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愚[1]2016年在《机器与语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工智能”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对未知的挑战、对未来的期许,与此同时也充斥了无休止的争论与困惑。始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的人工智能,至今已经走过整整六十年。在这六十年间,人工智能在诞生之初的朝阳中迅速发展,但却很快在唏嘘和质疑中陷入寒冬之中,几经辉煌几经沉浮,既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又面临着棘手的难题。在2010年至2015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计算能力的突破、智能算法的精进,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等概念的兴起,人工智能研究再次走到舞台中心,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即便如此,人工智能面临的困难却似乎并未减少。在人工智能面临的众多难题之中,最受哲学家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具有获取语义能力的可能性。哲学家在评述人工智能发展在一定时期所遭遇到的困境时就曾表示,之所以人工智能发展止步不前,或者说根本无法摆脱内在桎梏,其原因在于机器只能进行句法操作,而无法实现语义内容。符号机器的语义实现已经成为限制人工智能理论以及研究的一个瓶颈,语义问题也成为人工智能发展中难以面对却又必须面对的理论难题。本文以“机器与语言”的关系为研究主题,重点探寻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中语义问题的渊源、萌芽和突显,其目的在于将人工智能语义问题从纷繁复杂的人工智能研究中抽离出来,强调语义问题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必然性。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人工智能语义问题的源起;国内外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综述;以及论文选题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第二章,智能的追寻:人工智能的理论背景。本章主要从历史渊源、研究纲领和概念分析叁个角度对人工智能展开理论基础的梳理。从历史渊源的角度,首先探讨了古希腊的关于智能的自然观念,其次分析了近代哲学对智能的哲学争辩,最后梳理了自古以来关于智能的计算实现。从研究纲领的角度,以时间先后顺序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叁种流派——符号主义、联结主义,以及行为主义。从概念分析的角度,评述了人工智能的强弱之分,并从认识论的角度列举了对于人工智能的观点,最后将人工智能逐个与认知科学、人工生命和信息哲学作出概念厘清。第叁章,萌芽与进展:早期人工智能的语义探索。在第一节中,从大卫·希尔伯特及其判定问题谈起,进而谈到艾伦·图灵及其停机问题,最后对图灵测试做出一番评述。在第二节中,梳理了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发展历程,以及乔姆斯基语言学的演变过程。通过追溯和讨论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研究的早期发展以及遭遇到的困境,逐步理清语言分析研究所经历的从自然化分析到形式化分析,再从形式化分析到语义化分析的两次转向过程,而这两次语言分析的转向过程对于人工智能语义问题的意义和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第四章,质疑与反思:人工智能语义问题的哲学先驱。本章主要分析休伯特·德雷福斯与约翰·塞尔对于人工智能语义问题的批判。德雷福斯在《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中对马文·明斯基的《语义信息处理》一书提到的几种语义程序进行了逐一批驳。塞尔在《心灵、大脑与程序》中提出“中文屋论证”思想实验,明确提出了人工智能的语义问题,引发了众多争论,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五章,语言学中的语义问题。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语义学在符号学叁分法中的位置,以及语形学、语义学与语用学叁者之间的关系,讨论自然语言与思维语言的关系。第六章,结语。从叁个问题入手整理对于人工智能的观点,首先认为“人机大战”的意义是为之后的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营造新环境、拓展新空间、开辟新领域。其次,语言一直是智能的核心,语义问题是人工智能前进道路上本不可避免且须迎头面对的困难。如今,在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人工智能语义问题或者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最后,对人工智能的不同看法取决于不同的视角,并受限于对智能和语义的哲学思想。总而言之,在人工智能的探索和思考中,我们需要有极目远望的勇气,不为未知而惶恐;又需要有脚踏实地的信念,不为前路漫漫而忧愁。可以想见,人工智能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将有何种精彩又惊人的表现和发展;可以想见,人工智能哲学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将引领何种幽深又现实的争论和思潮。
黄丽场[2]2003年在《从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看人工智能哲学的走向》文中认为自第一台数字计算机产生以来，人工智能已有50年的发展历史。但人工智能并没有停下脚步，相反一如继往地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以计算机为核心。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范围的扩大正改变着我们的世界，网络技术将使我们迈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人们在工作、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中不断面临大量新的情况和需要探索解决的新问题，这种情形自然引起了关心人类命运的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和注意，哲学与科学空前结合，大量的哲学理论运用于分析和说明有关人工智能的诸多问题。人工智能哲学在当今技术昌明的时代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在前言中，主要阐述了人工智能的意义并给出了人工智能的涵义。 第一章，用思维、认知、范式等哲学范畴，对人工智能赖以产生的相关科学理论进行分析，讨论人工智能产生的前提，并对人工智能的核心概念——智能进行了诠释。 第二章，阐述当今人工智能界现存的人工智能理论，主要解决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问题。 第叁章，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入手，分析了人工智能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针对人工智能的一些核心问题，诸如，人机关系，人工智能极限问题，伦理学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工智能哲学的走向。
