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_文艺理论论文

2013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_文艺理论论文

2013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研究报告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指中国学者在该年度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相关成果,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第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第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包括译介。以下分别论述。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2013年,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经典论述、命题进行较为细致的辨析,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过对马恩有关文本的细读来展开研究。另外是以中国当前文艺理论界的研究状况为出发点,结合当前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在对话与争鸣中进行理论阐释。

       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方法,一度被中国学界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命题,董学文的《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的本质特征》①一文则明确提出质疑。文章指出,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方法并非马克思所独有,之前或同时代的理论家如黑格尔、别林斯基都强调这两个维度,这一论述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根本特征。文章通过对经典作家思想体系和理论文本的分析指出:马克思在辩证唯物史观基础上把辩证法运用到文艺批评中去,才是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的核心与灵魂。因此,应将马克思文艺批评的本质特征界定为一种辩证法批评或辩证批评方法。文章结合马克思有关“公转”、“自转”的比喻性说法指出,文艺现象的一切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的。从辩证批评方法出发,可以把“美学批评”和“历史批评”结合为一体,而不是人为地分为两个步骤或两个标准。文章进而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实践进行了分析。

       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是之前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理解,但在实际运用中,往往有所偏重,新时期以来较为常见的做法是以审美消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或在两者之间游离。文章力图超越这种二分法,提出统一的批评方法,是一种较有意义的理论阐释,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具有拓展作用。

       不仅如此,该文还力图辨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将马克思同此前的唯心主义以及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区分开来。作者说,这样“既可划清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界限,增强我们文艺批评的自觉和自信,亦可防止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模糊和干扰我们的视线”。作者近两年已多次撰文反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西马化”倾向,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应遵循经典作家要义,不应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各种现代西方文论的组合嫁接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该文显然延续了这一立场。

       孙文宪的《从人类学视域看马克思文学批评范式的理论构成》②一文,同样是论述马克思的文学批评观。文章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人的感觉”作为逻辑起点来阐释美学问题,指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人与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审美关系,而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了劳动的对象化特性,扭曲了“人的感觉”。在此基础上的思考,使得马克思对审美活动的阐释超越了西方古典美学,后者虽然也强调感性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但目的在于证明审美活动具有不同于理性认识的特点。马克思则揭示了审美活动与批判私有制和人的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美学思考是其阐释文学艺术活动的出发点。文章进而对马克思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不平衡的命题做了阐释,指出,物质发展了的社会之所以不利于艺术的发展,是因为这种社会发展是以剥夺“人的感觉”的异化劳动为基础的,这使得艺术失去了赖以生长繁荣的土壤。该文力图在辨析马克思文学批评与西方古典文论的区别中廓清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质,文章以异化劳动为核心概念,旗帜鲜明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趋向,这一观念对于改变学界一度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科化、泛化以及去政治化的方式,有着启发意义。这也是该作者近期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另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现代文学理论》(在2013年4月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省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针对学界局限在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阐释框架并将马克思主义文论视为“外部研究”的做法,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反思和批判“资本现代性”对文学活动、审美活动乃至整个精神生产的影响的特质,可视为是作者相同思路的延续。

       龙迪勇的《从抽象到具体: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路径》③一文也讨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章认为,与一般思想家从具体到抽象的思想方法不同,马克思独创性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将其称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一方法构成了其思想方法中最具特色的内容,既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也是他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现象的方法。文章从人类思维和认知活动的角度区别了“抽象”和“具体”,指出马克思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试图通过抽象,使现实中的具体上升到精神上的具体。文章继而认为,这一方法在文学上的表现是,作家应该以历史的观点去观察时代和社会,创造出体现时代和社会本质的典型人物形象。同时,在具体写作中,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地把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

       文章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试图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要方法论,是一种尝试性的探索。但如同作者在文中批评将“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方法“难免失之笼统”一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作为一般思维和认知方法,如何与文艺实践、文艺批评结合起来,还需要更多环节的过渡,否则也难免有失之笼统之嫌。

