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成本的度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度量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上，对城镇发展成本问题的讨论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基本概念不清楚，测度方法存在争议，以及数据受可得性的制约，城镇化成本的度量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难题。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研究对象界定等原因，他们对城镇化成本的研究结论差异很大。国外学者所谓的城镇化成本往往是指城镇发展成本，包括城镇运营所需的各种物质和劳务投入，即无论城镇化水平是否提高，只要城镇存在就会产生成本。这是对城镇化成本一种绝对的和静态的考察视角。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Linn(1982)从城乡和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两个维度比较了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发展成本，他将城镇发展成本理解为财政和金融投资，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公共服务，包括给排水设施、电力供应、固体废物处理、运输成本、教育和卫生健康服务等。Richardson(1987)将城镇发展成本理解为城镇发展所耗费的资源，包括直接投资成本(这部分投资用来为迁入人口创造就业岗位)、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包括城市服务所需的水、电、公共卫生设施以及社会服务)、城市间的基础设施成本和城市的管理成本。Henderson(2002)将城镇化成本看成为解决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所带来的问题所付出的代价，包括交通拥挤和交通事故带来的时间成本，长时间和长距离通勤带来的交通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成本，以及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导致的健康成本。
从国内研究来看，同早期国外学者们的认识类似，大多数学者对城镇化成本的研究更多是将城镇化成本当作在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发展所需的投入来理解，这其实是城市发展成本的概念。例如，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按照城市投入发挥功能的不同，将城镇发展成本划分为基础设施投入和社会保障投入，前者更多地促进城镇经济发展，后者主要为居民生活质量改善服务。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5)根据投入支付主体的不同，将城镇发展成本划分为个人发展成本和公共发展成本，其中个人发展成本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个体从农村劳动者向城市居民转化所应付出的基础成本、生存成本、生活成本、智力成本、社保成本和住房成本；而公共发展成本则是指城镇化进程中为保障城市健康协调发展所必需的城市内、城市间的基础设施、社会协调、公共环境、生态建设等基本功能要素的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将城镇化成本定义为城市规模扩张所需的增量投入，这种视角更注重“化”的过程产生的成本，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契合城镇化成本真实内涵的定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刁承泰(2005)从更为综合的角度探讨了城镇化经济成本的内涵，他将城镇发展成本分为广义成本和狭义成本两部分。广义成本是指城镇化水平边际提高所需的投资增长规模，既包括区域为新增城市人口进行的投入，又包括为原有城镇居民改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进行的投资。狭义成本专指为一定时期内新增的人口而必须花费的资金投入，主要包括城市设施建设和增加就业岗位的投资成本。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城镇发展成本划分方法有三种(如表1所示)：一是根据投入的性质划分，包括物质与虚拟成本；二是根据投入的功能划分，例如为城市经济建设服务或者改善人民社会保障水平服务的投入；三是根据投入支付的主体划分，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等。
在我们看来，城镇发展成本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区分城镇运行成本和城镇化成本。事实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城镇化，城镇发展和日常维护也会产生必要的投入。由此可见，城镇运行成本仅是静态地度量了城镇运行和发展所产生的实际投入。而城镇化的成本是重在“化”问题的研究，是伴随城镇规模的扩大与城镇运行质量的提高，对增量投入产生所带来的成本的动态测量，这类似于经济学中边际成本的概念。城镇化过程的人口空间流动、城镇面积延伸、产业结构演变和生活方式改变是这一过程的主要表现。因此，城镇发展中为解决“化”的问题而产生成本的才是中国城镇化成本的概念。以下，本文研究将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二部分对城镇化成本的概念与内涵进行探讨；第三和第四部分构建度量城镇化成本的方法，测算各区域城镇化成本，并分析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给出研究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城镇化成本概念、分类及度量方法
理论上说，经济活动运行需要进行物质和劳务投入，这些投入以市场价格来衡量就是所要支付的成本。城镇也是经济活动的一种体现，故我们将为支撑城镇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而产生的成本定义为“城镇发展成本”。从投入的角度看，城镇发展成本可划分为两种功能类型：一是“城镇维护成本”，指即便不处于城镇化阶段，但只要维持城镇现状就需要支出的成本，这类似于固定资产折旧和更新的概念；二是“城镇化成本”，指为解决新增人口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以及提高原有居民生活水准，就需要追加投入，这种追加的投入就是城镇化的成本。因此，我们将城镇化的成本定义为：为支持城镇规模扩张和居民生活水准提高，而进行的物质与资金的增量投入。
