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及其借鉴_西进运动论文

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及其借鉴_西进运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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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西部将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又一个热点,中国政府将采取有力措施,有针对性、有步骤地使西部地区尽快富强起来,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历史上,美国对其西部的开发在世界各国的边疆开发中最为经典。1776年美国独立时,它只占据大西洋沿岸地区面积约为49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美国通过100多年不断向西的拓殖运动,领土面积不断扩大,到19世纪末,已经实现美国人口中心、农业中心、工业中心的西移,1895年其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首位。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也是人口不断向西迁移的历史。人口西进使西部形成了大量的城市,建立了自己的特色产业。19世纪的西进运动推动了美国人口城镇化和劳动力非农化进程。在西进运动的带动下,人口城镇化率由1810年的7%上升为1920年的51%,劳动力的非农化率到1920年达到73%,人口城镇化率与劳动力非农化率的差距逐步缩小。

一、美国西部开发中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的特点

(一)领土扩张是“西进运动”的基石

美国西部泛指从阿巴拉契亚山地到太平洋沿岸之间广阔的地区。美国的西部开发又称为“西进运动”,大约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它是一种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迁移运动。美国的西部开发史,实际上就是美国人在荒原上建立国家的一部经济发展史。美国“西进运动”是一个领土扩张过程和人口西进过程。1803~1867年,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先后把路易斯安那、西佛罗里达、得克萨斯、俄勒冈和阿拉斯加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这样,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美国领土面积从230万平方公里迅速增加到930万平方公里。领土扩张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西移。推动西进运动的主要三种社会力量是:土地投机者、人数众多的穷苦人和种植园奴隶主(李其荣,2000)。另外,参与中西部开发的人大多数是中下层劳动者,有限的财力和物力使他们难以支付长途跋涉和大规模开发所需要的经费与开支,因而往往采取开拓一处,前进一处的开发方式(高国力,2000)。1790年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人口仅占3%,到1860年已达49%。人口不断西迁改变了美国经济地理的分布。国外移民也满足了美国西进运动大量劳动力的需求。1864年美国成立移民局,采取预借路费、降低运费、优惠贷款、来去自由、免予征兵和给予国外移民以公民权等措施,以鼓励国外移民。1815~1929年,流入美国的移民共有3800多万(林广、张鸿雁,2000年)。在美国鼓励自由移民时期,西、北欧移民构成了移民的主体。这批移民中的工人成了美国进行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重要技术力量,他们把先进的技术源源不断地带到美国,形成了一种自然的、不花任何代价的技术引进(许国林,1998)。

(二)农业发展是“西进运动”的基础

美国的“西进运动”是在三角区域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东北部以新英格兰地区为核心的经济地带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摇篮。而以弗吉尼亚为代表的南部殖民地则主要以“土地授予”制度为基础,为种植园奴隶制度发展准备了温床;到了西部边疆开发时期,则主要以“公地政策”为主。正是这个金三角经济构架成为美国西进运动经济模式的重要支柱。西部开发主要是在农业社会基础上从三个行业兴起。一是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以北的“小麦王国”推动了中西部的开发。二是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的“棉花王国”推动了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开发。三是以得克萨斯为中心的“畜牧王国”带动了西部大草原的开拓。这三大“王国”的产生标志着美国农业帝国的兴起(陈占彪,1997)。美国通过西部农业开发建立了雄厚的粮食和物资基础。在西进运动初期,农牧业是西部地区提供就业机会最大的产业部门。而农业的现代化又为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农牧业是西部地区投资水平最高的产业部门。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牧牛人的利润率约为20%~30%。1800~1860年美国农业生产总值增加了5倍以上。同期,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都占60%左右。1820年,农产品出口占美国出口总数的83%,半个世纪后仍然占到81%。农业技术发明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了人口的城镇化和劳动力的非农化。1836年发明了打谷机,一台打谷机能抵120个人的工作能力(龙文军、包跃芳,2001)。

