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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3)06-0098-05
中国传统的学术体制主要研究经、史、子、集为主干的“四部”之学，其知识分类体系中并不存在档案专业教育之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分科设学的观念已在学校付诸实践，许多新兴的学科先后建立并发展。而近代中国档案教育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开始萌芽，当时国民政府为提高行政效率，展开了“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希冀从文书档案切入，提高国民政府机关的行政效率。虽然国民政府行政效率并未彻底改善和提高，但这一运动却催发了我国档案教育的产生。到20世纪40年代，档案教育已出现勃勃生机。综观近代中国档案教育，虽然时间不长，但档案专业却已初步形成学科体系。
一、近代中国档案教育课程设置丰富
中国学校设置档案教育课程是从1934年开始的，当时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资助，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设立特别教席，于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及图书讲习班分别开设了中英文档案管理课程，每周各授课两小时，讲授一年。1940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成立了档案管理专科。随之，私立崇实档案学校、中国档案函授学校、四川职业档案所、江苏学院行政管理系、福建集美师范学校、中央大学附中等相继成立了档案专业或开设档案专业课程。
随着档案专业教育的展开，课程设置也越来越丰富。如1940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成立的档案管理专科课程就有：中国档案论、档案行政学、西洋档案学、档案经营法、档案编目法、档案分类法、档案管理、索引法、检字法、立排序列法、史料整理法、公文研究、公务管理、研究方法、簿记与会计、打字与习字、政府组织概要、行政管理学、分类原理、编目原理、图书馆学概论、中国目录学、图书分类、图书馆行政、社会科学概论、史地概论、博物馆学、国文、英文、日文、实习等。[1]文华档案专科的课程结构已初成体系，具体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档案专业类课程。它主要包括“中国档案论、档案行政学、西洋档案学、档案经营法、档案编目法、档案分类法、档案管理”等。这些课程中既有属于档案基本理论类的，如中国档案论、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等，又有应用理论研究类的，如档案编目法、档案分类法、档案管理等；同时又有档案史学类的，如西洋档案学，这门课程主要介绍的是欧美档案工作史和档案学史。第二类：档案通识类课程。它主要涉及的课程有“索引法、检字法、立排序列法、史料整理法、公文研究、公务管理、公文管理、研究方法、簿记与会计、打字与习字、政府组织概要、行政管理学、分类原理、编目原理、图书馆学概论、中国目录学、图书分类、图书馆行政、社会科学概论、史地概论、博物馆学、国文、英文、日文等”。通识类中有加强文化修养的课程，如“社会科学概论、研究方法、簿记与会计、打字与习字、国文、英文、日文”；也有涉及交叉学科课程，如“索引法、检字法、立排序列法、分类原理、编目原理、图书馆学概论、中国目录学、图书分类、图书馆行政、公文研究、公务管理、公文管理、政府组织概要、行政管理学、史料整理法、史地概论、博物馆学”等，这里涉及图书馆学、历史学、行政管理学等相关学科。这也说明档案学是一门交叉性的综合性学科，它牵涉的面很广，需要相关学科作支撑。第三类课程是实习。
此后，在私立武昌文华图专档案管理专科课程设置基础上，档案教育课程得到不断丰富与完善。如专业类课程相继增设了“人事行政与人事档案管理、文书档案连锁办法之实施、整理旧卷”等；通识类课程也增加了“服务道德、军训、音乐、论文”等。尤其是第三类实践性课程，比例更是大大扩大。据1943年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与内政部订颁的《县管理档案人员训练班业务训练课程讲授要点及时数分配标准》[2]680，课程讲授50小时，业务讨论20小时，而业务演习80小时，业务讨论和业务演习时间之配置，占业务训练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二；课程讲授时遇有疑难问题，应随时作实地之参观，以资参证；明确规定课程所订之时数分配，于必要时得变更或增加，但原订分类、登记、立卷三项所有时数不得减少。这样，近代中国档案教育课程基本形成了以实践为导向的课程结构。
二、近代中国档案教育师资队伍稳定
师资是学科发展的依托，更是大学发展的“第一要素”。近代从事中国档案教育的各学校充分认识到师资对档案学科发展的意蕴。整体来说，近代中国档案专业学校师资队伍稳定，师资组成主要源自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来自图书馆学毕业从事档案教育的师资。如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设立特别教席，当时担任“英文档案管理课程”的费锡恩女士(Miss Grace P.Phillips)毕业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图书馆学；沈祖荣1910年文华大学毕业，1914年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1916年获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档案管理专业教师；毛坤1928年获文华大学图书馆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档案管理专业的研究和教学；汪应文1933年考试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3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档案管理专业教师；等等。可以说，最早担任档案教育教学的师资基本毕业于图书馆学，经过系统的图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后，他们对档案教育也相对比较熟悉。因为一直以来，大家普遍认为“档案管理方法本是图书馆学之一友”。[3]但在具体的档案教学实践中，他们发现档案教育不能作为图书馆学的附庸，而实有独立成科之必要。1940年，随着档案管理专科的成立，档案专业教育师资队伍逐渐形成，这支教师队伍对档案学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与图书馆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在教学和研究中，既能自然地发现图书管理与档案管理的共性，而对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加以借鉴。同时，也能自觉地去探索档案管理的特殊规律，而不机械地搬用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4]从而形成了一支独特的档案师资队伍。
