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的办学方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初期论文,方针论文,吴玉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筹划建立新中国的同时，开始考虑建立一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正规大学。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中国政法大学，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抽调部分干部，创立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2月，中共中央任命“中共五老”之一、原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同年4月11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对吴玉章校长的任命状。自此直至1966年12月12日逝世，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长达17年时间。
作为一名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受惠于西方现代教育的教育家和革命家，吴玉章从参加革命起，就把教育当做立国之本，矢志办教育。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几乎纵贯一生。在他漫长的教育实践中，集中外教育经验之大成，并力加开拓，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我国著名教育家蒋南翔曾经评价说：“在吴玉章同志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漫长岁月中，为革命战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培养了好几代干部。他的教育活动，时间长，方面广，经验多，成就大，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革命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的代表。”[1]在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的教育实践，为学校“确立了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奠定了优良的传统和独特的校风，使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2](P57－58)。本文将具体分析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期间的办学思想，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的办学方针。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吴玉章校长在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时，其办学指导思想就十分明确。同他从事的其他革命工作一样，吴玉章校长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实事求是，认真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他一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始终强调要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1950年10月3日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吴玉章校长就指出，“要以马恩列斯的学说与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并把他们培养成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专家。”[3](P169－170)1951年6月在专修科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上，他又再次明确指出：“必须不断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钻研业务，精通科学技术，既要掌握建设祖国的本领，又要加强革命品质的锻炼。”[4](P174)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成为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基础课程。在学校的本科教学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最先在各个系科中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门必修课，这也成为全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必修课的范例。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政治理论课占全部教学时数的20％左右，在专修科中则占到30％左右[5]。
在重视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的同时，吴玉章校长也十分重视加强和提高学校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为了组织教员和教学行政人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他于1950年9月8日主持会议并讨论决定：“为提高我校全体干部的政治水平，有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以应付今后工作之需要，决定成立马列主义夜大学及马列主义夜校。我校全体干部，除学习文化及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二教研室的干部可不上课外，一律毫无例外的分别参加规定的学习。”[6]1950年9月19日，第一期马列主义夜大学和夜校开学，共招收夜大学学员600多人，夜校学员700多人[7](P175)。另据统计，马列主义夜大学开办十年后，共有16191名学员毕业、结业，其中大多数人成了首都各条战线的骨干，许多人担任了领导工作。
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既有一批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任教，又有当时全国高校中数量最多的苏联专家来校指导，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教员、翻译苏联教材等方面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学校开办仅四年，即有一、二、三年制的政治理论和其他专业研究生共计1158人毕业，其中有767人先后在全国210所高校担任马列主义理论及其他专业的主讲教师以及教研室的正、副主任[8]。此外，195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的统筹下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班，也为全国高等院校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研究骨干。到1956年，全国几乎每个高校都有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政治理论教师[9]，其中马列主义研究班就为全国高校培养了2500多名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专业的政治理论课教员和助教，并涌现出郑必坚、孙尚清、何建章、朱作霖等一批全国政治理论战线和科学研究战线上的骨干。