经济活动所需投入品的物质和经济属性是不相同的，有的投入是可见的，有的则是隐性的，有的能够被货币单位计量，有的则不能货币化。因此，根据投入品的不同属性，我们将城镇发展成本划分为资金投入成本、社会消耗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首先，城镇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对城镇基础设施进行新建和维护，这会产生一笔费用；还需要为创造就业岗位进行产业投资以及负担维持城镇管理体系运营的费用。这些投资成本能够直接用货币来衡量，是一种直接成本，我们称之为资金投入成本。其次，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也会发生变化，这也会带来社会消耗成本，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有通勤时间和社会压力等。当然，这类成本往往难以度量，特别是难以用经济指标进行衡量。最后，资源环境成本是指城镇存在和发展往往消耗更多资源、能源，同时还会影响甚至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环境成本根据能否进行货币化度量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消耗成本，包括购买能源、矿藏、土地等支付的费用，这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相应的市场价格反映其成本。另一类是间接成本，比如资源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往往不能由货币来衡量，但有时它也会间接影响到资金投入成本。
城镇是对一定人口密度和规模的居住点在空间上分布状态的一种描述。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发展成本也反映了维持城镇人口生活、发展而必须进行的投入。根据城镇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不同，将其划分为城镇本地户籍人口(简称为原居民)、进城农村人口两部分(由于这部分人以农民工为主体，故简称为农民工)。与之对应，城镇发展成本就可划分为原居民生活成本和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两部分。根据农民工来源不同，可进一步划分为本地城镇扩张产生的失地农村人口和外来农民工两部分，两个群体产生城镇化成本有着巨大的差异。前者主要是城镇空间扩张过程中，郊区农民由于土地被征用为建设用地而实现身份转换产生的费用，这部分费用包括为本地农民身份转换创造就业岗位而进行的产业投资，还包括支付给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成本，以及为其提供住宅、基础设施、社会保障而进行的投入。后者是针对来自远郊县或者本市域外，城市扩张无法覆盖到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其中，前者的市民化成本要远高于后者的市民化成本，这是因为前者中包括了支付给本地农民的级差地租，而后者则没有包含这部分支出。
无论是按照投入品属性还是按照户口登记状况的划分城镇发展成本，都可按照功能划分为相应的城镇维持成本和城镇化成本(如表2所示)。资金投入成本按照功能可划分为基本维护成本和发展建设成本，前者度量了如果城镇规模与产出维持原有水平不变状态所需投入的设施维护和更新改造支出，后者衡量了为支撑城镇化而追加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张和提升生活水准的投入。同理，资源环境投入根据功能不同也可划分为城镇规模和发展水平不变时消耗的能源，以及为支撑城镇化而增加的资源消耗成本。根据功能不同，原居民生活支出也可划分为不改变生活质量时的生活支出和提高生活品质而进行的支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衡量了农村居民由原住农村到新的城镇实现身份转变而需要进行的投入，按照最低标准，农民工应该与原居民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因而，这里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指为补偿城乡基本公共差距而产生的成本。
当然，按照不同属性和功能划分的各种成本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例如，按照投入品物质属性划分的成本与按户口登记地状况划分的成本之间存在交叉，基本维护成本可能是为了维持原居民不变的生活质量，发展建设成本既可能是为了改善原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可能是为新移民创造定居条件而产生的。资金投入成本与资源环境投入交叉是由于部分资金投入是用来购买资源的，而资源环境的投入也可能是为了对城镇予以基本的维护或用于城镇发展。但是，以某种方法划分的不同功能成本之间是不存在交叉的，也就是说，纵向两项成本相加等于城镇发展成本，如基本维护成本和发展建设成本之和等于资金投入成本，等等。
由于资料的限制，本章的分析将聚焦于上述分类中可度量的城镇化成本的分析。统计资料中能够反映城镇发展成本的指标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不能包括城镇存在和发展的全部成本，也不能反映城镇化的环境成本，但该指标是可观察到的或者说能够被统计资料记录的投入的主体部分。而且，如果全部投入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其他投入价值比例固定，那么该指标就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城镇化成本的变化趋势。可以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是对城镇化成本的一种狭义的度量，这里使用这种方法度量城镇化成本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与城镇化成本类型相对应，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也可划分为城镇规模扩张进行的投资和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进行的投资两个部分。但是，这两部分是无法直接区分的，我们将在第三部分尝试通过计量方法进行分解。从城镇化成本的实际支付主体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政府和企业行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而企业主要进行企业生产投资。城镇化的主要源泉是外出农民工及其家属，这部分人口由农村流入城镇，由于制度所限，基本被排除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之外，其在生活中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消费需要由自己支付。因此，进城农村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其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支出显然是城镇化成本的一部分，而且该群体的规模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敏感度也很高。我们将在第四部分通过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上的差距来观察此项成本的高低。
三、中国城镇化成本的测算：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成本