       结合马克思本人的文学创作阐述其文艺观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陈飞龙的《试论马克思早期诗歌创作与〈巴黎手稿〉艺术观的关系》④一文结合马克思早期诗歌创作探讨《巴黎手稿》的文艺观。文章认为,马克思早期诗歌作品展现了其伟大的志向和思想抱负,他在诗歌中提出的一些观念在《巴黎手稿》中发展成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以及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艺术生产等观念。文章认为,马克思早期经过文学创作到哲学研究,再到社会政治评论三个阶段的发展,将对文艺的体验和挚爱历练成深刻的艺术思想。由于中外研究者对马克思早期诗歌创作评价不高,中国学界将其诗歌创作与其理论探索联系起来的研究并不多见。该文不是从艺术价值方面评判,而是探求其诗歌中的思想观念与其早期哲学思想及艺术观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有新意的探索,可为理解《巴黎手稿》的艺术观以及艺术生产理论等问题,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路。

       将马克思文艺观放在马克思的哲学、美学理论的整体框架中来考察,代表了另一种研究路径。李咏吟的《马克思美学的特质及其文化理想》⑤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放在马克思整个美学思想的架构中进行论述。文章认为,马克思美学包括哲学解释形态和文艺学解释形态两个方面,哲学形态指的是以劳动为中心的审美哲学,这是从一般意义上探讨美学的特质。文艺学形态则是具体地立足于文艺本身,对艺术进行反思。承继以劳动为中心的哲学形态,马克思的文艺学形态从艺术生产的层面看待艺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联系起来,其意义是将文艺从自身的封闭状态中引出来,置于开放的社会结构之中,落实到现实的根基之上,这实现了文艺学研究的真正革命。另一方面,从异化劳动与自由劳动的区别出发,马克思强调艺术生产的特殊性,即在艺术生产是出于自我需要的自由劳动的时候,才能自由地显示出艺术创造的思想价值。

       文章联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将其美学放在哲学形态和文艺学形态的张力关系中探讨其特质,这一视野较为全面,在此框架内观照艺术生产并将其作为马克思的文艺学解释形态,强调马克思文艺学的价值属性,实质上是将马克思的文艺观与一般意义上的文艺理论观区别开来,这对于新时期以来较为普遍的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从审美自律的角度建构文艺学的观点,是一种矫正和反拨。而且,强调艺术生产的精神性,强调其自由劳动本质,这对于当前消费时代大众文化逻辑支配下的艺术现实,也有一定的警醒意义。

       本年度延续了近年来中国学界就经典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的分歧而发生的争论,庄东明的《“文艺等对象的本质是意识形态论”考辨》⑥批评了将文艺的本质视为“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这一中国学界的主流提法并不正确,因为首先,马克思没有作出过这样的判断,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而不是“意识形态”;其次,意识形态是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的属性之一,但不是它们的本质属性。而且,在德语原文中,“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形式”原本是两个词,但在苏联一些哲学辞典和资料集里,这两个概念被混淆了。而国内学者译介时,也未加留意。这种疏漏,是国内学界将意识形态视为文艺本质的一个原因。该文是始于2005年针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争论的延续,重申了忠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原则。

       除研究论文外,还有两个在研的国家级课题涉及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分别是郑州大学王天保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悲剧理论研究》(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文学类)和襄樊学院李定清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的文学资源研究》(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文学类)。

       另外,2013年11月1日至4日召开的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30届年会暨纪念马克思逝世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为总论题,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出发点,对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些问题做了研讨。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

       本年度有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再解读;第二,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值此重要纪念日,总结和探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成为理论热点;第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第四,对当下马列文论研究状况的反思。

       (一)《讲话》再解读

       2012年是《讲话》发表70周年,重读《讲话》,重新阐释《讲话》的重要命题,重新理解《讲话》精神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这种情况延续到2013年,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讲话》进行了再解读。

