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与现代公民的语文能力——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语委论文,教育部论文,语言文字论文,副主任论文,司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宇明 教授、博导，著名语言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语法、语言理论、儿童语言学等。历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副校长，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现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之一。
语文是中小学领域里最基础的学科，对于国家发展和文化传承意义重大。近几年来，语文课程改革不断推进，不少学校的实践已经为语文新课程走出了一条可行之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方面，应试教育的局面依然严峻，另一方面，“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语文怎样教”等语文课程领域的核心问题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探索空间。不久前，笔者走访了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站在现代公民应对未来发展的高度，李司长结合语文学习及语言政策对“语文”进行了深度分析和阐释。
公民的基本语言能力标准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应该达到的标准
蔡可（以下简称蔡）：当前语文教研界对“语文”的理解有很多，有人认为语文是“语言”加“文学”，有人认为是“语言”加“文字”，还有“语言文化说”“语言文章说”等，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李宇明（以下简称李）：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我认为人的核心能力，就是收集信息、对信息进行加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新信息的能力。这就是“语文”。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人需要不断地接收周围的信息，然后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储存、传递，最重要的是还要能创造信息，创造信息实际上就是创造知识。在新的时代，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除了日常语言交际之外，还需要利用现代化手段传递信息。语言和文学是密切联系的，可以说文学是语言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但这并不是说语文就是“语言”加“文学”，或是“语言”加“文化”。文学、文化的内容主要是在交际过程中获取的。至于哪些是语文能力，哪些是文学能力，可以有个大致的分野，但也许永远分不清楚，也不需要分得太清楚。
信息是各种各样的，有一般的日常生活信息，有专门领域的信息，有学术信息，文学创作还有文学创作的信息。信息往往需要别的辅助手段，比如说通过绘画、手势等，特殊情况下还会用旗语、灯语。到了信息时代，最重要的就是使用信息产品来辅助语言交际。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当今公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语言能力。这里所说的语言，也包括文字，包括语言文字附着的很多信息。义务教育阶段是公民教育，因此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语言能力，实际上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应该达到的语言能力标准，换言之，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标准。
看一个人的语文能力，还需要考察他使用现代信息工具的能力。在信息时代，语言能力已经远远超越自然状态，不管是获取语言知识、培养语言能力，还是把自己的信息输送出去，都离不开信息化的环境，离不开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录音技术、录像技术、手机、电子邮件、网络、输入法、远程的网络交际等，早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传达信息已经不像过去单靠自然环境。使用信息产品的能力，当前似乎没有放到教育标准中，只是把它当做教学的方法，甚至为了免受网络上混乱东西之害，有许多家长还不敢让孩子多触网。
蔡：很多人认为语文的可教性很差，即每个孩子都会说话，语文学科很大程度上是鸡肋。您怎样看语文的“可教性”？
李：人生有多长，语文就有多长；世界有多大，语文就有多大。语文说到底不完全是知识和课堂的问题，语文能力应该在人生过程中不断提高。就某种意义而言，语文的“可教性”较难描述，语文的评价也比较困难。我曾经研究过儿童语言的发展，一直想解释为什么儿童在知识、阅历并不丰富，智力水平并不太高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掌握一门语言。比如说五六岁的孩子跟你说话，如果不讨论专业问题，交际应该无大障碍，他的母语已经成熟，只是在词汇量和专业词汇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为什么一个文盲老太太，她能够讲得头头是道，讲的故事很动听，而有时一个知识分子可能还比不上她。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词义的文章，把词语的意义分成日常语义、科技语义和文学语义。日常交际使用的词义是日常语义，当然也可以用科技语义和文学语义。用科技语义和文学语义来评价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比如说科技语义就是看你说话精确不精确，文学语义就是看你说话有没有文采。但这两种能力是比较高层的能力，它需要科技知识的学习，需要文学的熏陶，当然其中还有个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单靠课堂上提供语文营养，永远不可能各种维生素完全具备。学生在课堂上接受的是教师的点拨，是辅导，更多的学习应在语言生活中，靠经验的积累，靠听说读写等语言交际的各种实践活动。
