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政党政治：历史演进及特点分析
项佐涛
【内容提要】 自1989年剧变以来，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多党制的确立阶段，特点是中右翼政党执政，政党关系紧张，政党分化、对峙现象普遍；二是多党制的巩固阶段，特点是形成了由中左、中右翼政党主导，左翼、中左翼、中右翼、右翼阵线分明和结构稳定的政党格局；三是民粹主义政党兴起阶段，特点是标榜超越左右的民粹主义政党冲击原有政党格局，甚至成为执政党。剧变30年来，作为第三波民主化的样板，中东欧基本上完成了对西欧政党政治模式的移植，但是国情的多样性又为各国培育新的政党政治模式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 中东欧；政党政治；多党制；民粹主义
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在东欧剧变（下称“剧变”）的过程中，中东欧各国宣布废弃一党制，改行多党制。然而，西欧政党政治模式在中东欧的确立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剧变初期，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曾伴随着党派斗争、政党分裂甚至政治动荡。近年来，随着中东欧各国民众自主意识的提高，其政党政治又出现了一些不同于西欧政党政治模式的“特色”，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民粹主义政党在一些国家上台执政。总体来看，剧变至今，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多党制的确立、多党制的巩固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
多党制的确立
1989—1992年是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多党制的确立阶段，其特点是右翼、中右翼政党在各国政治生活中占据绝对优势，纷纷上台执政，而共产党以及与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左翼、中左翼政党或是被禁止活动，或是背着历史包袱前行，即便是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难以有所作为。同时，各政党内部普遍存在派系分化、分裂现象，且不同类型政党之间对峙严重。
右翼、中右翼政党大多由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演变而来，各个政党和派系的意识形态、纲领主张有很大差别，集合在一起只是因为反对原有制度。然而，随着剧变后共同敌人的消失，这些政党内部的离心倾向逐步显现，出现分裂现象。[2]举例来说，波兰团结工会后来分裂为“中派协议会”、“公民运动—民主行动会”、自由联盟、中派联合党、农民联盟、团结工会、劳动联盟、基督教民主党等十几个政党和政治组织；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论坛分裂为“复兴俱乐部”、“左派选择”、社会民主党、公民民主党和公民运动；匈牙利民主论坛分裂为民主论坛和真理与生命党；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也分裂出民主联盟党和新民主党，等等。
在右翼、中右翼政党发生分裂的同时，左翼、中左翼政党也发生了分裂，如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分裂为支持总统伊利埃斯库的保守派和支持总理罗曼的改革派，前者几经演变成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后者则变成了罗马尼亚民主自由党；匈牙利社会党在1990年发生分裂，时任该党副主席波日高伊脱离该党并组建了国家民主联盟；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分裂为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下称“捷摩共”）、左翼—民主左派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党三个政党。
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严重对立，不同类型政党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在剧变初期反共浪潮的冲击下，反共、反社会主义成为右翼、中右翼政党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而作为共产党的后继党，无论是拒绝改弦更张的共产党还是改旗易帜的社会民主党都步履维艰。在一些国家，右翼、中右翼政党上台后，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政党，力量迅速衰落；改弦更张的社会民主党虽然可以合法活动，但也遭到执政党的打压，党员的数量迅速萎缩，活动经费紧张，只能惨淡经营。一些国家还颁布了《净化法案》，对社会主义时期与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等相关的行为进行所谓“犯罪调查”，禁止曾在社会主义时期计划或有过这些行为且曾担任过执政党党内要职的人参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选举或者担任官职。[3]此外，左翼、中左翼政党之间也矛盾重重。社会民主党为了站稳脚跟，极力撇清与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干系，拒绝与共产党结成选举联盟，甚至在选举中也同样拿共产党祭旗。不仅如此，右翼、中右翼政党之间也经常爆发冲突，有些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有些则是利益的不同使然。
然而，政局的混乱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剧变之初，许多中东欧民众认为推翻了共产党统治、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代之以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模式，他们很快就能过上西欧人的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中东欧民众不仅梦想并未成真，反而陷入社会动荡和混乱、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困境。在现实面前，中东欧民众不再相信不断重复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说辞，而是把执政业绩作为评判执政党是否合格的主要指标。面对右翼、中右翼政党治国无术的事实，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选择。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借机表明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划清界限的同时，强调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和政党间的宽容性；虽然赞成社会主义，但拒绝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虽然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但注重区别于右翼、中右翼政党的激进做法，从而日益赢得民众的支持。因此，自1993年以来，中东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开始相继在本国执掌政权。
