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的特征及其战略含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含意论文,新一轮论文,特征论文,战略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我们以作为低谷年的1999年（这年经济增长7.1％）为起点考察新一轮经济周期，就可以看到以下重要特点。第一，就周期的构成阶段看，不仅不会出现由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相结合而形成1961年那种危机阶段（这年经济增长－27.3％），也不会出现由政治因素形成的1976年那样的危机阶段（这年经济增长－1.6％），而且也不会出现1990年那样的近乎衰退的阶段（这年经济增长3.8％），仅仅由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7％～9.5％）运行的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构成。第二，在经济上升阶段，不仅在上升时间上是建国以后各个周期的最多年份，更是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最多年份（年增长8％～9.5％。我国改革开始以后的1979～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为9.4％。这可以看做是潜在增长率。但它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其下限可以定为7％，上限可以定为9.5％，合理的增长区间为7％～9.5％）。在以前8个周期，上升阶段的上升年份（包括波峰年份）最多为3年，最少为1年；在合理增长区间的上升年份更少，最多为1年，最少为0年。而在新一轮周期，这两个数字均为4年。这是到2004年为止的数字。但依据目前的情况看，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年份至少还可以延续到2010年。第三，在这个周期的下降阶段，也将在经济增长合理区间下限线内运行（年增长7％～8％）。第四，就经济增速波峰年份和波谷年份的波动幅度看，不仅不会是已往周期多次发生的超强波周期（波幅在20个百分点以上）、强波周期（波幅在10个百分点以上），也不会是中波周期（波幅在5～10个百分点），而是首次出现的轻波周期（波幅在5个百分点以内）。将上述四个特点概括起来可以清楚看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点真正是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这在建国以后是第一次。决定上述特点的重要因素有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改革开放效应。第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效应。第三，我国当前工业化中期阶段效应。第四，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全过程的、多方面的宏观调控经验。第五，经济大国的效应。第六，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和国际和平环境。
上述的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及其决定因素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21世纪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这也就是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的战略含义。同时表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风险的经济过热已趋大大缓解。但这并不是说，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局部经济过热已经消除，更不是已经得到根治。因此，要消除经济布局过热，实现快速、平稳、持续发展，要着力推进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并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继续并完善已经并正在实行的政策措施，同时要对相关政策做出适当调整。
1.要下大力气逐步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从价值（货币）形态考察，过高的投资率，是投资膨胀在资金方面的基础。这一点，在当前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巨大规模的条件下尤为如此。当前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的重化工业阶段，又要补偿多年积累下来的环保和生态建设的巨额投资，可以而且必须高一些。但现在的问题是：投资率长期偏高，而2003年和2004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7.7％和25.8％，大大超过了消费增长速度。于是投资率也上升到47.39％和51.33％。2004 年投资率比三年“大跃进”的最后一年1960年还要高出15.59个百分点，比经济过热的1993年也要高出13.59个百分点，真正是历史新高！但建国后的历史表明：投资是多次发生的经济过热的第一推动力。投资率过高的另一面就是消费率过低。这就必然会形成局部经济过热与部分消费不足并存的局面。当前我国大部分消费品供求是平衡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供过于求的。这就是部分消费不足的有力证明。必须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对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的原理，即生产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主要由劳动者消费构成的有购买力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的原理，从一般意义上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因此，如果听任上述局面的发展，终究会酿成严重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降低积累率方面，当前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1）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局部经济过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企业投资的盲目性的叠加而形成的。针对这两种情况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包括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加快财税改革和建立公共财政以及干部制度改革等），加强依法行政，树立中央权威，广泛宣传科学发展来加以抑制；对企业投资的盲目性，则需要通过财税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诱导以及发布经济信息等手段，把他们的投资引导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上去。（2）对与经济过热相关的（不只包括投资膨胀）引进外资、 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规模也需做出适当调整。毫无疑问，改革以来，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适当的、巨额的外汇储备，对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防患金融风险，加强国家安全，是完全必要的。但任何事物的发展均需要一个度。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已有议论。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局部经济过热，使得这个问题凸显起来。2003～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顺差依次分别达到了535.05 亿美元和606亿美元，354.7亿美元和320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了1168亿美元和2067亿美元。这两年增加的外汇储备比1978～2002年增加的总和还要多出379.4亿美元。 这些因素无疑是促进这两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也不能说同这期间投资膨胀、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和通胀压力加大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方面，不仅首先要花大力气在提高质量和调整结构上下功夫，而且要依据有利于实现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规模上做出适当安排。
在提高消费率方面，当前要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提高居民收入。当前有两个重点：（1）提高农村居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这是首要的重点。为此，一要依据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支出要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方面倾斜。二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科技兴农等措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就可以逐步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2）提高城镇居民（特别是其中的低收入的居民）的收入水平。为此，一要积极扩大就业。这是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的基础工程。这就需要提升就业率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当前还是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正确方针，就业率的重要性还难以同经济增长率相比，甚至还难以同通胀率相比。但又确实需要把提高就业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能仅仅让提高就业率单纯服从经济增长率的需要，而是要兼顾提高就业率的需要。而所谓兼顾又不能只是满足于把失业率控制在预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的限度内。当然，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而且绝非易事。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要有条件、分步骤地把降低农村潜在失业率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做起，并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然后在全国逐步推广。这实际上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并可大大促进就业。二要提高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过低是当前我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最突出的表现。劳动成本低，在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提高企业的积累等方面都有好处。但它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利于克服内需不足。因此，必须逐步改变劳动力价格过低的状况。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历史原因，有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原因，也有由法制不健全导致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的原因。因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当前需要采取以下措施：要整顿和规范劳动力市场，要建立规范的劳资谈判机制，要发布和调整工资指导线，要加强法制建设，要发挥工会的作用，特别是要大力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第二，提高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是消费倾向最高的两个社会群体，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同时也就意味着从最主要方面提高了消费倾向。第三，改善消费预期。为此，需要加速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不同层次的、包括养老、失业和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快公共财政建设，并规范教育收费；建立健全社会和个人的信用制度，改善金融业的信贷服务，转变消费观念，以促进消费信贷有一个大的发展。