(三)资源开发是“西进运动”的诱因

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是引导人口西移的重要诱因。1785年的土地法令规定每英亩的最低价格为1美元。凡在一个月内交足640美元的就可获得640英亩的土地。该法令对欲登陆美国并西迁的移民来说固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因必须一次付清640美元,而早期移民多数较贫穷,无力购买,移民的西移速度是缓慢的。1862年5月20日通过的著名的《宅地法》是西部开发中最具民主色彩的一部土地法。它规定,凡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只要交纳10美元的手续费,即可申请获得160英亩的联邦土地:(1)美国公民或已递交入籍申请者;(2)年满21岁,或一家之长,或在美军中服役满14天者;(3)从未参加过反对合众国之战争者。这实际上等于为每个或每户定居者无偿分配了一块安身立命的宅地。该法律一出,吸引大批人移民西部(许国林,1998)。除了土地开发外,“淘金”热潮加快了移民对西部的定居和开发。金矿的发现及远西部采矿业的兴起,尤其是美国西部三大矿区的发现,更因“淘金”热潮而加快了移民对整个远西部的定居和开发。西部发现黄金、石油等资源为美国开发西部提供了有利的历史契机,大批淘金者向西迁移,并且直接带动了上述几个地方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兴起和发展。美国在西部开发中,人口是随着经济资源的开发而迁移的,人口的迁移又带来了西部城市的兴起和经济的繁荣(林广,2000)。美国西部之所以成为一块热土,是因为人们在西部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并且有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明晰和保护产权是鼓励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19世纪大批农民向西部的迁移,有相应的产权制度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作为保障。

(四)交通革命是“西进运动”的动力

交通革命是加速美国西部开发的重要动力之一。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交通革命主要表现在公路、运河和铁路,到1840年美国已建造了13条大运河。从1830年美国第一条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开始投入运营后,美国迎来了一个“铁路时代”。美国用了20年,连接东西两地的5条铁路便先后建成。美国政府采取以下政策推进铁路建设的营运和发展。(1)贷款扶持。规定铁路公司可以根据修筑铁路长度和地形的不同,从政府那里获得不等的贷款。(2)投资援助。据统计,在美国全国的铁路建筑总投资中,州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占25%~30%。(3)土地赠予。除技术援助外,联邦对铁路建筑的主要援助是土地赠予。政府规定,铁路公司每修筑一英里铁路,可以得到铁路沿线一定面积的土地。据统计,铁路公司仅通过出售赠地而获得的纯收入就有5亿美元之巨。铁路大通道的建设带来了人口的大迁移。从1850~1880年,加州的人口增长了近8倍。交通运输的优先发展,横贯东西的铁路的建成,形成了联结东西的大通道,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西部城镇化进程。1860~1910年,美国10万人以上的城市由9个增至50个。虽然东西部的城市数量都在增加,但西部增加的数量大于东部,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林广,2000)。西部的新兴城市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作为“投机企业”的市镇。它们是由公共土地的领有者即土地公司直接建立的。第二类是兴起于远西部的“采矿城镇”。第三类是大平原上沿交通要道的“牛镇”。这类市镇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它的兴起主要适应了大平原畜牧业迅速扩大。第四类是“铁路城镇”。世界经济史表明,交通运输形成的联结东西的大通道对人口连锁迁移和城镇化会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对城镇化至少有四种效应。一是移民与投资效应。交通结束了西部的封闭状态,为外来移民的往来提供了便利,使东部的科技信息、先进的思想文化和资金被输送到西部地区,为城市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二是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效应。交通促进了西部农业经济的地区专业化,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三是城镇之间联系的市场化效应。交通促成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扩大了国内各地区城镇之间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交通运输业既能把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迅速运到东部和世界市场,又使东部工业化地区和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品迅速流入西部地区(李其荣,2000)。四是城市发展的倍增效应。随着铁路的铺设和延伸,原有城市迅速发展,不仅形成像圣迭戈、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这样的地区中心城市,而且产生了城市发展的倍增效应。一批沿五大铁路线建立的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19世纪初,芝加哥还是人迹罕到之处。1880年芝加哥市人口达50万,1890年达100万,1900年增至200万,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

