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研究及中国在世界上之地位的再思考——20世纪漫长岁月中的战争、革命和全球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在世界上论文,漫长论文,地位论文,岁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范式和范式转变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见证了两大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世界上两大军事超级大国之一苏联的解体和东亚崛起为世界上最具经济实力的中心之一。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这不仅是因为此次事件有着戏剧性的政治结局，而且因为它非常吻合人们对帝国兴衰的通常理解。相形之下，人们对于东亚的复苏仍然争讼纷纭，不但苏联解体抢了它的风头，而且随后的诸多事件更让它显得平淡无光：复苏之后经济的迅猛发展、美国的军事侵略、日本长期的经济衰退，以及1997年那场让许多东亚国家慢下步伐的经济危机。我们如何评估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在东亚巨变中的位置？要想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把握这一现象的意义，需要我们探究中国及东亚的历史经验，尤其需要理解我们在战争、革命和全球化等名下所思考的更宽广的现象。
亚洲人、欧洲人和美洲人长期以来评估中国在东亚及世界中位置的主要尺度是19世纪的经验。对中国来说，19世纪是一个走下坡路、被征服和蒙受耻辱的时代。内部的分裂给欧洲列强以可乘之机，军事征服、以技术军事优势为后盾的全球帝国统治接踵而至。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为西方压倒东方的本质主义逻辑提供了基础。直到今天，这种逻辑仍然固守在人们思想的很多角落。西方的殖民统治必然有生产力、军事、哲学和文化上的优越性，而被征服的中国及东亚必然是落后的，这一本质主义信念从来是多数欧洲人的想法，虽然最近几十年来东亚的复苏已经让一些人对此提出了大胆的挑战。
和亚洲很多国家与地区不同，中国虽然身陷列强的重重包围，并且对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治国方略（包括朝贡贸易制度，它曾经为东亚地区的秩序奠定基础）甚至于中国文化内核的信心已经深深动摇，但它绝没有被殖民化。军事上的失败和对殖民主义的忧惧激起了寻求“富强”的热潮，认为它们能使中国抵挡外国列强的进攻并进而重新赢得主动。
二、中国、东亚和16至18世纪的世界：最初的全球化
为了赢获一个足以理解涵盖中国经验（包括中国在上世纪及本世纪的成果）的历史过程与范式的视角，暂时转向早些的16世纪到18世纪会很有益处。杰弗里·耿（Geoffrey Gunn）曾经把这一时期称为“最初的全球化”（first globalization）。它包括影响深远、多向度的经济、技术、文化与制度上的交换、影响与借鉴。这一历史时期为我们理解影响深远的东西方关系提供了批判性的洞见。不仅如此，它还会帮助我们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准确定位中国经验，从而推翻那些从以下观点滋生出来的本质主义判断：19世纪就是一切，19世纪是历史的终结——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方，都是如此。
一个有益的做法是，把18世纪的东亚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完全取决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这个包括朝贡贸易关系在内的国际体系运作良好。至于欧洲的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在东亚地区扮演重要角色，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在东亚，毗邻的国家与地区彼此相异，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广泛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性当然要以差异性为基础。另一方面，相互依赖性又反过来可能促进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在特殊化、区别与互补的过程中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差异与互动共存的局面，一方面构成了以游牧为主的中亚和以农耕为主的中国之间广泛的、互惠互利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贸易，另一方面则构成了朝贡关系的基础。朝贡关系在界定政治秩序的同时也界定了贸易的区域范围：在很多历史时期，它包括了中国与东亚及东南亚邻国与地区，如日本、朝鲜、冲绳群岛和越南。事实上，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像葡萄牙、西班牙和英格兰这样的欧洲国家最终也加入了朝贡式的关系体系。总之，在18世纪的东亚地区，其内部在物质文明、经济和政治上的多样性绝不亚于布劳德（Braudel）所说的地中海世界经济。 与地中海地区相比，东亚地区同样有活力，同样富有。当然，它所负担的人口则要多得多。而且，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在它发挥最理想作用的时期，为协调国际关系、明确最少战争可能性的等级划分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不是说东亚就没有地区冲突。）例如在18世纪，中国虽然把疆土扩张到了中亚，但它的内陆核心，以及诸多远离中国国界的附属国仍然维持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和平。
从16到18世纪，欧洲诸国之间战事不断，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帝国相继称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国力虽然有亏有盈，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一直处在权力的中心，处在东亚国际关系的中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提供了一个协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架，而它的等级划分则将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对于一个在国际法理性的掩饰之下饱受滥用武力之苦的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引起认真思考的模式。
