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困难和国有资本经营范围的确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营范围论文,国有企业论文,国有资本论文,困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有企业计划体制病的主要表现
我国的国有企业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就是在改革开放中新建的国有企业，也网罗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体制中，很少可能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健全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给国有企业造成的弊病是机理性的，危及整体，主要表现在政企不分、社企合一、制度落后、技改困难、抗压无力五个方面。
（一）政企不分。
政府管理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明显的应有职能。也是宪法所赋予的权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的权责之一的第六款是：“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为此，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设有管理各类国有企业的部委和厅局。既然各类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都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各个主管部门自然就要代表政府履行对辖域内企业的行政领导。在这样的政体下，政府和企业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是正常的。而且有政府直接关心与支持作后盾，是国有企业搞活经营的极大便利。所谓政企不分，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批评的那种“以政代企”（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报。》）的现象。表现为一方面，企业行政层级化，成了各部委厅局行政系列的基层单位，企业内部机构设置与政府机构设置也基本相同，厂长、总经理的职能和厅局长、县镇长只有行政级别高低之分，没有多大区别。凡行政领导要参加的会议，他们都要参加，而且他们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是厅局级的或是处级的厂长和董事长，以便对号入座，享受相应行政级别的权利和待遇。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取代企业经营管理，主管部门的长官意志往往干扰甚至取代企业盈利目标的追求，生产经营、技术改造、物资调动、人事安排、工资分配等，都由主管部门直接管理控制，企业没有真正的自主权。特别是在企业人事安排、班子调整上，少数缺乏公心的长官意志总要死死干预，包括不负责任的口头指示、电话授意、秘书吹风、夫人通气，紧张而复杂，千方百计地以种种冠冕堂皇的言辞安插“听话”、“能办事”的亲信。在他们看来，抓住企业的权柄是最最重要的，没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不足为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企业在调整班子时组织部门那么“认真”考核出来的班子又往往不理想，长期留下个“关键是领导班子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也因为这样，企业领导的行为目标首先是要讨顶头上司的欢心，忙于官场攻关；其次才考虑企业盈利问题，何况只要官场得意，就是商场失意亏损也不过跳槽而已，绝不至于跳楼的。
（二）社企合一
这与政企不分直接相关。企业既然也是或相当于政府的基层单位，就有义务管社会，负责社会事务。有多少职工就得包办多少职工的社会福利，包括医疗、保健、文化、教育、就业等。1993年5月， 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张羽来厦门鼓浪屿休养，5月14 日下午被邀来厦门大学与经济学院一些年青教师座谈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问题。张羽在坦率地谈论鞍山钢铁公司的诸多困难中就有一个办社会的沉重包袱问题。后来，他在当时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内容相同的文章（注：参见张羽：《从鞍钢看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的三个问题》，《红旗》1995年第10期。）