二、美国人口西进和城镇化对中国西部开发的启示与借鉴

虽然中美两国实施西部大开发都是为了开拓边疆地区,但两国西部开发的根本区别在于美国西部开发属于初次开发,而中国西部开发属于再开发。中国西部开发在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和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仅要注意量的扩张,更重要的是质的提高和内涵的发展。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表明,比较利益机制驱动下的产业发展、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人口西进是美国城镇化的拉动力,而城镇化发展是西部乃至全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研究这一历史进程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开发和西部城镇化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与借鉴。

(一)建立人才高地和土地产权“洼地”,调整西部城镇发展的畸形结构,实施以大都市的扩展和县城的提升为核心的二元城镇化发展战略。

1.着眼大都市扩展的西部城市化,适合中国西部城市化特征,能够解决城镇发展二元畸形结构。在西部城镇化问题上,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让大城市优先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让小城镇优先发展。我们认为,要根据西部地区典型的二元结构实行二元城镇化战略。一方面,大力发展大城市,推进西部城市化,建立人才“高地”,引导生产要素西进,靠高素质人才兴城;另一方面,着力发展县城,推进农村城镇化(辜胜阻、刘传江,2000)。

中国西部地区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结构,一极是少数现代化水平和城市文明都已相当高的省会特大城市、大城市,如西安、成都、重庆、兰州、昆明等;另一极是大量仍处于传统农耕社会的荒漠、农村、少数民族部落。通过发展大中城市,提升大中城市功能,增强其辐射力,要利用大中城市的扩散效应发展周边卫星城市或小城镇,逐步形成“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城镇”城市体系。因此,西部城市化要高度重视大城市的原因在于:(1)现有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都处于自然条件、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本身具有发展的优势,所以,顺应城市发展规律,要优先在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地方发展城市,避免在不利于城市发展的地方建设城镇。(2)大城市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甚至基础设施生产率。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时,人口和经济要素主要是向大城市转移。此外,积极发展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可以减轻人口对农村牧区生态环境的压力。(3)大城市工厂聚集、资本聚集、科技聚集、商业聚集,创造的就业机会通常高于中小城市,加上更好的教育文化环境和基础设施,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比小城镇更易谋生,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机会。(4)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能够拓展西部城市群,扩大规模效应。

以大都市拓展为依托的城市化需要建立人才“高地”,引导生产要素西进,靠高素质人才兴城。中国西部大开发离不开科技,离不开人才。有资料显示:在东部,平均每100人中拥有科技人员18名,而西部只有2名;东部乡镇干部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64%,而西部占20%;东部每人平均受教育时间达10年零9个月,而西部仅有3年零6个月。保留和吸引高素质人才是中国西部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保证,是兴城的基石。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支持科教事业的发展,培养和用好本地人才。在西部开发中,政府应支持西部科教事业的发展,在西部地区培养大批用得上、留得住、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类人才。鼓励和引导西部地区机关、事业单位的各类人才向企业和农村转移,支持他们领办、创办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到农村进行技术推广、承包经营和培养农村实用人才。(2)建设人才“高地”,培育创新精神。美国西进运动的重要经验是移民潮产生了敢于挑战新生事物、追求冒险的移民精神。这种敢于冒险、无所畏惧、征服自然的创新精神对于西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开发中国西部需要创新精神的培育。这里的关键是要通过建立人才“高地”的方式营造观念更新的“小环境”。选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考虑将重庆、西安、成都、兰州等高等学校和人才密集的大城市建设成为西部地区人才高地,更新科技人员的观念,营造良好的科研、创业、生活环境,让科技人员在西部开发中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3)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人才西进。进行分配体制的改革,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机制,调动企业家、科学家、创业者开发西部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资金、人才、技术参与西部开发。在西部开发中对于人才使用,应当借鉴目前对于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相关做法,采取“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政策,实行“户口不迁、身份保留、来去自由”的方式吸引人才。经选派参加国家西部开发重点任务和重大建设项目的人才,由政府财政提供一次性安家费用,在职务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资调整等方面,与原单位同类人员享有同等待遇。(4)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航”。例如,经历市场洗礼的“川军”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拿到了各种各样的证书,有技术、善操作、讲文明的新“川军”令人刮目相看。据四川省农调队调查,1999年,外出务工的“川军”总数已达430万人,全年汇回的现金达197亿元。多年在外的务工人员不仅学到技术,挣到了钱,而且见了世面,长了见识,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都有了明显改变。务工人员的回流将成为西部开发中城市化发展的主力。

