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研究_发展能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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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后10年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突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是西部新十年政策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标志着中央寄望西部在新十年走上由输血式为主的外源式发展转向造血为主的内生型发展道路。考虑到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主要在西部地区,因此,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就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①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首先要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发展不足,自我发展能力低,自生能力弱,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的内源性制约因素。因此,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未来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

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构建:分析框架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几个概念是能力、发展、发展能力、自我发展能力。能力(Capacity)这个词,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语境下,其含义和解释是不同的。从发展的角度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给能力下的定义是:“能力,定义为个人和组织或者组织化的单位高效可持续地履行其职能的才能。”②世界银行给能力的定义是,可利用的资源与社会利用这些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去确认和追求其发展目标的效力和效率。③

托达罗(M.P.TM)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他说:“所谓经济发展,必须达到以下三个标准:第一,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卫生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并扩大对生活必需品的分配;第二,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第三,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中解放出来,来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④199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文发展报告》称当今年代为“人民的年代”,提出“发展以人为中心,发展围绕‘人’转;而不是人以发展为中心,人围绕‘发展’而转”。而发展的中心含义是“增加人们选择的机会”。⑤因此,可以认为发展就是改进人民生活质量的过程,其基本目标是满足基本需要、提高人类尊严、扩大选择自由、增加选择的机会。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多维度的过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方面,而且这些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和彼此促进的,可以用下面的式子反映发展:

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

从区域发展角度看,区域的发展可以是主要依靠区域外部的因素(外源)推动的发展,也可以是主要依靠区域内的因素(内源)发展,如果主要是依靠区域内部的因素推动的,就可以说是区域的自我发展。

发展能力(Development capability)最初主要指企业的发展能力,是企业在生存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壮大实力的潜在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实现某种更好结果的程度与可能性。把它用到区域发展上,基本的含义是,区域在维持区内各主体生存需求的基础上,扩大其发展规模、提升其发展实力的潜在能力。

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一个区域的发展,真正的发展是要培育自我发展能力。自我发展能力是内因,是发展的根本所在,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外因最终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所谓区域自我发展能力(Regional self-development capability),反映一个区域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情况下,区域将完成它所期望的功能和实现某种更好结果的程度与可能性。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要受到区域内自然资源禀赋、环境和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一个分析框架

能力构建(Capacity building)所从事的活动包括:提升个人的知识、能力、技能和行为,不断改善制度结构和过程,使得组织能以可持续的方式有效地履行其职责。能力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98年,联合国发展计划提出了一个能力构建的框架,识别出了三种层面的能力构建:个人层面、组织或实体层面、系统层面(见表1)。

联合国发展计划的这一框架的中心思想是,能力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战略,应该保证能力在三个层面得到开发,这三个层面的能力构建是相互关联的。训练有素的个人不能在真空中工作,他需要在一个组织环境中工作,该组织给他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反过来,组织利用了他的专长。但是即使如此,组织的有效性决定于组织运作的更广泛的系统或环境。为使效力最大化,三个层面的能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同样的重视,否则,如果有一个层面的能力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它就成为一个瓶颈,影响其他层面能力的开发。

本文主要从区域层面讨论能力构建。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构成要素可以有多个视角:从产业发展能力看,有第一产业发展能力、第二产业发展能力和第三产业发展能力;从发展的投入要素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体现为区域发展要素的数量和要素的生产率,这些要素大体可区分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从发展的内容看,有经济发展能力、政治发展能力、社会发展能力、文化发展能力和生态发展能力等。本文基于自我发展主体的视角,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涵义包含了区域发展中三个主体:政府、企业、家庭以及区域作为整体的能力。政府是公众利益的代表,是区域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和责任者,恰当的政府干预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企业和家庭是区域发展的主要经济实体,是推动区域全面发展的动力。政府、企业和家庭三个主体之间相互依存,共同促进区域全面发展。基于自我发展主体的视角,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可分为:政府自我发展能力、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家庭自我发展能力和区域创新与学习能力(见图1)。

1.政府自我发展能力。学者们对有关政府能力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基于政府职能角度考虑,政府能力就是“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政府能力与完成一定政府职能的政府行为联系在一起,能力又是在实现行政职能的行政行为的活动中来体现的。政府自我发展能力具体可指政府为区域内自我发展创造一个平等机会,为区域内自我发展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硬件设施和法律制度、文化软环境、区域财政能力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2.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林毅夫提出的“自生能力”(Viability)概念可以很好地表达企业自我发展能力。他用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来定义“自生能力”。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很显然,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预期不能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就没有人愿意投资,这样的企业除非政府提供支持,否则就不会存在。⑥