。鞍山钢铁公司是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起过重大作用。从1949年到1994年，累计生产钢23059万吨，占全国钢产量的18.23%；钢材14718万吨，占全国钢材产量的15.11%；累计上交利税531.6 亿元，同时还调出50000多名干部工人支援全国重大冶金企业的建设。 贡献很大，成绩辉煌。在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却遇到了一些很棘手的具体困难。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就理不顺。“七五”期间，鞍钢开始承包经营。方案是国务院批准的，由当时的国家体改委、计委、经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五个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认可。可是，当承包过程中出现情况变动按合同规定需要找发包方商议修改时，却找不到具体的发包方。例如承包方案中规定，承包期间国家税率、税种发生变化，要相应改变企业的承包基数。找谁去？分别找，哪个部委都说单独决定不了，要把五个部委一起召来，你又没有那个权力。只好拖着搁着。企业留利少。1949年到1980年的32年间，实现利税共280.6亿元，同期上交国家利税共计276.6亿元，占实现利税的98.33%，企业共留利4.67亿元，只占实现利税的1.67%，平均每年留利不到1500万，其中有11年留利为零。 现在办社会的负担感到很重。鞍钢有全民职工20万，集体职工18万，号称40万大军。厂里厂外，家里家外，都要管。办了10个科研单位，69所大中小学，12个医院，还有一整套住宅建设管理的生活福利系统，就全市的民用煤气、冬季取暖大部分都由鞍钢免费提供。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社会，里里外外、老老少少、衣食住行、生死病残，都要负责。国外企业就没有这个负担。它们捐资办学、搞慈善事业，给职工办一些休闲娱乐等生活福利设施等，都是从企业经营需要和雄厚财力出发的，与中国企业办社会性质完全不同，负担也轻得多。国有企业背这么大的社会包袱，如何能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自如运行？
（三）制度落后
在限制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国有企业只是生产各种产品的单位，即生产钢铁、煤炭、粮食、棉花、棉布等等的单位。国家每年制定各类产品的产量指标，再分解到各企业，指令必须完成。各企业绝对服从国家计划，只有面对计划的任务，没有面对市场的责任。所谓商品生产，对国家来说是存在的，除了制订计划、组织生产外，还必须组织供销和收购，掌握价格，调节市场。对企业来说并不存在，投资由国家统筹统办，生产由国家统管统调，产品由国统购统销，财务由国家统收统支，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企业只有一个任务，听命完成计划指标。因此，企业只有面对计划的劳动竞赛，没有面对市场的销售竞争，只要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就可以夺得红旗，当标兵。1985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说中国没有企业，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这个说法虽然有所偏颇，绝对化了一点，中国的企业还是有的，只是极不完整，缺乏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他的话一针见血地道明中国的企业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现代企业有面对市场求取最大利润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严密的经营管理制度，包括企业经营理念、经营战略、经营策略、技术管理、市场调查、分析预测、资本营运、成本控制、激励制度、约束机制、市场营销等，每个环节都要求细致、准确、切实，做出可行计划。有人跑非洲一看，说非洲好多人没鞋穿，鞋的市场很大。有人的结论却相反，说非洲人不习惯穿鞋，没有鞋的市场。谁对？市场分析错了，就会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说到经营理念，1993年9月，台湾省高雄市的， “中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王钟渝给大陆经济学家代表团讲了个故事：该公司在70年代初建时就决定安装电脑管理系统，当时连计算器都很昂贵，包括一些职工在内的不少人反对这项大投资。厂方可说是一意孤行，硬是安装起来了。使用不久，厂方组织视察运转情况，发现有个搞统计的职员一边在看电脑，一边又用老式方法在本子上写写算算。问他有电脑了何又这样？回答说我怕电脑跳错，这样对照起来就不会错。第二天，人事部门就通知这位职员不用上班了。厂方宣布解雇的理由是：“既然采用了先进技术，就不容怀疑，出了事厂方负责，如果大家怀疑，会影响先进技术的使用效率。”如果按一般理念，这位职工的负责精神是要表扬的。理念不同，经营效益也就不同。现代企业制度我们正在起步建立中，比起外资企业和国外境外企业是落后多了。