2.以县城提升为依托,走相对集中的“据点”式城镇化发展道路,适合西部农村地质特点,能够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1)在西部二元结构城镇体系中,小城市人口少、规模小、功能弱。在西部121个城市中,特大城市7个,大城市1个,中等城市36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77个,特别是受西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这些小城市仅具有一般的流通和消费功能,缺乏生产功能和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能力,农业腹地浅,生产要素积聚优势弱,无法吸引大规模人口向小城市流迁。因此以小县城的提升为载体,依托其相对较好的交通和通讯设施,将小县城发展为大城关,使大城关成为具有较低交易成本、较发达分工、较强要素流动性的城市,实现县城经济功能的提升,是西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2)在西部农村“遍地开花”式发展小城镇是一条成本巨大的粗放型城镇化道路,小城镇建设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特别是具有较高成本的对外交通和通讯设施,在布满崇山峻岭或戈壁沙滩、交通通讯方式落后、自然条件恶劣的西部土地上“遍地开花”式发展小城镇代价高、效益差。因此,要根据西部人口规模、基础设施、区位条件和经济资源“据点”式发展西部小城镇(辜胜阻、刘传江,2000)。(3)在农业人口分布既密集又断裂的西部农村地区,走相对集中的“据点”式城镇化道路无疑是明智合理的选择。在西部农村地区,农业人口大都很分散,无法形成密集的城市群以获得事实上的大城市规模效应,整合资源要素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经济引导山区农民自由流动,实施宏观调控规划可持续发展的山区城镇结构,积极推动小乡向大集镇提升,是提高西部农村城镇化水平的必然选择。特别是要综合运用国家开发基金和扶贫政策手段,加快地区特色经济发展,使小乡居民自发向大集镇迁移,对于一些既偏僻又小的自然村和“微型”集镇实行整体搬迁也是相对集中的“据点”式城镇化的途径。

以县城提升为中心的西部农村城镇化需要建立土地产权“洼地”,顺引投资者西流,靠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强镇。在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中,土地财产权的规定吸引和激发了投资者西进,没有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就没有美国当时的西部开发。在中国西部,土地丰富是西部的资源优势,但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要对土地制度进行创新,制定优惠于东部的产权政策,形成“洼地”效应,吸引投资者西进。(1)稳定土地长期使用权出让方式,让一部分投资土地的投资者拥有长期(比东部更长的承包年限)的土地使用财产权利,并且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允许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财产,在土地开发建设增值后,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2)降低土地出让价格,使西部投资收益低在土地投资成本低方面得到补偿,以吸引土地投资者在西部投资。(3)西部土地向所有投资者放开,实行一体化出售政策,取消土地出让在国有、集体、外资、合资、私营、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投资者之间的政策性歧视。(4)对大面积的山岭、坡地、沟壑、荒漠,可以按照国家还林还草的政策要求,以百年使用期限,低价出让给农牧民和其他投资者,期满后可以申请续期,可以继承和有偿转让,这样,施以国家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保护后,西部土地使用财产权可以成为资源市场化的制度载体。

(二)依托长江和陆桥两大东西“通道”,建设西部开发的两大引擎——长江城镇带和大陆桥城市轴,依托中心城市发展都市圈

美国西部开发的经验表明:东西“通道”是西部开发的重要引擎。在中国西部开发中,要以长江和陆桥为主干道,构筑西部对外联系的通道,使长江城镇带和大陆桥城市轴成为促进西部大开发的两大引擎。引导生产要素的集中,形成两大城镇化战略轴线和10大都市圈。