也可以把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定义为企业在生存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规模、壮大实力的潜在能力。具体包括产品的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产品竞争力不仅因自身条件不同而异,而且因竞争对手能力的消长会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强度。创新能力是企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其他企业难以模仿和超越的竞争优势。企业盈利能力是企业得以生存的基础。

3.家庭自我发展能力。家庭是区域劳动力的供给者,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具体体现在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能力,其为区域内的自我发展提供人力保障。具体包括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道德素质。可以写成: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健康资本×社会资本。这里的社会资本指的是促进互利的集体行动的规范和网络,包括了深藏在民间的商业精神、发展意识、创业激情和创业冲动、价值取向、冒险精神及具有生产力的社会网络关系。

4.区域的学习与创新能力。本文考察的民族地区,是我国发展滞后的地区。笔者认为,对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共存的经济体,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过程首先是一个学习发达地区的过程,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学习能力就至关重要。区域的学习能力是指欠发达区域主体借鉴和模仿发达地区发展经验和发展方式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欠发达地区的学习能力是和所谓“后发优势”相联系的。欠发达地区在学习和模仿发达地区过程中,把发达地区的经验和发展方式与本地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具有了创新的空间。在经济学上,创新的概念是和熊彼特相联系的。他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区分出了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一种新的工业组织。⑦把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引入到区域发展中来就是区域创新。所谓区域创新,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通过在生产体系中引入新要素,或者实现要素的新组合而形成的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创造新东西的新手段、新能力,包括区域技术性变化的创新及非技术性变化的组织创新。

图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框架图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政府自我发展能力、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家庭自我发展能力以及区域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不是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共同促进区域的发展。

(三)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指数的构建

基于自我发展主体的视角,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指标就由政府自我发展能力指数(GCI)、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指数(ECI)、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指数(HCI)和区域学习与创新能力指数(LII)构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指数(DCI)可定义为:

在指数的设计上,本文遵循如下的原则:(1)能测量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内涵;(2)只包括有限的变量以便于计算并易于处理;(3)是一个综合指数而不是过多的独立指标;(4)保持指数范围和理论的灵活性;(5)有充分可信的数据来源保证。

政府自我发展能力指数。政府的发展能力指数应能集中反映政府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政府的治理水平。本文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满足一般预算支出的程度来测度,定义为一般预算支出/一般预算收入。

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指数。一般地,分析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有:营业收入增长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本积累率、总资产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技术投入比率、营业收入三年平均增长率和资本三年平均增长率。本文使用各地区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它反映了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计算公式为:

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指数。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态是家庭自我发展能力的最重要方面,因此,本文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两个指数构造的综合指数来测度。其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6岁及以上人口中,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用各种受教育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加权平均得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假如当前的分年龄死亡率保持不变,同一时期出生的人预期能继续生存的平均年数,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生活质量的高低。这里使用的数据来自人口普查。令H(I)代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数,L(I)代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指数,于是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指数(HCI)为:

学习与创新能力指数。科技进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区域的科技进步对于区域的学习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科技进步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它指的是科学技术活动规模的拓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作用的增强,是科技实力、科技绩效、科技创新、科技贡献等诸多概念的总和。因此,这里用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来代表学习与创新能力,该指数由科技部发布。

二、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估

基于上面的讨论,这一节对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行评估。不同于上一节的是,这里使用相对自我发展能力指数,以全国为基准,计算了各地区相对于全国的自我发展能力指数。例如,某地区的家庭的相对自我发展能力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政府自我发展能力指数、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指数及区域的学习与创新能力指数的计算类似。

(一)民族地区政府自我发展能力指数

民族地区财政汲取能力低,是制约其履行职能,供给地方公共产品的主要因素。把民族八省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税制改革前在10%以上,分税制改革后大幅度下降到7%左右,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有所上升,2009年为9.22%;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即财政自给率),1978年为50.16%,之后先上升,1991年达到69.68%,随后急剧下降,到2009年为33.35%。⑧财政能力是地方政府自我发展能力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民族地区目前的财力状况,基本上维持在吃饭财政水平上,有些地区连吃饭财政也难以为继,就更谈不上提供公共产品了。

(二)民族地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指数

本文把各地区2007年、2008年和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平均,再与全国水平比较,计算了各地区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指数,结果表明,全国为18.7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民族地区有新疆(25.80%)、内蒙古(24.54%)、云南(22.13%)、西藏(21.92%)、青海(21.21%)、贵州(19.19%),只有宁夏(16.47%)和广西(18.6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⑨

