合理性要受到诸多的检验、冲击和辅助。在希腊的观念中，历史是和政治、军事、地理、修辞等等知识联系起来的。至少，在理性与反思的道路上，古希腊的历史学超越了世界诸多文明。
参考文献：
[1] 波里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M].翁嘉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35.
[2] Toby A. H. Wilkinson， Royal Annals of Ancient Egypt ：The Palermo Stone and its associated fragment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Figure1.
[3] Jean-Jacques Glassner，Mesopotamian Chronicles (Writing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 [M].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4：22.
[4]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80-181.
[5] 沙·比拉.蒙古史学史 [M].陈宏法，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8.
[6] 刘家和，主编.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59.
[7] Roland H. Baintons， et al.， eds.， The Idea of Histor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128.
[8] 汪子嵩，等，主编.希腊哲学史：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02，359.
[9] G.S·基尔克，J.E·拉文，M·斯科菲尔德.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判史 [M]. 聂敏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0]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11] 莱昂·罗班. 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M]. 陈修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5.
[12] Eric Voegelin，The World of the Polis (order and History ，Vol .Ⅱ) [M]. 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410.
[13] 让-皮埃尔·韦尔南. 希腊思想的起源[M].秦海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14] 希罗多德. 历史上册[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5] H. A. Diels，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M]. Berlin： Weidmann， 1906：22，A5.
[16] G. S. Kirk， Heraclitus ：The Cosmic Fragmen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325.
[17] 苗力田，主编.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407.
[18] Egbert J. Bakker， Irene J. F. De Jong， Hans Van Wees， Brill 's Companion to Herodotu s[M].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2002：156.
[19] Donald Lateiner，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Herodotus [M].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9.
[20] 柄谷行人. 哲学的起源[M].潘世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8-20.
[21] 克里斯托弗·罗，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主编.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M].晏绍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2] 穆启乐. 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M].黄洋，编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37-3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世界古代的政治体制与史学起源研究”(15YJA770018)；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种子基金项目“世界古代的帝国与文明认同研究”(2018ZZ002)。
作者简介： 史海波，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古代史、世界古代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 K54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07-063-068
[责任编辑：翟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