       周景雷、张倩在《检讨书:一种接受与阐释〈讲话〉的方式》⑦中认为,在19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和批判运动中,一些作家文艺家反思和检讨自己过去的思想、创作,表达对现实的接受和对未来的瞩望,形成文字,并发表在各种报刊,形成了在文学史上特有的一种文体,即检讨书。一些作家文艺家通过“检讨书”的方式完成了对以《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和阐释,检讨书因此成为《讲话》接受、阐释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关节点。检讨书主要集中在《讲话》所论述的立场和工作对象两个方面。通过检讨,作家文艺家们不仅有效地接受了这样的原则和规范,而且经过阐释,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与发展了这些原则和规范。王园波在《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思1980年代西学译介》中认为,1980年代的西学译介本应该遵循《讲话》关于借鉴西方文化的精神,然而却更多地停留在引进照搬的层面。这股译介之风企图去政治化,但本身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周景雷、王燕在《1960年代下半期中国文艺思想与〈讲话〉——以〈人民日报〉1967、1970年两个纪念专栏为例》⑧中指出,《人民日报》这两个纪念专栏的文章主要围绕两个内容:一是把《讲话》认定为判断敌我、是非的唯一标准,强调《讲话》在文艺理论与实践中的“武器”作用;二是重提工农兵形象问题,进一步窄化了《讲话》所倡导的服务对象。李大可和韩国学者全炯俊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⑨指出,1980年代是韩国译介、研究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期,这种高潮期的出现是一种基于韩国本土需求而发生的对异域文化的“拿来”行为。孔许友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与“权”》⑩中认为,关于《讲话》的纷争大概可归结为文艺的人民性与文艺的自由性的分歧,文艺的人民性着眼于文艺活动的实际效用,文艺的自由性着眼于文艺活动的精神本体。二者着眼点不同,不能简单混淆。

       本年度还出现了一批纪念性文章,主要是学习《讲话》内容,领会《讲话》精神,包括卫东、崔亚飞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当下启示》(11),吉洛青、周吉萍的《重构当代中国文艺精神——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2),宋杨的《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理念》(13),王纪鹏的《浅析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文艺大众化的探索——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14),熊敬忠、刘照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经典价值及其意义》(15)等。本年度一些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也将《讲话》作为学位论文的论述对象,如太原科技大学吉洛青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作品的影响研究》、西南大学杨贞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近70年影响的研究》等。一些单位还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如2013年6月7日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延安文艺精神与中国梦——纪念《讲话》发表71周年座谈会”。

       (二)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连同去年纪念《讲话》70周年,这两年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学界的热点。本年度,《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第6期开设“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专栏,共发表四篇文章:董学文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陈晋的《“美化全中国”——毛泽东关于保护、改善和美化自然环境的论述片识》、黄力之的《毛泽东与人民话语权的历史实现及其历史影响》、张永健的《中国新诗发展的最好途径——浅析毛泽东关于中国新诗发展“出路”的论述》。董学文指出,深刻认识和领会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把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必修课,是关系我国文艺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关系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大问题。陈晋认为,从青年时代的“新村”构想到革命时代的植树造林,再到建设时期的“美化全中国”,是毛泽东一生探索并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始终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甚至是“美化”相处的内容。黄力之指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的文化话语权做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尽一切手段去提高劳动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二是改造旧的文化资源,让知识分子为人民行使文化话语权。张永健指出,毛泽东十分重视新诗,他的关于新诗的许多重要言论直接促使1958—1966年新诗发展高潮期的形成,其间出现了众多优秀诗人和优秀诗篇。

       本年度,学者们还发表了一些学术纪念性文章,如张炯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龙新民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当代文艺工作的指导意义》、梁衡的《文章大家毛泽东——纪念主席诞辰120周年》等。此外文艺界还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如2013年8月4—6日在甘肃省敦煌市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当代文艺发展——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暨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2013年学术年会”,2013年9月22—23日在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举行的“毛泽东诗词和诗论对中华诗词创作的启示和意义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13届年会”。

       (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是近两年的热点。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成功申报了以胡亚敏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并先后于2011年11月12日召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学术研讨会,2013年1月24日召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子课题开题会,2013年4月10—11日召开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年度,学界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观念、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形态、话语模式等问题展开。胡亚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观》(16)中认为,“人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优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等问题上提炼出一些富有特色的理论观点,丰富了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黄念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反思》(17)是一篇综述性文章,较全面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研究问题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张玉能、张弓的《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实践形态》(18)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指出理论形态包括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活源泉论;实践形态包括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范生彪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模式演进》(19)中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启蒙话语模式、革命话语模式和人民话语模式,每种话语模式的形成都受特定历史语境的制约。

