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政我乡政，乡村振兴是为正
彭兆荣
(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重庆 401331)
[摘 要 ]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一个最重要的面向是在“农正(政)”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越是到了全球化的今天，越要提倡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农耕传统，乡土性是中华文明的根脉。西方(特别是欧洲拉丁系的文明范式)则不同，政治来源于城邦。二者迥异。因此，我国的乡村振兴为“正—政”。
[关键词 ]农正；城政；城邦Polis；城镇化；乡村振兴
我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一项既继承传统，创新当下，又连接未来的重要决策。笔者认为，这也是对“城镇化运动”的一个校正，原因是二者所贯彻的主导价值不一致：前者为“农政”，后者为“城政”。何以为“正”道？当清之、明之。
中西方的“乡政—城政”体制原型迥异。总体上说，我国的城乡关系是一体性的、亲缘性的，甚至连王城(都城)都依照田畴的形制建设。也就是说，我国的“农正”是“政治”的渊薮。历史学家许倬云曾经这样说：“中国人好像一旦踏上了农业路，就再也没有背离过。进步和变革时有发生，但是农业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1]当然，我国的某些历史时段也曾经出现城市凸显的社会历史现象，即也曾经出现过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特别是在公元前5世纪到3世纪的动乱年代。然而，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对政治权威形成了威胁[2]。具体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一直处在总体融洽、时有矛盾的关系之中，但从未背离过“农正”之道，这就像一块试金石，以检验历史是否走在“正道”上。
“那我们开始吧。”詹寻和关小怡对望了一眼，不由分说地架起一脸无辜的小太监（游戏小助手），拖进了御书房……
简言之，传统的中国“政治”肇基于农耕文明的土壤，中国的城市原本与乡土存在着亲缘关系，用“矛盾统一”来形容二者的关系是恰当的。只是，我们在有的时候，常常会忘记自己的文化认同，而误以西式的“城政”为“理想模型”，这需要反思。
口腔正畸技术现已不断改善，但仍可发生牙痛、牙周病、咀嚼功能障碍等情况[1]。牙周膜内血管、神经丰富，口腔正畸导致牙周膜内形成缺血区，引起无菌性坏死，导致炎症及疼痛，从而降低患者的治疗接受程度，影响疗效[2]。口腔正畸作为一种有创治疗方式，可能引起一定程度的应激反应，可加以抗菌药物治疗[3]。酚咖片有良好的镇痛效果，甲硝唑通过抑制细菌脱氧核糖核酸合成，影响细菌的生长及繁殖，导致细菌凋亡[4-5]。本研究旨在分析酚咖片联合甲硝唑治疗口腔正畸牙痛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一
与此同时，技术进步、空间结构、交通拥堵对物流业能耗增长起到抑制作用，尤其技术进步在考察期内对物流业能耗增长始终起到抑制作用，这说明提高物流业技术进步，降低能耗强度，对北京物流业能耗下降至关重要。空间结构虽然总体对物流业能耗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但在大多数年份依然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进一步提高城市的紧凑结构，合理布局城市功能，对缓解物流业能耗压力也具有显著的作用。有趣的是，交通拥堵在考察期内多数年份对物流业能耗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这可能与近年来北京市采取的机动车限号以及加大道路交通建设有关。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来自某企业印染废水生化尾水经树脂吸附-脱附后产生的树脂脱附液。采用的纳滤膜和膜分离设备均购自合肥世杰膜有限公司。纳滤膜的截留分子量在200～300 Da，可以截留大部分的有机物，同时可以让小分子物质及无机盐离子透过。本实验在温度为15～30 ℃、操作压力为1.0～2.0 MPa条件下进行。由于纳滤膜的耐碱性较弱，故进入膜分离装置的树脂脱附液的pH不能高于12。
第一个主题认为在话语秩序里，要确定一个真正事件的介入是永远不可能的；并认为在所有表面的起始之外，还有一个秘密的起源，它如此神秘，如此独特以至无法完全在其自身把握住它。以至人们就注定通过朴实无华的编年学，被引导到一个无限遥远的起点，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一部历史中的起点；而那个起点本身可能是自己的一个空无。……与这主题相关联的是另一个主题，它以为每个明显话证明都神秘地建立在一个已说过的东西上……而话语却将它遮掩，使之沉默。[4]
笔者认为，我国的当下的城镇化过程即以城政压迫乡政，以城市覆盖农村，以高楼替代田园，以指标改换户籍等，所犯的毛病是忘记了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农正才是国政。农耕文明的传统决定了任何政治事务皆从乡土出发。费孝通以“乡土”[10]概括中国，这是一个精准的概括。梁漱溟也说“中国这个国家，仿佛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11]，所以要“从乡入手”。可以说，我国所有重大的政治智慧无不基于传统“农正”“农本”之根基，这也是历代帝王、政治家确立“农正”“农本”的国家历史，《论语·宪问》云“禹稷躬稼而天下”[12]是谓也。简言之，如果西方的政治由城市主导，中国的政治则需从乡村出发。概言之，就政治的原型、原始、原貌而言，不同的文明各自有着自己的理由，“话语权力”从来就有，只是需要厘清辨析，尤其在中国强势发展的今天。