从城镇化成本中区分出规模扩张成本和质量提高成本，以及比较两种成本，无疑对于政策制定能够提供有益借鉴。但是，在实际中，这两种成本是无法直接观测的。为此，我们将规模扩张和生活质量提高看做是影响城镇化成本的两个基本因素，使用回归模型将城镇化成本分解为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两种效应，从回归模型中计算出的两种效应的大小就可作为衡量两种成本的指数。具体计算方法可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构建以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两个基本变量为影响因素的城镇化成本函数，并将城镇化成本函数设定为一定的计量方程。假定城镇化投入主要为两个原因，一是原有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产生的成本，二是为了新移民在城镇就业和生活所产生的增量投入。城镇化不仅仅意味着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现代化的空间表现形式。城镇化推进意味着城镇居民能够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能够利用更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享受更全面、优质的公共服务，概括起来就是生活质量提高，城镇化投入中应该有为提高生活质量而进行的投入。这里用q表示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此外，城镇化最本质的内涵是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张，为维持新增城镇人口生存，各经济主体必须予以相应的投入，企业要进行生产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政府的公共投入也部分惠及到了新增人口。我们使用s表示城镇规模增加。
第二，构造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和城镇规模扩张的代理变量，建立以城镇化成本为因变量，以质量提高和规模扩张为影响因素的计量方程，回归得到q和s对城镇化成本的影响系数。s和q分别直接决定了规模扩张成本和质量提升成本，用回归系数乘以s和q的实际值就可将城镇化成本分解为质量提高成本(cq)和规模扩张成本(cs)两部分。
第三，cq和cs分别对应城镇原住居民和农民工，因此，将估算出的cq和cs值除以相应的人口规模得到人均意义上的质量提高成本和规模扩张成本。
根据以上讨论，首先我们将城镇化成本估计方程设定为如下形式：
其中，X为控制变量，u为误差项，
分别为截距项、规模扩张成本和质量提高成本的系数，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生活质量q使用城镇户籍的非农业人口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乘积作为代理变量，它反映了全部城镇居民可达到一定生活水准的能力。此变量的选择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居民生活质量虽然是居民的个人感受，但一定水平的生活质量总要通过收入来实现，收入越高生活质量也越高；其次，由于城镇居民可享受的公共服务很难惠及农业转移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是针对城镇原住居民，故该成本测算使用的是户籍非农业人口的指标。规模扩张(s)主要源自农业转移劳动力及其家属进入城镇，这部分人口的规模我们使用调查的城镇人口减去户籍的城镇非农业人口来得到。控制变量X选择城镇人口规模和地区生产总值(CRP)两个变量。
以上变量出自各种公开的统计资料：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城镇人口规模指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第四、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城镇非农户籍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各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自《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各年)。变量为面板数据结构，时间为1985-2010年，截面为30个省级行政区(未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和西藏)。
在估计方法上，考虑到实际中具体影响机制，我们需要对估计方程(1)做进一步的设定。由于存在投入的边际递减效应，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所需要的投入可能是递增的，因此我们在估计方程中引入生活质量提高的平方项。同理，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张，城镇化的投入也是在递增的，因此方程中引入外来人口s的平方项，如方程(2)所示。
方程(2)左边是城镇化成本对数，因此s和q项也就是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所产生的投入量。根据上文的设定，
。省级行政区存在发展方式和发展条件的独特性，我们认为存在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因此方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另外，由于s和q两个变量与c之间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最后，模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以判断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1中，模型1只考虑了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对城镇化成本的影响，模型2中加入了质量提高成本的平方项，模型3则加入了规模扩张的平方项，模型4中进一步加入了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消除模型的内生性。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到，模型2中引入质量提高的平方项后，质量提高变量的估计量有所降低，但绝对大小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且规模扩张变量的估计结果也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这说明质量提高效应的估计结果是比较稳健的，与规模扩张变量是相对独立的。模型3中引入了规模扩张变量的平方项，该项的引入导致规模扩张变量的估计结果大幅增加。模型4中，我们进一步将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的一阶滞后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规模扩张变量大幅度下降。由此可知，规模扩张与城镇化成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内生性。总体来看，模型4估计结果最好，采用该模型的估计系数进一步测算规模扩张成本与质量提高成本的指数。
图1 全国城镇化的规模扩张成本和质量提高成本变动