       此外,还有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吴亚南在《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20)中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多元文化思潮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也是其中一支。在《讲话》批评标准确立后,偏向政治理性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占据主流地位,但浪漫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一个潜在的主题影响甚至支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结构、范畴的演进。刘湘在《“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潮与上海地域之间的融合》(21)中指出,“左联”时期的上海集聚着中国最先进的思想和知识分子,他们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宣传文学阶级性,更强调文学要为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当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王颖在《试论瞿秋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的贡献》(22)中指出,瞿秋白将文学批评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正确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念,推动了左翼文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具体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和评判,对其中国形态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地气、本土化的重要途径,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四)对马列文论研究现况的反思

       本年度,为了改变当下马列文论界的不良风气,找到马列文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着力对当下马列文论的现状进行反思。

       《学术月刊》第8期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当代反思”为题发表了一组笔谈,“目的是逐渐改变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日趋边缘的位置,让优良的文风学风在马列文论的研究中张扬起来”。笔谈包括三篇文章,其中董学文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当下的主要问题是脱离文本语境,无视辩证法的核心作用,不合理地将马克思主义文论同各种西方现代学说结合,轻易变动文艺观的哲学基础,由此带来庸俗轻率的学风。马龙潜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当代形态的科学本性》指出,当下的问题在于一些研究者缺乏牢固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缺乏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观念的研究,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代形态的科学本质。孙文宪的《回到马克思:脱离现代文学理论框架的解读》认为,在业已形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知识中,有太多的内容实际上来源于解释者的建构,其中既有符合或接近经典作家本意的诠释,也不可避免地会在诠释中加入解释者自己的理解乃至演绎,更不用说任何诠释都要受特定历史语境的限制,不可能完全排除由此带来的种种局限。因此,“回到马克思”是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和前提。另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思。丁国旗在《现实与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3)中指出,有些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边界问题上仍缩手缩脚,主观地画出各种圈子,将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非马”,没有开放宽容的心态,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活力与发展。韩伟在《当代马列文论研究的“瓶颈”问题》(24)中指出,如何处理好马列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的关系,是马列文论研究的“瓶颈”问题。马汉广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25)中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状是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理论研究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处于失语状态。

       另外,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研究也引人瞩目,《文艺理论与批评》第4期开设“董学文研究专题”,发表了五篇文章。陈飞龙、董学文的《不倦的学术探索坚定的理想信念——董学文教授访谈》清晰地梳理了董学文30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历程。赵文的《美学与文艺科学的探索之路——试探董学文教授的治学方法论及其意义》剖析了董学文的第一部专著《马克思与美学问题》,并指出科学的方法、宏阔的学术视野以及不倦的探索精神,构成了董学文在美学与文艺学探索之途上的三个成功因素,也是使他不惮于提出己见并科学论证进而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做出独特贡献的原因。冯宪光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艺理论家冯宪光访谈》(26)中指出,我们在中国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该具有一种理论自觉,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加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把这些基本原理作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底线。只有守住这个底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有扎实的根基,才不会在解释文学问题时出现理论上的偏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仍是本年度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徐秀慧在《无产阶级的理论旅行(1925—1937)——以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文艺大众化”的论述为例》(27)中指出,受苏联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影响而产生的“纳普”、“左联”、“台湾文艺联盟”,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左翼文学理论。刘雪晴在《瞿秋白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28)中认为,文艺大众化是瞿秋白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政治家,瞿秋白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这对毛泽东后来的《讲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晓亮在《以大众文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初探》(29)中认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借助大众文艺载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艺引领大众,这对于在当前价值观念多样化的背景下如何运用文艺载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参考价值。

       本年度,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有三个在研国家级项目,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许明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艺活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文学类)、天津师范大学商昌宝的《〈讲话〉接受史与当代文学机制的构建研究》(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文学类)、郑州大学傅修海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下的中国左翼文学现场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文学类)。另外,张炯的论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30)出版,其中汇集了往年发表的相关著述。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了解国外相关学科状况,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途径。本年度,学界共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论文68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研课题8个,相关专著5部,相关博硕论文14篇。这些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个案研究上,而从总体的、综合的角度进行的反思性研究相对较少。以下,我们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总结与反思”三个方面概述本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状况。