以人类的认知形态而言，以“我”为中心的破石推远，差序格局[5]，是一种符合常理的情形，即所谓“认知”，就是以我为中心逐渐向外由近而远的认识过程，就像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大都将自己国家置于地图的中心——中国地图也没有例外。这种“以我中心”的认知是“人为性”的，甚至可以说与“人类”同构——这也属于一种认知方式。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建构了一个对宇宙认知的模式。中国的“天圆地方”“一点四方”都属于这种认知模式。每一个文明都有各自的“中心”，有的还有几个，比如古代的巴比伦、印度等。每一个中心都被认为是“世界中心”，是具有创世性的神圣之地[6]，它的“创世”性质早就打上了政治地理志的隐喻烙印。
司法程序向当事人的公开是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程序公开主要是满足当事人的知情权。那么怎么才能满足当事人的知情权？首先要完善检察机关的说理制度，这个制度强调检察机关经过审查后，要制作批捕或者不批捕的理由说明书，陈述其做出决定的理由。可以采用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可以在公开听证的现场口头进行陈述，如果当事人没在现场的，可以事后采取书面形式阐明批捕（不批捕）的理由。说理制度的完善，既可以使当事人的知情权得到保障，也可以使检察机关能够听取受害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从而能全面分析听取的意见，有利于正确作出批捕决定，另外，也可以减少被害人因为不服不批捕决定而进行的上访，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
如果只是囿于认知性以“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或只是由此建构起一个纯粹自然地理学模型，仅限于科学—学科上的意义，事情便相对简单。然而，人类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地理”，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的，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说法：“从本性上说，人就是一个政治动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7]西方的“政治”(politics)的原型来自于古希腊的原始城邦“Acropolis”的雏型——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话语渊源。“Acro”的本意为自然的“高地”，延伸为神圣、崇高、至尊等意。“polis”是一种国家形态，即城邦(city-state)，与“政治”同构。这样的国家模型彰显出宗教和文明的神圣性，也历史性地成为西方现代国家在建构中所使用的模版，进而将这一“城市—国家中心”的模版作为“礼物”送给了全世界。
由此可知，人类的认知无不遵循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则，为“人”者，皆无例外。只是，当一个文明体系以自我的认知为“中心”，并将自我的价值观强迫“他者”(the other)接受，而“他者”又在这种关系中成为一种特殊配合的“形象”[8]，并由此制造一种世界秩序的时候，政治话语便宣告诞生。具体地说，以我的中心观强迫他接受，并配合以各种方式，包括掩饰、欺骗、挟持、威胁、武力等建立起政治话语的“合法性”，这是我们尤其需要反思和摒弃的。中国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在政治地理学的表述中，“天下—中心”同样是历史认知中最为彰显的一套政治地理学概念。不过，本文并非刻意于认知性的政治地理学原理，只是通过认知上逻辑和话语霸权之关系，强调我国传统“自我”价值，提醒我们不要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甚至是无意之中的传播者。“文化帝国主义”被定义为：“运用政治与经济的权力，宣扬并普及外来文化的种种价值与习惯，牺牲的却是本土文化。”[9]这种提示和警示尤其重要，它涉及到“政治”之“正”的核心价值问题，也是笔者想就此引出的问题：城正(政)抑或乡正(政)。
也可以这样说，西方的话语政治所根据的只是“自我”的一套逻辑，而当这一套逻辑被强加于“他者”的时候，强权就产生了。
就西方的政治形制论，其“政治”源头直接来自于城市，特别是以海洋文明为背景的拉丁系，这也构成了世界政治地理学的一个“误识”。众所周知，在世界近代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中心”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学的历史霸权——“地理支配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3]——逐渐演变为一个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形成了一整套权力话语和表述范式。在这一套话语系统中，潜匿着“城市中心”的强烈隐喻，甚至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中将“近东—中东—远东”作为常识性工具概念，都是以“罗马城”为中心而“制造”出来的，这样的价值谱系是建立在“霸权”的基础上的。然而，许多在社会价值系统中得到认可和认同的话语秩序，往往并无“考古”依据，肇始背景常常只是自己的一个“空无”，而话语使之“沉默”。福科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话语秩序的两个主题做过这样的解说：
二
有人会认为，要想解决使人口返回土地的问题的第一步是要认真分析迄今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千头万绪的原因……理由很简单，也许可以这么说：不论过去和现在使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原因是什么，一切原因都可以归纳为“引力”。显然，如果不给人民，至少是一部分人民，大于现有城市的“引力”，就没有有效的对策。因而，必须建立“新引力”来克服“旧引力”，可以把每一个城市当作一块磁铁，每一个当作一枚磁針……初看起来，这种方法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办到的。有人会问：“怎样才能使乡村比城市对普通人更有吸引力——使乡村的工资，或者至少是物质享受的标准，高于城市；保证普通男女在乡村能享有与大城市相等的，且不说更多的，社交和前途呢？”……问题在于大家似乎都认为：劳动人民现在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住在农村而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拥挤而有碍健康的城市是经济科学的结论：我们现在这种工业和农业截然分开的产业形式必然是一成不变的。这种谬误非常普遍，全然不顾存在各种不同于固有成见可能性。事实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可以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生活的现实性将是一种“磁铁”，它将产生我们大家梦寐以求的效果——人民自发地从拥挤的城市投入大地母亲的仁慈怀抱，这个生命、快乐、财富和力量的源泉。[24]
