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
社会学依然可以为未来立论？
全球化进程的出现与社会学的理论危机如影相随。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已经将“社会性”转型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19世纪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显得既不适宜“新社会”的概念化，亦不适宜(人类)社会的概念化。人类社会与非人类社会的根本区别已经不复存在。有鉴于此，是否可能建构一个“社会理论”？该理论的架构又将如何？本文认为，现有的“全球社会”理论重复了以往理论的错误，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过于受当时特定社会所具有的历史特点的影响。然而，认为全球社会代表了现代性最后阶段的说法依然有待商榷，其误导之嫌在于，它将(全球化的)特定现象与社会构成的所有方面合为一体。这当然也不会妨碍我们讨论“全球社会学”(global sociology)，将其作为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用语。
鲍曼(1998)、贝克(1998)和吉登斯(1999)等作者都曾用诸如不确定性、风险和流动性等词论及全球化的特征，但这些均未超出我们的知识范畴，因为任何一个时代性的危机都伴之以如此“症候”。
目前可以确认的有关全球化的社会学阐释主要有四种，它们的共同性远大于差异性：(1)全球化即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如沃勒斯坦所言)；(2)全球化即世界的相互依赖(参照法语国家所用的世界化mondialisation一词)；(3)全球化即心智(mind)的标准化，该词源自马克思在其《大纲》中阐述的“一般智力”概念，简言之，全球化即文化的趋同性；(4)全球化即向着单一“世界社会体系”迈进了一步(如卢曼在1984年所言)。然而，概其所言，全球化被视为现代性实现的成果。即便具有这些认知，人们仍难以破除旧有的、限制质性认知飞跃的视界。而这种飞越恰恰是时下所需要的。
为了实现这一飞跃进而思考全球化及其转型的成因特质，社会学必须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概括性理论(例如“关系性”理论)，从而使我们得以将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别开来。具体而言，这一理论应该能够明确地阐述“全球社会”在哪些方面有别于其他各种社会形态。
建立关系性社会学理论的呼唤源于这一框架，其目的在于避免简化论，并且还要克服后现代理论固有的困境与难点，特别是其禁锢性。关系理论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是由社会关系所组成的，人类兼有内在性和超越性。社会仍然是由人类所制造，但是，它越来越不完全由人类所组成了，而是包含了越来越多人类所制造的社会关系。这样的认知方法能够激活社会学建构及社会的人性维度，尽管当代社会生活中存在明显的人性缺失。
主流社会学理论之所以思考现代化“永恒卓越性”(eternal primacy)的原因在于，社会学依旧固守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因此难以超越其特定的文化表现。①时至今日，社会学理论主要涉及“多重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家系(例如资本主义的多种类型)，而非着眼于与现代性本身决裂。大多数社会学家仅仅论及那些拥护或者敌视现代性的社会现象——无论“现代”一词意指如何。
当代社会学危机的根本原因来源于这一事实，即社会学的表现日渐缺乏“人性”。社会理论越发求助于符号的、生物的和交流的范式。这些范式具有一个共性，即都在试图缩小或者消除人类社会与非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
我坚持认为，古典的社会概念难以抵御全球社会的冲击。为证实这一命题，本文将论证当代主流的社会学理论不能认识和解释当代的社会现象。为了理解这些现象，首先必须重新界定社会如何构成。唯此方可比较不同的社会，并且明确新型社会的特点。我的论点旨在说明，唯有关系性社会学理论才能理解和解释崛起中社会的特定形态。为“全球社会”圆满立论，需要完全摆脱依据现代性观点所形成的对于社会构成的认知。这里阐释的元理论(the meta-theory)体现了对于社会如何构成认知的迥异观点，并进而提出了切中主题的、新的社会理论。
古典和现代社会学诠释的终结
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如何科学地界定社会及其演变特点的问题出现于欧洲。这一点值得回顾。现代社会学的诞生即是对于这些划时代转型的回应。社会学展示出社会开始自行反思其行动结果的方式，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广泛的理论，说明人类社会正是自为的固有产物。
