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贫困地区女性素质的四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地区论文,四种论文,素质论文,因素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始终占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贫困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扶贫战略，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至1996年的5800万人。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现阶段农村的贫困人口仍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60%是妇女和儿童，她们中大部分的基本素质都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她们走出贫困、发展经济的进程。因此，分析和研究影响贫困地区女性素质的诸多因素，对于提高贫困地区女性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育投入不足
在现代生活中，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先决条件，并制约着人力资源质量的其它要素。建国以来，我国女性群体的文化素质确实有了一定的提高。在广大农村，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妇联通过各种形式，多种层次的教育、多渠道、多规格的职业技术培训，已取得一定成效，从1989年到1996年，全国有1500万文盲妇女脱盲，“春蕾计划”帮助了5万多农村女童重返校园。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农村贫困地区女性整体文化素质还很低。根据1989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对23个贫困县的抽样调查资料，分别排列出调研县女性文盲率、年龄别文盲率、年龄别入学率，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女性国民基础教育存在三个突出问题：(1)女童学龄儿童入学率低。在7-9岁、10-12岁、13-14岁三个年龄组中，贫困地区女童与男童和全国女童按不在校人数相比：贫困地区女性儿童的该比例分别是34.3%、22.4%、37.4%；男性儿童分别是20.9%、8.2%、18.7%；全国女童的数字分别是25.7%、11.3%、25.8%。说明贫困地区学龄儿童，特别是女童入学率低是基础教育薄弱的首要环节之一。(2)劳动力人口文盲率偏高。我国未上过学的女性主要在农村，而农村中未上过学的女性主要在贫困地区，占47.4%（城镇女性该比例仅占10.2%），成年女性文盲率高达48.73%（其中没上过学的达47%）。(3)劳动力文化素质未达到9年义务教育者偏高。在15-49岁女性中，除未上过学者外，占比例最大的是受教育4-6年者。接受10年以上教育的女性仅占2.3%，男性是5.4%，男性所占比例是女性的2.3倍（注：数据来源：《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7)》，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1990年。）。基于上述事实，我们认为，当前影响贫困地区妇女教育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投入不足。
1.社会宏观投资不足
(1)中国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6.76%上升到1994年的16.91%。但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如1988年31个发达、中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5.5%，而同年中国为2.39%，并且自90年代以来，该比重有下降的趋势。国际经验表明，教育投资增长要快于国民收入增长。教育投入一般要占GNP的6%以上，中国目前的教育投资水平远远不能承担起开发人力资本的使命。(2)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贫困地区女性受益更少。有关资料表明：从1952年至1990年近40年间，国家对初等教育的投资平均40%用于女性，对中等教育的投资平均35%用于女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平均27%用于女性。即男性接受大专程度以上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2.7倍，接受中等程度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1.9倍，接受初等程度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1.5倍；城市男性平均受教育8.67年，女性为7.46年，农村男性平均受教育6.44年，女性是4.74年。可以说，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男女受教育权利平等，但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女性，主要是农村女性没有受惠于这种投资。1990年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统计，在农村女性劳动力除了在扫盲教育的比例上大于男性外，接受成人中等专业教育、业务进修、专业技术培训这些对获得就业机会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和培训的女性比例均小于男性（注：陶春芳等编：《中国妇女地位概观》，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农村男女教育基础水平的差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男女接受成人教育机会上也存在着差异。
2.家庭微观投资更显不足
(1)与收入不相称的教育成本。由于贫困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低，生活艰苦，来自于家庭的教育投资非常有限。在子女上学的决策上，首先考虑的是为子女提供基础教育的成本支出。不少地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几乎占整个家庭年现金收入的50%以上，而且贫困地区教师的工资多采取社区支付的办法，这种负担又转嫁到学生的家庭上，致使不少家庭经济压力沉重。据调查大部分女童是直接或间接因家庭负担不起而失学的。妇女扫盲和技术培训也因此存在阻力。(2)子女的经济价值效用直接影响家庭对女性教育的投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农村父母对男孩特别偏好，一般不愿把有限的钱平均用于男、女孩身上。当家庭有困难时，首先投资于男孩上学；当家庭缺劳动力时，首先让女孩辍学干活。据全国妇联1990年抽样调查，18-64岁的农村调查对象中，从未上过学的比重女性为30.9%，男性为11.3%，农村家庭对女孩男孩上学的投资比重分别是40%和60%。有些家庭歧视女孩，让其较早从事经济活动，甚至借故剥夺女孩受教育的权力，致使农村女孩辍学比例很高。每年100万失学儿童中，70%的女童绝大多数来自农村。