1.大陆桥城市轴是指东起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连云港,西至阿拉山口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铁路沿线的城市、及两侧与其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的所有城市构成的发展地带。大陆桥城市轴拥有25个不同规模的中心城市(朱英明,2001)。以大陆桥为依托的西部城市化发展要采取如下思路:第一,以大陆桥城市轴双向开放为契机,利用城市轴整体优势,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区域经济分工,使西部位于大陆轴线上的城市得以分享城市群体整体效应的机会,发挥西部沿轴城市群积聚效应和扩散辐射效应。第二,大力培育中心城市,发挥其核心作用,带动西部沿轴附近城市群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和城市功能的置换。第三,以产业布局为根本,资源开发为动力,大城市为核心,大陆桥为纽带,形成城镇规模结构合理、等级有序、职能分工协调互补的城镇体系。贯彻城镇化与工业化、非农化协调发展的原则。

2.长江城镇带是沿长江经济带而形成的一个城市区域空间布局。长江经济圈是指东起上海、西至四川省攀枝花,其宽度为垂直与长江及其100~200公里范围的地带,并可以延伸到西藏、云南和贵州。世界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城市和交通通讯干线的连接点和线是城镇经济发展的最佳区位。长江城镇带以成都、重庆为长江城镇带的一级接点城市,以长江上游城市带的地级市为二级接点城市,由这些接点城市构成西部城市网络,并依据长江经济圈的东西对接区位优势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倾斜,形成人流、物流、资金流等承载体。

3.除了依托东西通道建设城镇轴外,还要依托中心城市建设都市圈。有专家指出,中国西部地区现有的城市已经具备了形成十大都市圈的条件。(1)重庆都市圈。以重庆市为核心,加上合川、永川、南川。(2)西安都市圈。以西安市为核心,由咸阳、渭南、宝鸡、铜川四个较大的城市和武功、泾阳、长安、临潼等卫星城市组成。(3)成都都市圈。以成都市为核心,拥有锦阳、德阳、都江堰、乐山等外围城市和绵竹、广汉、双流、新都、眉山等卫星城市。(4)贵阳都市圈。以贵阳市为核心,包括遵义、安顺、都匀、凯里等城市。(5)昆明都市圈。以昆明市为核心,包括玉溪、曲靖、东川、安宁等城市。(6)川南都市圈。以自贡市为核心,与内江、泸州、宜宾等经济实力相仿的城市在川南天然气产区组成都市圈。(7)兰州和西宁都市圈。以兰州和西宁市为核心,包括白银市和沿黄河的近20个县。(8)银川都市圈。以银川市为核心,包括吴中、灵武、青铜峡、石嘴山等城市,都市圈将涵盖整个银川平原。(9)北疆都市圈。以乌鲁木齐市为核心,包括奎屯、石河子、吐鲁番等城市。(10)南疆都市圈。南疆油田的开发,“西气东送”项目的上马,南疆都市圈将迅速崛起(孙久文,2001)。

(三)把城市作为一个资源聚合体,强化经营城镇观念,加强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城镇的可持续性发展