在18世纪，中国不仅与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换很活跃，而且还通过长长的陆路与海路与欧美来往密切。中国成了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到18世纪晚期，中国的国内市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密度上都远远超过西方。这不仅因为中国的人口多，有高度发达的商业化、农业生产力、手工制造业。而且，中国的人均收入与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不相上下，甚至比它们还要高一些。R·宾·旺（R.Bin Wong）、肯尼思·波梅兰茨（Kenneth Pomeranz）、冈德·法朗克（Gunder Frank）、浜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和杉原薰（Kaoru Sugihara）等学者的著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欧美国家曾经在它们的国土上创建过一个在规模、复杂性和繁荣程度上能够赶得上、哪怕相接近的国内经济。中国在瓷器、丝绸、棉制品的生产、地区及全球市场方面的优势，使得中国在与亚洲、欧美的贸易中占据领导地位。因此，在整个18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白银的“最终的归宿”。欧美各国为了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不得不让新大陆的白银最终流入中国。当欧洲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殖民的时候，强大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可是不容易征服的。
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各国不断地卷入战争的同时发展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刺激它们疯狂地进行全球扩张。威廉姆·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 ）在谈到1600—1750年这一历史时期时曾经概括说，欧洲“把自己放入一个自我增强的圆圈之中。一方面，它的军事组织支撑着它以地球上其他政治与人民为代价的经济与政治扩张；另一方面，经济与政治扩张反过来又支撑着它的军事组织”。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将整个印度次大陆纳入自己的支配之下，并且在与其他西方强国的合作与竞争中击垮了本已内虚的清王朝，将中国从东亚世界秩序的中心排挤到全球经济的边缘。
三、19世纪的中国与东亚：帝国主义与战争
中华帝国与东亚秩序的解体是战争和帝国主义逻辑的一个产物，而这种逻辑则根源于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19世纪以英国为核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依靠的是印度的朝贡。正是印度的朝贡使得英国在1792—1815年间的公共开支增加了6倍，从而为英国在资本商品工业上的优势奠定了基础。同样，正是印度的朝贡加强了英国在全世界资本积累进程的中心地位，并使英国在工业优势衰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着这一优势。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在中国为中心的地区体系中，还是在英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中，朝贡和贸易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唯一的差别在于，英国得到的印度朝贡——先是赤裸裸的掠夺，后来慢慢采取了军事人力支付的形式——是一种强加的赋税。这在东亚体系中是找不到的。在那里，朝贡关系尽管是等级制的，但毕竟还是互惠互利的。
两种世界秩序的冲突最明显地反映在19世纪英中两国的争端之中。两国的争端从鸦片开始，以战争结束。印度朝贡的调用与配置最终驱使英国对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在19世纪的上半叶，只有鸦片这一种商品能够帮助英国与西方其他国家弥补因购买茶叶、瓷器、丝绸等中国商品所导致的白银流失。因此，鸦片成了足以“摧毁中国长城”的“重炮”（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它来比喻廉价商品）。鸦片不仅迫使中国接受了一种能够使英国平衡收支的商品，而且迫使中国不得不按照英国的条款开放对外贸易。在英国看来，把印度鸦片卖到中国，其中最重要的意义是这种销售使得印度朝贡可以经由英国—印度—中国这一贸易通道进入国际大都市。东印度公司统计局局长在解释三角关系的时候说出这一点：“印度通过出口鸦片来帮助英国获得茶叶。中国通过消费鸦片来促进英国对印度的税收。英国通过消费茶叶为增加对印度鸦片的需求作贡献。”
鸦片贸易扭转了英国流失白银的局面，导致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这在短时间内就破坏了清政府的财政及其政治合法性。鸦片贸易致使越来越多的白银从中国流向印度：1814—1824年间为每年160万两，1824—1837年间为每年210万两，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两年则达到了每年560万两。从1815年到1850年，总计有15000万墨西哥银元流出中国。鸦片开道之后，摧毁中国长城的则是英国的大炮。清王朝的财政危机与合法性危机日益加剧并最终走向覆灭。随后，辛亥革命宣告了帝国时代的终结。中国进入一个衰弱、分裂、备受外国侵凌的时代。
四、战争、造反和革命之路
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以及随后签订的大批条约——中国民族主义者称之为“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向欧美的商人、外交家、使节和探险家敞开。他们先是进入通商口岸，继而遍及整个中国。不过，他们并没有马上标志着欧洲或美国主宰了中国市场或中国经济。事实上，他们的初步努力在沉重打击清政府合法性的同时刺激了中国商业行为、市场以及向东亚、东南亚移民活动的扩张。
中国以附属的态势融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结构，这并没有毁灭中国本土经济。恰恰相反，它导致了中国商业网络与中国社区的新一轮扩张。这些商业网络与社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已经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以及李塔娜（Li Tana）所谓的联结中国与东南亚的水上边境发展起来，并且在涵盖东亚及东南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的间隙中枝繁叶茂。鸦片战争和国内的叛乱削弱了清政府对联结国内经济与外部世界的渠道的控制力。于是，中国商人在这些商业网络与社区中赢利的机会大大增加。很多商人刚开始是通过鸦片贸易发起来的。不过，海外华侨资本家阶层最大的扩展却是根基于“苦力贸易”，即把契约劳动力输送海外市场。银行可以从海外劳工往家里汇款的业务中获利，商人则可以通过在劳工居住地做生意而获利。劳动力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中居于边缘地带，现在却转变为欧洲国家主要的原材料资源之一。于是，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突然激增，为沿海地区的苦力家庭的收入创造了重要的补生性源泉。