       (一)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关于卢卡奇、葛兰西这两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以王天保的《从悲剧的形而上学看卢卡奇的悲剧理论》(31)和周兴杰的《寻找超越性与普及性的现实联结——葛兰西论先锋文艺与大众文化》(32)为代表,前者从对卢卡奇的《悲剧的形而上学》一文的分析出发,全面介绍、阐释了卢卡奇关于悲剧本质的认识、关于悲剧艺术的形式与题材的看法以及卢卡奇的悲剧观对戈德曼的影响。后者认为,葛兰西不但从先锋文艺那里看到了颠覆性与叛逆性,而且看到了建设性。在其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时,葛兰西把握到商业性文艺的心理效应,中肯地评价了大众文化的认识论价值,对大众接受行为进行了客观分析。

       段吉方的《感觉结构与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踪迹——文化唯物主义美学的理论细读》(33)考察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感觉结构(又译情感结构),分析了感觉结构与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之间的深层联系,并从感觉结构的角度对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美学提出反溯性批评。陈奇佳、宋晖的《革命悲剧及其局限——论雷蒙·威廉斯的悲剧观念》(34)考察了威廉斯关于近现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悲剧”以及“革命悲剧”取代自由主义悲剧的观点,并指出了威廉斯关于革命悲剧到来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实践可能性的讨论所表现出来的不足。

       张军、章辉的《阿多诺论艺术的社会性》重申了阿多诺关于现代艺术的社会性思考,诸如艺术通过自律而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使艺术看清社会的真实面目,从而构成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和批判。(35)胡小燕的《意识形态与唯物主义艺术创作——论阿尔都塞的戏剧理论》(36)从阿尔都塞的《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一文总结了阿尔都塞关于唯物主义戏剧的特征。赵勇的《本雅明的“演讲”与毛泽东的〈讲话〉——“艺术政治化”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37)指出,二者在对作家和艺术家的定位、对革命主体的期待等方面有较多共同处,但前者的重心是“知识分子化大众”,后者的重心是“知识分子大众化”。该文的比较与总结较细致深入,但把两种理论最后归结为“介入文学”和“遵命文学”则略显简单化。周韵的《论本雅明的“政治的审美化”批评模型的意义——兼论意大利未来主义》(38)重新考察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涉及的“政治的审美化”批评模型,描述和分析了这一批评模型产生的现代性语境及其所包含的洞见以及对于当代文化批评的意义。

       斯图亚特·霍尔被称为文化研究之父,他的研究成果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文化理论、传媒理论的重要资源之一。董诗顶、盛翠菊的《伯明翰学派文化唯物主义的形成》(39)通过研读霍尔的文化研究理论的经典文本《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的英文原著,结合大量背景材料梳理了霍尔对文化主义关于文化的定义过程以及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对意识形态的重视,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是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来源,这对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依然具有启发意义。截止2013年,《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已有第三个中译本,由孟登迎翻译,刊于《文化研究》第14辑。此文原载于英国《媒体、文化与社会》杂志1980年1月第1期,之前有两个中文译本,分别见于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孟登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陶东风、金元浦主编的《文化研究》第1辑(陶东风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这次重译是全译本,不同于之前的节译,并校正了旧译文中的多处错误。

       在翻译引进方面,还有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阿列西·艾尔雅维奇的文章《美学和审美:阿多诺之后》(40),对阿多诺、韦尔施、比格尔、本雅明的核心美学理论进行了概括。另外,陈越翻译了《阿尔都塞论艺术五篇(下)》,包括《在超现实主义面前:阿尔瓦雷兹·里奥斯》(1962年)、《论卢西奥·方迪》(1977年)、《林》(1977年),这是国内最新翻译的一组阿尔都塞艺术专论,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是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自1985年到中国讲学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有着广泛的影响。2012年12月12日,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奇异性美学》的演讲。本年度,此次学术活动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了一定的反响。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刊发了由蒋晖翻译的《奇异性美学》,同时发表了崔柯撰写的《杰姆逊与中国当代批评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对杰姆逊的此次造访和相关学术活动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刊发了张旭东对杰姆逊的访谈《理论何为与现代性的政治——杰姆逊教授访谈》,杰姆逊在访谈中就理论与意识形态等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2013年《中国图书评论》第6期以“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乌托邦冲动与未来诗学”为题,刊发了几篇对杰姆逊的评论,其中朱康的《洞穴与乌托邦——关于杰姆逊的〈论现代主义文学〉》对杰姆逊的这部专著进行了细读式评论。