与此同时，吴玉章校长强调要系统地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割裂和肢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科学体系。他指出：“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并不仅仅是熟读这些导师的著作，最主要的是要掌握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10](P175)这一指导思想带动了中国人民大学对马列主义的研究与宣传。其中，《教学与研究》作为一份最早服务于全国高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和科研的专门刊物，同时又是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创办的刊物而备受瞩目。该刊先后发表了《为什么学习以及如何学习〈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以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谈《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这些文章立足原著，本着弄清原意、理清思想的原则，从实际出发，透过现象分析本质，并结合实际进行分析运用，被学界视为“及时雨”，对于纠正当时的思想偏差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还在其他刊物和译著上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学校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更多次被毛泽东主席列为用马列主义理论统一认识、纠偏扶正的重要读物。为了配合全国上下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热潮以及教学科研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组织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共产主义》、《马克思论报刊》、《毛泽东论哲学》等一系列书籍，这些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都具有开拓性、奠基性意义。此外，学校还于1964年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使得当时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无论是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教师、编写的教材、出版的刊物，还是学有所成的毕业生，在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中，都成为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坚持教学与实际相结合，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学校的“教育方针应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11](P95)。吴玉章校长将其具体阐述为“我们在领导思想上不但是强调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的经验，而且还强调系统地和密切地注意中国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并从实际出发规定我们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各种教学制度等。”[12](P440)他强调要根据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来设置系科、专业，制订教学计划和安排课程，并且详细提出了培养新中国各种建设人才的具体规划和做法：在系科设置上，本科和专修科所设的各类专业，大都为“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所急需的”；在教学方法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使生产经验与科学相结合”；在教材建设上，强调“创造具有现代科学水平与高度思想水平的教材与参考书”；在教学内容上，既强调“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又强调“用科学上的最新成就来武装学生，以培养德才兼备的新中国建设人才”。[13](P4)
吴玉章校长重视调查研究，注重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直到晚年，他还“经常顶严寒冒酷暑，到祖国各地视察，深入工厂、农村、学校，了解基层情况，倾听群众意见”，并且常常教育同志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4](P20)。他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也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当中，强调“教员要认真研究中国的实际材料，结合已学到的理论，把实际材料系统化，逐步提升到理论上面来”，在讲课和讲义中，要“逐渐增加中国的材料，分析国家建设中有关的实际问题”[15]，从而提升教学水平。对此，吴玉章校长不但经常听青年教师试讲，还抽出时间审阅青年教师的论文和著作，并时常勉励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讨论的形式，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了帮助教师和学生更好地了解实际，吴玉章校长积极鼓励各系科和政府有关业务部门及厂矿企业订立契约，建立固定联系，实行互助合作。起初，这类合作主要是邀请生产一线的人员参与教学计划的修订、教学大纲与教材讲义的编写、科学研究报告的审阅，以及聘请有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如外交部、中宣部、水利部、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以及北京市的领导和相关负责人来校为师生作报告。随着合作的推进，学校逐渐探索出更多“教学联系实际”的新途径。首先，与企业合作成立“科学研究小组”，由教研室与业务部门指定负责人共同开展研究；其次，企业管理训练班与生产实习相结合；再次，派教员参加业务部门的具体工作，或参与专题调研等。1953年，吴玉章校长在总结学校工作时，专门介绍了学校与天津市委工业部的合作模式，包括“教员可以随时下厂搜集材料”，“给工厂解答问题”，为“工厂厂长、车间主任、党委书记”等在职干部开设“企业管理训练班”等。[16]
对于青年学生，吴玉章校长曾多次告诫他们“不要以政治上的进步来鄙弃业务技术”[17](P429)，并鼓励他们开展社会实践，其中生产实习就是将书本学习同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式。通常情况下，生产实习是到工厂、政府部门、国营农场，以及其他与学生学习领域相关的生产单位，进行三到五周的实习。学生们一般在第二学年之后的暑假期间，参加由学校安排的生产实习。中国人民大学从1952年夏天开始进行生产实习，第一批学生主要是工业经济、财政、贸易经济、计划统计和法律五个系的学生，他们分别奔赴沈阳、长春、大连、青岛、济南、郑州、太原、天津、保定等地区的69个机关、企业单位。在各个生产单位，学生们像普通工人、办公室雇员或者店员一样工作。他们需要记日记，撰写终期报告，总结他们在生产单位的工作情况。当然，学生从实习中获得的实际经验，根据他们被分配的单位性质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但实习确实使他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