多党制的巩固
在多党制的巩固阶段，以多党竞争为基础的政党政治在中东欧基本成型，但也蕴含着潜在危机。
中东欧各国中左翼政党重新掌权从波兰开始。在1991年10月举行的波兰议会选举中，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派联盟获得了12%的选票，在众议院的460个议席中获得60席，仅次于民主同盟，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团；1992年民主同盟分裂，左派联盟实际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团；在1993年的议会大选中，左派联盟以20.4%的选票，赢得171个议席，成功上台执政；1995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克瓦希涅夫斯基在总统选举中战胜波兰前总统、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至此，波兰左翼政党控制了议会，取得了总理和总统职位，建立了“红色三角”。[4]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和保加利亚社会党分别赢得了议会大选。1997年，阿尔巴尼亚社会党战胜了民主党，获得组阁权。1998年，捷克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得以在一些中东欧国家恢复公开活动。
左翼和中左翼政党的回归让中东欧国家的政治格局不再严重“右倾”，带来了左右平衡的局面。同时，左翼、中左翼、右翼、中右翼阵营内部、政党内部的分化和重组日益减少，政党格局逐渐变得明晰。
中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是左翼政党的主要代表，数量很多，主要有匈牙利工人党、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捷摩共、斯洛伐克共产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联盟党、罗马尼亚新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党、保加利亚左翼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等。大部分共产党在其国内政坛上力量较弱。相对而言，捷摩共的影响力最大，1996年通过选举成为捷克议会第三大党，在此后的多次选举中得票率一直维持在10%—20%之间，保持议会第三大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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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中左翼政党的主要代表，主要有波兰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波兰劳动联盟、匈牙利社会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捷克社会民主党、斯洛伐克民主左翼党、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阿尔巴尼亚社会党、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人士党等。根据成立的时间，这些政党可以分为由原共产党演变而来的“改建党”、由二战前后的老社会党重建或恢复活动的“重建党”，以及剧变后成立的“新建党”。社会民主党对中东欧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许多国家赢得议会大选上台执政，在有些国家连续或多次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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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各国的中右翼政党的主体是民主党和带有宗教性质的保守党。前者主要有波兰公民论坛和团结工会、匈牙利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和民主论坛、捷克公民民主党、斯洛文尼亚自由民主党和民主党、罗马尼亚民主党和国家自由党、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阿尔巴尼亚民主党、斯洛文尼亚民主党等。保守党主要有波兰的全国基督教运动、匈牙利的基督教民主人民党、捷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斯洛伐克的基督教民主运动以及民主基督教联盟—民主党、罗马尼亚的新一代党—基督教民主党以及全国基督教民主党、斯洛文尼亚的新斯洛文尼亚—基督教人民党等。它们是中东欧各国休克疗法的主要推动者，在各国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传统政党不同，民粹主义政党很难在意识形态上以“左右”进行区分。它们没有意识形态内核，本着“取悦于民”的原则，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政策都可以被其纳入囊中，选取这些政策的标准就看是否有利于增加选举的支持率。因此，民粹主义政党的纲领主张会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内容。同时，民粹主义政党鼓吹自己是“人民的真正代表”，在党名中常常冠以“人民”“公正”“公民”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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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04年是中东欧国家多党制的巩固阶段，其特点是形成了阵线分明的左翼、中左翼、中右翼、右翼政党，以及中左翼、中右翼政党交替执政的政党格局。在这一阶段，政党分化、分裂已经不是中东欧各国政党政治的“主旋律”，政党间的关系趋于缓和，各政党基本接受了轮流坐庄的游戏规则，而不再是凭借暴力冲突来抗议选举结果，并且淡化了各自竞选纲领中的反共色彩，转而突出自己的执政理念。
在具体实践中，民粹主义政党“标新立异”的政策主张可以归纳为三点。