根据模型4估计的结果，我们计算了全国和各省城镇化过程所产生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成本(如图1所示)。可以看到，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两项成本都在不断提高，但规模扩张成本提高得更快。1985年时，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两项成本分别为1092元和587元，而2010年两项成本已经达到84075元和16243元。我们绘制了2010年质量提升和规模扩张成本与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RP表示)之间的散点图(见图2)，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质量提高与规模扩张两种成本的省际变化呈现完全不同的趋势，前者是正相关关系，而后者是负相关关系。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有能力和意愿改善城镇原有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从规模扩张成本的省际变化来看，越发达地区对外来人口的投入越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发达地区是人口流入的主要地区，人口聚集也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人口的流入诱导产业结构向劳动密集型变迁，从而降低了就业岗位创造的成本和分摊在劳动力身上的固定资本存量，中西部地区城镇扩张多是以重化工业发展带动的，这种产业结构中城镇扩张将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其次，发达地区人口规模扩张更多是以流动人口形式进入，这部分人口的聚集需要的投入较少，而中西部地区人口规模的扩张则可能是以定居人口为主，这种人口聚集模式需要的投入量更高。最后，可能是与上文分析中提及的产业结构差异有关。
图2 2010年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成本关系
四、农民工市民化补偿成本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镇规模扩张的主要源泉是外出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变而进行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当然，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还需要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就业岗位创造的产业资本投入以及城市管理投入等等，但决定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本节重点对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领域支出成本进行探讨，简称为农民工市民化补偿成本。由于数据所限，直接度量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比较困难，以往研究主要是以城镇规模扩张带来的边际成本代替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陈广桂，2004；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5)。近年来，部分研究采取微观调查数据来估计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由于方法和视角不同，文献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度量差距较大，广州市社科院(2011)认为25岁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超过100万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则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在8万元左右。本文试图从补偿成本的角度出发，考察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不同经济主体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状况。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承担主体分为政府、企业和农民工本人三部分，此项成本是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的实际投入，转换身份之前农民工是在城镇中居住的农民身份，大部分城镇户籍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他们享受不到，而身份转换后就可完全享受城镇户籍居民的待遇。因此，这里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农民工和城镇本地居民在各项公共服务投入上的差值，是一种补偿成本的概念。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入很难区分，我们不区分政府和企业各投入多少，而将二者投入统称为社会投入。因此，以下从社会投入和个人支出两个方面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主要是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几个方面，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大体代表了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居民在政府投入上的差距。但必须指出的是，农民工对应的群体是城镇劳动者，在计算城镇人均支出时分母应为城镇就业人员或者劳动年龄段人口。社会保险对农民工覆盖的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单位职工的覆盖率①。其中，生育保险、失业保险覆盖率仅相当于城镇劳动者的1/5左右，工伤保险覆盖率相对比例稍高，达到40%左右(如图3所示)。总体上看，在社会保险领域，政府对农民工的投入相当于城镇户籍就业者的20%-30%。公共服务领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根据教科所(2008)对12城市的调查，约有50%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读。因此，这里我们也简单假定，城市政府在教育上对农民工的人均投入相当于城镇居民的50%。此外，政府的住房保障投入也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领域，这个领域当地政府基本将农民工排除在覆盖之外，因此可以忽略政府在这项支出上对农民工进行的投入。
图3 2011年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社会保险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2011年农民工监测报告》和《2012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