（四）技改困难
产品销售竞争历来靠三大法宝：新产品、高质量、低价格。这三件法宝的铸造都有赖于科技的开发和应用。18世纪起英国有“世界工场”之称，它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国，靠的就是它最先实行产业革命，建立起机器大工业，按照现代的话说就是最先进人神奇的“工业经济”时代。机器的使用产生巨大的效率。以制针为例。在亚当·斯密时代，靠分工合作，10个人用手工工具一天能制针48000多枚，平均每个人4800 多枚。如果每人单独干，一天制作不了20枚。产业革命以后应用机器制针，一台机器在一个11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145000枚，一个女工可以看管4台制针机，每天可生产60万枚，是工场手工业工人每天产量的125倍！又如用机器剪铁就象裁缝剪布一样轻巧，6 吨重的蒸汽锤可以高高举起把巨大的花岗石打得粉碎，一种叫“托尔”的机器锻造一个160 吨重的轮船蹼轮轴就象铁匠打一个马蹄铁那样轻巧。老英帝国为何能称雄世界就可想而知。现在科技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科学技术因素。科学技术因素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有人说本世纪初大体是5—10%，60 年代增至50%，现在高达60—80%。这说法不一定准确，但说科技作用增大是对的。现在科学技术一方面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日益缩短。蒸汽机从研究到18世纪定型生产，差不多经历了90年。19世纪内燃机的研制到推广使用经历了38年。本世纪晶体管发明到使用只需5年。 激光研制使用只需2年。现在电脑软件每年都有新版本。1990 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1996年亚太经济组织将这种新型经济定义为“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1998年我国科学技术界、经济理论界也开始比较热烈地谈论知识经济，预言人类将在21世纪的下半叶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是比英国产业革命以来由瓦特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与产业化形成的工业经济更先进无比的时代，在各类产业中普遍应用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管理科学技术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愈来愈显示出在市场经济中的无比威力，也愈来愈深入人心。就从具体事例说吧。过去的日本被认为是重技术应用而不重科学研究的国家，它的方针是让别人去花大本钱研究科学，它只花小钱购买使用研究成果，所以工科大学生是理科大学生的5倍，工程师与科学家之比是7∶1，诺贝尔奖获得者至今只有3名。相反， 美国被认为是重科学研究而不同时重视技术应用的国家，工程师与科学家之比是3∶1，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是世界第一，光芝加哥大学就有68位，大大超过日本。但日本在技术应用上的工业成就大大超过美国。50年代，日本引进科学技术 233项，60年代引进1090项，70年代引进2091项。成本低廉，大概美国花100单位美元研究出来的成果，日本只要用1美元就可买到。日本就利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降低生产成本。美国为解决卫星能源问题研制的太阳能电池，被日本引进用来生产各种太阳能半导体计算器。美国为制造军事微型通讯设备研制的半导体技术，被日本引进用来生产半导体收音机。美国为缩小导弹、飞船体积研究多年而发明的钴合金粉末磁钢，被日本用来制造小型录音机、录像机。所以日本的家电等产品成本低，在国际市场上曾独占鳌头。美国同类产品价格比日本高出20—30%，竞争不过。这是美国在与日本贸易中长期处于被动的主要原因，逆差最大的年份达600多亿美元。美日两国因此80年代、 90年代常发生贸易磨擦。有人说美国是狗熊，苞米掰一个扔一个。日本是狐狸，跟在后面尽拣便宜。