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本土市场规模的内生化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技术创新论文,生化论文,市场规模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10）11－0058－10
一、问题提出
作为后发展起来的经济高增长国家，往往会在其发展道路上做出两大努力：一方面是利用工业化、消费成长和生产要素被广泛动员起来的有利契机，迅速扩大经济规模，充分享受经济高增长带来的机会；另一方面试图加快技术的进步，寻找用技术要素替代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途径。但是，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发展中的遗憾一直跟随着经济高增长的步伐：前者是成功的，而后者始终没有成功，或者说还没有探索出成功的道路。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仍然表现在对生产要素的巨大动员能力上，并体现在把这种动员能力转化为巨大产出的结果上，技术要素仍旧在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中处于“婢女”的地位。
技术要素的不足，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产业难以升级，经济始终在一个较低的技术水平上不断地扩大规模，形成巨大的生产能力。由于国内市场的巨大，以及中国的产品开始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中国在保持面向国内市场的巨大产业规模的同时，也逐步建立了面向国际市场的庞大产业，但无论是面向哪个市场，中国产业自身的技术含量是相当低的，与多年来形成的产业巨大规模构成鲜明的反差。在可比的领域内，中国产业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底端。目前中国的出口占到了GDP的近40％，其中约有一半是属于加工贸易，而若只计算增加值部分则出口可能只占GDP的不到20％（World bank，2008）。而且，中国制造业技术来源一半以上要靠进口（对外技术依存度50％），而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中国工业产品新开发的技术约有70％属于外援性技术，每年的发明专利数占世界的比重不到3％，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胡迟，2008）。
中国的产业和企业的决策者很早就知道自我技术创新的艰难，长期以来走了一条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来增加产业中技术要素含量的道路，但实践证明，尤其是中国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证明，作为大国完全依靠引进国外技术的道路是不能长期走下去的。目前，中国许多产业对外技术依赖性过大，使得真正实现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或产品还很少，存在相当的风险。另外，从引进国外技术的结构看，依然偏向于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08）统计，从2007年中国技术引进前10位的行业分布来看，电力、化学、黑色金属冶炼分别位列第1、4和5位。
正是基于产业发展中存在的技术落后和对国外技术依赖的严重问题，以及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占有优势的巨大压力，中国在2006年从国家层面提出了技术上自主创新的目标，希望通过10—20年的努力，把中国建成一个创新型国家，解决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要素不足问题①。可是，从这些年一些重要产业的自主创新发展的情况看，其过程十分艰难，结果并不理想，因技术要素不足而使产业难以升级以及中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局面仍未得到改变。由于现代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基本上掌握在国际跨国公司的手中，加上中国长期以来形成对引进技术的依赖，以及中国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创新文明和制度条件的缺失，我们能否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如20年）在所有产业领域依靠自我力量实现自主创新？如果说依赖引进的道路走不下去，短期内又难以走完全独立创新的道路，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这是本文想集中讨论和探索的关键问题。
二、文献简要评述
自1912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技术创新作为创新理论的一大重要分支，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深度拓展。关于技术创新的方法，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分类构成，但基本上都是从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外两个层次来界定。