李能[3]2017年在《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的主体性问题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且也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的主体性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放眼当今信息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带来一次广泛而又深远的社会变革,它业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们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思维习惯的深层变革。把人的主体性问题纳入到人工智能的视阈中进行全面审视,正是本文的立意所在。本论文以人的主体性研究相关成果为理论基础,以促进人工智能和人的主体性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在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产生影响之基础上,提出人工智能环境下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对策建议。论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及其人的主体性理论;第二部分分析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的主体性带来的积极影响;第叁部分分析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的主体性带来的消极影响;第四部分立足人工智能发展实际,提出人工智能环境下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对策建议。将人工智能与人的主体性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避免高扬人工智能而弱化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做法,这对于推动人与科技的协调发展,对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具有进步意义。
张文涛[4]2017年在《人工智能的唯物史观反思》文中研究指明人工智能从提出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60年的时间,但却已经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其运用的领域愈发宽广,许多科学家将之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支点。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又一直是舆论笔诛墨伐的焦点,有人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将是人类灭亡的终点。针对于此,笔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展开对人工智能探讨和研究。首先笔者对人工智能的产生、发展和应用领域进行梳理和阐明,进而明晰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然后笔者从人工智能与人类意识,人工智能与人化自然,人工智能与社会形态的更替,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解放,以及人工智能与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五个方面来对人工智能进行研究和分析,阐释了人工智能拥有意识的可能性和对意识论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本质,它的发展将会给社会变革和人类自身解放带来的巨大积极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作用具有二重性的特点。其在带来巨大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将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它;最后,笔者指出人工智能发展潜在一系列的消极影响,这些消极影响包括有失业、安全、伦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国家、科学家和个人叁个层面的应对措施。笔者以唯物史观这一研究人工智能的新视角开展论文,探讨了唯物史观视角下人工智能的产生与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影响。笔者希望本论文的研究能够有助于人们明晰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同时为人们指出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实践方法和途径,并促进人们辩证地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
夏海波[5]2017年在《中国人工智能科技的公众传播与社会评价研究》文中指出二十一世纪,社会的转型发展一日千里,这一切都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并逐渐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融合为一体。科技传播对科学技术信息跨越时空的传播与扩散,推动和促进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科技传播一方面提高了公众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促进了科学事业。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人工智能科技为研究对象,将研究重心放在了中国人工智能科技的公众传播与社会评价上。第一章内容是绪论部分,探讨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动态,基于前人的研究,对科学传播的概念、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同时就人工智能科技的传播动态进行了学理分析。基于以上讨论,论文对人工智能科技进行了概念阐释与内涵分析。第二章内容是关于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概述。主要论述了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进程、发展现状、未来展望。自1956年成立以来,符号主义、行为主义、联结主义叁大学派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科技的蓬勃发展。当前,人工智能科技在语音识别、人脸识别、智能计算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在深刻影响着公众的生产和生活,并朝着更加“智能”的方向发展。中国人工智能科技虽然起步要比国外晚,但是通过国家政策和科学家的努力,在一些研究领域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第叁章内容对当前人工智能科技的传播现状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发现,科学家群体在传播过程中,赋予了人工智能科技更多的正面价值。官方在传播过程中,认为人工智能科技有利于产业转型、带动经济增长,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领域。大众媒体的公众传播更多关注了人工智能的社会应用,同时也关注了伦理问题。影视作品的公众传播主要展现了人工智能的娱乐属性和伦理问题,引发了公众的反思。第四章内容分析了中国人工智能科技的社会评价问题。分别从学术界的评价与思考、人文学者的评价与思考、社会群众的评价与反思、网络社区和自媒体的社会评价四个方面展开分析,进而总结了不同社会评价的基本特点。第五章内容分析了多元社会评价的主要原因。经过分析可以发现,产生上述评价与思考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公众认知和理解科学的方式发生改变,公众与科学家共同体的疏离,公众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担忧,公众对于理解科学与参与科学的渴望,公众将科学作为娱乐对象等多个方面。第六章内容分析了社会评价对未来人工智能科技的影响。相关影响主要体现在:公众的积极评价与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公众的社会需求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公众的利益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制约,公众的顾虑与科学传播者的沟通解释等方面。