格局因此显现：城市—乡村——城市代表中心，代表权力，代表文明；乡村代表边缘，代表从属，代表乡野。逻辑性地，这是西方的模型，是西方的“政治”，尤其是在欧洲早期文明中拉丁系的城邦制社会，以海洋文明为底色，以拓殖、商业和尚武为主导方式，同时也是土地资源不丰沛，农业难以作为国家发展的支撑性行业的原因。古希腊、罗马的情形大抵如此。反之，中国的情形则相反，国政即农政，城邑与乡土仿佛孪生，互为你我。可叹，西方这一文化霸权也波及“远东”之“中国”。悖论出现了——“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甚为荒谬，“中国”原本是“天下之中心”[22]，何时“屹立于东方”？概言之，就城乡关系而言，中西方原本就循着不同的文明脉络，沿着各自的道路而寻索，城乡关系和图案因此也大不相同。
西方的“城政”与我国的“乡正(政)”何以有着如此重要的差别呢？这与国家形制有着密切关联。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家国天下”，与西方的“国家权力”相比——前者是以家族主义(宗法制度)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西方则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而建立的。中国虽然自古亦有“公”论，却是以农耕文明为背景，以家族为单位的关系而论者。事实上，中国古代并无公民社会的历史。尽管中西方文明的渊源肇始完全不同，却可能产生了极为相似的认知图案，安德森分析“中国”时这样评说：“中国(the middle kingdom)的想像——虽然我们今天把中国想成‘中华之国(Chinese)’，但过去她并不是把自己想像成‘中华’，而是‘位居中央’(central)之国。”[20]19我们因此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古代版的“想像的共同体”[20]。同理，“欧洲中心”也是想像的，比如“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制造这样的社会价值的媒介是什么？回答是文字，特别是国家与印刷技术相结合，使得文字拥有了国家“代言”的话语性，制造出具有政治合法性的“官方语言”[20]54-55。这样，文字既成了“政治话语”的中介者，又充任其代言者。
这样的文明基因也决定了城乡类型上的差异，即从上述的简单考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的城乡是共生的，反哺的，城市生成于乡土社会[注] 彭兆荣《论乡土中国的城镇化》，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彭兆荣《论“城—镇—乡”历史话语的新表述》，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彭兆荣《乡土中国与城市遗产》，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西方则不然，城市是(可能)独立的，是政治的起源，乡村不必然成为城市的协同因素(特别在拉丁系国家)，并历史性地形成了城乡的主—从关系。也就是说，城乡不是一种空间性的业缘差异，更多地却是政治分类：即城市“大传统”与乡村“小传统”(great tradition，little tradition)的非平等关系，前者指城市的政治化组织结构和历史形态，后者则偏重于指地方知识和乡土式生活方式，——即特指农民的生活[21]。这样，中西方的“城乡”构造和分类便出现了巨大的价值反差，二者的相互关系也完全不同。然而，近代以降，西方的世界性的强势扩张，连同其价值一并传播，我国受其戕害深重，遗毒至今未能完全肃清。
我国的情形则不然。“政”从正。正，甲骨文为
，即
(囗，城邑、方国)，解字：“口象人所居之邑，下从止，表举趾往邑，会征行之义，为征之本义。”[13]早先的“正”当为“征”。《说文解字》释：“正，是也。”[14]而“正”即“政”。《说文解字》又释：“政，正也。”[14]除了征战、停止等语义外，“正”也是官名，《尔雅·释诂》：“正、伯，长也。”[15]郭璞注：“正、伯，皆长官也。”[15]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古代有“城邑”之说。“邑”为城，源于农。邑，甲骨文
，
(囗，四面围墙的聚居区)；
(人)，表示众人的聚居。《说文解字》：“邑，国也。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14]而城邑源自乡土，尤指乡村[16]。《释名·释周国》云：“邑……邑人聚会之称也。”[17]初时为乡土的交流场所。吕思勉认为：“在所种之田以外，大家另有一个聚居之所，是之谓邑，这也是“井田制”的基本形貌。”[18][注] 井田制度，是把一方里之地，分为九区，每区一百亩，中间的一区为公田，其外八区为私田。一方里住八家，各受私田百亩。见吕思勉《中国文化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邑”大致属于“公田”范畴[19]。概而言之，我国的“政治”来自于“农正”。城邑与田地、井田互为言表。
2018年9月3日，2018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市场展览会(AAG)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隆重启幕。本次展会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集商贸、交流、投资于一体的专业性汽车后市场展览会，展会规模超过10万平方米，1 300多家企业参展，开展当天有近2万全球专业观众和买家莅临现场，预计3天的展期专业观众和买家数量将达到5万人次。