在国外学者中，多西（1992）将技术创新分为自主创新模式和模仿创新模式两种基本模式。Benner and Tushman（2002，2003）根据技术创新与企业累积知识、技术轨迹演进关系的不同，将技术创新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两种模式，其中探索式创新是寻找新的技术发展轨迹，对全新机会的尝试，比如开发一种全新产品或进入全新的市场领域；利用式创新是基于现有技术发展轨迹，对现有技术创新成分的改进，比如对现有产品进行升级换代。在国内学者中，唐春晖、唐要家（2006）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按照企业获取技术资源和能力的来源不同，将技术创新划分为自主创新、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三种基本模式，其中合作创新是指企业间或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联合创新。根据现有文献对技术创新的分类，结合我国技术创新的历史演进轨迹，本文将技术创新分为技术引进、独立创新及合作创新三种方式，其中技术引进主要是指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独立创新则是主要依靠自身的禀赋完成创新的过程，合作创新主要是指我国企业以本土市场规模为条件，与国外企业合作，进而获取先进技术的方式。
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方面，Gerschenkron（1962）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后发优势”进行经济赶超，指出这些国家都曾通过“非竞争性”安排，如大企业垄断、银行和大企业合作等来进行大规模投资，从而加速自己的技术吸收进程。Parente and Prescott（1999）则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活动是一种对发达国家技术的吸收行为，但是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垄断权力遏制了技术的扩散与发展，进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郭熙保和文礼朋（2008）指出边干边学是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在发展初期，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得到较快的提升，然而过渡到创新阶段，则只能依靠内资企业的努力。
关于产业升级动力机制的研究，学者们分别从产业集聚（梁琦，詹亦军，2005）、技术选择（黄茂兴，李军军，2009）、外商投资（Camilla，2002）、加工贸易（Feenstra，2004）、全球价值链（Gereffi，1999）等视角做出了相应的分析。然而，在关于技术创新道路的比较及其选择方面，尤其是结合中国产业规模的基础和产业升级的内在途径方面，目前国内还缺乏足够多的深入研究的学术文献。
基于现有文献的研究不足，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与分析案例相结合的方法，对比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的技术创新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生于本土市场规模的新的技术创新道路的设想和思路。本文所构建的基于本土市场规模的内生化技术创新道路的思想一定程度上来源于Krugman（1980）提出的“本土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即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会产生大规模生产和高效率，使本国在满足本土需求之外还能增加出口。不过，我们与Krugman思想所不同的是，本文所建立的本土市场规模概念，强调的是本土市场的规模足以大至任何一种新技术可以内生于这个市场的内部，而不管产生这种新技术的主体是以何种形式存在，关键在于新技术是本土市场内生化的结果；此外，本文的本土市场规模概念与出口和国际贸易无关。
三、理论模型及其比较
为了清晰地分析技术创新不同模式的绩效，并引申出可行的技术创新发展道路，我们构建了相关的理论模型，给出假设条件，依据模型含义做出理论解释。
1.假设条件
假设1：市场上有两个企业，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外企业，以及技术较为落后的本土企业。
通过以上的理论模型比较可知，基于中国目前研发资源相对短缺、本土企业大多数为风险规避或中性的给定条件，在具备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背景下，合作创新是本土企业获取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的有效路径③。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为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以区别于技术引进的道路和完全独立创新的道路。由于这种创新的方式是基于“干中学”的技术吸收行为，因此也是一种借助于市场规模优势的内生化的技术创新模式。
四、基于案例的进一步分析
在前面基于理论模型进行抽象分析的基础上，现在有必要针对经济的实际。结合一些典型的案例，作进一步的论述性分析。做出这样的分析，有助于使分析的对象及其相互关系更加符合实际，更具有真实情景感。
1.第一条道路：没有“溢出”效应的市场换技术
“以市场换技术”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外资时所遵循的一种基本思路，即通过不断扩大市场开放程度，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入驻，进而引进相应的先进技术。在既缺技术又缺资金的改革开放前期，“以市场换技术”能够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带动效应，激活内资企业的发展活力，弥补国内产业发展的缺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内资企业的技术层次。然而，这种技术创新的道路并没有真正获得技术。