第七章为结语,通过前文的论述,得出如下结论:一、人工智能的确存在安全和伦理问题,但是人类只要进行审慎的伦理设计和配套措施,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二、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科技的总体评价,与公众所具有的“地方性知识”有关,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伦理和安全问题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叁、大众媒体成为了公众传播的主要渠道,科学家需要不断进行沟通与解释,做好人工智能的科技传播工作。四、公众对于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担忧,一方面来自于人工智能科技本身,当前人工智能更加往“智能”化提升和表现,在一些领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确实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担忧;另一方面来自于科技传播的局限性,人工智能科技在传播过程中,科学家共同体、政府、大众媒体各自传播自己的观点,使公众得不到完整的认识,造成科技传播的模糊和碎片化,进一步加深了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五、基于公众对人工智能的顾虑,政府可以提供渠道进行反馈,邀请公众一起与科学家共同体、人文学者、政府、工业部门讨论,就公众关心的任何问题给予解答。政府从社会语境的框架下,去了解公众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做的人工智能决策不是建立在猜测的基础上,从而做出科学决策。
范阿翔[6]2018年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及其带来的哲学思考》文中研究表明人工智能致力于模拟、扩展和延伸人类的智能,自1956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以来,形成了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叁大研究学派。人工智能的第一次浪潮实质上符号主义以规则和推理为基础的理性主义至上,然而机器翻译的失败使得研究热潮退去。第二次浪潮是经验主义压倒理性主义,联结主义学派占主导,逻辑运算问题导致该学派研究停滞。当前的研究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结合,融合了符号主义学派和联结主义学派的深度学习和大规模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走上历史舞台。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为研究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路径提供了评估标准和分析工具,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深度学习、人工情感几个创新点的突破。得益于大数据和云计算推动的深度学习将继续发挥指数级增长的作用,智能情感和人工大脑计划将使人工智能和脑神经科学结合的意义辐射到医疗、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多方面。作为科学技术的前沿,人工智能不仅影响社会的各方面,而且关系到人类的命运,需要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及其带来的问题加以思考和回应。在本文中,从技术与社会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面临着内部风险和外部威胁的问题,距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仍需很长时间。从技术与人类关系看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威胁论者从技术奇点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工智能终将超越并威胁人类生存,可预见的技术水平层面看是人类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对未来的担忧不应超过当前弱人工智能阶段对技术创新的基础性研究,人类的主体性不容侵犯,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必须进行安全性和道德原则的考量。
张超[7]2014年在《基于弗协调逻辑的人工智能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几十年来人工智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人工智能要想达到真正的智能模拟人的思维，就必须要在含有大量的不协调或者说是“有意义的矛盾”的客观世界中做出有效推理。弗协调逻辑就是用来解释和处理这些客观世界中“有意义的矛盾”的逻辑，弗协调逻辑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工具。本文首先从理论上介绍了弗协调逻辑理论对人工智能的作用，说明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促进逻辑研究的主要动力。在古代，主要是论辩实践活动推动了逻辑学的建立与发展；在近现代，最根本地是数学研究活动推动了逻辑学的发展；在当代，可以说人工智能的实际需要是逻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次，文章分别对人工智能存在的困难和弗协调逻辑提供的解决方案进行深入研究，阐述了弗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一定会面对很多不协调的情况。进而人类就会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类就会不断创建新的工具或者理论来满足不同的需求，解决不同的问题，弗协调逻辑就是其中典型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文章列举了人工智能中基于弗协调逻辑的应用实例，把上述理论分析运用于实际工作中以阐明论述的有效性。
褚秋雯[8]2014年在《从哲学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文中指出人工智能自1956年6月在达特茅斯会议诞生以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自人工智能诞生50多年来，人工智能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已渗透到科学技术的诸多领域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工智能是意图用计算机智能来模拟人类智能的行为，并以此加深对人脑的功能和智能本质的认识和理解。环顾当今的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一些纵横交错的哲学问题困扰着每一个智能研究者。从人工智能的研究中涉及到的哲学问题来看，它既涉及到智能的哲学意义也涉及到智能的应用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意识等传统哲学问题的探讨。本文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了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探讨了以认知科学为科学基础，以计算机为载体的智能模拟的基本问题，并运用辩证法和意识论进行研究分析，深入分析了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在不远的未来，人类将充分发挥其思维意识去改造和创造新的智能机，人工智能将在人类智能的带领下不断进步与发展。本文将从五个部分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第一章简要介绍人工智能的起源以及人工智能发展最具代表的四大学派，人工智能发展的科学基础以及人工智能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二章通过比较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优缺点，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发展情况。第叁章是对人工智能的哲学审视，从意识和辩证法的角度，阐述人工智能对意识本质产生的影响。第四章主要分析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探讨。第五章是对前几章的小结，希望在哲学理论的引导下，人类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能出现更好的结果。