三
依照上述分析，中西方文明的原生形态不同，由此导致社会价值的差异亦殊，然而，随着历史走向现代，其价值行进路也可能、可以是“殊路同归”之象。从世界城乡发展的历史与趋向来看，城乡关系有其共同性，毕竟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具有普遍性，这也促进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互动。所以，城乡关系有着相同的趋向。以英国为例：“英国开始实施人口调查是在1801年，当年英国的人口是1 050万人，100年后的1901年就增长到了3 700万人，是原来的3.5倍。数据显示，英国的人口从17世纪开始缓慢增长，然后从18世纪中期开始加速增长。而人口一旦增长，工业发展、城市扩张，对农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谷物、肉类、羊毛等农产品的价格开始上涨，这进一步刺激了农人的生产意愿，促成农业领域的制度转变和技术、经营方式的变革。这种从传统的的自给自足性农业向商品性农业的转变，正是肇始于英国诺福克郡的农业革命。农业革命所提供的剩余唤起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农机器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于是二者之间形成了相乘效应。”[23]16-18这就是说，城乡在近代的轨迹越来越具有了同质性，特别是到了全球化的今天，形势更是如此。
简单地说，人们现在涉及的问题就是：(仍以英国为例)如何使我们的田园城市试验成为遍及全国的、较高较好的产业生活方式的基石[25]107。这一理念事实上已经有了各种实验。霍华德的后继者雷蒙德·昂温(Raymond Unwin)参与第一号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worth)建设。5年之后，德国学者罗伯特·斯密特(Robert Schmidt，1869—1934)参观后，在埃林着手鲁尔煤炭工业地带的综合性城市规划，构想其“产业—生活田园城市”模式，其基本理念是：让人取代工厂，将劳作、生活、娱乐三要素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城市应有四分之一的面积用于绿色和休闲空间，此外，他还重视德国传统的城市居民的“菜园劳作”，为人们提供亲近小菜园的条件[23]103-104。
如上所述，西方的政治(politics)、政策(policy)、城市管理(polity)、宪法(politeia)等皆与古代希腊的“城邦”(polis)有关，其表述范畴大致包括：1.城市政体，2.公民社会，3.独立国家，4.联邦制度，5.部落联盟。由于古代希腊是一个海洋性流动社会，城邦国家的主体由公民构成，公民是城邦的基本构成，citizen来自于Civitas，而polis派生出市民polites。虽然，这两个概念的“知识考古”可能引导出完全不同的语义和方向，甚至古希腊的政治家对此也持不同的看法(比如柏拉图与亚理士多德)，但都不妨碍其基本的构成形制，即城邦独立形成，乡村不构成其生成必须的理由。总的来说，城邦通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可以包括其周围的村社，亦也未必，主要视城市形制而言，比如雅典和斯巴达两种城邦就有明显差异。约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在古希腊陆续形成大批独立的城邦。由是观之，“政治”与城邦有着不解之缘。
那么，在明日的社会图景中，城乡将如何“对走”？1902年，英国学者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将城乡互为“引力”所形成的图景进行了描述，而所有“引力”无不指向“大地母亲”的怀抱。他在序言中说：
城乡之间的不同文化景观由文化基因的“多样”，趋向于沿着“知识共同体”发展，中国的乡土社会也是这样。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传统村落中的“文盲”有生动地描述：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接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有客观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为“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10]
“文字下乡”其实已经揭开了谜底：文字知识。这似乎倒并非中国独有之事，世界皆然，即文字代表文明，不识者代表野蛮——“文—野”之分。对于人类学家而言，“这是一种承认的政治而非认同的政治”[25]15。在人类学那里，以最粗放的划分，“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无疑是乡土社会中最生动的表述。在多数人眼里，城乡关系的不平等，原因是文字：乡下人是“文盲”，城里人“文明”。我们承认这是事实，却不认可对事实之后的所遵循的价值和由此所进行的评判。作为人类的表述方式，在对“书写文化”(writing culture)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时，“民族志积极地置身于强有力的意义系统之间。它在文明、文化、阶级、种族和性别的边界上提出问题。民族志解码又重新编码，说明集体秩序和多样性、包容和排斥性的根据”[25]31。
回到我国的现实，当下我国正在以“运动”的方式推动城镇化进程，这项“运动”所潜藏的价值依据仍然是乡村“贫病”、城市“富康”，城市“文明”、乡村“野蛮”的价值评判。在这样的价值主导下，我国城镇化骤然加速。数据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国每年平均以一个多百分点在增长，至2017年，城镇化率达到58.5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城镇人口为8.13亿。这一进程正是根据所制定的城镇化“指标”逐步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速度，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达到70%，城镇人口可接近9.8亿人。这样做的一个潜在的理由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高，达到80%。这一非言说的理由是：如果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西方的高度，中国就进入到了“发达国家”行列，这事实上是一个背离“国情”的数据陷阱。