中国的电视产业是一个典型的以市场换技术的例证。从模拟技术到数字技术，从平板显示器到高清晰电视，中国的电视机制造业引进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国际技术，也让国外的跨国公司轻松地进入了中国的市场。然而，在长达近30年的遵循“以市场换技术”思路发展的产业演变过程中，中国电视机制造业壮大的只是生产能力，而不是真正的研制技术。多少年来，中国的企业几乎能生产所有的电视机产品，但仍然不能真正掌握关键的先进技术，那些引进国外技术的生产厂家手中其实并无真正的技术。
以市场换技术的失败，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解释：一是引进的技术虽然有一定的先进性，但不是一种内生化的结果，企业的学习能力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引进技术的企业改变的只是生产作业的模块，而不是产品的完整研制体系。引进国外技术以后，生产作业的模块在效率上得到了大大提高，这也是为什么引进技术的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生产作业之前的技术环节在功能上反而有所“退化”，因为原有的自有技术被引进技术所替代，创造技术的“机能”不断衰减和弱化。二是引进技术虽然也能形成一些“溢出”效应（这也是赞成技术引进观点的一大理由），但“溢出”的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集中在借助于性能更高的机器设备所做的一些操作性的工序和环节，对于产品的设计、开发、研制这些涉及核心技术的关键性环节与过程，毫无“溢出”效果，因为引进的技术已经是经过模块化处理的“封装式”技术，引进方只能使用，无法解析，自然也就不可能对属于前道环节的设计、开发、研制等活动产生任何“溢出”效应了。三是引进的技术往往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才具有先进性，离开了这种特殊的时空背景，引进的技术可能毫无用处，也不会促进引进技术的中国企业受到这种技术的启发，进而开发、研制同类型的技术。引进国外汽车生产技术的中国国有汽车企业就是一个典型。长春一汽引进的德国大众技术，不能用在日本丰田产品的生产上（所以还要引进日本丰田的技术），甚至都不能用在德国大众不同型号产品的生产上。自然，引进的这些技术更是无法用在长春一汽自己所开发产品的生产上。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因素外，主要是引进的技术只能用在特定的产品上，具有特定的时空背景。所以，长春一汽20年来引进的国际技术一个接着一个，但始终没有造出一辆属于自己的真正能够接近国际技术水平的汽车。
更重要的是，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提供技术的公司出于自身的利益，会把关键的技术提前“解构”，实际上有计划地打散完整技术，让引进技术的企业只能生产一个环节，而无法掌握完整技术。苹果公司就是为了防止核心技术外溢，将产业链的各个零部件环节全部打散，使代工企业无法掌握其产品的全部流程。iPhone是苹果公司近年来创新的一种新式手机，打败了全世界的所有手机。几乎每一只iPhone的背面，都有一行很小的文字：苹果公司设计、在中国制造（Designed by Apple,Manufacturing in China）。这段文字表明，中国可以生产出世界最先进的移动电话，但并不表明中国的企业（包括富士康公司）掌握其中的先进技术。在这样一种生产分工体系下，参与生产的代工企业不仅无法分享先进技术，而且处在被“俘获”的地位：即便你引进了最先进的技术，也只能生产产品的价值链中的一段，如果不为向你提供技术的企业生产产品，不仅引进的技术毫无用处，而且生计都有问题。
但是，在企业追求自身利益尤其是短期利益的考量下，如同本文在模型讨论中所论述的那样，当面临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选择时，企业还是选择引进技术，尽管这种选择对整个产业是最有害的。
2.第二条道路：沉没成本巨大的独立创新
独立创新是指利用自身的技术禀赋，对新产品和新技术进行独自研发创造的过程。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企业的独立创新过程就是一个挑战高风险和获取高收益的过程。创新成功，企业便拥有排他性的一个新产品或一项新技术，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收益随之而递增；创新失败，原先的投入全部成为沉没成本，损耗了企业的收益，企业不仅没有获得因创新而带来的额外收益，反而有可能因沉没成本过大而遭致现实的风险。
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独立创新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属于不可替代的非竞争性产品，而且在相关技术领域原先有积淀；二是属于政府专用公共产品，政府可以在国家层面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并不计经济成本；三是属于普通竞争性产品，创新资源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突变发展的过程，且善于组织和整合各种创新资源。在第一种条件下，一些具有民族属性的产品，如中国的丝绸、中药等，独立创新的能力较强。在第二种条件下，有关国防能力的产品，如中国的“两弹一星”，在独立创新上也获得了成功。第三种条件最为复杂，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是成功的，如韩国，能够在普通竞争性产品方面成功地实现了基本独立自主的创新过程。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缺乏创新资源，创新体系不健全，创新机制和创新文化有待建立，在竞争性强的产品和技术领域，尤其是在市场容量大的高竞争性产品与技术领域，独立创新的活动，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红旗轿车是中国第一个独立开发设计、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轿车品牌，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行政豪华型轿车的定位，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骄傲。