另一部分则聘请档案管理的实务专家任教。因为最早“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是由国民政府行政界发起，加之档案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管理类学科，因此，一批行政界的知名人士加入了档案学教学和研究的行列。如重庆开办的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校长殷钟麒主持档案十载，经历九大机关案卷，历任档案讲师、指导员、主任等职，文书档案著述二十余种。在教师队伍中，钟舒余为教育部前档案主持人，何晋琮为中央设计局档案主持人，苗作斌为财政部花纱布管理局档案主持人。在助教队伍中，刘泽统为四川省永川县政府档案主持人，张星泉为四川省财政厅档案主持人；再如民国时期各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县管理档案人员训练班也都聘请档案管理的实务专家任教。这些行政界名人在自己的档案管理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并善于总结，具备了一定的档案理论修养，逐渐成为民国时期档案教育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还有一部分师资则直接从档案管理专科毕业而任教。如文华图专档案管理专科第一届毕业生黄彝仲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第一、二两期级任导师；第二届毕业生梁建洲毕业留校后任教，担任第三、四、七三期级任导师；第二届毕业生何德全毕业后留校后任教，担任第五、六两期级任导师。
民国时期档案教育师资队伍并不庞大，但他们能融贯中西，既从事档案理论研究，又置身于档案实际管理，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际业务能力，正是他们对档案教育孜孜不倦的教学和研究，才使得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生根、发芽，并逐渐壮大。
三、近代中国档案教育人才培养方式多样
“文书档案改革运动”迫切需要各级各类档案人才。为此，国民政府对档案教育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并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培养了一大批档案管理人才。
第一种是全日制学校档案专科教育。1940年，文华图专档案管理专科成立，原设的档案管理训练班第一期改为档案管理专科第一届，档案管理训练班第二期改为档案管理专科第二届。文华图专档案管理专科规定：“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其同等学校毕业者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师范学校及职业学校肄业生不得以同等学力报考)均可投考，在校修业两年毕业。”[2]661档案管理专业先后共招了六届，毕业学生51人。文华档案管理专科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成为档案管理的业务骨干，有些还成为档案管理的负责人。如周连宽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从事档案管理工作，为甘乃光推行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出谋划策。还有一部分担任档案教育教学工作，如周连亮在前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系讲授档案管理课程，黄彝仲在西南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讲授档案管理课程。他们共同为中国档案学科作出了贡献。
第二种是函授教育。如中国档案函授学校、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宗旨明确规定：“以研究习文书档案学术、增进科学管理技能，用函授方法，极短期内，培养专门人才，以应政府机关之需要，而达改革文书档案之目的。”[2]667该校“从1946年3月开办起，到1948年12月停办止，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内，共招生二百九十四人，其中档案高级班二百零八人，文书高级班七十六人”。[5]而中国档案函授学校的创办日期是1948年下半年，修业期限为3个月，对成绩优异，品德好，有进取精神的学员，学校还代为介绍文书档案工作。函授教育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只要对档案教育感兴趣者，都能得到学习的机会。
第三种是短期培训班。民国时期，教育部要求私立武昌文华图专档案专科筹办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1942年3月开办第一期，每期3个月，从第四期起改为4个月，共举办七期，受训学生达210余名。“学员中有半数是由各机关保送的现职档案管理人员，结业后仍回原机关工作，对于非机关保送的学员，全部公费，结业后介绍工作。”[5]与此同时，1942年到1944年，各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县管理档案人员训练班也先后开办，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与内政部订颁了《县管理档案人员班业务训练课程讲授要点及时数分配标准》，四川、贵州、甘肃、陕西、河南、山西、绥远、湖北、广东、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以及西北干训团相继遵照执行，培训学员共计达1538人。[2]684
第四种是各级学校设置档案课程。民国时期，除了专门的档案专科教育外，还在大学系科中设置档案管理课程。如私立武昌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本科和专科均设置档案管理的课程，当时修习该课程人数达到236人，其中女生136人，男生100人；[6]再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设置“档案与资料”；南昌中正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开设了含有档案管理内容的文书课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设置档案管理课程；等等。大学相关系科档案类课程的设置表明了档案专业知识正逐渐被引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此外，当时有些中学也设置了档案类课程。如中央大学附中、江西私立剑声中学等开设了“簿记学、档案管理”等课程。