苦力贸易除了为商人带来财富之外，还使新加坡、香港、槟榔、澳门等港口城市受益匪浅。这些城市都成了海外华侨安置财富与权力的主要地方。大量海外华侨在这些城市安家落户，即使当它们成了欧洲殖民统治重镇的时候也是如此。像早一些的移民活动一样，苦力贸易留下了中国人在东南亚各地定居的传统。这增强了海外华人从东亚内部或东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商业与金融贸易中获利的能力。
鸦片、鸦片战争及西方人进入中国所产生的积极成果还有一些。其中之一便是各种谋求自强的努力创造了新型的国家主持的工业和其他形式的工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军事工业。然而，战争以及随后外国列强在中国的角色进一步破坏了清政府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合法性。以农民为主的造反运动在19世纪中叶风起云涌。其中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最大、最重要、成本最高。从1850年到1862年，清王朝的资源几乎在镇压造反的过程中消耗殆尽，再加上大量的农村地区被毁，国家的财政进一步削弱。而且国家权力开始从中央转入了原本是作为镇压叛乱的工具的地方军阀手中。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强大的挑战者。这个挑战者也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之下奋发图强的。在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获胜。这不仅标志着，同时也加深了中日两国在寻求工业化与军事强国之路上深层的差异。中国战败之后，沉重的战争赔偿使得清王朝最终崩溃。另一方面，日本1895年战胜中国，1905年战胜俄国，从而崛起为亚洲的帝国主义强国。从1902开始的英日联盟巩固了日本的强国位置。日本不断占领中国领土，1895年占领台湾，继而占领辽东半岛。1905年接管俄国在南满洲的一切权利与特权，继而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1910年，朝鲜成为附属于日本的殖民地。）所有这些，使得日本占据了有利的前哨，为将来进攻中国，以及从海外夺取廉价食品、原材料与市场做好了准备。
上述事件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推翻了满族人自1644年开始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它既没有为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的出现铺平道路，也没有为地主—佃农关系为主体的主要社会矛盾的解决铺平道路。恰恰相反，它预示着中国进一步陷入军阀混战，进一步陷入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英国占据长江，法国占据西南，德国占据北方沿海的山东省，而日、美、俄则相互争夺对东北的控制权。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从争夺战中胜出，开始掌控太平洋地区的领导权并成为中国主要的敌手。
五、交战中的中国、日本和美国：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20 世纪将作为一个战争的世纪被人记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亚洲就是战争的中心。正是在亚洲，从1895至1945年间，两个崛起中的帝国主义强国相互冲突，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并改变了东亚的政治版图。
1895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轻松取胜。从此以后，日本进行了一连串的征服活动。到1942年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它的势力范围地跨东亚、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亚与南亚的部分地区，把欧美各国在这些地区的势力排挤出去。美利坚合众国征服亚洲的活动始于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898—1902 年的美菲（美国—菲律宾）战争。通过这两场战争，美国征服并控制了菲律宾和夏威夷。这不仅预示着帝国主义俱乐部一位迟来者开始露面，同时也预示着太平洋地区一位新霸主开始来到。
1931年日本的野心再度膨胀。这一年，它在军事占领满洲里之后扶持了一个伪满洲傀儡政权。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日本发动随后长达15年之久的战争的第一步。1935年，入侵华北；1937，全面入侵中国；1941—1942年，袭击珍珠港、占领东亚与东南亚的很多地区。这场战争最终改变了中国、东亚、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中日战争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试金石。中日战争也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据统计，大约有1千万至3千万中国人在战争中遇难（关于中国军队与平民的伤亡尚缺乏权威的数据）。而且，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以其残暴行径树立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典范”：南京大屠杀，据不同的统计有4万到30万不等的中国平民和国民党士兵惨遭杀戮；人数在8万到20万之多的慰安妇， 她们是日本军队的性奴隶，从亚洲各地（主要是朝鲜与中国）绑架或诱骗而来，为日本军人提供无偿服务；成千上万的中国与朝鲜劳工；731 细菌部队的活人实验（受害者主要是中国人）；用火焰炸弹与生化武器轰炸中国城市；未能给亚洲战俘以战俘待遇；如此等等。日本战败过去60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暴行仍然引发着中日争端。
日本人的这些暴行，无一不是侵犯人类最为主要的人权。在今天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它们的影响。然而，在人们对战争罪行的冗长抗议中，却几乎没有提到日本的国家恐怖对中国平民、其他中国受害者和亚洲受害者日复一日的虐待。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日本对中国农村实行“大扫荡”和其他政策，抵抗地区的人民与财产遭到全面的蹂躏与践踏。日本可算是反对游击战争的急先锋。它的做法包括对敌对和抵抗地区实施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日本人为美国军队在朝鲜、越南的军事行动树立了重要榜样。日本军队把广阔的农村变成了可以随意开火的地区。日本人同时也是小村庄策略（strategic hamlet approaches）的先驱，因为他们把村民从聚居地赶到了他们可以严密控制的区域。日本军队最终无视国家战争法，完全抹煞了战士与非战士、军人与平民之间的区分。他们的行径并非绝无仅有。比如，美国对日本城市的轰炸及原子弹轰炸就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在中国及其他占领地区的暴行是那场战争中最为可怕的暴行。
