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理论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性论文,都是论文,党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4)01－0106－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个重大判断，既是我们党根据舆论生态市场出现新格局而做出的新认识和新概括，又反映了我们党不断开拓创新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信的自在品格，必将有力推动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开创新局面，展开新景象，显示新方向。 党性和人民性原来是两个互不搭界、各有使用范围的概念。 首先说“党性”。根据已查经典作家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均没有使用过“党性”一词，而是使用的“党派”，如恩格斯在《瑞士报刊》中写道：“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①应该说，这里的“党派”已经很接近“党性”了。真正明确报刊的党性原则的是列宁。1904年，列宁“批评新《火星报》已变成‘反党的机关报’，要求党报工作者增强党性，克服小组习气，新闻报道要贯彻党的政治纲领，坚持高度的统一性，反对记者立场的分散性和独立性”②。之后，他在1905年写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③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明确指出党报的党性原则：“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并大声疾呼：“无党性的写作者”应当立即离开党的出版物！④ 深受列宁主义影响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的党性原则思想。我党建立初期曾多次通过决议强调这一原则，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指出：“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⑤1942年3月，毛泽东在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⑥经过改造和改进后的《解放日报》于1942年4月1日发表《致读者》社论说：“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⑦这里把党性列为党报必备的四项品质之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整个《解放日报》改版期间，多次通过对新闻宣传工作的直接指示，为党报遵循党性原则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意见。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专门发给陈毅的电报中说：“关于打磨擦仗方面，已电李先念今后极力避免，并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其他部队，请你加以注意。在宣传方面，亦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及作国共好坏比较……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⑧此处报刊的党性原则表现为对党的当前政策的配合。是年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一份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再次强调报刊宣传的党性问题：“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⑨由此可见，党性原则从来就是我党报刊遵循的根本原则，是我党媒体的“规定动作”。 其次说“人民性”。据查，“人民性”概念最早出现在俄罗斯文学领域中，第一个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叫维严捷姆斯基，他在1819年给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信中提出了“人民性”问题。之后的沙皇俄国和苏联时代，文学界曾广泛讨论和争执过“人民性”问题。马克思曾经把“人民性”概念移植到无产阶级新闻学领域，他在1842年发表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中说：“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⑩不过，据胡乔木《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一文考证，此处的“人民性”，“在德文里是由两个词组成的：volkstümlich(这个词可译为：1.民间的，民族的，有民族风格的；2.大众的，通俗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与Charakter(这个词可译为：1.性格，品性；2.特性，性质；3.书写的笔法，字体)。在德文中‘人民性’作为名词是Volkstümlichkeit，这个词除了‘人民性’外，还可译为‘民族性’、‘大众化’、‘通俗’。但在马恩著作中，没有用过这个词，也再未用过上述‘人民性’的概念”(11)。也就是说，马克思在1842年提出的报刊“人民性”概念具有多义性：在报刊的内容层面既可能指称“人民的”“民间的”，也可能是“民族的”，而在报刊的表述格调上还有大众化、通俗化的意涵。即便如此，在马克思早期新闻实践中，“人民报刊”的思想确有较为系统的论述。马克思曾在1842年底至1843年初发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第一次提出“人民报刊”的概念，指出：“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诚然这种表达往往是充满激情的、夸大的和失当的’……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12)至于“人民报刊”的使命，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3)当然，马克思所针对的是当时普鲁士的反动统治阶级，但“人民报刊”的性质、使命、风格已清晰而完整。 作为我党最高领袖，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先强调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14)显然“人民大众的立场”和“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是合二为一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全面阐述了我党的施政纲领，在涉及“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时，他强调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文化工作者应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15)1948年，毛泽东在《对绥晋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6)这就从党报的立场、服务对象、办报方式等多层面论证了党报的“人民性”原则。至于“人民性”概念的明确使用，则是1958年，毛泽东在审阅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补充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17) 再者，将新闻学的党性概念同文学的人民性概念巧妙而精致地融合在一起，是我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大贡献。1947年1月11日，作为我党机关报之一的《新华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明确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一切政策是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新华日报》也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18)这是我党权威媒体首次公开申明党性就是人民性，从而成功地将原本各走各的党性这条线同人民性这条线二者焊接在了一起，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提升到新阶段和新水平。必须强调指出，《新华日报》的这段论述是“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一经典观念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党性与人民性问题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谈得不多，但也没有发生任何疑义。如《人民日报》在1956年7月1日的社论《致读者》中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和人民的报纸”，它“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可谓对上述《新华日报》观点在新时期的再次强调。上世纪80年代前后，这个问题被人挑起，并引发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当时有人以反思“文革”为由，认为“党有时也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因此人民性高于党性；提出用人民性来制衡、制约党性，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严重错误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把党性和人民性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使人们不仅对党性也对人民性产生了怀疑和曲解。 针对当时新闻界出现的理论混乱和实践迷茫，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作了表态，他在1983年10月12日发表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中，掷地有声地指出：有人“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因而“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江泽民同志也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从群众的实践中吸取智慧和力量。”(20)不难看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习近平，他们在党性与人民性问题的根本上，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都是坚定不移的认识和明确无误的判断。 对于把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和对立的错误看法和认识误区，我们必须加以廓清和纠正。