第五种是研究生教育。1948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招收研究生，要求“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者”[2]665均可报名，修业期限为1年。虽然研究班的宗旨是“以研究图书馆专门学术，造成我国图书馆高级干部为目的”，但具体的研究课目中有“档案学”、“资料管理”等档案专业教育的内容。
民国政府对档案教育采取官办民办相结合、全日制函授相统一，从课程设置、短期培训、专科再到研究生教育，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层次的各级各类档案专业人员，而且档案专业教育也出现了枝繁叶茂、济济有人的局面。
四、近代中国档案教育学术研究不断深入
学术研究是专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近代中国档案教育发展过程中，学术课题和各种学术任务有序展开；大量学术论文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大批教材和专著得以公开出版。近代中国档案学术研究已取得了累累硕果，研究内容不断深入。
第一，学术课题和任务推动档案学研究。近代中国各校档案专业通过布置学术课题和各种学术任务推动学术研究。如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1941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与工作进度，专门提出档案学研究课题，如“我国档案学义例之探讨(一年内完毕)。我国档案研究，可别为古档学与今档学二者。又我国档案学更非可苟同于欧美档案学，本题对此种种义例加以探讨”；“欧美档案教育与我国档案教育问题。(半年内完毕)适应我国需要之档案教育，似有待研究，本题对此并欧美之档案教育作一考察”；“档案编目与索引论略。(半年内完毕)档案之编目及索引，与适用于图书者种种义例，有若干差异之处，本题对此作初步之研究”。[2]659－660为进一步促进档案研究的发展，文华图书馆档案管理专科还要求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经过评审合格后方能毕业。这样，学生对档案研究也有很大的责任感，论文质量过硬。如其中有一篇《人事行政与人事档案管理》，就因为“观点新颖、方法实用，后补充完善后作为教材。并从1944年秋季起，在档案管理专科及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开设了人事行政与人事档案管理一课。”[7]私立崇实档案学校还设置了档案学会，规定“毕业学员，均得参加为会员，共同研究”。[2]668在学校的倡导和鼓励下，促进了档案专业师生对学术研究的责任和兴趣。
第二，学术论文定期发表使得学术交流持续化。近代从事中国档案教育的学者利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如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创办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既是图书馆学者交流的刊物，也是档案学者争鸣的场所，很多档案学者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阐述档案学术思想。如蔡国铭的《档案研究之对象与途径》(1934年第4期)，毛坤的《档案序说》(1935年第1期)。除了学校创办的刊物外，当时国民政府创办的《行政效率》也为当时档案学者学术交流提供了方便，大批学者的学术论文纷纷在该刊上发表，估计前后共发表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方面的论文、调查报告等约六七十篇。《行政效率》不仅于1935年5月出版了档案专号，还刊载了大量国外档案学的论文。如“《行政效率》第2卷第3期上刊载的《英国外务部之组织与其运用》一文，就介绍了英国外交部档案的管理、利用和出版等情况。”[8]档案学者利用刊物定期发表学术论文，交流学术思想，形成了一套共同的档案学术话语体系，从而使学术交流得以常规化、持续化发展。
第三，教材和专著出版推进了档案学术的传承和发展。档案学成立之初，没有现成的讲义和教材，更不要说专著的出版。为此，一些学者汲取西方的理论和原则，并结合中国的档案工作实践，写出了第一批讲义。如毛坤在1934年编有《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档案编目法》、《检字法》等讲义；汪应文编有《档案分类法》、《史料整理》、《资料管理》等讲义。这些讲义都是以油印本供学生学习使用，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已提出了很多精辟而有价值的观点。如毛坤曾提出了采用法国档案学的“尊重档案群”的原则、成立国家档案馆网和国立档案学校的主张等等。这些理念和建议丰富了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内容和体系。与此同时，档案教材和专著不断涌现，主要有《县政府档案处理法》(周连宽著，正中书局1935年版)、《县政府档案管理法》(程长源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档案管理与整理》(何鲁成编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档案管理法》(周连宽著，正中书局1945年版)、《公文档案管理法》(傅振伦著，重庆文通书局出版1946年版)、《档案管理的理论与实际》(黄彝仲著，南京德新印务局1947年版)、《中国档案管理新论》(殷钟麒著，重庆私立崇实档案学校出版部1949年版)，等等。这些档案教材和专著对档案的定义和性质、档案管理的原则和方法、档案行政、档案人才等内容都进行了广泛探讨。可以说，这些教材和专著的公开出版，有力地促进了档案专业教育在各级学校的积极开展，从而推进了档案学术的传承和发展。
综而言之，中国近代档案专业教育从1934年开始开设课程到1949年，短短十几年时间，档案专业教育从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各个方面已初显成效，档案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可以说，近代中国档案教育不仅丰富了学校教育内容，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档案教育的现代化历程。
收稿日期：2013-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