除了生产实习，吴玉章校长还强调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及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比如建立实验室、印刷厂等。1958年6月19日，吴玉章校长来到新闻系实习印刷厂参观，并表示“工厂办起来就更有利于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了，以后你们还可以研究新的排字技术”[18](P286)。吴玉章校长提出所有这些方法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能够在实际情况下，运用他们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获得实际动手的经验。在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在校内还建有一个著名的实习基地，那就是位于中国人民大学西北角的原校办工厂。1957年，工业经济系的20多名老工人和学生为了勤工助学，实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始筹划在中国人民大学西门设立工厂。1978年复校以后，工厂一改从前重工业式的生产模式，转而生产教学仪器，直至2003年为满足明德楼的建设需要，机械厂房才被拆除。这些实习基地的建设，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校生提供了一个不出校门就能“练手”的场所，使得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迅速适应角色的变化，发挥学习所长。学校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用人单位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不仅有过硬的政治素质，还表现出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19]。
正如吴玉章校长在《人民大学》校刊发刊词中指出的：“我们学校所需要培养的干部……要精通科学技术也就是要精通业务”[20](P411)，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以来，“继承和发扬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传统，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21](P18)。在吴玉章校长的倡导和鼓励下，学校与业务部门挂钩的做法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制度得以坚持和发扬，而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坚持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致力于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
1949年到1952年，是我国对旧中国高校进行全面接管和改造的重要时期。而当时接管的205所高校，普遍存在“规模小、分布不合理，系科庞杂，层次比例不当”等问题，在办学思想、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也存在诸多问题，这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国家建设需要差距很大[22](P487)，并且这些高校大多以英美大学为榜样、为旧中国服务。因此，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教育成为当时国家的一项主要任务。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国家明确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取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来建设新中国的教育，其中特别指出：“创办人民大学的任务，是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这将是新中国的完全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起点”[23](P684)。
由于吴玉章校长曾经创办过老解放区的高等学校，又有在旧中国办教育的经验，对苏联教育也有相当了解，因此他能比较全面地贯彻执行中央的上述方针。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在系科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针、科学研究、师资培训等方面，都根据我国的情况和需要，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借鉴学习苏联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关于学习苏联，吴玉章校长曾经多次强调：“对待外国经验，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搞教条主义”[24](P61)。在今天看来，这些意见仍然是可取的。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中央指定的两所学习苏联经验的院校，加上中国人民大学是在中苏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创办起来的，因此在建校初期聘请的苏联专家人数最多、层次最高、涵盖面最广。在学校创建的最初三年，即1950—1953年，苏联专家帮助学校建立了各项工作的基础。从1950年到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共聘请了98名苏联专家。这些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期间，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有着明确的角色定位，坚信自己的使命是宣扬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一个正规的教学体系，并且同西方资产阶级在教学领域产生的影响做斗争。因此，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后，立即将苏联模式的制度和理念带到了学校，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组织性和计划性。1950年，苏联专家刚到学校的第一天，就开始着手制定下一年的教学计划。对此，吴玉章校长在1950年的校委会上指出：“苏联专家同志们一来到北京，在暑热的天气下，立即开始了工作，现已给我们拟了一个完整的详细的教学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了苏联建设的丰富经验和最新的科学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他同时强调对这一教学计划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循序渐进地去理解学习”[25]。随后，几乎在所有的学科领域，苏联专家都开始制订计划，并且明确每一个人在完成计划过程中所负有的责任。可以说，对于计划的制订，以及对计划执行效果的评估，是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后提出的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
对于苏联专家给予中国人民大学的帮助，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的各项做法，吴玉章校长也多次给予肯定，他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最早得到苏联专家直接的帮助，从制订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大纲与教材到规定教学组织、教学制度等，都认真地、系统地采取了苏联高等学校的先进经验和最新的科学成就”[26]。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上，苏联专家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诸如教研室、“习明纳尔”、口试、四级计分制等苏联模式的教学制度，并且指导中国教师和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召开一年一度的“科学讨论会”。苏联专家还为这些教学制度的推行制定了详细的评估体系，在他们的指导下，学生成绩、课程通过率等统计数据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对各项工作进行量化统计和考核的新型工具，对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我国其他高等院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苏联专家的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同吴玉章校长对于学习苏联经验的肯定态度密不可分。也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的积极实践和显著收效，高等教育部于1954年4月召开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号召全国100多所高等院校借鉴中国人民大学在学习苏联方面的成功经验。