譬如，关于党犯错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应当承认，我们党确实犯过像“文革”那样的严重错误。对此，我们党自己也不隐讳。但是，党犯错误，就需要人民性挺身而出吗？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我党历史上曾经多次犯下错误，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当时的人民性又在哪里呢？可见，党犯错误与否与人民性没有任何关系。的确，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然而，一个真正伟大的政党就在于它不仅能够认识到自身错误，而且还能够迅速改正自身错误。我们党是曾经犯下数次大错，但是，我们党每次都是主要依靠党内健康力量纠正了自身错误而重新焕发生机，日益走向强大和辉煌。我们不能因为党犯下错误就斥责党性，怀疑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出的：“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21) 又如，关于人民群众是否犯错误的问题。以抬高“人民性”来压倒党性，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取的。我们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些论述肯定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也要清楚，这些论述主要是指主流而言，大势而言。细察中外历史，人民群众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事件中也是犯下不少错误的。德国历史学家就说过，选举希特勒上台，就是德意志人民铸成的大错。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人民也有缺点的”，而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文艺工作者理应“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22)。正如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个论断也主要是指主流、大势而言，它并不等于我们党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事件中就不会犯错误了。所以，说“人民性高于党性”实在没有任何意义。 再如，关于党性与人民性相互制衡、相互制约问题。这个提法更为荒唐可笑，我们可以把党性与人民性作为一个有机关系看待，但绝不可以把党性与人民性当作一对矛盾范畴处理。在客观世界，可以相互制衡、相互约束的通常都是一对矛盾主体。例如，天与地、黑与白、雄与雌、正极与负极、真善美与假恶丑等等。根据黑格尔的矛盾学说，任何事物的矛盾双方都是以对方的存在作为己方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对方的存在与否决定己方的存在与否。没有天。则没有地；没有雄，就没有雌；没有真善美，就没有假恶丑。反之亦然。然而，党性与人民性却无法构成一对矛盾范畴。因为党性来自于政党，而政党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人民性则来自于人民，而人民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有了。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政党迟早会随着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进步而消失，但人民却是永存的。也就是说，党性与人民性都不会因为对方的存在与否而影响和决定自身的存在与否。人民性早已存在，党性后来才有；党性终究会消亡，人民性却永恒；党性存在于一定历史时期，而人民性却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既然如此，党性与人民性之间又怎么可能做得到相互制衡和相互制约呢？由此看来，用人民性来制衡和制约党性的观点，在学术层面是极其荒谬的，在逻辑层面也是站不住脚的。 毫无疑问，党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概念。而今，如同党性一样，人民性也列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概念。提升人民性的地位，将它与党性并列，这既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作出的最新重大判断，又是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最新理论突破和最新理论结晶。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作出这样的判断和认识，在我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显然，这样的认识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的。首先，我们党的性质增加了新内涵，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还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出现的新元素，是我们确认和提升人民性地位的重要现实依据。实践出现了新变化，势必推动理论出现新概括。这一点，正如胡锦涛同志2002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概括的：“我们的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为召开党的十六大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23)即党性原则中已包含了党和人民的双重内涵。 其次，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和手机的广泛应用，使网民发声能力大大增强，民意表达的背后常常反映的是民心的争夺。如果我们不强调人民性，不强调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和统一的，我们就有可能丧失斗争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等于把阵地拱手让给敌手。反过来说，我们突出人民性，在当代社会发展背景下，就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争取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有利于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有利于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坚定地统一起来。正如列宁在《给同志们的信(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中所说：“我们请求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通信稿。让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的报纸写稿，可以写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多写些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问题和工作情况，没有这种材料，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就一文不值，因而也就不配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24)，强调的正是如何在新闻工作中凸显人民性的问题。 总而言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不变宗旨。我们党是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从本质上讲，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 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展开不同层次的传媒服务。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把坚持正确导向摆在首位，讲导向不含糊、抓导向不放松，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只有坚持党性才能更好地体现人民性，只有坚定反映人民性才能更好地增强党性。党性和人民性结合得越是紧密，党性与人民性兼容得越是贯通，就越是有利于我们加快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步伐。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9页。 ②单波、秦志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回顾(1921—2001)——新闻学专家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按：这段引文是刘建明的话。 ③《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2页。 ④《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3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93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52页。 ⑧《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6页。 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3页。 (11)《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新闻出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3～33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7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2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9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8页。 (18)《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第80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页、47～48页。 (20)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0～771页、77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9页。 (2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16页。 (24)《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6～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