当前的情形在某些方面与现代伊始时十分相似——相似性最明显地体现在赞同功能决定论这一普遍趋势中，而非侧重一种共通的伦理和意识形态的要旨。现代社会学曾被认为是一种认识和解释的方法，并且可以引导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剧变。然而，今天它已经失去其理论基础，因为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都在逐渐消失。
今天，社会学本应能够理解和解释这些变迁，正是这些变迁使现代社会转入跨现代(trans-modern)社会。然而，看来社会学不情愿或是不能这样做。原因在于，当代社会学与现代性形影相随，无法摆脱。留给那些抛弃现代观念之人的唯一选择是，要么回到前现代，要么投身于无事实根据、无基础、理论上无望的未来学。一直以来，对于回答这一问题曾有过多种尝试：“全球社会”是否存在？且如何为其立论？尽管有多种努力，全球化时代还是被普遍地视为这样的阶段，其中，社会变迁不再能够被传统的分类法(符号的和认知的方法)所描述。简言之，全球化社会被普遍视为“社会的终结”——与所谓历史的终结何其相似。
从系统理论角度而言，这一问题可以转变为：我们是否在目睹社会以其形成和构建的方式发生着基因突变？这个新出现的社会是一个新的类别吗？它是否被赋予了有别于所有已知社会特别是足以抹杀人类历史的基因遗传？
直至前不久，社会学比较分析方法提供了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若干方法。大约始于1750年至1900年间的比较方法曾主要受惠于前现代和传统文化。相反，当代的方法则源于对微观—宏观联系(micro-macro link)、结构与能动性(structure and agency)的论辩，但其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整体的认识论框架，亦未能考虑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深刻变迁。卢曼的社会学理论(1984)则是个例外，其方法代表了新的认识论。然而，其革命性本质仍在论辩之中，因为它仅仅将一种方法(功能主义分析法)转变为一种社会理论。此外，在卢曼之后，功能主义的方法已经愈加显得不适合在第三个千年里对于社会场景进行概念化。现在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出现，而它正处于成型之中。需加强调的是，方法并非理论。理论不同于方法，它旨在理解一个社会为什么以及如何以一种特有方式再造自身。理论赋予现象以意义，对于“为何”(既有原因—动机，又有目的—动机)之间提供答案；而方法则涵盖了解释变迁如何发生的工具。当“如何”之问题可以被若干量性和质性方法综合掌控时，理论的正确性就取决于它剖析新生现象本源和根本特质的能力。就其根本而言，古典社会学致力于阐述“制造现代社会”的特定途径，而非形成前现代社会的途径。其对比分析的范畴众所周知，它们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与阶级社会；社会与社团；机械一致与有机一致；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等。
20世纪的社会学试图复兴和整合所有理论方法的最佳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帕森斯的社会学，他将这些方面整合为社会进化理论。然而，在20世纪的进程中，社会学理论变得越来越有别于古典的社会学理论：古典的社会学理论是“有机的”、进化式的、合乎规范的，而当代社会学理论则变成悖论的、“系统的”、酌情而变的。问题在于，当代社会不再能够被古典的范畴所描述和理解。当帕森斯构筑其整体社会系统理论时——该理论致力于说明现代社会是所有现存社会之最——他论述的主体恰恰开始消失。现代性导致了现代的消失，而当代社会则认识到自身“不再现代”。
在20世纪末，为了界定当代社会，一些新词被创造出来，例如后工业社会、IT社会、风险社会、不确定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社会、在线学习社会等。这些界定的大多数均可被包罗在“后现代社会”的名下。然而，该词很快就变得含糊且模棱两可。一方面，“后现代”表示“残余”的概念，意指所有“不再现代”之物。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因为“现代”——意指“最近的”和“最为先进的”——不应被加以前缀“后”。
在过去30余年中，大量带有“后”字样的词(如后工业、后福特主义、后民族、后凯恩斯主义、后分层、后福利等)表明，社会学无力为其找到积极的界定。在这一语境中，不少人或者设想社会学研究极为可能出现的终结，或者设想需要将社会学变成另一种科学。大多数社会学家已经试图为现代性及其理论辩护(参见哈贝马斯在1970年、亚历山大在1996年的论述)，另一些人则试图解构现代主义理论(参见鲍德里亚在1990年、利奥塔和卢曼在1992年以及德里达在1995年的论述)。
社会学理论处于颓势是因为其不能自我改造，还是因为它所认定的那个社会客体已经消失了呢？
当代社会学对于全球(或全球化的)社会的认知是以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为特征的，往往不尽如人意。为了获得正确的社会认知，需要一种新的社会表征理论。这就要摆脱现代社会学深陷的解释学窠臼，即源自于社会结构主义、确信社会学是在以其现代的形式对社会的展示和建构。