四、坚持向工农干部开门办学，致力于为工农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全国总人数的0.37％，无法满足国家建设与经济复苏的迫切需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对入校的专修科学员中曾经担任过财经系统科长以上职务的人员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不足初中文化水平的超过70％[27]。鉴于这一巨大的人才缺口，培养工农干部成为高校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28](P18－19)。
对此，吴玉章校长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继承老解放区的革命教育传统，使得前身时期就素有“造就革命的先锋队”这一传统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实现工农干部知识化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和实践。吴玉章校长认为，“工农干部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有着“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和政策理论水平”，还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并且“工作积极，埋头苦干，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立场坚定”，但“他们在建国后要管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还缺乏相应的“文化水平和业务技术水平”。因此他指出，中国人民大学要“下决心为党培养一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经济建设队伍”，“使他们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的专家”[29](P180)。
在这样一种理念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根据国家需要，确定了学校的干部培养对象主要为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干部以及奋战在各行各业的在职干部，并且在1955年前以招收调干生为主。据统计，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数为2930人，其中入学前为干部和工人的占到72％，并且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曾是战斗英雄和劳模，部分系科如外交系的学员更是几乎全部都为工农干部出身[30]。直到1953年，干部与产业工人占学生总数的比重依然高达70％[31]。
针对这样一种学生构成，学校在办学体制和课程体系的设计上，充分考虑到工农干部学员的特点，将校内办学和校外办学、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学制、多种形式和多种规格的办学体制。学校既设有培养高校师资等高层次人才的研究生班，又设有集中培养专门人才的本科班，还设有系统提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和行政管理能力的专修科。同时，学校还开设了预科、工农速成中学等教学机构，帮助文化水平较低的学员补习文化知识，并开设马克思主义夜校和夜大学，为高校及中央和北京市输送了大批在职干部。
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上，学校提倡因材施教，严格确保教学质量，一方面不能降低工农学员的入学标准，另一方面又要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学员创造学习条件。因此，学校在培养步骤、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计，规定工农干部入学前需要对其文化水平进行评定，文化水平较高的直接进入本科班学习，文化水平较低的那部分学员则需要先到预科班或工农干部速成班进行补习，待文化素养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再系统全面地接受高等教育。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最早开办函授教育，培养输送了大量的财经政法部门和企业的在职干部，这也成为新中国成人高等教育的起点。对于高等函授教育的开办，吴玉章校长一直十分重视。1951年6月，吴玉章校长和胡锡奎、成仿吾副校长联名向中央提出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函授教育的具体实施计划报告，报告中对函授教育的办学思想、办学形式、教学体制等提出了具体的规划。1955年1月，第一届函授专修科学生毕业，已是77岁高龄的吴玉章校长“亲自主持召开了北京函授站部分应届毕业生座谈会，虚心听取函授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32](P205)，全面总结函授教育工作经验。
1950年3月，《人民日报》刊登《访中国人民大学》一文，文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校学生中，革命干部和先进工人占1/2以上”，“这是中国社会关系在政权改变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劳动人民将被逐步培养成为新型知识分子，进入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知识的领域，成为新中国建设中的骨干。”[33](P97)可以说，当时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许多工农学生，都是在旧体制下没有办法进入大学的，而他们通过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系统学习，走上工作岗位后，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中流砥柱。
总之，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后的第一任校长，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吴玉章在任期间结合自己数十年来的办学经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致力于学校各项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致力于教学科研工作的探索与推进，逐步形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在他任职的17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共为国家培养输送研究生5085人，本科生13505人，专修科生7596人，学习班生1425人，工人班生35人，预科班生1012人，校外函授为国家培养输送在职函授毕业学员19087人，除马列主义夜大学、夜校未统计在内以外，17年间总共为国家培养各类建设人才近5万人[34](P196)。
可以说，吴玉章校长在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的教育实践，使得学校成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同时也奠定了学校校风、学风、教风的基础，指引了学校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这样评价说：“吴玉章校长一辈子办教育，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亲手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如今“已经成为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镇”[35]，并且正在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不断探索，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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