其次，中东欧各国民众的不满逐渐增加。这一阶段，中东欧各国与西欧各国的差距不仅没有弥合甚至还在拉大，部分民众开始对中左翼、中右翼政党所奉行的政策失去信心，开始厌倦它们“治国无术的空谈”。正如德国著名学者达伦多夫指出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激进式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效率和福利的暂时性衰退。这种转型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人口陷入贫困，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经济低迷和失业等现象直接损害了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利益，也给这些民众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演化为对现有政府和民主制度的不满，并且这种不满在某种程度上被转嫁到了欧盟这一外部因素上。当人们想象中的民主和福利资本主义与实际生活中的体验相差很远时，民主本身将陷入危险之中。”[5]更糟糕的是，执政的中左翼、中右翼政党被认为窃取了转型成果并且向外国资本出卖了本国财富。一些学者的研究似乎为此种观点提供了佐证：“在这些国家里新掌权者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在1988年时并非精英。领导岗位上的新贵们的真实来源是原来的中层管理者；也就是说，新‘老板们’是那些在1988年时就已经有点权势的人。”[6]因此，中左翼、中右翼政党被认为是与人民对立的“精英”，失去了部分民众的支持。这些民众开始寄希望于新型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党来改变现状，民粹主义政党由此兴起。
2001-2012年海南省入境旅游者人均天消费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增长了30.03美元，排名从第二十五名上升至第二十名。人均天消费与全国平均值差距越来越小，缩小了9.3美元。其中外国游客人均天消费增长了20.9美元，港澳台游客人均天消费增长了146.6美元。同时，港澳台游客人均天消费的增长量大于外国游客，约是外国游客的5倍。其12年间增长的速度也比外国游客增长的速度快，增长了8.65%。海南省入境旅游者人均天消费构成中，长途交通所长比重较大。2012年海南省入境旅游者人均天消费主要在提高层次方面的消费，在购物和娱乐方面消费较多，说明海南省旅游业发展越来越健康。
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
自2004年开始，中东欧政坛再起波澜，这主要归因于民粹主义政党的迅速崛起。中东欧的民粹主义政党主要有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自卫党、波兰家庭联盟，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下称“青民盟”）、尤比克党、民主论坛，捷克的ANO2011运动党、海盗党、自由和直接民主党，斯洛伐克的方向—社会民主党、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公民谅解党，罗马尼亚的民主自由党、大罗马尼亚党，保加利亚的欧洲发展公民党，斯洛文尼亚的采拉尔党等。这一阶段，这些政党在中东欧政坛获得了巨大成功。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匈牙利的青民盟、捷克的ANO2011运动党、斯洛伐克的方向—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的欧洲发展公民党、罗马尼亚的民主自由党都曾上台执政或依然在台上执政，其他一些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力也在增加。这也是中东欧政党政治有别于西欧政党政治的地方，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尚未取得如此成功。
中东欧各国的右翼政党主要是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和少数族裔政党。前者有斯洛伐克民族党、保加利亚“阿塔卡”联盟、斯洛文尼亚民族党，后者有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联盟党、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民主联盟、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等。民族主义政党拥有较为稳定的支持者，在各国政坛上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例如，各国的执政党，无论中左翼还是中右翼政党，为了扩大执政基础，在组成执政联盟时通常会吸纳代表少数民族的政党。
首先，中东欧各国中左翼、中右翼政党变得“越来越像”。这一阶段由于新自由主义盛行，市场化、私有化、政府放松控制成为中东欧转型的基调，但是转型初期中左翼、中右翼政党所推行的转型方式却有所不同。中左翼政党主张渐进转型，强调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转型对普通民众利益的损害，认为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要作用。中右翼政党则认为普通民众的福祉应该交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实现，“做大蛋糕”才是主要目标。然而，在这些政党执政几年之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与西欧看齐，这使得它们不得不做出改变。中右翼政党开始关注就业、保护环境、社会福利等问题，不再像转型初期那样“冷酷”；与之相对应，中左翼政党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日益强调吸引跨国资本的投资，以及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获得转型需要的贷款和援助。
其次，反传统精英和反建制。民粹主义政党以“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党”自居，在其话语体系下将传统政党描述为人民利益的背叛者，并且通过多种手段来抹黑、打压传统政党和政客。例如，法律与公正党曾提议并通过了一项新的清查法案，试图剥夺波兰前团结工会领导人、社会主义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盖莱梅克的欧洲议会议员资格。不仅如此，民粹主义政党还试图消除传统政治框架的制约，施行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宪法，增加执政党对重要领导岗位的人事任用，加强对媒体的管控等。例如，匈牙利青民盟推动议会修改了宪法，通过了饱受欧盟诟病的《大众媒体法案》。
首先，主张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民粹主义政党认为，民众之所以在转型过程中陷入困境，原因在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精英形成了一个掠夺本国财富的联盟。因此，国家需要在精英和人民之间重新分配财产。[7]为了吸引选民，民粹主义政党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有针对性的政策：一是强调政府对市场的主导和干预，在能源、资源、银行等外资占比较高的关键领域推行国有化；二是拿外国资本“开刀”，提高外资占比较多的行业如银行的税赋，鼓励发展本民族的企业；三是增加针对社会中下层的福利支出。