对于社会表征持关系性立场有可能促成必要的认识论转向。这就涉及区分和整合社会学认知的四个维度：方法(或者元理论)、范式、局部或特殊性的理论以及方法论。在此框架中，一方面，社会行动与超越之间的界线变得既重要又新颖；另一方面，社会行动与其工具环境(资源、工具、信息技术等)之间的界线也是如此。这样，社会表征便获得了既非个体又非集体的一种关系性意义。社会表征变成了符号形式，它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构成一种“关系性联动”(a relational covariation)，这种联动既不是机械的，又不必是自反的，而是一种经常且必须展示的自然发生的现象。
全球化与社会关系：一些未预期的社会现象
社会学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总能对于社会现象提供站得住脚的解释(或称认识)。在一些情况下，其“解释”是循环式的，或者仅仅是同义反复。此外，当代社会学理论不仅难以解释某些现象，而且还称这些现象具有非理性、难预测，或者是“有悖常情的”。其原因在于，这些现象明显地未能与现代社会学理论确立的解释(所谓的定律)相吻合。下面列举一些对于当代社会学来说显得“难以理解的”现象。
例证A 社会创造社团(社团形成共同体)。现代社会学理论不能解释社会的关系如何能够促成社团的关系。然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契约关系形成共同体关系的不少例证，这些契约关系最初都基于工具理性。
例证B 宗教重新进入公共领域。现代社会学理论把宗教视为注定会被逐渐局限于民众私人生活的现象。然而，大量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在西方——而且在整个“发达的”现代社会——宗教逐渐被视为不仅与个人有关，而且也与公众有关的范畴。
例证C 劳动的去理性化。现代社会学理论把劳动视为一种服务，这种服务以渐进的理性化和商品化过程为特征——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经济无情发展有关的现象。然而，在当今的劳动力市场我们看到，劳动实践大有对劳动去理性化的苗头。后福特主义的基于项目网络的劳动分工与合作即为最佳例证。
例证D 赠与的多样化和倡导非功利行为组织的出现。现代社会学理论认为，提供免费服务是一种古老且原始的经济交换形式。然而，这样的做法在今天则代表一种有活力、多样化的关系类型，体现于多个“现代的”社会范畴中。
例证E “伦理市场”的出现，作为替代性经济，与工具理性的现代范式相左。我们看到趋向于“伦理交换”的新形式的经济崛起。关系性范式已经进入了现代经济。
例证F 继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公民身份发生危机之后，出现了新型多重公民身份和非国家成员身份。依据现代社会理论，单一、双重和多重公民身份都植根于国家，发放护照即是一种说明。今天，我们目睹了社会公民身份的出现，它们不以国家为基础，可以是“多重的”、基于非国家性政治共同体的。欧盟公民身份和互联网世界公民身份均为其例。
例证G 所谓的虚拟(virtual)共同体。依照现代社会理论，共同体基于文化身份，而社团基于利益。如今，我们看到这类社会的出现，它们既不基于身份，又不基于利益，而是基于沟通的虚拟形式(它们是“虚拟部落”)。
例证H 以阶级为基础的冲突的消失和生态问题引发的冲突的凸显。过去的冲突主要集中于阶级、地位以及权力之争。当代的冲突则集中于生态问题，涉及自然生态(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和人文生态(人际关系和代际关系等)。
需要重申的是，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既不能预知这些现象，也不能恰当地解释它们。其他可以称之为“新”现象的方面，包括新型战争和恐怖主义、新型家庭模式的出现、应对危机的新方法和新型的学习实践。就某种意义而言，2003年2月15日，全世界有1.3亿人上街游行抗议美英对伊拉克动武，这也应被包括在新的社会现象之中。毋庸置疑，全球性社会运动具有巨大的创新意义，因为它们代表了新型世界公民社会的诞生。
当代社会学理论怎么了？
如前所述，当代社会学依赖于源自现代性的范式，故而难以理解新生现象。其结果是，这些理论不能辨析人际关系形态的发生，例如全球化效应。这样的转型意味着，所有的新生现象都共享着一种由差异符号代码所引导的差异逻辑。它不再是一种支配性的逻辑，不同于19世纪和20世纪意识形态与宗教的基于零合关系的一元论，相反，它在性质上是多元的，并且持之以恒(irreducible adunum)。这些现象还涉及控制论观点，而这些观点不再是机制性(mechanicistic)的(如帕森斯的AGIL模式所言)，也不再涉及反身性(reflexivity)的第二秩序(如卢曼的模式所言)，而是一种超出帕森斯和卢曼理论的关系性(relational)控制论。