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有改变，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工业应用，特别是电子技术的应用，电脑软件版本不断更新升级。制造业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平均比日本高17%，比德国高21%。按小时成本算，比日本低3%，比德国低10%。过去失去的汽车、 家电等市场又逐步夺回来一些，1996年， 光音像制品出口欧共体顺差就达300亿美元。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回升，1美元由1995年换83.55 日元的最低谷，回升到1997年的120元以上。在1998年的日本金融风波中，6月份曾1 美元换146多日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很重视科技的引进与应用。可是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存在制度性的滞后与障碍。很多企业栽倒在技术设备的改造更新工作上。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市场竞争问题，也就没有技术改造的紧迫感，机器设备只有自然磨损老化，没有精神磨损淘汰，因此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定为25年，比马克思时代19世纪英国平均更新周期13年还几乎长一倍。就是更新，基本上也是以新换旧而已，新技术含量没有多大增加，所以有的老经济学家称中国的固定资产更新是“复制古董”。技术革新也常讲，不过是挖潜改进的小打小闹罢了。纺织厂的技术改造最能说明问题。50年代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一座10 万纱锭、 3500台布机的棉纺织厂，需要投资3500万元（当时价），13个月就建成，投产后一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还上交利税，包括工业、商业利润和税收。25年的收入就可造25个同样规模的厂。可是年年收入年年上交国家。国家不返回技改，就是大修理也得打报告申请。国家把这些钱用在外延扩大再生产或投向其他新项目去了。改革开放了，在企业没有任何积累的情况下，80年代中期由原来的国家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叫“拨改贷”，国有企业无不瞠目结舌，技改没有财力，陷落在“不技改要死，技改就必死早死”的困境。从贷款到形成生产力，需要时间，而利息就得从贷款的第一天算起，负担沉重。过去在国民经济“农轻重”的发展序列中有过重大贡献的纺织厂几乎全行业的不景气，只得压锭调整。上海市从1992年到1996年，250万纱锭压缩到170万锭，纺织工人从50万压缩到28万。1998年到1999年，全国要压缩淘汰落后的1000万纱锭，其中沿海480万锭，内地520万锭，先沿海后内地，2年内完成。 纺织业的这个困境完全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因为纺织厂利润丰厚，全国盲目扩建增建，而上外延铺张，造成一方面无视技术改造、另一方面棉花供应紧缺的被动局面。90年代，全国国棉厂全部开工，每年需要有6000万担棉花，而国家每年收购到的只有4000万担左右，缺口三分之一。如果过去重视集约型经营，及时技改，少建新厂，不至于今日大规模压锭的。
福建省青州造纸厂1972年建成投产，是中国采用硫酸盐法生产浆纸的现代化特大型企业，曾是中国技术装备最先进、生产能力和规模最大的浆纸生产基地。到1994年，累计上交利润6.2亿元，税收3.5亿元，共9.7亿元，相当于建厂时投资的12.9倍。1995年， 新安装的一条年产15万吨未漂硫酸盐木浆生产线投产，从此企业走入亏损、负债泥潭。该生产线总投资15.4亿元，其中1亿元为自筹外，其余为贷款， 加上流动资金负债5.46亿元，负债总额达18.61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2.77 %。 1995年还实现利润92万元，1996年转盈为亏，亏损额近1亿元，1997 年亏损4亿元。1998年6月20日，北京有家大报头版报道说，该厂陷入困境是因为投资决策失误。事实并非如此。1985年，青州造纸厂根据国家制定的“集中制浆、集中治理污染、分散造纸”的产业政策，为充分利用福建省森林资源丰富的优势，摆脱中国纸浆长期依赖进口，从改善纸工业原料结构、发展中高档的良好愿望出发，结合解决品种单一、抗风险能力差的状况，提出扩建年产10万吨商品漂白浆项目的建议书。1986年国家批准立项，1987年通过部级论证，正式决定将该项目规模改为年产15万吨本色木浆，1991年4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开工，1993 年完成建安工作。1994年试产，1995年正式投产。整个项目前后经历了长达10年之久。因投资管理环节过多，扩建前前后后盖了一千多个图章。