       本年度关于杰姆逊的研究还有曹顺庆、黄宗喜的《文化的生产力视角——詹姆逊的文化意识形态观及反思》(41),该文认为,当代中国学界不能一味追随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大众文化处于上升态势,文化的经济属性日益凸显。在当下中国,文化不仅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重新认识文化的生产力要素,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张燕梅的《文本: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詹姆逊的文化阐释观念》(42)探讨了作为詹姆逊文化阐释学核心的“文本”概念,指出这一概念不同于西方文论中的“纯文本”,而是被“历史化”的文本。韩雅丽的《文化理论、知识分子:詹姆逊第三世界理论探微》(43)认为,通过在第三世界文化中寻找突破资本主义总体制度界限的激进要素,詹姆逊构建了一种独特的“第三世界主义的政治”。黎庶乐的《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研究》(44)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阐明了资本的文化逻辑,从而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救赎,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经济属性。

       此外,本年度出版了4部詹姆逊研究专著:姚建彬的《走向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詹姆逊的阐释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梁苗的《文化批判与乌托邦重建——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倪寿鹏的《詹姆逊的文化批判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和沈静的《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美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这些专著集中论述了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与文化批判理论,是詹姆逊研究的最新成果。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中国学界一直受到关注,其“文学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以及“理论之后的理论”等一系列见解对我国学者颇有影响。王涌的《论伊格尔顿的几个理论贡献》(45)论述了伊格尔顿自198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方面所进行的理论突围,认为其研究重新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以规范性效力。贾洁的《论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批评策略》(46)指出,伊格尔顿是一位激进的左派,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积极投身大众的文化解 放事业,同时在其专业领域使马克思主义美学能更有效地面向大众,发展出其自身的批评策略。姜延博的《文学、文本、审美与意识形态生产——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探析》(47)讨论了伊格尔顿所论述的意识形态生产机制,意识形态的结构、性质和功能以及文学、文本和审美同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从本年度几篇散见的研究阿兰·巴迪欧的论文看,学界关于巴迪欧仍然以理论介绍为主,尚未到达较高的理论反思阶段。艾士薇的《从“非美学”看巴迪欧的当代艺术观》(48)指出,巴迪欧认为当代艺术使传统美学失效,因此需要“非美学”转向,非美学认为当代艺术能够创造新的普遍性,并可以抵制经济全球化、金钱与权力的渗透,能将人们从金钱、权力之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并不只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且是艺术自身的问题。李洋的《电影美学的十个论题——阿兰·巴迪欧电影美学评述》(49)讨论了巴迪欧的电影理论,将其概括为十个论题,诸如电影作为艺术能够生产真理;电影美学存在三种图式:教化图式、浪漫图式和古典图式等,对巴迪欧的电影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关于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其哲学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的论述较为深入,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范永康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学——以约翰·弗娄和托尼·本尼特为中心》(50)认识到并提出了这一问题,着重探讨了约翰·弗娄和托尼·本尼特基于后结构主义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介绍了他们所建立的一套后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

       雅克·朗西埃是法国当代艺术理论、电影理论和政治哲学方面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发表陆兴华的《自我解放:将生活当一首诗来写——雅克·朗西埃访谈录》,涉及朗西埃与阿尔都塞的理论分歧、当代艺术、当代艺术的时间、电影理论、文学理论等问题。朗西埃认为,应当用当代艺术的时间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时间,研究文学或文学本身,这是一种文学政治。作家今天应更激烈地加入全球性思考,应关心政治事务,为新的政治空间提供具体经验,他们的写作应该给读者带去力量。

       (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总结与反思

       19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其文艺、美学、文化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与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出现某种契合,促进了其理论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一时间,“西马化”成为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显著特征。本年度,在个案研究不断推进的同时,也有学者尝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总结与反思性的研究。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发表了马建辉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和丁国旗的《译介与反思——“西马”研究在中国的命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研究、译介等问题做了较宏观的把握与反思。马建辉认为,我国当前的“西马”研究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总体讲,“西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有“泛化”的一面,又有“窄化”的一面;既有肯定的方面,又有否定的方面。我国学者在研究、借鉴“西马”成果时,也常会有类似问题,而在新的研究阶段应对此重新思考。丁国旗则总结了新时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艾艺理论在我国的研究、译介状况,并对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反思和评价进行了梳理。