但自从国内市场引入国外轿车品牌和技术后，红旗轿车逐渐从中国汽车市场淡出了。为了继续保住这个品牌，企业开始开发市场面更大的普通红旗轿车，产品线从130多万元的大红旗（旗舰加长型）延伸至13多万元的家用红旗轿车，并坚持采用独立自主开发的技术。基于完全自主技术的红旗轿车，在市场上主要以两种品牌为主要竞争对手，一个是德资系列的上海大众桑塔纳3000型，另一个是日资系列马自达6型，希望基于独立自主技术的红旗轿车能够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地位。但事与愿违，独立自主技术与国外技术在市场上的胜负竞争中很快就见分晓。红旗轿车在整个乘用车市场上的份额微乎其微，2006—2008年的平均销量，马自达6型是红旗轿车的18.02倍，桑塔纳为59.28倍，差距十分巨大。可以说，基于独立自主技术的红旗轿车在市场上已经失败。这是在技术创新资源不完备的前提下进行自主创新所引致的市场风险和所付出的代价，即投入了巨额的研发成本所创新的产品无法获得市场的青睐，进而导致大部分成本沉没。
基于独立自主技术的红旗轿车在市场上的失败，固然与其品牌老套陈旧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中国汽车工业自身拥有的关键性技术比不过国外的先进技术，对自主创新的理解也过于狭隘化，认为封闭起来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进行研发就是自主创新。殊不知，在耗费了巨大的人财物资源所研制的产品，如果不能迎合市场需要，就无法使市场规模进一步内生于企业发展体系中，难以形成规模报酬的生产效应。因而，难免就会出现独立自主开发的技术输给引进技术的现象。一个可以佐证并具有一定讽刺含义的事实是，作为同一个企业（一汽集团），同样的经营管理团队，基于引进技术生产的合资品牌轿车（一汽大众、丰田等）在市场上却获得了巨大成功。至少在汽车领域，我们不得不承认，独立自主开发的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有相当大的距离，决不是靠喊坚持自主开发、振兴民族品牌的口号就能够让距离消失的，而且作为大部分风险规避或中性的企业来说，在创新基础不成熟的条件下进行自主创新难免会遭受挫折或失败。
汽车产业只是一个缩影。类似于此。还有很多现代工业技术，中国的技术积累与技术先进性与国外先进技术相差甚远。中国过去几十年建立的工业部门和工业体系，最大的成就在于把过去不曾生产的产品生产出来了，但若与国际先进技术标准来衡量，都难以符合现代工业水平。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由于创新要素积累的不足，更由于创新机制和创新文化的缺失，在大部分竞争性产品领域，尤其是大规模制造的现代工业领域，在符合成本收益的原则下，中国现有的创新资源还不足以形成突破产业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而且还要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作为汽车核心技术的发动机、变速箱，按照国际先进的技术标准，中国人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还研制不出来；作为高清晰电视核心技术的平板显示玻璃机壳，以国际先进技术来衡量，中国的企业完全靠自己也没有能力生产。这就是现实。因此，作为创新发展的路径，完全依靠独立自主创新的道路只能是选项之一，而且有一定的局限性，必须寻找第三条道路。
3.第三条道路：基于本土市场规模的内生化合作创新
能够走出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基于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国外企业确实拥有先进的技术，国内企业不借助于与国外企业的合作，无法掌握这种先进技术，或在不合作的情况下掌握的成本过高；二是国内企业拥有巨大的本土市场，转移先进技术是国外企业进入本土市场的前提，进入市场的收益足以弥补因转移先进技术而可能引致的收益损失。
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通过一定的方式，利用巨大市场的潜能可以成功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以本土市场规模作为与国外企业合作技术的筹码，通过共同参与研发设计、共享市场规模收益的方式，中国企业可以充分地汲取知识技术的外溢，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从而使企业的创新机能得以内生化，最终实现产品创新或技术创新。由于本土规模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动因，让渡部分先进技术，或帮助本土企业形成一定的创新能力，对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外企业而言，并非是一个成本大于收益的合作，因而也乐意同本土企业以此方式合作，共同创造收益递增的市场利益。
与红旗轿车的失败相反，中国本土汽车企业奇瑞公司的成功，在形成创新能力上基本符合本文所界定的第三条道路，即通过构建在让渡市场份额的同时换取技术的合作契约，并基于良好的学习机制使技术内生于生产，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最终实现技术创新。事实表明，这一道路也暗合了我国当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代主题，符合了技术创新的阶梯式发展规律。
奇瑞公司在中国汽车产业获得的成功，主要得源于在汽车的关键核心技术——发动机的设计和开发方面取得了突破，成为中国第一家能够研制开发先进发动机的本土企业，使中国汽车产业告别了50年来会造汽车但不会造汽车“心脏”的历史。