这些暴行似乎没有成为中华民族记忆的核心。恰恰相反，被人们所记住和纪念的是中国正规军、游击队的英雄主义，以及为拯救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不过，我们将看到，最近几年这些暴行以及日本的赔偿问题逐渐成为中日争端的核心。
任何一个为争取独立或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做出重大牺牲的国家都会强调本国人民与本国士兵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当我们在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中发现这一现象时就不会感到奇怪。对日作战15年间，中国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孤身奋战。只是到了最后几年才得到盟友有限的支持。在打败日本方面，美国对日作战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虽然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曾经被遗忘。同样重要的还有苏联的最后对日作战。事实上，只是到了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大陆才在相当的程度上承认国民党及其与配合国民党作战的军阀为坚持抗战所作的贡献。当然，与此相类似的则是国民党方面很少提及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为坚持抗战所做的努力。
结果，中日两国长达15年之久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最终改变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版图。其中最重要的后果包括日本帝国及其他殖民帝国的瓦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美国崛起为霸权国家，崛起为亚太地区最主要力量之一。
六、中国的革命性转变
中国很多场革命都是与战争和国际冲突直接相关的。这里将集中谈一谈其中最重要的、与社会主义运动相关联的一些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走向执政之路，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从农村根据地到城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联在一起。把中国从日本的侵略之下解放出来，同时颠覆压迫人民的国民党政府（它受到了美国的军事支持），用革命战争推翻地主、富农等压迫阶级的统治，从而夺取领导权。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战略之一。战争和革命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形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时土地革命。这场运动以减租减息和重新分田分地为重点，同时也保护大多数自耕农（中农）的利益。接着在国内战争期间，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深化，开始夺取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有时候还把他们处死。简言之，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直接目标有两个，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一是消灭阶级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时期，尤其是1942—1949年间，它们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通往权力之路的两大动力。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1970年间领导了社会阶级和城乡关系的革命性转变。共产党吸取了苏联的理论与做法，尤其吸取了它在游击战时的创造性经验。结果，出现了一种社会不平等明显减少的新的阶级形态。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阶级、空间差异（城乡）、民族等方面新的社会矛盾。这里着重谈一谈社会阶级和空间差异。
土改和随后的市场控制消灭了农村以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和财富为基础的社会阶级两极分化。1946—1953年间，没收土地以及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推翻了农村的地主阶层，无地或缺地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得到部分满足。于此同时，一种政治运动的阶级斗争模式形成了。这种模式在以后的运动中反复应用。结果，基本上实现了每个农村公社内部每人拥有等量的土地。共产党的地方支部在领导运动、维护土改成果的过程中执掌了政权。土地改革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成果。其一，以前供富裕阶级消费的大部分农村盈余现在为国家所有，这就增强了国家动用资源发展重工业的能力；其二，为1955—1956年间的集体化削弱潜在的抵抗力量。这两个方面都加快了由国家所领导的发展进程。
土改并未触及以家庭为中心的农村政体。相形之下，集体化以土改所没有的方式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组织和社会进程。集体农业的基本单位是由20到30户家庭所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队长由当地干部担任，他们对劳力、纳公粮及收入分配有直接的控制权。当然，集体化并没有完全消灭家庭。家庭仍然是生产、消费和生育的基本单位。通过自留地的形式，集体主义的时代仍然保留了集体与家庭相混杂且永远处于紧张之中的存在形式。
集体化扩展了国家的控制范围，从而使得国家有可能以固定的低价强制收购集体生产的粮食和棉花，大部分农业盈余被抽取出来转移到工业。尽管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上的明显差异，中国还是重复了工业革命初期曾走过的典型的工业化进程：把生产盈余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到工业和城市。与此同时形成了一条容易导致新的社会冲突的路线。
上述讨论已经表明，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前革命时期中国农村复杂的社会结构变成了集体所有制条件下村民与干部之间的二元阶级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将农村中收入的不平等降到了最低程度。同时，它也开启了滥用职权的道路。劳力配置、收入分配和市场控制强化了干部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集体化之后，共产党向农民的承诺是“共同富裕”：通过劳动分工、对劳动力的最大动员，以及最终的农业机械化、多样化和发展灌溉等措施，确保集体——从1958年开始则是公社（规模比较大的集体，往往与乡镇重叠）——不仅变得发达与富足，而且享有平等与社会福利。后来证明，这个承诺是难以兑现的。