(三)民族地区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指数

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主要表现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两个方面。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看,2009年与1982年相比,各民族地区都有了大幅度提高。1982年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4.64年,2009年提高到8.38年,提高了3.74年。民族地区的情况是:内蒙古从4.69年提高到8.49年,提高了3.80年;广西从4.59年提高到8.10年,提高了3.51;贵州从3.17年提高到7.08年,提高了3.91年;云南从3.07年提高到6.91年,提高了3.84年;西藏从1.53年提高到4.55年,提高了3.02年;青海由3.54年提高到7.45年,提高了3.91年;宁夏由3.68年提高到8.22年,提高了4.54年;新疆由4.48年提高到8.66年,提高了4.18年。可见,民族地区中除了西藏、广西等地外,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幅度都大于全国。⑩

从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看,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和发达地区的大力帮助下,通过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努力,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极大地改进,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81-2000年民族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都有较大的提高,如内蒙古预期寿命从66.8岁提高到69.87岁,广西从70.2岁提高到71.29岁,贵州从61.6岁提高到65.96岁,云南从61.1岁提高到65.49岁,青海从61.1岁提高到66.03岁,宁夏从65.7岁提高到70.17岁,新疆从60.7岁提高到67.41岁,西藏的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59.64岁提高到2000年的64.37岁。(11)

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基准,计算得到各民族地区家庭的相对自我发展能力指数。结果表明,1990-2009年,民族地区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总体上相对均有提高,贵州家庭相对自我发展能力从1990年的0.8407提高到2009年的0.8835,云南从0.8335提高到0.8697,西藏从0.5341提高到0.6996,青海从0.8411提高到0.9067,宁夏从0.9224提高到0.9818,新疆从0.9616提高到0.9878;(12)同时也应看到有些地区,如西藏、贵州、云南、青海等地距全国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把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比较,以2009年为例,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八个民族地区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指数均低于全国水平,而且排序均靠后;其中内蒙古较高,排第19位,其次是新疆(21)、广西(22)、宁夏(23)、青海(28)、贵州(29)、云南(30)、西藏(31)。分项看,2009年人口受教育年限,民族地区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内蒙古和新疆,其余地区都比全国低,而且均属于最低之列。从文盲率看,2009年民族地区的文盲率属于最高之列,最高的西藏达到39.6%,青海、贵州、云南的文盲率都在13%以上,是全国水平的近两倍。(13)因此,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还很滞后,如果考虑到教育质量,差距就更大。民族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需要相比,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民族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发达地区均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些差异仅仅是数量方面的差异,如果考虑到医疗的质量,差距就更大。这些差别的存在,为我们进一步加强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居民素质指明了工作重点和方向。

(四)民族地区学习与创新能力指数

根据科技部公布的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民族地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2002年分别为:内蒙古23.98、广西25.38、贵州20.76、云南23.21、西藏19.83、青海20.57、宁夏22.06、新疆26.45,而全国为35.44;2009年分别为内蒙古40.34、广西34.36、贵州32.48、云南33.83、西藏27.38、青海39.15、宁夏41.97、新疆42.32,全国为56.99。仅从指数的变化看,近年来民族地区学习与创新能力进步是较快的。但是,与全国比较起来,民族地区的差距很大,属于学习与创新的低水平地区,即使是2009年民族地区综合科技进步指数最高的新疆,也与全国相差14.67个百分点。(14)

(五)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指数

把上面几项进行综合得到民族地区区域相对自我发展能力,得出了2009年的计算结果。从排位看,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内蒙古排13位,新疆排19位,其他六个地区均排在25位以后。因此,可以说,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是不足的。

三、加强能力建设,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以上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虽有所增强,但总体上仍是不足的。目前,民族地区的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阶段,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着力于提升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主要应当靠民族地区自己的努力,同时离不开国家和东部地区的援助和支持。

(一)必须持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援助力度

作为全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地区,其发展状态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要充分认识民族地区在全国重要的战略地位,并考虑民族地区发展的阶段和区情,持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援助和支持力度。很多政策措施,特别是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比如财政税收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实施,具有带动力的项目以及人才、资本等的快速集聚等,仅靠民族地区的努力是难以实现的。况且,民族地区为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如维护边疆稳定、保护生态环境、提供资源要素等,理当得到国家以及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的支援和帮助。