今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专门提出了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传递出党中央对民营企业的信任、关怀、爱护与期待。省委书记娄勤俭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专题调研，强调要坚决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要求，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不言而喻，这样的价值导向当然有问题。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的不同，如果说西方的“政治”来源于“城邦”，并延伸下来，那么，我国的“政治”滥觞于“农正”，这一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继承。而“城镇化运动”事实上贯彻的是以西方为摹本的线路，这需要反思。任何文明和文化都有各自的源头，有自己的理由，中华文明浩浩泱泱，农耕是主体价值，中国强盛首先是“三农”的强盛，习主席说过：“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注] 201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概言之，虽然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城乡的关系也在相互“走近”，但这并不妨碍不同的国情需从自己的始发地“再出发”的理由和动机。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振兴乡村战略”，窃以为其本质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之振兴，乃我中华文明之“正道”，是为根、为本、为源、为理、为魂。笔者认为：我民族有今日之伟大成就，我经济成为世界奇迹，我中华之卓然崛起，如果以为只是“城市”之功，继而便以城镇“覆盖”乡土，则大谬特谬！倘若文明和文化取决于不同的主体遵照不同的价值而产生的多样性，则中西方在传统上的“政治”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在继承文化和政治遗产体制上沿着不同的方向运行，表现在对“城”与“乡”的不同价值的凭附与建构上，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有可能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世界提供一个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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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Rural Policies in Contrast with Western Ones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the Core
Peng Zhaorong
(Center of Chinese Artistic Relics Study,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One important orientation of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alism is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n the base of "nongzheng" (farming matters). Under current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the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should be further advocated. China has a history of farming tradition of thousands of years, the rurality is the b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Unlike China, the western politics (especially the civilization paradigm of Latin origin) has stemmed from polis. These two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refor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right policy in China.
[Key words ]nongzheng (farming matters); urban issues; polis;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9)02-0001-06
[收稿日期 ]2018-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AA001)
作者简介 ]彭兆荣，男，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一级岗)，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李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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