在革命时期遗传的“阶级”结构中，正式的阶级地位决定于出身，而所谓出身只是根据人们在前土改时期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地位。结果创造了一套僵化的、容易引起误导的阶级范畴来定义人们在社会—政治等级中的德性和地位。阶级，或者说出身不再和当代的所有权或社会关系有关；恰恰相反，它只是与（土改时期的）历史关系相关。地主和富农被剥夺了曾经决定了他们阶级地位的财富。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他们在集体主义等级秩序中处于最低位置。经此价值重估，这些阶级敌人和其他“坏分子”成了在政治运动中不断受到打击的对象。历次政治运动往往从仪式上通过羞辱过去的当权者来认可共产党的统治权。结果，共产党的领导权得到了强化，阶级敌人在农村秩序中的公民权则被剥夺。
与此相类似，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商人和资本家的征用、以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对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措施领导了城市阶级结构的转变。与内战时期农村阶级斗争充满暴力的情形不同，工业国有化大部分是在共产党掌权之后进行的，很少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或暴力冲突。
工业、城市和城市生活的革命性转变在其他方面并无深远的影响。虽然农村劳动的特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家庭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但是工人的劳动过程和工业等级秩序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然而，工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人，或者说整个城市工人群体从工业社会改造所获得的利益远远超出了农民从集体化中的受益。因此，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秩序是城市优于农村、国企工人优于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干部优于工人和农民。
革命时期（1945—1970年）的另一特征是以下事件的极端重要性：1945年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以及朝鲜战争以后两大集团的对立与朝鲜的领土分裂造就了——用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话来说——美国“纵向的政权制度，它通过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双边防卫协定得到巩固，并由一个在职权上高于以上四方外交部门的美国国务院来执行”。1945年到1950年的国内战争、1950年到1953年在与朝鲜的国际战争、从1950年开始美国所领导的封锁，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领导人如同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样，十分重视自力更生。从1950年开始，中国被切断了与欧洲、美国及日本市场的历史联系。
1960年，共产党在曾经奏响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狂想曲的“大跃进”失败之后，开始实施户口制度，从而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筑起了万里长城。农民被锁定在农村，当时还保留着的农村内部及城乡间的交流绝大多数被切断。继续存在的是通过以国家规定的低价强制收购粮食的方式吸收农村盈余并传输到城市工业的虹吸管。
制度结构及积累结构的双轨制把城市与农村分开了，城乡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城市的工资确定得很低，但是，现金收入（农民的收入主要不是这一种）、终生就业、养老金、医保（国家只向城里的工人和职工提供医保）、好学校，所有这些条件的结合造就了城市工人和职工的优越地位。革命已经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同质化，已经降低了财富的不平等，已经缓解了城市贫困现象。但是，革命却并没有消灭阶级差别。而且，它还形式化并强化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差异。国家把社会分工用政策确定下来。最明显的就是集体所有制的农民委身于农业，而城市工人和职工则加入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主要通过以规定的低价义务卖粮来负担国家，而城市工人和干部则主要通过津贴、食物、住房和福利等方式由国家来负担。
下面两桩事实可以让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城乡分化的意义。第一，搞“大跃进”的时候饿死的大量人口几乎都是农民。第二，1961年国家派了两千万城市工人“下乡”。当时正在闹饥荒，国家把这些工人要吃、要工作的负担转稼到了农村。农村本就在闹饥荒，而劳动力本来就大量过剩。国家向下乡工人承诺，一旦饥荒过去就重新给他们一份城里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农村活了下来。这是第一波城市居民“下乡”运动。接着，从1964年到1976年城市的两千万初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到农村。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让城里人当农民，为农村的发展作贡献。但有一点至少同样重要，那就是，下乡运动为国家解决了这些中学毕业生的工作问题。
在以后几十年里，权力、收入和人生机会的不平等分配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分化。城乡分化的后果（包括与之相应的以农村哺育城市工业的积累政策），农村持续的高出生率（而城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人口过渡），对农村经济形态与市场的严格控制，这些因素都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福利差距。而且，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长期存在冲突（集中表现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使得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有理由一直采用他们所钟爱的突出阶级斗争的“战时共产主义”模式。