在这10年中，物价上升，汇率并轨，税制改革等因素影响，投资概算由原来的4.4亿之上升为15亿元多。造价增加了2.5倍，而良好的市场机遇拖延掉了。立项时国际市场上浆板每吨8000元左右，1995年初每吨还有6800元，到年底跌至4800—5000元，1998年每吨只有3250元了。试想，如果说工程提前5年建成投产，就会一路顺风， 很快收回全部投资和获得丰厚利润，不存在投资失误问题。如此长的扩建周期，最好的投资决策都会转变成失误。 青州造纸厂内部管理也有些问题。 办厂初省政府拨给的60万亩山林只砍伐不补种。成了荒山秃岭，只得高价买木材，致使木材价占总成本价的70%，而国外只占30%。 技术改造的困境， 薛暮桥在1981年就讲了，他说：“三十年来，我们集中力量去搞新的建设，对三十几万个旧工厂不给资金进行革新改造，甚至连设备更新也无力进行。这种错误的建设方针，不应当再进行下去，可是这种错误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有些地方还在盲目地搞重复建设，以小挤大，落后挤先进。”（注：薛暮桥：《如何正确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1981年3月13 日《工人日报》。）原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张羽说，从1949年到1980年，国家拨给鞍钢的技改资金总共只有3.5亿元，其中9年为零。冶金设备特别是主体设备的技改资金数额大，企业自身根本无力进行重大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注：参见张羽：《从鞍钢看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的三个问题》，《红旗》，1995年第10期。）
（五）无力抗压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效益提高不明显，但厂外成本加大。必须支付的厂外成本主要有三种：
1、改革成本。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配套改革， 改革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企业增加支出，一个基本公式是：凡事用钱“国家出一点、企业出一点、个人出一点”。工资改革、价格改革、税制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等，都要增加企业负担。结果不是直接减少留利，就是加大产品成本。
2、开放成本。开放是必要的，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开放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引进外资，另一方面是进出口贸易。到1997年底，全国累计外资企业29.69 万家，扣除停办和迁走的，实际是23万家，开业的是14.5万家，实际利用外资是2044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1997年达到3200亿美元。两方面的成绩都很大。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国策，今后还要扩大开放，并要提高开放水平。但对国有企业来说，也要支持很高的开放成本。
（1）对外商免税减税，等于对内商（包括国有企业）增税加税。 内商所得税是35%，外商是15%，无异于对内商加20%的所得税。在市场竞争中就不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2）大幅度降低进口商品关税， 内商在增强竞争力之前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就会降低。从1992年以来，中国已4次大幅度降低关税。 1997年与1992年相比，平均税率从43.2%降到17%，总降幅60%。降税的外国商品，有利在中国市场销售。如无线电话市场95%为外商占有。 1996年，仅摩托罗拉公司的无线电话在中国销售额就达27亿美元。 轿车市场基本上也在外商手里，上海汽车公司桑塔纳轿车的产权属德国大众汽车公司。
（3）外商经营手段高超，内商一般难以匹敌。 外商积有数百年市场经济的经营经验，合法非法手段运用娴熟，游刃有余，相比之下，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还未消国家干部的官气，只知循规蹈距，照章办事，缺乏市场竞争必需的灵活机智。苏州电视机厂生产的孔雀牌电视机在当地和近邻已小有名气，和荷兰菲利浦公司合资经营后，菲利浦公司就买下孔雀牌商标20年，买下后封存不用，实际上外商买的是不使用孔雀牌的使用权。20年以后，孔雀牌就自然死亡了，谁还想到有过这名牌？上海有家化工厂生产的美加净商品系列化妆品，全国驰名。与外商合资后也被逐步取代，少用美加净商标。结果美加净品牌产品销售额三年内从3亿元降到6000万元，只有合资前的五分之一。 出于上海市民的呼声，只得忍痛用高价买回美加净商标。1996年销售额恢复到1.7 亿元，1997年超过了3亿元。在老谋深算面前一不慎，就会造成巨大损失。