       谭好哲的《当代传媒技术条件下的艺术生产——反思法兰克福学派两种不同理论取向》(51)针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文艺与文化工业、传媒技术之间关系的两种不同认识进行了比较和反思,认为无论是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对文化工业的负面评价,还是本雅明从当代艺术生产中看到的艺术走向民主化和革命化的可能性,都显示出不同的现实认知、价值取向和思想理论基础,对此不应片面地取舍。王才勇的《艺术与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题旨与路径》(52)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从现实实践的批判转向文化的批判,而在精神文化领域实施文化批判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条主线。

       孙士聪的《阿多诺:詹姆逊的幽灵——否定辩证法阐释中的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53)指出,詹姆逊通过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阐释来完善自己的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建构,阿多诺是内在于詹姆逊理论逻辑内的“幽灵”。詹姆逊从变化了的资本主义时代出发来重新阐释阿多诺,批判阿多诺思想中包含的文化政治和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文化批评中,始终贯穿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这使他区别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此文既是关于阿多诺和詹姆逊的比较研究,同时也为整体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提出了一个视角。

       肖琼的《历史悲剧和革命寓言:20世纪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接受和发展》(54)考察了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接受及其对现代中国悲剧观念和悲剧精神的影响,是一篇有较高理论价值的文章。汪正龙的《卢卡契与20世纪现实主义论争》(55)回顾了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在20世纪所引起的广泛争论,并在20世纪文化与哲学语境中分析了这场争论带来的启迪和思考。王银辉的《论中国新时期“卢—布之争”大讨论的价值与意义》(56)梳理了中国理论界关于卢卡奇和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论争的讨论,肯定了这一学术讨论的价值和意义。

       总体看,2013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果较多,除上述文章和专著外,还有许多相关博士、硕士毕业论文以及在研国家级课题,足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受学术界的重视程度。通过对本年度“西马”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理论家的个案研究或某一具体理论(如悲剧理论)的研究多于整体性研究,介绍性研究多于反思性研究;第二,已有研究成果水平参差不齐,除少数较为厚重外,大多缺少理论创见和问题意识;第三,相当一部分文章发表于非核心或非全国性期刊,国内一些重点学术期刊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论文数量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本文概要地评述了2013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状况。应该说,即使是这种横截面式的呈现也能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近期的若干特点:例如,作为一个学科仍比较边缘和沉寂,缺少重要的理论问题的集中讨论,也未提出重要的理论命题,无论是《讲话》还是毛泽东诞辰所形成的热点,严格地讲,都还不能说是学术理论内部演进的结果。目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架构及其研究格局,形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迄今已近20年,似乎一直处于一个研究的平台期,即更多的是量的积累——不过,按照学术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时期又往往正酝酿着新的质的突破。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不久的未来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本文三个部分分别由崔柯、杨娟、王磊撰稿,祝东力主持讨论并统稿)

       注释:

       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②④载王杰、罗伯特·斯宾塞编《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第二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③《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⑤《文艺评论》2013年第7期。

       ⑥《韶关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⑧《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2期。

       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⑩《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3年第1期。

       (11)《社科纵横》2013年第2期。

       (12)《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2期。

       (13)《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4)《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5)《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6)《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17)《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8)《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9)《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4期。

       (20)《学术界》2013年第3期。

       (21)《内蒙古电大学刊》2013年第1期。

       (22)《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2期。

       (23)《文艺报》2013年11月4日。

       (24)《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25)《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26)《文艺报》2013年5月31日。

       (27)《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

       (28)《文学教育》2013年第8期。

       (29)《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增刊2013年第3期。

       (3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31)(48)《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32)《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33)《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34)《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35)《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36)《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37)《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38)《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39)《求索》2013年第1期。

       (40)《学术月刊》2013年第1期。

       (41)《当代文坛》2013年第1期。

       (42)《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

       (43)《北方论丛》2013年第1期。

       (44)《学术研究》2013年第7期。

       (45)《国外文学》2013年第1期。

       (46)《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2期。

       (47)《理论界》2013年第4期。

       (49)(53)《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50)《兰州学刊》2013年第4期。

       (51)《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52)《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7期。

       (54)《内蒙古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55)《江汉论坛》2013年第2期。

       (56)《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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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_文艺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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