根据以上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就业者公共投入差距的分析，结合相关的统计指标，可测算出不同公共投入领域农民工和城镇户籍劳动者在人均支出上的差距。首先，社会保险支出差距。2011年，社保基金支出为18055亿元，根据估计，外出农民工1.59亿，城镇户籍的就业人口也为1.59亿②，另外以农民工社保支出是城镇户籍劳动者四分之一的水平计算，农民工人均支出约为1420元，城镇劳动者人均支出约为5680元。其次，教育经费支出差距。现有统计资料中没有对县级市的市区、县城、和镇区的教育经费支出统计，但有市辖区教育支出数据，因此我们使用市辖区教育支出计算人均教育支出水平。根据《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年市辖区教育经费支出为4578亿，市辖区户籍人口为3.8亿，根据六普数据，处于劳动年龄段人口占市辖区人口比例为54%，城镇户籍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为2.03亿，按此口径，城镇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为2245元。按照上文分析得出的50%的差距水平，可以推算出农民工人均教育经费为1123元。最后，住房保障支出差距。住房保障支出全部配置给了城镇户籍人口，而城镇人口中具有住房保障资格的人口主要是城镇户籍就业人员，2011年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住房保障支出为3820.7亿元，由此可计算出人均城镇户籍居民人均住房保障支出为2042元。综上所列，我们将各项支出的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差距汇总在表中。由表4中不难看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人均支出差距达到7500元。
需要指出，我们的计算结果与其他文献中计算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相比偏小。这是因为，本文所定义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一种狭义的成本，只是包括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内的支出成本。而其他文献中的成本除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成本外，还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产业投资、城市管理成本等等。但实际上，从基础设施等几种投入中很难区分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即投入是为了农民工市民化还是为了城镇户籍居民很难判断。而且，这几种成本对农民工的排斥程度比较低，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主要约束还是社保、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差别。根据本文计算结果，农民工市民化大约有人均7500元支出没有“着落”。这个缺口要么由农民工自己解决，要么农民工就必须接受较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农民工在身份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支出还有一部分是由农民工自己承担，我们将其称之为农民工负担支出。农民工负担支出可通过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公共领域支出的差额来度量。当然，这样度量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假定：一是农民工公共领域支出与其留在农村支出相同，这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虽然农民工能够享受失业、工伤等保险，频繁更换的职业使其享受的公共服务大打折扣，故可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比留在迁出地提高不大。根据白南生、李靖(2008)测算，六成以上的农民工换过工作，每个农民工在当前单位工作时限为3.4年。频繁的工作转换使其享受社保机会受到阻碍，也给社保接续工作增加了难度。其次，农民工外出务工需要在公共领域支出更多成本。农民工在外居住需要缴纳房租，根据2010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住在单位宿舍、工地工棚、生产经营场所，即免费居住的农民工比例仅为48.5%，超过5成农民工需要租房。此外，农民工还要在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项目上支付更多成本。因此，农民工外出一方面会获得额外的公共领域的保障，同时在此项目上也会增加一部分的支出，综合比较，我们认为，一是农民工在公共领域支出与其留在农村大体一致，故可以用城乡居民公共领域支出差近似反映农民工身份转换需要支付的成本。二是城镇原住居民因新移民定居而额外支出的数量没有变化。
图4显示了城乡居民支出额度的对比状况。从基本走势来看，农民工负担支出均呈现不断提高趋势，但城镇居民支出提高得更快，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也在不断提高。2011年，农民工负担支出达到人均4493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农民工转变为市民身份，那么他每年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需多支出4493元。此外，图4下图还计算了农民工负担支出占城镇居民总支出的比例，该比例与占公共领域支出比例变化趋势一致，2004年最高为33.9%，2010年下降到31.4%。由此看来，农民工实现户籍身份的转变所需支付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从较长时间序列来看，这种成本提高的速度总体上超过居民的总收入和总支出的增长，虽然近年来成本占比有所减少，但仍呈现高位运行的态势。
图4 城乡居民支出差距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整理计算。
分区域来看，由于各个地区发展水平不一样，公共支出的力度和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差异很大，因而农民工负担支出差距也很大。图5上图显示了2010年省际农民工负担支出的绝对规模，可以看到高成本的地区主要是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沿海发达省区，这些区域均超过了5000元，上海和广东甚至接近7000元。由此不难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工负担指出支出之间存在着较紧密的相关关系，为此我们绘制了该指标和人均GRP(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之间的散点图，如图5下图所示。农民工负担支出和人均GRP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发达地区除广东外，均紧密分布在趋势线两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农民工负担支出也比较高。