国际上人们（也包括许多中国人）广泛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由于阶级斗争的立场而严重受挫。这一立场还强化了中美冲突，使得中国被长期排挤在世界市场之外。从这个角度看，阶级斗争也导致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分裂，消耗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潜在贡献，并且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样说并非毫无所见。毛泽东等领导人尤其要对“大跃进”和“文革”所带来的严重落后负重要责任。当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它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敌视和孤立，不得不面对亚洲分化为两大阵营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实施了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为积累和发展重工业奠定基础。这些成就和那个时代的矛盾与缺点比起来，实在不容忽视。
七、改革、经济发展和全球合作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了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这一重大事件离不开亚太地区及全球迅速变化的战略环境。
从1945年到1970年，东亚分化为军事上相敌对的两大阵营。其中一大阵营以美国为首。撇开其军事性质而仅从朝贡与贸易关系来看，这一阵营以一个帝国为中心，而这个帝国强盛的经济是附庸国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使得它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旧体系之间具有可比性。居于霸主地位的美国促进了贸易自由化。但它没有像英国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向全世界单边开放国内市场。相反，它是通过与附庸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来实现的。在与苏联、中国政治—军事对峙的情形之下，这些附庸国出于现实的考虑不得不听命于美国。
另外，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早期东亚现代体系之间还有两个重要的相似之处。一个是核心国（美国）的国内市场和所有其他国家的国内市场比起来要大得多。另一个就是附庸国为了获得在体系中的合法性以及进入核心国的国内市场，不得不接受自己与核心国的政治和军事附庸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二战后美国在东亚的霸权是通过将以中国为中心的前朝贡贸易体系转变为以美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而实现的。这一转变包括斩断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及其他纽带，同时把中国以前的对手日本及中国的周边地区纳入新体系。当然，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在结构和定位上的军国主义色彩远非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所能比。同时，美国为中心的体系还培育了帝国与附庸国在功能上的分化，这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所没有的。在这一点上，新体系与1895—1945年间的日本帝国之间有相通之处。不过，不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还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体系，都没有新体系那样的分工：美国的职责是保护附庸国，谋求地区和全球政治霸权，而它的东亚附庸国则专职从事贸易，追求利润。
美国与日本以及后来的东亚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政治交流对于20世纪初期以及后期至为壮观的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的经济腾飞反过来带动了美国领导下的东亚地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繁荣。
1970年，出于对苏联的共同敌视和对经济合作前景的认识，中美两国建交。正是中美两国建交，而不是苏联的垮台决定了以后的诸多的历史事件：中国重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为所有主要的政府所承认，进入世界市场并最终进入WTO。中国之所以能够抓住这些机遇，取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没有卷入这一时期的主要战争这一事实。
同样重要的是，从1970年以来，东亚开始克服战后的分化状态而重新整合为单一的东亚。东亚的经济也开始加速发展——这次是以中国为轴心了。东亚地区的惊人表现，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在全球财富排行榜上的一路攀升，以及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的急速增长。从1960年到1999年，东亚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 ）中的份额翻了一倍。
东亚经济持续的增长同时也是很不平衡的。例如，自1970年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这些地方除了韩国之外都是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国人主要的居住地。不过，尽管东亚取得了进步，但这地区两个人口最大的国家（中国和印尼）仍然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而日本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最富裕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结果，东亚各国之间在收入上的不平等不仅反映了全世界的收入不平等，而且它的程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东亚多数地区已经迅速实现了工业化。这也许是东亚最重要的收获。迅速工业化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把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到低收入地区。毋庸讳言，大批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东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转移到东亚的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多得多。