功能主义边际效用的削减(与之相伴的还有全球化资本主义成分中边际效用的颓势)，折射出对于“超功能潜在性”(suprafunctional latency)②形成的新需求。明显的例证包括，用人的概念替代现代性概念中的“个人”，用认同与差异之间的区别取代把平等与不平等对立起来的现代主义语义学，由此指向一种新的社会融入逻辑，未能认识新生的现象意味着它们的解释倾向于在陈旧的防卫式立场(实证主义)和偏执立场之间摇摆不定，解构理论就是其典型代表。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理论——无论其方法如何不同——都拒绝承认现实情况，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否定？
重新界定“什么制造了社会”
任何一种文明(而且在这一文明的每个历史阶段)均有其赋予意义(合法性)的特有方式，从而形成调节社会关系的各种规范性形式。这种状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每个社会中都具有同质性，同时也造就了独特性。简言之，每一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制造社会”，③并以此方式与其他文明相区别。古埃及在法老的控制下，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从属于神一法老主宰一切的神权政治。在古希腊，城邦展现的是源自雅典古集市(agora)确立的论辩式规范原则的情景。在古罗马，权力在从属于司法性和政治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被分为不同等级。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社会与超验的关系说明了社会构成，这使得所有社会关系均处于不确定性之中。对伊斯兰的信众而言，社会存在于每个人与《古兰经》的关系之中，它被解释为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问题的“部落式”反应。在新教世界里，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特征，个人现世的成功被视为得到了上帝神圣之选，这一解释构成了社会认知。这些皆为“制造社会”方式的“典型”例证，它们都与一种“理想的—典型的”(ideal-typical)、以文明为特征的关系模式相联系。
对于社会系统(例如家庭)进行概念化有着各种各样的方法，与之相类似的是，人们对于何为社会的认识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在古典社会学的框架中，社会中人的维度被视为类似于有机性。(2)在后现代社会学中，社会中人的维度具有隐喻性，是通过对于何为“自然”之否定来加以界定的。(3)在跨现代社会学(transmodern sociology)中，社会中人的维度具有关系性，它植根于关系之中，又自关系中生成：人之为人意味着存在于某种社会关系之中，存在于选择独处还是与他人共处的纠结之中。
伴随着社会复杂(全球化的)程度的提高，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内部的人性要素，其重要性也愈发增强了。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关系对于个人的人性发展愈发重要——从他或者她最初的(前社会的)本我，走上成为能动者(an agent)的道路，然后变成团体的“我们”，最终成为个体的行为者(actor)。
社会关系的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
20世纪中期前后，帕森斯(1961)提出了非常有影响的社会变迁理论，它被称为有关社会进化的功能理论。然而，当今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帕森斯的方法益发难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一系列新现象。大量的研究文献对此进行了论述，在此不能一一论及。下述评论也只能勾勒出社会变迁的功能主义理论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既不是像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该理论保守，也不像有人所说的它过于僵化，难以解释摇摆不定、反常的或者反社会的行为。该理论的失败要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帕森斯的社会变迁理论不具有足够的关系性，更具体而言，它未能预想一种关系性的形态发生，例如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形态。