徐华, 周伟[9]2017年在《人工智能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探讨》文中研究指明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世界高端技术研发与应用领域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社会工作当中,并协调好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处理好与社会各系统的关系等是我们未来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人工智能与社会工作在融合创新的过程中也必定会遇到一些发展困境,而在对人工智能发展前沿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寻找人工智能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发展方向,形成对人工智能在社会工作领域应用的意见建议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比如形成一个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全面优质化管理的全新的社区治理模式等,使社会工作得到质的提升。
于丽颖[10]2017年在《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思想视域下的人工智能风险》文中提出近年来,再次成为科技行业热点的人工智能,正在逐步进入我们的生活。一方面,人工智能带给我们很多福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动摇了人的主体性,威胁人们的就业、破坏了个人的隐私。乌尔里希·贝克(Urich Beck)认为,当前社会已经步入到风险社会阶段。本文依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界定当今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以下简称人工智能风险,人工智能风险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人为的、不可预见的不安全性。人工智能风险的危害形式是多样的,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短期的失业、隐私破坏、技术依赖,中期的威胁公众安全、加剧社会不平等,长期将消解人类主体地位。人工智能风险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并随之愈加复杂和不可预测。当今人工智能风险凸显与人的活动,尤其是人的技术活动密不可分,因而从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揭示人工智能风险的形成机制、表现形式和规避方式不啻为一种合理的思考角度,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思想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把人的本质与技术范畴联系在一起,指技术影响下人的生存状态,其实质是人与技术通过双向互动实现的辩证统一。基本内涵主要包括:第一,人的技术本性。技术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一起诞生,并伴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发展,技术作为人类的生存依据是构成人的本性的基本内容;第二,人的需要促进人的技术化进程。主体的需要是人与技术双向互动的现实依据,是人的技术化进程的不竭动力;第叁,其机制是人与技术互动实现的双向建构。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人的技术化机制表现为主体逐步向客体转化,最后再向主体复归的过程;第四,人的技术化最终导致人自身因整合了技术的力量而发生改变,其结果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技术通过双向互动对人产生的正负效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研究就是在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思想的视域下展开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由于主体对客体建构和客体对主体建构存在局限性,所以人工智能风险是人与技术双向建构的结果,是在"人的技术化"过程中有悖于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反价值的存在。马克思在他的时代也思考过技术负效应问题,如何规避人工智能风险,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现实出路,在马克思看来,要规避技术负效应,我们应该树立正确技术观、合理需求观,构建合理社会关系。人工智能风险日益凸显的趋势,使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中国以BAT(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公司)为首的互联网巨头在国家政策、规划的引导和支持下,在语音识别、无人车、深度学习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然而与人工智能技术如影随形的人工智能风险也如期而来,失业风险、隐私安全风险、技术依赖风险日渐突出,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避人工智能风险必须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结合,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风险规避之路。其现实出路在于: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技术观。辩证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监督。其次,要合理需求、完善人性。人既是诱发人工智能风险的主体根源,也是规避人工智能风险的主体动力,技术需求的增长应以社会发展水平为限。最后,构建新型人与人的关系,保障人人共享科技成果的和谐社会是规避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本保障。坚持以人为本,恰当协调各种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但我们不必过于恐慌。在马克思"人的技术"思想指导下,阐释人工智能风险的形成因素和规避方式,既为人工智能走出技术发展困境提供理论依据,又给我国规避人工智能风险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1]. 机器与语言[D]. 徐愚.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2]. 从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看人工智能哲学的走向[D]. 黄丽场. 四川大学. 2003
[3]. 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影响研究[D]. 李能. 贵州师范大学. 2017
[4]. 人工智能的唯物史观反思[D]. 张文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7
[5]. 中国人工智能科技的公众传播与社会评价研究[D]. 夏海波. 浙江工业大学. 2017
[6].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及其带来的哲学思考[D]. 范阿翔. 东南大学. 2018
[7]. 基于弗协调逻辑的人工智能问题研究[D]. 张超. 燕山大学. 2014
[8]. 从哲学的角度看人工智能[D]. 褚秋雯. 武汉理工大学. 2014
[9]. 人工智能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探讨[J]. 徐华, 周伟.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7
[10]. 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思想视域下的人工智能风险[D]. 于丽颖. 西南交通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