二、健康存量不佳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健康存量，包括健康状况、营养、卫生保健等，也是一种资本存量。良好的健康状况无疑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根据对有关数据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贫困地区女性健康存量令人担忧。
1.我国多数贫困地区女性的平均身体状况不仅劣于其他地区的女性，而且明显低于本地区的男性。从总体状况来看，女性健康人口的比例是86.72%，男性为89.29%。女性残疾人口比例是5.56%，男性为5.16%，残疾女性比例比全国(0.86%)高5.5倍，而35-44岁中高出近10倍。女性患病人口比例为7.69%，男性为5.55%。学龄前儿童健康状况女童略优于男童，从7-14岁开始，女性的健康状况明显比男性差，且差别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大。女性中的患病人口也随年龄的增加急剧增加；在25-64岁之间，女性患病率比男性高2-5个百分点。
2.女性卫生保健服务差。据卫生部1989年对300个贫困县的卫生服务状况调查结果表明：由于缺乏有效的卫生保健服务，0岁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数的50%和100%以上，婴幼儿的死亡率高、存活率低，不能不使父母感到忧虑和惧怕。妇女则以高生育弥补损失，既造成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又增加了对社会服务的额外需求，直接导致人力资本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3.女性营养不良。贫困家庭的妇女生活比男子更为艰难，家庭的有限支出和有限食品总会首先满足男子的需要，妇女的生活质量被降低到最低程度，甚至被“习惯性地”忽略，特别是成年女性营养不良，不仅体质下降、劳动强度和效率下降，而且直接影响到子女的发育和健康。
导致上述差异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包括：(1)自然环境因素。地矿辐射、缺碘、饮用水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等生存环境的恶化，直接或间接影响贫困地区及人们的健康素质。(2)经济因素。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健康状况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3)社会环境因素。如近亲结婚比较普遍，有些地区近亲结婚率高达58%以上（一般认为近亲结婚率达1%就算较高）（注：陶春芳、张艳霞：《脱贫致富：中国农村发展的足迹》，《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第1期。）。婚嫁不离村的现象高达80%以上（注：数据来源：《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7)》，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1990年。），严重防碍着妇女健康存量。(4)文化素质因素。一般来讲，文化素质与健康状况成正相关关系，较高文化素质的妇女具有较好的健康状况，而且是子女健康的重要基础和前提。(5)生活质量因素。农民家庭营养状况、饮食结构、住房质量、消费结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女性的健康状况，事实上，贫困地区女性营养状况与家庭收入之间具有比男子更强的负相关关系，并形成恶性循环，即家庭人均收入低——营养不良比率高——劳动效率降低——家庭收入更低。(6)多胎生育因素。我国历次调查显示，贫困地区女性是多胎生育的最主要人群，在物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多胎生育使妇女的身心受到摧残。(7)卫生保健服务设施因素。贫困地区财政收入来源有限，为女性提供卫生服务经费的能力低，导致贫困地区医疗机构缺乏，设备陈旧，人员素质低。贫困地区女性健康状况与其卫生保健资源状况成正相关关系。而医疗保健服务是贫困地区安全网中最薄弱的一环。
三、生育观念落后
生育观念是女性人力资源素质要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其它人力资源素质要素的状况与水平的提高，因此，转变贫困地区女性生育观念既是提高女性人力资源素质的关键，也是女性走出贫困的先决条件。
据调查，如今在广大的农村，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还有着相当广阔的市场。“有人就有田”的思想为许多人所信奉。不断增长的人口沉淀在有限的土地之上，出现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形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许多贫困户是因超生被罚所致，从而导致人穷志短，志短人更穷；在志短和人穷之间形成一种精神和物质双重贫困的恶性循环。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脱贫和经济发展，从一定的层面上看，也制约了贫困地区女性素质的提高，其中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
1.传统生育观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贫困地区女性的文化程度依然很低，其观念和思想容易受到来自于家庭和村落的世俗教育的影响。容易接受传统的文化心理和选择传统的生育观念。1993年对广东客家妇女生育动机的一项调查表明，基于传宗接代的占58%，养儿防老的占41%。客家在历史上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即使在今天，尽管贫困地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由于贫困地区育龄男女青年的文化程度较一般农村低得多，他们的传统生育观并没有根本转变。我们知道，文化程度与出生率是有密切关系的，文盲充斥的国家大多是出生率水平很高的国家。贫困地区的青年往往难以接受科学的避孕知识，也难以理解控制人口增长的宏观意义。相反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反而强化了他们的生育意识，刺激着人们多生多育。社会和家庭的观念势必影响妇女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使多育早育现象严重，不仅损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而且沉重的生育和养育负担极大地限制了她们的经济活动，减少了其收入的机会。
2.恶劣的生态环境，刺激着贫困地区妇女保持较高的生育期望值。
贫困地区低下的生产水平和严酷的生存条件，加之医疗卫生条件差，使相当一部分妇女不愿多生育，但又有实际困难。一是贫困地区婴儿死亡率高，存活率低，妇女就必须以高生育弥补损失，就婴儿死亡率而言，全国平均水平大都在40‰以下，而贵州大都在60-80‰（注：杨宗贵：《从死亡水平对生育水平的内在关系谈贫困地区人口控制》，《人口学刊》1996年第2期。）。二是缺水缺柴地区要走几十里山路挑水砍柴，没有男劳动力不行。三是农户收入的增长依靠劳动力数量的投入，特别是家庭男劳力的总数对其收入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联合国《1995年世界妇女报告》认为，恶劣的生态环境是促使妇女生育的重要因素。妇女多生多育，使她们永远跳不出家庭的狭小圈子，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导致妇女既缺乏基本发展能力，又缺乏明确的发展意图和愿望，承受着比男子更多的苦难。