2.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政策。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相统一（商品）形态考察，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不过是结构失衡的表现。因此，要消除经济局部过热，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还需要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政策。为此，除了要把发展农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以加速农业的发展以外，还要：（1）适度地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即适当地以比工业增速更高的速度发展第三产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由来已久，当前已发展到很离奇的地步。在1952～1978年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8.6％下降到23.7％。 改革以来，到1994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4.3％，其后10年虽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到2004年下降到31.8％。这并不符合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规律。诚然，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低，有统计低的因素。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其比重也是过低的。从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的视角考察，从整体上说来，发展第三产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在经济增速上升阶段，对缓和可能出现的投资膨胀是有益的。但它的就业容量大，扩大需求的作用大，在经济下降阶段，对缓解可能出现的内需不足也大有好处。发展以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两部分）为特征的第三产业还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重要条件。发展现代服务业，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服务业对缓解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压力也有重要作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但是提出适度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为依据，还是以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已有强大发展作为物质基础的。而且，在这方面，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是不同的。对第一产业来说，提出加速发展是可能实现的，但如果提出优先发展，则是不现实的。而发展第三产业则不同，从总体上说来，它不像发展农业那样，会受到土地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也不像发展工业那样，会受到资金、人才和资源的限制，而且生产门类极为繁多，社会需求极为巨大，发展空间极为广阔，而我国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革深化和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又在这方面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据此可以认为，适度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是能够做到的。实际上，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由于体制、战略和理论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第三产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但在1952～2004年的53年中，仍有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超过了工业（其中连续两年超过的有三次，连续四年超过的有一次），有6年接近工业（即增速比工业约低一个百分点）。这样，共有19年，约占53年的五分之二。这一历史经验证明：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何况当前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还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提出这一点，也是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优先发展轻工业的经验。“一五”时期我国依据国内外形势提出和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后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片面推行这一方针，造成了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改革以后，就采取了加快发展轻工业的措施。1980年国务院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这实际上就是推行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方针。这样，到80年代中期，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就协调了。这一历史经验又启示我们，在一定条件下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也是可行的。（2）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并相应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如前所述，到1985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就趋于协调了。此后一直到1998年，都大体上保持了这种协调关系。1986～1998年，轻重工业产值的对比关系是在46.3％～49.4％，53.7％～50.6％的幅度内波动。但在1999年以后，主要是2003年以后，这种对比关系又开始陷于不协调状态。在1999～2003年5年间，轻工业产值比重由41.9％下降到35.5％，重工业由58.1％上升到64.5％。这一点同这期间重工业发展过快直接相关。这5年重工业增速依次为13.6％，20.1％，16.3％，19.1％，33.4％；依次比轻工业高出2.3，6.9，3.9，2.0，18.6个百分点；2004年又高出3.4个百分点。诚然，当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重工业速度可以而且必须高一些。但现在的问题是重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了。还要说明：1999年以后，重工业比重上升同统计口径变化也有关系。在这以后，工业产值的统计范围只包括国有和非国有规模以上的工业，这就会在一定程度内降低轻工业产值的比重。但即使按同一口径计算，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也过快。在1999～2003年5年中重工业产值比重就提升了6.4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一年就比上年提高了3.6％。建国以后，每一次经济过热，重工业增速过快都成为带头年。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局部过热亦复如此。由于重工业发展速度过快，就会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并由此引起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和物价上涨。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体制。但同重工业本身特点也有一定的联系。重工业产品除了满足其他产业、生活消费和出口的需要以外，相当大的部分是满足自身需要的，具有自我循环的特点。因而在一定的时限和程度上，重工业增长并不会受到前一方面的制约。这样，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趋于过热时，它会掩盖经济过热的程度，并成为促进和加剧经济过热的因素；而在下降阶段，经济趋于过冷时，启动重工业比启动轻工业又要难得多，成为延迟和延长衰退的因素。因此，当前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是治理经济局部过热，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3.在推行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的同时， 提升土地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实行严格管理的土地政策。土地和资金、劳动力都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理应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原本人均土地很少，土地是最紧缺的资源。而在当前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中，作为支柱产业的建筑业的作用会提升，城镇化也会提速，其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不仅在理论上说是这样，在实践上也是如此。1993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针对经济过热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特别是在把住信贷这个闸门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这样，不仅制止了经济过热，而且于1997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这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首创。但从事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说，当时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把土地政策放到应有的地位；否则，其调整效果还可能更好一些。而面对2003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局部过热的情况，党和政府强调同时把好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取得良好效果。可见，提升土地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完善土地政策，严格管理，在制止这次局部经济过热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一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