总之，语文不是在课堂上学会的，是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中学会的。口语能力在口语的汪洋大海里获得，语文能力在语文的实践过程中获得。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课堂上，更不要认为学习了一些知识点，语文问题就解决了。
母语语言能力在于交际实践
蔡：吕叔湘先生30年前曾撰文批评语文教学：本国的学生学习本国语文，十几年的时间，花了2700学时，到头来却是大多数人过不了关，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我们的语文教学是少慢差费。您认为“少慢差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我们的语文教育并非失败，不管是政界、商界还是学界、新闻出版界，各领域都培养出了许多优秀人才。但我们的语文教育的确在效率上、教学效果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有教的问题，也有评价体系的问题。对语文教育的不满意，一是感觉学生在语文课上并不能像在数学课上、物理课上那样，获得知识和能力的明显进步；二是现在多用量的标准来评价人的语文能力，而不是在现场交际当中评价语文能力。语文，特别是母语，它和外语不一样，不全是在逻辑层面来使用的。比如母语的词的使用，人们更关注它的功能和外延、形态等。专业知识、逻辑知识是在专业课里获得的，比如数学概念，什么叫圆，什么叫三角形，可以讲得很清晰；但要问什么叫“树”，给出定义是很难的。人们知道什么是“树”，但没法给你解词，词典上面写着树是“木本植物”，不解释倒还罢了，越解释越糊涂。其实母语实践一般来说是下意识层面产生的活动。在一般场合用母语谈话时，如果还在语言层面考虑问题，语言水平就比较差。说话考虑的是内容，是怎样将事情表达出来，注意力主要不在字面上。说外语时注意力可能主要集中在语言上，斟词酌句，影响语言交际水平的发挥。母语是能够最自由表达思想的。
我们的评价标准能否真正衡量我们的母语能力，是值得研究的。比如说骑自行车，光听理论指导是学不会的，必须得骑上去摔摔跟头。游泳、学语言也都如此，它们和知识学习不一样，语言学习必须把理性的东西变成下意识的东西，而一般的考试是要把下意识变成理性。因此现在的考试，不一定能够很好反映语文能力。
语言能力差还表现在说话不得体上。在不同的环境中，与不同的人交谈不同的事，遣词用句，风格基调是各不相同的。讲话怎样大方得体，至关重要。最基本的语言能力，第一是把信息能够按照要求准确传递，第二是能够很得体地传递。至于说专门的语言能力，比如说作家的能力，语言学家的能力，翻译家的能力，接线生的能力，或者播音员的能力，那些专门的语言能力是需要专门培养的。
语文课程标准培养现代语文能力功不可没
蔡：不久前，您曾参与修订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您认为当前语文课程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李：当前语文课程标准的方向是要坚持的。坚持语文课标的方向，首先要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给语文教师改革的空间。不给教师创造的空间、改革的空间，好东西也做不好。教师有没有改革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标准：对学生成绩的评价，对教师工作成果的评价。平心而论，搞素质教育不容易，搞应试教育也很不容易，学生苦，教师也苦，但应试教育为何至今还有市场？是因为有适合应试教育的评价标准悬在上面。唯分数的评价体系必须矫正。语文评价应该宽松，因为语文教育的对象是人，不是工厂里面的产品；中国东西南北、城市农村差别很大，必须因地制宜。孔夫子倡导因材施教，语文更不能批量操作，应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蔡：语文课程标准实施以来，您认为对于语文教育起到了哪些积极的作用？课标的颁布与修订，对于语文教育的研究，最大亮点是什么？
李：课程标准的研制与修订，都很谨慎，既有全面的调研，也有深入的研究。课改特别考虑了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也充分考虑到语文教师教学的难度。很多问题在课标修订时反复研讨，力图给教师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服务，力求切合中国普通学校的教学情况。课程标准在研制之初重视语文的人文性，那也是对的，因为语文就是多功能的；这次修订，综合考虑了语文的各种功能。课程标准还渗进了整个人生设计的观念，每个学段一个指标，从各个学段往上走，便形成了语文的层级，形成了人生的语文层级。
这次修订，在教学实施方面补充了更多的提示和说明，提供了具体的字表、阅读篇目等，整个课程标准比以前的教学大纲更人性化，更宽松实用，更切合中国语文教学的实际。在培养现代语文能力方面，语文课程标准功不可没。
语言政策必须应对信息化时代
蔡：您前面提到的信息化很重要，有研究表明，在电脑上阅读和纸媒阅读涉及的思维机制是不一样的，而今随着电脑的发展，电子阅读越来越广泛，甚至很多国外的语文考试已经电子化。您怎样看这一转变，中国的语文教育或语言政策中是否有相应的准备？
李：需要在语言政策中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公民标准。国家注意到了计算机教育水平的问题，但只有计算机教育水平是不够的。公民应该具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技能，否则就会被信息边缘化，被时代边缘化。从教育的前景看，应该在语言能力中加上使用语言辅助工具的能力，过去这种辅助工具是毛笔、硬笔，现在这种辅助工具就是和电脑、网络相配套的一系列产品。我们应该充分研究，制定出科学的标准。