（4）走私冲击。国门一开，歪门邪道就难免旁趋斜出。 走私烟草、胶卷、光盘、石油等，冲击国内市场。原厦门福达感光有限公司的彩色胶卷生产线是中国同业中最早引进的第一条， 可试产以来就亏损2亿多元。除了全国重复引进生产设备严重闲置外，胶卷走私也是重要因素。1994年，国内消费进口的彩色胶卷约6800万卷，通过海关进口的只有646万卷。市场上的进口胶卷90%以上是走私进来的。 按正常贸易渠道，进口彩色胶卷如柯达、富士的到岸价为每卷1.3美元，加78 %的进口关税和17%的增值税，进口成本价即达22元人民币。加上中间流通环节的费用和商业利润，零售价定在30之左右是正常的，这与欧美及日本等国际市场上每卷零售价为4—5美元接近。可走私批发价每卷只有12 —13元，零售价20元左右。福达胶卷无法竞争。 国内感光企业效益普遍低下。汕头公元公司1994年亏损385.2万元，1995年亏损3397万元。 厦门福达公司负债25亿元，每年得付息2.5亿元，一年产值却不到2亿元，设备利用率不到15%，市场率只占5%。不是企业消灭亏损， 就是亏损消灭企业。1998年3月26日，有着14 年创业史的厦门福达公司的控股权（80%）只得以1.49亿美元卖给美国柯达公司。
3、社会成本。除了各种赞助费以外，其他社会收费繁多。 企业集资性收费，单位福利性收费，合法的与不合法的，数不清，道不明，有的部门统计是3400多种。有相当部分属寻租行为，合法收费中也往往夹带圈钱营私成分。有的是属政府部门公告收的费外费，邮资在1991 —1997年两次大幅提价，如平信就上提两个150%，由8分提到2角再提到5角。可寄挂号、快信、专递、汇款等提价后仍要收附加手续费。火车站行李房领取托运货物每件得交手续费，提到行李门口每件又要交劳务费。飞机票从1995年以来，几乎是一年涨两次价，还要交机场建设费50元。如果这些收费都是合理的、必要的，那末也应当实行一票制，加涨在邮费、托运费、机票上。邮电局、火车站、机场候机室等都贴有“接上级指示”一类堂而皇之的通告布告，实在教人难以理解。只知道政府不断地三令五申再三令五申地禁止乱收费。收费外费、税外税，容易坑害消费者权益。企业是这方面的重要消费者之一，为此增加不少开支。有的收费和涨价是不合理的，飞机票就是一例。一方面涨价，一方面对折、6折、7折等招徕乘客。1998年才明令禁止随意打折的不正当竞争。既然可以打大折，说明利润很丰厚，有超额利润水平。
国有企业背上以上五大包袱，就象被大雨淋湿羽毛的鹏鸟，沉重得有翅难飞。就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全国尚有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盈利，为国家提供70%的财政收入，是世界少有的奇迹。
二、国有资本经营范围决定于经营成功率
因为国有企业遇到种种困难，长期亏损面大，改革也难见效，因此理论界有些人失去信心，提出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性经营范围，只限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范围。这是有失偏颇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决定于自身的经营成功率。如果有竞争性，经营成功率高，就可扩大经营范围，否则就缩小。就个别企业说，如果它经营得好，为什么要退出竞争性范围呢？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哪种资本不存在退出不退的问题，只看自己的竞争力和经营成功率。
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经营是无孔不入的，哪里有利可图，就往哪里投入，哪种形式能实现增殖就采取哪种实现形式。国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力军，同样会在逐利场上四面出击，投入和方式会灵活多样，怎样有利就怎样经营。但以独资经营和控股经营形式的国有企业仍然会存在。这样就有两种类型的国有企业，一种是国有资本独资经营的国有企业，一种是国有资本与其他资本合股由国有资本控股经营的国有企业。后一种虽然是混合经济，包含多种所有制和个人（注：指职工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用积蓄购买股票及社会人员用积蓄购买股票。）的投资主体，但国家掌握其中的“黄金股”，处于控股的支配地位，操纵经营决策权，因此仍然可以归属国有企业范畴。如果以后失去控股权，企业自然也失去国有性质，将再视新控股者定性。