因此，不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尤其是农村女性的文化素质，贫困地区的人口控制将缺乏长足的后劲。
四、非农转移迟滞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蔚为壮观的人口大流动。在这一历史变迁中，相当数量的农村女性离开黄土地，参与了城市的建设，但是如果从性别的角度考察，女性在向非农转移的过程中，又表现出明显滞后性，致使全国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业女性化趋势。
1.农村女性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数量明显低于男性。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1986年东部地区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妇女占36.4%，中部地区占20.8%，西部地区占13.6%（注：《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利用及转移》课题组：《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道路选择》，《中国农村经济》1990年第10期。）。另据1994年5月的调查，外出劳动力中男女比例分别为4.49:1和2.58:1。据此推算，10余年来全国妇女劳动力转移出来的人数大约有25%左右，最多不超过30%（注：谭深：《处于变革中的妇女所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5年第3期。）。
2.农村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低于男性。据1990年人口普查，全国男性在业人口从事一、二、三产业人员比重依次为69.1%,16.9%和14.4%，全国女性在业人口从事一、二、三产业人员比重依次为76.1%,13.5%,10.4%。女性从事二、三产业人员比重均低于男性，表明女性劳动者从事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速度低于男性。
3.女性转移过程中逆向转移较男性比例高。女性转移中多数为未婚青年，她们外出除了一定经济目的外，还希望能在城市解决婚姻问题，借婚姻迁移改变自身地位和境况，如果达不到目的，一般在25岁以前回乡结婚。这就形成了女性转移中的逆向转移。
4.非农产业向农业转移男性少，女性多。据辽宁省列入全国农村调查长期固定观察点村的12个行政村的调查，1994年12个村外来劳动力总数达1778人，其中男劳动力506人，占流入劳动力总数的27.5%，女劳动力1272人，占72.5%，这种转移现状表明女性人口经济活动参与去向最多行业仍然是农村。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农村女性非农转移的迟滞，在某种程度上给女性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一状况对贫困地区女性来说也是如此。
第一，农业女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给农业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一是妇女们单薄的肩膀承担了大部分农活，使原本负担就很重的农村妇女负担更重。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充沛的精力去学习和研究农业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二是中国农村妇女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依靠她们去推广新技术、总结新成果是很难做到的；三是由于男性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农村家庭的收入多元化，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一些妇女也并不把种地当成自己的惟一责任，这当然也影响农业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女性化的结果会使传统型农业迈向现代化农业的步伐更沉重、更缓慢了。
第二，农业女性化从总体上说并不能明显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首先它使妇女劳动在家庭收入和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相对下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的分析中看出：一方面，尽管1987年以后我国农业生产获得了高速发展，但农业产值相对下降，农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68.6%下降为46.8%，而非农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31.4%上升到53.2%（注：《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致使以农业为主要工作的妇女劳动力的贡献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农业成为妇女的主要活路，并不等于妇女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往往带有兼业性，转移出去的男性劳动力，依然是家庭农活的管理者，每逢农忙时节，他们都要返回农村直接参加农业劳动，这使得大多数妇女劳动力，在农业劳动中仍扮演无技能劳动者的角色。其次，全国不同程度的农业女性化，也掩盖了农村妇女严重的就业不足现象。男劳动力迅速地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农村妇女因同时承担着大量家务劳动，因而这种就业不足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另外，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也使滞留在农村中的女性劳动力因其劳动量大和收入低，而在农村新的社会分层中地位相对下降。
第三，农业女性化有可能导致男女文化素质的差距越来越大。农业女性化使本来应该由两个人做的家务事不得不由妇女独自完成，繁忙的劳作甚至使她们连看电视听收音机的闲暇和兴趣都没有了。她们在知识、观念等方面将显得愈来愈陈旧。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女性化，走出了封闭、落后的贫穷农村的男子，与留守在家的媳妇相比，从本质上说差距也越拉越大了。
另外，由于妇女压力加大，她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理和教育子女，从长远看这也是农业女性化给社会带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同时，农业女性化可能会产生一种不正确的社会导向，即女孩子长大后从事农业劳动无需学更多的知识，从而忽视对女童的教育投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