综上所述，表明了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现代公民的语言能力，要考虑语种因素、母语水平因素和使用语言辅助设备的因素。这三方面的能力构成了现代公民的语言能力，拥有这三方面能力的人，才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的、有未来竞争力的人。这种能力显然不完全是语文课程可以完成的，但是可以主要通过语文来培养。这也要求在课程标准、教学要求上全面协调、相互配合，比如说，计算机课要同语文课相互配合，进入教学领域的计算机字库、输入法等，应该跟语文教学配套。
普通话和方言是相辅相成的
蔡：普通话的教学推广如何与保护方言多样性结合？怎样理解中国多语言、多方言的现状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关系？
李：方言是母语的根。方言源于口语，普通话以书面语为基础，它是我们民族的共通语，是国家的通用语言，是中国在国际上的语言代表。从小说方言长大的人，母语的基本能力主要来自于方言。为什么能够说汉语，不是因为学了普通话会说汉语，是因为原来习得方言时已经习得了母语的很多因素，后来学习普通话，阅读文献，都是在原来基础上拓展的。
孙中山先生过去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语言统一了，不同区域间的人民能顺利沟通，才有可能克服一盘散沙。因此，推广普通话，实现民族的语言统一，实现国家的民族团结，其意义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但是应当认识到，普通话是以方言作基础的，试想最近20年，伴随着国家的大发展，普通话词汇是怎么丰富的？有很多是从方言中吸收的。如果说普通话是一汪甘泉，方言就是不断涌流的泉眼；方言之水枯竭，甘泉何在？学校应适当介绍方言知识、方言文化。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母语，就要热爱普通话，也要热爱我们的方言，要把方言看成整个中华语言资源的组成部分。
怎样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可以说，普通话是老师的语言，方言是父母的语言。方言不需要教，跟着父母就学会了。普通话是需要教的，需要跟着老师学。就某种意义而言，方言是很顽强的，只要给方言以合适的交际空间，它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普通话和方言是相辅相成的，将两者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我们的语言人生中起码要有两件宝贝，一件是普通话，一件是方言。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在家庭及其他一些场合可以说方言，形成一个“双言制”的社会，过双言的生活。这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不矛盾，普通话主要是公共场合的沟通，方言是让人获得特殊的地域文化和地域感情。其实我们现在大都生活在双言的社会里，我们会说普通话也会说方言，并没有影响我们对国家的感情、对民族的认同。
当然，人们能够拥有的语言法宝越多越好。中国是多语言国家，依法科学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也是重要的时代课题。
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失去语言样本
蔡：您主持了“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每年都有语言生活状况绿皮书发布，就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有哪些好的或者不好的趋势？这些趋势与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否相关？
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现在的语文生活空前活跃，语文发言权或者叫话语权再也不是仅仅掌握在几个人的手里，网络的发展让人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语言现象，看到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时代的进步。两个老太太在家里拉家常，两个人上山砍柴，都是语言生活，但是过去反映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读书人写东西，而且如果写得不够水准，就发表不出来，起码也流传不下来。过去的语文生活是有限的，今天，通过网络、通过BBS或博客，上网人都可以成为写手，只要符合国家法律，不需经太多审查就能发表，我们能够看到许多真实的语言生活。网络上不乏严肃之作，但游戏之作不少。其实过去语言生活也是这样，只是那些“游戏之作”难发表难流传，对社会影响不大。而现在各种各样的语言作品都“网”出来了，教师需要指导学生去甄别精品，在这种语文生活中找到自己应该认同的东西。这是当下语文教学的新问题。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语文教育应该是精品教育。教育是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人生有限的阶段里，把我们民族乃至人类最优秀的精品传授给下一代。这既需要让学生了解现代语文生活，培养他们的甄别能力，更需要把精品传承下来。语文教学必然不是真实语文生活的教学，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精品教育，是一种净化与提升。现在似乎缺乏能够与这个时代相契合的经典。历史上的经典通过大浪淘沙积淀下来，但是语文教学也不能脱离时代太远，需要当代的优秀作家为学生提供精神食粮。我们面临缺乏优秀文学样本的时代危险，这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学作品不好，而是说能够适合教学的，在思想性、艺术性和文字上都很好的作品并不多。
在21世纪，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教师，有责任为学生打造精品。这些精品，就是语文教育的样本，没有好的语言样本，就不可能有很好的语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