国家和东中部对民族地区的支援和帮助应更多地着眼于授之以“渔”,着力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例如,在中央的政策支持上,赋予民族地区优先发展的机会,完善和制定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体系,实行比东部地区更有力的政策倾斜,或者政策倾斜的力度至少要和东部地区一致。在资金援助上,除了关注对东部地区有利的资源开放型项目(如直接的资源开发和利于资源运输的跨区域通道建设)外,应更多地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有市场潜力和带动能力的项目,同时对资源型产品输出较多的地区实行相应的、有利于当地发展的税收政策。又如,推动教育发展适当向民族地区倾斜,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在对口支援政策上,一方面适当加大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在援助目标上要定位于提升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上,着力于扩大民族地区产品的市场范围,同时通过多方面努力,激励东、中部企业的进入,帮助民族地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

(二)民族地区必须加大能力建设力度

自我发展能力的获取,不可能主要由外源推动,更主要的要靠民族地区自身的努力。

1.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优先提升民族地区个人的发展能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须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来获得。人力资本为区域技术创新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证,是经济发展重要的原动力和价值创造主体。一个区域的人力资本规模、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素质、人力资本投入及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直接影响区域发展。研究发现,一个地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地区学习能力普遍较高,而相应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与劳动者学习能力呈正相关。教育具有社会效益和私人收益两个方面,它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外部性,也就是说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要高于私人效益;健康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应着力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抓好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第二,进一步加快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第三,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第四,大力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民族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第五,投资于人民健康,为全体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强企业管理,提升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区域资源禀赋结构是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区域内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区域内企业自生发展能力。企业的发展和盈利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无论是政府财政收入还是居民收入均来自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民族地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第一,要进一步加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在投资环境方面向东部地区看齐;第二,充分利用好自己的各种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使特色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打产业;第三,创造条件,努力承接国内外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第四,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努力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治理,努力提升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提升政府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仍未彻底扭转,在民族地区政府“缺位”和“越位”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因此,提升政府自我发展能力,必须紧紧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关键,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一,要全面树立科学行政理念;第二,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制度建设;第三,要突出重点,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建设;第四,转变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方式;第五,合理界定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职责。

4.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提升区域学习与创新能力。民族地区科技创新弱,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低,这既制约了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更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今后,第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责任意识;第二,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不断提高科技创新的竞争力;第三,要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四,要进一步加快农牧业领域的科技进步,不断促进农牧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5.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和解放思想。民族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滞后,国内外民间资本进入较少,外向型经济发育迟缓,缺乏带动作用较大的经济核心区,严重制约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民族地区的发展要迈上新台阶,必须着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民族地区的开放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向全国开放,积极而有选择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有梯度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经过多年的发展,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变得相对稀缺,而民族地区的这些要素则相对充裕。因此,只要有好的发展环境,民族地区就会迎来一轮大发展。但同时,民族地区必须注意避免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片面追求GDP的发展之路。二是向世界开放,在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中学习、提高,完成必要的积累。民族地区是我国陆上对外开放的前沿。与之相邻的国家资源丰富、市场广大,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和能力提升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建设“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凸显的新机遇,积极参与我国与东南亚、东亚、中亚、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双边、多边投资贸易合作,构筑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第二,建立和完善一批边境出口加工区和边境自由贸易区;第三,加快交通运输大通道的建设,形成以“亚欧大陆桥”、“西南大通道”为轴线,以重点边境口岸为桥头堡,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国际走廊;第四,继续大力推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民族地区有条件的企业以多种形式在境外投资,参与对外贸易、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科技人才和文化交流、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提升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核心区,同时,受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影响比较深,还有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生活观念,相对于东、中部,民族地区解放思想的难度更大。如果不解放思想,实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就会流于空谈。民族地区解放思想的着力点,就是打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维定势,学会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即用互利的、双赢的方式引进人才和资本,善于把资源变成资本,善于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注释:

①参见郑长德:《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2页。

②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1998,"Capacity Assessment and Development in System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Context," Technical Advisory Paper No.3.

③参见http://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TOPICS/EXTCDRC/0,contentMDK:20295295~menuPK:645091~pagePK:64169212~piPK:64169110~theSitePK:489952,00.html。

④[美]托达罗著、于同申等译:《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6页。

⑤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3年人文发展报告》,http://ch.undp.org.cn/。

⑥参见林毅夫、刘培林:《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

⑦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等译、张培刚等校:《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中译本序言,第ii~iv页。

⑧2009年以前的数据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民族八省区地区生产总值表和地方财政收支额表计算而得;2009年数据根据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光盘版,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表2—15和表8—7计算而得。

⑨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9和2010)光盘版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表计算而得。

(10)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中国人口年鉴》编辑部编:《中国人口年鉴》(20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4-615页计算而得;2009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光盘版,表3—12计算而得。

(11)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国家统计局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

(12)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10)光盘版计算而得。

(13)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光盘版。

(14)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02、2009),http://www.most.gov.cn/kj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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