为了形成内生能力，奇瑞所采取的并不是单纯地引进技术，也不是风险性很大的独立式自主创新，而是与国际著名汽车技术开发公司——AVL合作，并主动地参与到整个发动机的研发过程。在合作过程中，奇瑞坚持将自身的研发人员有机地嵌入到新产品的研发全过程，通过干中学最大限度地获取AVL在发动机研发方面的先进技术，并将所研发的全部知识产权归属于奇瑞所有。奇瑞公司与AVL公司的技术创新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奇瑞公司研发人员参与部分技术环节的研制开发，属于学习和配合阶段；第二个阶段，奇瑞公司参与关键技术研制的分工，研制后的产品交由AVL公司审定、优化和改善，属于提高阶段；第三个阶段，奇瑞公司主持关键技术的研制开发，AVL公司作为技术顾问提供技术咨询，属于技术资源整合阶段。经过几年的努力，奇瑞公司终于形成了汽车先进发动机的创新能力，在国内第一个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CTECO系列发动机生产出来，奠定了成功的基础。依照新闻媒体的宣传口径，奇瑞公司的技术创新属于自主创新，但实际上是与国外先进技术开发公司合作的结果，走的是第三条道路④。可贵的是，奇瑞公司以市场规模为后盾，以对方实质性地转移技术为前提，以形成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全过程参与研制开发过程（如图1所示），开展与国际一流公司的合作，终于使技术内生于企业自身。
图1 奇瑞与AVL合作创新
由于预见到拥有发动机先进技术的奇瑞公司可以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可以分享因市场扩大而带来的递增收益，AVL公司也愿意转移技术，默认和支持奇瑞公司形成有竞争力的技术创新能力⑤。实际情况也令奇瑞公司和AVL公司满意，奇瑞公司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据《中国汽车市场年鉴》（2008，2009）的统计，2005—2007年，奇瑞公司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从5.9％上升到7.2％，位列全国乘用车行业销量的第4位；2008年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市场份额有所下降，降至5.68％，但依然稳居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奇瑞没有选择完全独立创新的策略，走的是一条适当规避风险的道路，符合我们在前文模型比较中所论述的，这样的选择对企业而言是有利的。
技术创新第三条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机理是：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与创新的效率和成功概率是有内在关系的，中国的本土企业若能把技术创新置身于或内嵌到本土的市场规模这一重要背景中，借助于一定的条件，就有可能使创新的技术内生于自身企业，而不是简单地接受一种外源性的技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企业在关键性技术方面与国际先进技术存在巨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的存在是由于中国的创新文化缺失和商业投机主义盛行的长期累积造成的，也有不良创新体制长期运行的原因，除了一些特殊的领域和行业，在多数重要的现代产业，完全独立创新的道路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或付出成本过高，以至于不经济可行，不承认这一点是不现实的。封闭的创新不一定能真正创新，完全独立的创新未必是最好的创新，走合作创新的道路也是一种自主的创新。由于在合作的机制下，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可以创造出规模效应递增的结果，因而达到一种双方的协同效应，外国公司也可以做到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确实通过合作促进本土企业创新真正的技术。这种经过合作创新而获得技术的本土企业，并不构成与国外合作企业的直接竞争威胁，国外合作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选择合作的领域和范围，完全可以做到在完整技术和关键技术上的合作。合作机制中的两点关键是：基于本土市场的规模效益递增和合作双方的制度契约（契约要能保障本土企业学习能力的改善）。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虽然未必适用于所有的产业，但对于多数大规模制造性的产业是具有价值的，可以作为重要的决策选项。只有那些具有高度风险偏好的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才不适用于它们，但在中国，真正具有技术风险偏好的企业，数量并不多。如果这类企业数量众多，也许技术创新的问题就不会如此十分严重了。
五、主要结论
影响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障碍是缺乏技术创新，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在中国是一个艰巨的难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主要采用的是技术引进的办法，实际上走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但实践证明，市场没有能换来技术，换来的只是先进的设备和生产装配线，中国的企业仅仅形成了生产能力，而没有形成技术能力。最近几年国内上下强调自主创新，但进展不快，尤其是在关系到产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关键核心技术方面，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并未缩小，创新能力缺失仍然是企业的普遍问题，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这条道路也很难顺畅地走下去，至少不是唯一的选项。根据企业技术创新的规律，以及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思考和设计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