造成这种正向相关关系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方面，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用于促进经济增长，只有较少的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福利，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因此居民不得不更多地自己承担城镇化的成本；另一方面，外出农民工创造的财富与其应享受的公共服务不匹配，GRP产出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农民工创造的，在共享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即便是不能获得更高的福利水平，至少应获得与城市原住居民同等的待遇，但事实却显示农民工需要再支付相当于城镇人均支出三分之一水平的支出，才能达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水平。
图5 2011年省际农民工负担支出及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资料来源：同图4。
最后，我们比较了不同公共领域的农民工负担支出，以便能够全面地了解农民工负担支出的结构。表5中我们计算了主要年份不同公共领域的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额状况，可以看到，各领域的差额基本呈现不断提高的状况。其中，公共服务总支出差距每5年翻一番，1990-1995年间扩大幅度最大，翻了两番。居住消费支出差额增长在1990年以前一直为负值，这是因为1990年以前城镇居民住房由单位解决，个人基本不用负担居住的成本。1995-2005年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使得居民在居住上的支出大幅度增长，而在1985-2010年间，农村居民支出幅度则变化比较平稳，因此城乡居民居住支出差额主要由城镇居民居住支出的变动所支配。医疗保健支出差额也在不断扩大，其中1990-2000年间上升速度最快，2010年达到545.7元。交通通信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差额变动比较稳定，每5年翻一番，而且从规模上看，两者占公共领域总支出的比重达到66%，而且近年来增长速度快于前两项支出。但这并不表明农民工负担支出中最亟须解决的问题是提高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两项公共支出的比例，反而是由于居住与医疗保健支出的“刚性”，无论农村还是城镇，居民都要居有其屋、病有所医，城镇居民恰恰是在这两项上有更好的社会保障，支付比例才比较低，所以政府更应该在这两项上提高对农民工的保障，才能降低其生活成本。
五、主要结论
本章在梳理现有研究对城镇化成本的界定基础上，对城镇化成本的概念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阐述，从更广义的城镇发展成本出发，按照投入品性质不同和城镇中人口身份不同，区分出不同视角下城镇化成本的类型，为更科学地测度城镇化成本和寻找影响城镇化成本的因素奠定了基础。此外，本文对研究方法的一个贡献是，首次使用计量的方法对城镇化成本进行了分解，度量了因城镇规模扩张和城镇生活质量提高而产生的两种成本的大小。
在度量城镇化成本时，我们构建了城镇化成本的计量模型，将代表质量提高和规模扩张的变量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根据估计结果拟合出规模扩张成本和质量提高成本的量。结果发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人口扩张的弹性不断下降，说明投入直接导致的城镇人口规模扩张在下降。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成本均呈现快速提高的态势，但从增速上看，规模扩张成本远远高于质量提高成本。这些事实表明，城镇化的推进模式更多地关注于经济增长，大量投资投向了基础设施和生产领域，而在改善居民生活软环境上的投入相对较少。从两种成本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来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提高成本呈正相关关系，而与规模扩张成本呈负相关关系。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而这又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投入，因此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有能力对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入。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多考虑如何维护本地居民的利益，而对外来人口享受公共服务设置了更高的“壁垒”。因此，城镇化质量提高成本的区域差异，恰恰说明了城镇化成果共享存在一定的不公平问题。规模扩张成本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可能是由于成本较高的地区往往产业结构偏重，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资源采掘和原料加工业的扩张；而成本较低的地区则是经济结构多样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比较迅速的地区。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影响城镇化最关键的约束——农民工市民化补偿成本的大小。结果发现，越发达的地区此项成本越高，即实现户籍身份的转变所需付出的代价越大，而且此项成本提高的速度超过了居民的总收入和总支出的增长。从个人支付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市民化公共服务支出也越高。如果将市民化公共服务支出视为人口迁入的门槛，那么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进入的门槛越高。将市民化公共服务支出分解来看，居住和医疗保健支出在农民工支出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但是农民工恰恰是在这两项上保障水平与城镇居民相差较大，这也就决定了大多数农民工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这就压制了他们大宗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即不利于农民工在城镇生活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国家拉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因而，政府提高农民工这两项上的服务水平，能够起到“公平与效率”兼收的效果。
①这里以城镇单位职工社会保障覆盖率代表城镇户籍劳动者的覆盖率，这是考虑到城镇户籍居民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正规就业部门，而农民工大多被排除在外。
②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推算，城镇全部就业人口为3.18亿，假定外出农民工全部进入城镇工作，也就是说城镇户籍就业人员和外出农民工各占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