借鉴美国西部开发的经验,中国西部开发首先要加强公路、铁路、机场在内的交通建设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实施西部开发大通道工程。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要有经营理念。(1)强化经营城镇观念。经营城镇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把经营意识贯穿到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综合运用城镇土地资源、地域空间及城镇功能、经济容量、城镇环境等经济要素,从总体上运作城镇经济。经营城镇要采取“谁投资、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的管理模式,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公用设施建设。以多种要素引入城建,以存量换增量,以资产换资金,以资源换项目,以无形资产换有形资金。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盘活资源,以资源为资本,推进资本营运,在整个城镇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2)重视交通基础设施。西部地区交通的发展,要坚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重点解决突出矛盾和“瓶颈”制约的建设方针。既要发挥铁路大动脉的骨干作用,又要重视公路交通在西部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基础作用。同时,还要积极发展航空运输业,充分利用内河资源,发展水运事业,加强管道运输能力。发挥五种运输方式的综合运输效益。目前,要根据中央西部大开发的要求合理规划,统一布局,进一步完善对发展交通的优惠政策。通过集资、贷款、利用外资、社会融资、转让经营权、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筹措建设资金。(3)重视通讯和信息网的建设。在信息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是互联网。作为经济中心的西部大城市,应该以最大限度地缩短西部与全国、全世界距离为目标,在信息网络建设上做出超常的努力,赶上以至超过全国的步伐,使在西部城市工作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在获取信息方面和对外交流方面并不逊于沿海城市。信息网络建设是西部大城市进入21世纪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辜胜阻、李永周等,2001)。(4)维护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美国西进运动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初期的盲目开发造成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土地投机和掠夺式开垦使植被表层受到破坏,更多的犁头不断划开如茵的绿草,矿藏的开采使美丽的河流只留下累累卵石碎砾之骸。所有这些对西进运动中的城市发展产生了严重后果。我们在西部开发中要把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建设纳入到城镇化的发展规划之中,明确环境保护的目标,制定环境保护的对策,切实加强城市环境的整体保护和生态建设。要努力提高资源的共享度,对城市交通、供水、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实行统一规划,共建共享。

(四)实施竞争优势导向的跨越式产业发展战略,发挥“蛙跳”效应,用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西部的优势产业,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

美国西部开发中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是城镇化发展不能盲目建镇,必须产业兴镇。在中国西部城镇化过程中,依靠基础产业和一般种植业的规模扩张来提高西部地区的增长绩效不能成为产业兴镇的主要途径,要实施竞争优势导向的跨越式产业发展战略,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劳动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和资本密集产业三种类型并存的产业支撑。所谓竞争优势导向的跨越发展战略,是指将比较优势与新技术优势和跨越式发展思路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本地区现有比较优势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提高地区产业竞争力。

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是西部产业发展的客观基础,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是西部产业兴镇的发展方向。实施竞争优势导向的跨越式产业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建立西部“技术发展极”,发挥“蛙跳”效应,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西部地区西安、成都、重庆、兰州等特大城市是中国几个重要的智力密集地区之一,要依托现有中心城市的大院大所、国内外大企业技术研究中心、重大产业化项目,着力培养竞争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建立跨越式发展的驱动点,把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投入到具有创新能力、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中心城市,使他们成为“技术极”,从而发挥“蛙跳”效应和后发优势。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抢占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关键是要利用原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础,集中资源,高起点地发展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现代生物、医疗和航空航天技术等,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内乃至全球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西部开发要坚决避免在简单加工等低层次水平与东部中部地区过度竞争,避免产业结构趋同。(2)多方筹集资金,引导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经济和绿色产业。由于西部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的特点,发展牧业、特色农业和建立在多种生物资源利用基础上的生态经济和绿色产业具备比较优势,但在新一轮的产业发展中,要改变资源粗放开发和资金筹集单一的产业发展思路,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政府拨款基金、市场自筹基金和社会基金来发展富民强镇的西部生态经济和绿色产业。(3)用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西部的优势产业。“一五”时期和国家“三线建设”时期,西部地区建立了大量资源开采型和军工企业。目前这些企业绝大部分由于人员多、负债重,市场容量小,技术落后而面临发展困境。要摆脱困境,必须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柔性化和自动化。拓展如旅游等第三产业发展空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产业和“三高”(高起点、高技术、高水平)农业(辜胜阻、李永周等,2001)。(4)提高初级产品的技术含量,围绕产品精加工和深加工做文章。初级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构成了挑战。因此,要提高初级产品的技术含量,调整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加工增加值比重,实现农业增产又增收。在资源性产品加工方面,要引进国内、国外技术,围绕矿产采掘业、原材料加工业大搞产品精加工和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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