借助于本土市场规模所能产生的收益，基于“干中学”的知识获取路径，在许多产业领域，尤其是在大规模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通过与掌握国际先进技术的外国公司的合作，中国企业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自身的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创新的目标。这就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走这条道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是一个大国，其市场规模及其经济利益是保证这种道路能够成功的基础，实际上，不仅理论上可以推导，也有充分的案例证明这条创新的道路是可以走下去的。
有必要说明几点：一是合作创新的道路并不否定和排斥自主创新的道路，实际上，我们所讲的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也是一种新形式的自主创新的道路。即先期借助于国外先进技术的溢出，通过吸收和整合，然后转化成自我创新的能力。二是与完全自主创新的道路相比，第三条道路更加适用于市场容量大、国内外技术差距大的产业。在这些领域，完全自主创新成功的概率较低，而第三条道路的技术创新不仅相对容易，而且大大缩短了时间距离。三是关于第三条道路能否保证外国公司真正转让技术以及技术的先进性问题。由于以市场规模的未来收益作为技术让渡的条件，只要中国企业从一开始就坚持把转让技术作为前提条件，并全过程参与研制和开发的过程（就像奇瑞公司所做的那样），真正转让技术或吸收真正技术是完全可能的。至于担心外国公司“留一手”，不会把最核心的技术让中国企业学会，其实这个问题取决于双方风险与收益的核算，取决于用多高级的技术获取多大的市场收益。正如亚当·斯密（1776）所言，“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四是第三条道路并非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唯一道路，而且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如产业的市场范围、本土企业的学习能力，等等。
没有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并使这种创新能力形成一种企业要素禀赋，中国的产业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升级。借助于一般的技术引进，只能实现中国产业规模的扩大，而无法实现产业的升级。在中国的产业已经具备足够市场规模的今天，可以通过本土市场规模的效应，走出技术创新的一条新道路，并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推进产业升级逐渐成为一种自我循环的演化过程。
［收稿日期］2010－09－18
注释：
① 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中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并发布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
② “市场换技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并一直延续至今。依靠这种方式，中国企业获得使用国外先进技术的权利，生产出原先不会生产或生产不好的产品，获得因经济规模迅速扩大而带来的额外增加值，其代价是让渡全部或部分市场。外国企业通过出让技术的使用权，而不是出让技术本身，获得中国市场。在中国的汽车产业、家用电器制造业等大规模制造性行业，这种创新的方式极其流行和普遍。
③ 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愿意冒多大的风险，是一种对企业家心理和企业行为的评估，很难得出准确的统计意义上的数据。但我们根据对中国企业的了解，还是有理由相信，现阶段大多数的国内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属于风险规避或中性类型的。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温州大多数知名的民营企业近年来不是增加了研发的投入，而是深度卷入房地产业的投资（详见2010年9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当然，国内研发资源不充分以及高质量的研发要素供给不足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④ 新闻媒体上有大量关于奇瑞公司的自主创新报道，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ACTECO系列发动机的研制开发，称其是改变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命运。
⑤ 我们无法得知在AVL公司与奇瑞公司的技术合作合同中，是否有根据市场销量规模不同而收取不同比例的技术转让费，因为这涉及到企业的机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奇瑞公司市场规模的扩大，AVL公司的收益一定是增加的，这一方面可能来自于与奇瑞公司的新的合作，另一方可能来自于AVL公司商誉价值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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