正在出现的社会在根本上是跨现代的，因为它不再沿袭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当代社会的关键词已经改变，并且让位于新型的“象征性秩序”(symbolic order)。现代性的口号是“线性的和无限制的进步”、“环境开发”(浮士德式的精神)、社会即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辩证法”，政治被局限为“民族—国家内部的立宪主义”。与之相反，跨现代的座右铭是“可持续和有限的发展”、“人类生态学”，社会被视为“多个网络中的一个网络”、“多元文化社会”、“私人范畴的政治化”。不仅如此，每一个符号代码(金钱、权力、影响、价值承诺)都经历了增强作用的三重进程——内部的、外部的以及超越的，进而产生了诸多后果。其结果是，时间和空间范畴都转化成社会关系。相应的，之前由普遍的、象征性交换方式所规范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被关系性动力所转型。它由下述三点组成：(1)意义的多样性，但不仅仅是象征性普遍主义(symbolic universalism)中的结构性分化；(2)关系控制论；(3)意义的超功能性(而不是功能专用化)。
这些均为“全球化的”社会关系的指标。它们出现在社会关系变为永久性、非空间性、抽象性、系统性的情况之下，而不是在人与人之间或者面对面的情况之下；它们发生在虚拟的现实中(它们是“虚拟的真实”)，而非具体和特定的现实经验。其结果是，较之以往所有的社会形式，全球社会更加不稳定，更加充满动荡。“真正的”社会基于社会自身的特定需求并与其自身目标相关，来对偶发现象作出反应。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激活全球化的种种属性。然而，在宏观社会层面，全球化和随之产生的适应性功能的扩大尚未被整个社会系统所体验。例如，当人们感悟到的需求是地域性的，全球维度会影响地域性回应，但是，全球维度也从地域性情境中衍生出自身的形式与意义，促成了所谓全球地域化(glocal)的发展。
全球社会需要一种新型社会分化理论
作为自身检验的基础，适用于全球化进程的社会学理论要具有捕捉各种关系的形态静止/形态改变(morphostasis/morphogenesis)的能力，而且不仅仅是结构、文化和能动性(agency)的。多种关系的形态改变并非其个体要素发生改变的结果，而是依赖于社会关系自行分化的可能性，即是有其独特衍生机制的新生现象。
这就涉及社会分化理论。社会分化的三种著名形式(局部的、分层的和功能的)必定要与第四种形式整合，即关系性分化。后者包含了一种新型“社会逻辑”，这与追随卢曼社会分化体系的观点完全相左。
斯宾诺莎(1662)曾写道：“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在全球社会学处于跨现代时期的当口，我们可以这样重写，即“一切规定都是关系”。
全球化并不是所有社会归属的“销蚀”，尽管现代性一贯强调的是成就。全球化不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个体化过程。现代性功能的分化已经到达其极限，许多社会现象似乎都表明，功能分化不再能继续担当解释社会分化的主要方式的角色。
全球化与“超越原则”(principle of transcendency)如影相随，也就是说，我们在某种关系的多种表达方式之间找到越多的相似性，这些词汇就愈发显得不同且各具特点。这恰恰是多元化世界所暗示的，即一般性的关系性分化。假定每一种特质都由一种关系(不是否定)所构成，驾驭复杂性的新方法便成为可能。全球社会不必重复现代性的老路，去分解和掌控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全球社会通过关系性内涵，而不是通过自由与控制的(功能的)辩证内涵进行运作。兴起中的网络社会源自多个“地域”社会形成的网络，这些社会不再依据领土原则所分界，而是基于那些规范它们的符号和交际代码。这种新型的社会可以被界定为“关系性的”，因为它使地域性社会与全球社会相互交织。在此情况下，关系性社会以某种形式的社会分化为特点，这种社会分化愈发不会被纯粹的(抽象的)现代性典型方式，或者说，被功能性分化观点所左右。社会中人的成分不再被旧时欧洲曾用的有机的这类词语所解释，也不会采用后现代隐喻来解释。而人类行动的关系性意义充分认可了那种将其转化为一种未知社会形态的力量。
由此，社会理论应该被规范为一种可以解释何为人的社会形态理论，尽管事实是：社会并非仅仅由人组成。
*译自英刊《世界的未来：全球教育学刊》(World Futures:The Journal of Global Education)(第68卷4～5期，第225～247页，2012年5月)，原文标题为“Doing Sociolog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原文详见http://dx.doi.org/10.1080/02604027.2012.679452。
注释：
①J.C.亚历山大(J.C.Alexander)在1996年就此观点提供了典型例证。(亚历山大是美国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当代文化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②超功能潜在性观点涉及社会的潜在范畴(“L”处于修正的关系性AGIL模式中)，其运作目的不是要维护现存的社会文化模式，而是要给社会行动与关系赋予新的文化意义。
③从技术角度而言，每个社会都体现了高斯“制造社会关系”特定方法的再划分特点，其社会关系在量和质的方面均有别于其他关系。(高斯，德国数学家，对数学、数论、天文学、电磁理论、大地测量学等均有重要贡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