国有资本同样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至少要实现平均利润。经营总收入扣除资本、土地、劳力、管理、风险等成本支出外尚有盈余，达平均利润水平。利润高于和等于平均利润的企业，是经营成功的企业。利润低于平均利润和亏损的企业，应当列为是经营不成功的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经营成功率可以从两方面来测定：企业数量经营成功率和企业资本经营成功率。所谓企业数量经营成功率，是指国有企业中经营成功的企业数在国有企业总数中所占的百分之比：N′＝n／N%。N′为企业数量经营成功率，n为经营成功的企业数，N为国有企业总数。假定国有企业总数为100000家，经营成功的企业数是80000家， 那么经营数量成功率就是：
n 80000
N′＝──%＝───＝80%
N100000
这可以从面上反映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经营不善的企业面有多大。
企业规模千差万别，大小悬殊又很大，光从数量上反映还不够。还应该从整个国有资本盈利状况来反映。所谓资本经营成功率，是指经营成功的企业资本额在国有资本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C′＝c／C%。C′为资本经营成功率，c为经营成功的企业资本额，C为国有资本总额。假定国有资本总额是50000亿元，经营成功的企业资本额是45000亿元，那么企业资本经营成功率就是：
c45000
C′＝──%＝───%＝90%
C50000
N′与C′的值不相同，是因为它们是从不同角度测定的，N ′从国有企业量的角度，C′从国有企业质的角度，因此N′可能大于或小于C′，C′也可能小于或大于N′。有这两个参数，利于国有企业经营范围的调整。经营成功率高，绩效大，可以扩大经营范围；经营成功率低，绩效小，应当缩小经营范围。范围大小的合理度，以国有资本总额的平均利润率高于或至少等于社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
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一直不佳，长期滞留在1／3盈利、1／3潜亏、1／3亏损的局面，亏损额有增不减。就算1／3盈利的全部企业都是利润超过或等于平均利润的企业，国有企业数量方面的经营成功率（N′）再多也不过是33.3%，显然是太低了。
国有资本盈利情况，学术数据在学术论文中反映的数据很多，但各不相同，至于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就从未见到过有公布的任何数据。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公报的主要数据中（注：《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关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 1997年2月19日《人民日报》。），我们可以估算出国有资本自身盈利的大概情况。1995年全国国有工业的有关数据：
1、资产总额是47472.1亿元。
2、资产负债率是65.8%，负债额就是31326.6亿元。按当年贷款平均利率10%计算，须付息3132.6亿元。
3、上交税金是2563.2亿元。
4、盈利企业的盈利额是1305.2亿元，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是639.6亿元。两者相抵净盈利是665.6亿元。
国有工业企业的盈利率也即利润就是剩余价值量与资本量的比率（%）：
M 剩余价值量
P′＝───%＝──────%
c+v资本量
国有企业的剩余价值量一分为三：
1、上交税金m[,1]＝2563.2亿元；
2、贷款付息m[,2]＝3132.6亿元；
3、企业留利m[,3]＝639.6亿元。
1995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盈利率就是：
m[,1]＋m[,2]＋m[,3]
P′ ＝────────────％
＝
c＋v
2563.2+3132.6+639.6
6335.4
──────────────％＝─────＝13.34％
47472.1
47472.1
这个百分数肯定是高估的，因为我们是按全部贷款都照规定给银行付息计算的。实际上有大量贷款是拖欠银行利息的，如果减去这部分，估计盈利率为10%比较接近实际。就是这个低估的盈利率与历史上20%以上的纪录也大为逊色。企业自身的平均留利率（m[,3]／c+v% ）只有1.4%， 更是低得可怜，如何积累发展生产和提高职工福利？实在太困难。
资本经营成功率本来是很容易计算的，只要统计出全部盈利企业的资本总额就行，占总数在1／3的盈利企业的总资本多少？目前未曾见到有此数据。根据负债率高、平均盈利率低和亏损面比较大的情况估计，没有盈利的企业资本大概要占一半。这样，国有资本经营成功率是50%左右。
可见，目前国有企业数量上的经营成功率和质量上的经营成功率都不高，因此，国有资本独资经营和控制经营的范围要收缩，经营资本应当集中，经营形式应当变换。将来改革成功了，国有企业增强活力了，可以再扩大经营范围。只有凭自己的活力实力，经营范围能多大就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