节约型社会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既要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又能够尽量循环利用，又要保证全社会较高的福利水平。建设节约型社会不但要做到杜绝浪费，还要做到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创造相同的甚至更多的财富。我国的人均资源较少，且要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以不但每个人要做到节俭，更要以节约资源为出发点创新机制、体制。健康供给的机制体制创新上也要坚持用最少的资源提供最佳的服务尽力取得最好的效果的原则。因此，为了有效节省卫生资源应该对高校退休教师实施健康管理。
最后，鼓吹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民族主义在中东欧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但是由于欧盟在民族问题上对其成员国和候选国提出了明确要求，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均推行包容性的民族政策，注重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反对种族歧视，打击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然而，近些年来，民粹主义政党却试图将民族主义重新列入议题，试图把民众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强化民众的民族认同，以此来增强社会根基。此外，民粹主义政党还鼓吹疑欧主义，质疑欧盟的治理能力和欧洲一体化，挑战欧盟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公正”的价值观，指责欧盟和欧洲强国对本国的霸权行径，认为欧盟不再是“理想国”。
民粹主义政党迅速而强烈地冲击了中东欧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政党政治格局。因为其政策主张的“离经叛道”和选举上的成功，“妖魔化”和“神化”民粹主义政党的观点都有大量拥趸。客观上看，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是中东欧政治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们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国情使得民粹主义政党具有更肥沃的生长“土壤”。
由图5中可以看出，浸泡温度对于摩擦力的影响与泄漏量一致，润滑剂与密封材料浸泡时的温度越高，气缸摩擦力收到的影响越大。安装有与I类及II类润滑油浸泡的O型圈的气缸摩擦力有所增大，II类润滑油对O型圈的影响比I类更小；而与IV类润滑油浸泡的O型圈对应的气缸摩擦力则减小。
1.2 研究方法 A组患者采用锤凿劈冠法：用直形骨凿作为劈冠器械，将凿置于牙齿的发育沟内，由助手用捶在较大力量的冲击下，将牙冠纵形或斜形劈开，再辅助用增隙法或舌侧冲击法将已经劈开的牙齿分块取出。B组患者采用高速涡轮钻法：用高速涡轮钻截断全部或部分牙冠，磨除部分骨质，拔除第三磨牙。
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反映了西方多党民主制的危机，体现了中东欧中下层群众利益表达的需求，是中下层民众对转型成果分配不均、主流政党贪污腐败和代表性削弱等问题的激进回应，是中东欧民众不满于完全照搬欧洲模式的另类选择。从其诉求和实践看，民粹主义追求的发展模式可以看作是介于苏联模式与欧洲模式之间、更靠近欧洲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导致了全球范围的利益再分配，资本的力量进一步强化，精英群体相比于平民群体受益更多、受损更少。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稳定器的中产阶级不仅在日益“无产者化”，其作为一个阶级也在“自我解构”，西方民主制也因此遭遇危机。民粹主义的出现正是平民主义向精英主义反攻的结果。对于中东欧各国来说，由于缺少长期的代议制民主实践，社会中存在的妥协和合作精神本就薄弱，而全球化、欧洲化和转型三重叠加又造成了普通民众更为强烈的被剥夺感。因此，中东欧国家的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对立表现得更为强烈。而传统政党意识形态的趋同、面对新的经济环境时的束手无策、自身形象（如腐败）的损耗和新媒体对于选民政治行为的改变，均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条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中东欧国家民粹主义政党虽然显得与主流政党不那么“合拍”，但是由于它们成长于多党民主制的环境，其运行机制、行事逻辑都带有深深的西方政治的烙印，因而它们也不会轻易与既定的政治制度决裂。
总之，中东欧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和“标新立异”的政策主张，反映了它们希望结合自身国情而对原来照搬西方的政党政治模式甚至是社会发展模式进行改革的诉求。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种发展模式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西欧的政党政治和发展模式在中东欧国家不一定能取得成功。
[1] 除斯洛文尼亚外的前南斯拉夫地区政党政治因为战争问题、民族问题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因而本文所言的中东欧不包含除斯洛文尼亚以外的前南斯拉夫地区。民主化第一波指的是发生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民主化第二波指发生于1943—1962年之间的民主化，许多殖民地国家由此独立并建立了民主制度。
[2] S. Berglund， J. A. Dellenbrandt， eds.， The New Democracies in Eastern Europe: Party Systems and Political Cleavage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1991， p.7.
[3] “On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Committed in Albania during the Communist Regime on Political，Religious or Ideological Grounds”， Official Gazette of Albania， No. 21， 1995.
[4] R.Sikorski， “How We Lost Poland. Heroes Do Not Make Good Politicians”，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5， 1996，pp.15-22.
[5] [丹]奥勒•诺格德著，孙友晋等译：《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14页。
[6] [美]伊万•塞勒尼等著，吕鹏等译：《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47页。
【DOI】 10.19422/j.cnki.ddsj.2019.03.008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甘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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