然而，与高收入地区相比，东亚明显改善了它在全球价值增长序列中的位置。这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东亚的迅速工业化所带来的竞争力不仅表现在价值增长链的低端，同时也表现在中端和高端。这一事实不但可以在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找到明显的例子，而且也可以在中国大陆甚至泰国、马来西亚找到。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及大中华圈的引领下，东亚在重新获得它在近代早期所长时间拥有的工业霸主地位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同样重要的是东亚经济复兴的金融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识到全球经济总体上的“金融化”现象。在高收入国家，经济的金融化更加明显。事实上，这20年来世界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成了人们倡导以下论调的最主要的论据：人们已经进入一个以东亚为领头羊的深层全球化阶段。对这一趋势的论述绝大多数集中美国政府和美国商业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金融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及受益。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潜在的趋势：美国将衰落，而日本和“大中华圈”将崛起为世界上主要的债权国。在这样的框架下，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外资青睐的地区。但是，最近几年，同样是中国，还有日本和其他一些东亚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利用它们巨大的美元盈余支撑着美国经济的巨大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一个策略是确保中国进入美国市场，并让人民币继续与美元挂钩。但是，这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万一美国经济崩溃，或者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经济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八、改革开放的社会后果
通过改革，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增加，农村最顽固的贫困状况得到部分改善。所有这些成就伴随着这样的事实：社会结构日益两极分化，城乡分化进一步加深。一边是那些政治、经济的精英，另一边是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大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既宽又深的鸿沟。在革命的年代，不平等和阶级冲突产生于一个与世界经济相隔绝的环境之中，它主要是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产物。相形之下，在改革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资本与国内资本越来越强化了结构性的不平等。
如果我们从相互交织的中国国内及国际社会、政治和经济进程追溯新的阶级结构和不平等结构，就会明显地看到两个阶段、两种策略。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中国谋求以发展农村为主导的策略，通过显著增加人民的收入——不过，这是向着农村地区倾斜的——来增加积累，采取了促进农村工业，扩大人口流动，增加农村移民的就业机会，以及对最贫困地区进行福利支持等扶贫措施。与此同时，国家保护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作和福利。从80年代中期开始，虽然一些沿海省份的农村依靠农村工业化经历了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但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日益商品化，以及与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这些因素都加速了分配的不平等和城乡差别。结果，虽然农村土地的平均分配继续为贫穷的农村阶层提供了生存资源，但中国的阶级结构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阶级两极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自90年代以来，日益深化的社会不平等已经触发了新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遍及中国的城乡，并且超越了城乡的分野。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经过改革，农村恢复了土地使用权，家庭农场因此有可能进行自主生产，农村劳动力也可以从农活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工作。除此之外，改革带给农民的最大受益就是可以自由地到城市、城郊或农村地区打工赚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据统计有8千万到1亿农民利用了略为宽松的户口登记制度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促成农民务工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工业的非凡繁荣创造了对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然而，政府继续把国民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并继续保持城市之间以北京和上海为首的等级划分。这些都使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市场潜力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结果，农村户口成了标志着永久不平等的帽子，成了以赶出城市相威胁的敲诈对象。农村居民无权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养老金（由政府提供）和住房补贴。民工，哪怕在居住城市工作了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很少有权利把孩子送到专给城里孩子准备的学校读书。民工在城里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导致了一种剥削性的“劳动担保制度”，民工常常拿不到工资。当然，并非只有民工才常常有拿不到工资的经历。有些地方为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的老师和职工也会拿不到工资。简单说来，形成于革命时期的城乡二元的社会等级结构仍然存在于改革时期。这就有可能为新一轮的资本（包括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积累提供低一等、容易加以伤害的劳动力。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98年到2003年城乡收入的比率从2.51上升到了3.23。这个数字只是部分反映了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在改革时期遭受困难的不仅仅是民工。作为支撑政权的中坚力量，城市工人阶级在9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遭遇市场改革的冲击。以前，国有企业改革集中在扩大管理与企业自主权，提高管理水平，改革工资奖金制度，同时保护工人免受企业倒闭和解雇的威胁。有一段时间，国家甚至为退休工人的子女安排工作。但是从90年代早期开始，国家不再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而且最终允许通过吞并或合并等方式把小型国有企业租赁或卖出去。大量的工人以各种方式下岗了，正式的名称可以是“待业”、“提前退休”、“休长假”。下岗工人的人数在90年代早期逐渐增加，继而从1993年的300万飙升到2001年底的2500万。 下岗工人中最多的要数年龄较大的女工。她们承受着下岗的冲击，将来要想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前景黯淡。
失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以铁饭碗为基础的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突然破碎了。而且更为要命的是，失业意味着工人永远失去了享受福利的权利。那可曾是社会主义社会给予工人的一部分待遇。福利包括城市国企中的老龄工人特别关心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老龄工人在国企工人总数所占的比例，明显不同于以年轻工人为主的私营企业或合资企业。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种新的、以贡献大小为根据的安全体系，但由于它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各个地方执行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即使是老工业区那些受到伤害的多数工人也无法从这种新的体系中受益。到2002年，一个新的城市贫民阶层已经出现。这个阶层据估计大约有150万到310万人，占城市人口的4％到8％。种种不平等的问题，包括农村的不平等，城市的不平等，以及民工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将威胁着中国社会。中国加入WTO很有可能加剧这些不平等。
九、结语
我们已经考察了中国和东亚经济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直至今日引人注目的复苏。我们的考察一方面考虑到了地区性和世界性的军事强国和霸权，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了发展的优先性。东亚的复苏，以及中国重新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这让我们看清了曾被长长的20世纪所打断的某种历史模式。这并不是说21世纪将会重复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不仅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和以前大不相同，而且日本和美国的重要作用也会导致政治、战略和经济模式的差异。但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性现在是无可否认的。
一个地区大国、一个世界大国的兴起是任何政治秩序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都在经受着中国和东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考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关心中国、东亚和世界未来的知识分子同样在经受着考验。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以下几个问题最值得我们在新的千年深入思索：
其一，重新思考历史传统，尤其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历史传统，以便洞见复苏以后的中国能够在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中为和平、和谐及富裕作出贡献；
其二，从弱者和被压迫者的立场思考东亚秩序、国际秩序及国内秩序中核心的不平等和不正义；可以从阶级、空间（城乡）、民族的性别等角度着眼。
其三，果断处理民族主义的问题，因为它对建设一个正义的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提出了严重挑战。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看到美国和日本所谋求的侵略性政策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带来的威胁，而且，我们尤其要思考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特点和后果，看看它是如何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化解紧张并实现和谐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机会为找到一条富有成效的、实现东亚和平、繁荣和平等发展的道路作出贡献。如果我们考虑到东亚两大经济政治强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冲突，那么这一点就会显得尤为迫切。尽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主要的贸易伙伴，但两国在领土争端（钓鱼岛）和（以如何看待中日战争为核心的）教科书冲突等历史问题上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
上面只是简单列举了中国和东亚地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可能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当然，在全球经济中实力的上升，地区内部的日益团结（尽管一直存在冲突），以及曾经创造地区和平、团结和发展的历史模式，这些都将帮助东亚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这些问题很多已经被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漫长的20世纪中思考过。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在新的千年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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