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价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的“国学”讨论以及前此的“文化热”均涉及到对中国近代史的几个问题的评价，例如对辛亥革命的否定性意见（与此相对应地对清王朝这个“形式”的肯定性看法），对西方殖民主义的盲目推崇，等等，一时间竟被一些人所“认同”。我认为对这些评价应进行再评价，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分析问题，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但现在有的人不这样看。结果把问题的讨论带入误区。
比如，有文章讨论岭南近代文化问题。认为近代中国，唯一正确的救国道路是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改革宗法专制制度；发展经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这是反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独立的最有效的途径。其实，从历史上看，这是不可能的。试问在当时清专制王朝的统治下，掌权的封建贵族，能自动去改革宗法专制制度吗？当时一些忠君爱国之士，确曾寄希望于清朝政府能够变法图强，如康有为发动的戊戌（1898年）维新运动就是一例，但事实证明这场变法是失败了，以慈禧为首的封建政权，为要维护其专制统治，连君主立宪制度也不能接受，却采取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怎么会自行改革宗法专制制度呢？
关于晚清政府能不能自行改革，孙中山是最合适的历史见证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亦不是开始就要推翻清朝政府，如他在香港学医期间，很关心国内情况，对现状有所不满，但仍想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方法，“以期用世”。1890年他曾写信给香山家乡的郑藻如，提出振兴农桑，禁绝鸦片和普及教育等三项建议，要求在地方上逐步推行。1894年他还和陆皓东到天津上书给李鸿章，提出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大改革纲领，以求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孙中山这些建议当然是对的，他要求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是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提出要求。但问题是清朝统治者能否接受这些建设，事实证明上书是徒劳的。
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时，思想上已准备有两手：一方面当时还是有“求知于当道”的愿望，并要求李鸿章能“玉成其事”，似乎对朝廷还未完全绝望。不过也作了第二手的准备，一旦上书无效，1894年11月即组成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并积极准备反清的武装起义。这种变化是他对清朝政权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
孙中山指出：“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诱，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由满州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9页）
孙中山为要证明对当时的封建政权非推翻不可，他还指出：“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之下，我们遭受无数的虐待。”（同上书，第60页）他列举一些事实之后还说：“虽然有这种多的痛苦，但我们曾用了一切方法以求与他们和好相安，结果却是徒劳无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中国人民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为了普遍地奠定远东与世界和平，业已下定决心，采取适当的手段以求达到那些目标，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同上书，第60-61页）
孙中山这番议论，可以说是摆事实，讲道理，绝非感情冲动和意气用事，而是冷静的理性分析。他是由表及里，通过多种具体事例来深刻揭露清朝封建政权的阶级本质的，他指出：“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还说：“我们曾用了一切方法以求与他们和好相安，结果却是徒劳无效。”表明寄希望于清朝政府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二
在鸦片战争以前，一般认为中国是闭关自守的。由于这次战争的失败，《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将“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对外条约汇编》，第5页）这可以说是一“开放”，但这是在不平等条约之下丧失主权的开放。我们现在的开放，正是在借鉴了近代史的反面教训才获得成功的。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强调一定要实行对外开放，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搞成封闭的国家；同时又强调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他还引用小平同志的话：“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据此他强调说：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刻领会关于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论述，关于维护国权、国格的重要论述，关于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的重要论述。任何时候都要维护我国的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压，不怕威胁，百折不挠地把我们的伟大民族振兴起来。
晚清时美国曾提出要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现在国外就有人说，当时中国所以免被列强瓜分，是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救了中国。其实当时英、法、日、俄、德等国，确是在华划分了势力范围，美国大概没有占到地盘，所以要求开放门户，以便在华的利益均等。这一点也是孙中山看得非常清楚的。他认为，不过是“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夺，变为经济之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5页）
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以对付外来侵略。他说：“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致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同上）这是孙中山坚持反帝思想的明确表述。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反帝反封建和反霸权主义反侵略在今日的开放中也是理所当然的。
三
前些年国内学术界研究历史，不提近代史的反面教训和改革开放的现代经验，反而抓住一些表面现象，责怪革命不对，大讲改良，这可以说在研究方法上也是一种错位，把是非弄颠倒了。
最近有人说：“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日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
这里否定辛亥革命，理由无非是两条。第一，清王朝虽然腐朽，但它的存在有稳定社会的作用，所以要由当时的立宪派慢慢迫使它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第二、由于痛快地搞掉清朝，必然军阀混战和后来的不断革命。即是说革命必然带来社会动乱。这两点理由能否成立，下面作点分析。
第一、当时立宪派能否逼使清王朝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这不是有没有可能的问题，因为历史已经作了结论。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是同一种性质的君主立宪运动，但结果成败不同，用当事人梁启超的话说，谓“日本变法，则先变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而效乃大异也。”所以事同而效异，这是由于中日两国国情的不同，也可以说由于变法一方力量不占优势。有的文章虽然肯定“由开明帝王和士大夫推动的同（治）光（绪）中兴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努力的正确选择”，但所以“未能成为现实，则是因为这种与道合一的力量在当时政治权力结构中没有取得优势”。（《中体西用：启蒙与救亡之外》，《原道》第1辑）另有篇文章，虽是肯定曾国藩等“富有生机的汉族地主阶级掌握了实权，这对中国近代化的起动具有重大意义”，但也不得不敷衍一下：“他维护的封建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已在逻辑之中”，“社会改良因而成了死路一条，中国的近代化只有走一条政权更替、战争频仍的社会革命道路”。（《无本者竭，有本者昌》，《原道》第1辑）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本是赞成改良的，但也认识到这种力量不占优势，因而此路不通，而封建制度也不能不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近代化只有走他们不喜欢的革命之路。由此可见，只能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不能寄希望于立宪派的改良，这不是人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由当时国情即客观形势所决定。今天还有人要保清朝而否定辛亥革命，既无事实根据，道理上也说不通，只能是主观主义思想的大暴露。
第二，辛亥革命是否必然带来军阀混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用孙中山的话说是“革命尚未成功”。由于大野心家袁世凯趁清帝退位之机篡夺了国家权力，先是迫孙中山让位当了总统，继而公然复辟做皇帝，这就当然会引起主张民主革命人士的反对，“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掀起的讨袁运动。从成功的一面来说是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但不足的地方可能由于力量对比的关系，没有能扫除多数属于袁氏旧部即北洋军阀的势力。孙中山有鉴于此，认识到革命不能没有强大的武装，他筹建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并实行国共合作，大革命北伐，从而取得扫除军阀促进国内统一的胜利。
孙中山逝世后，打着总理信徒招牌的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实行法西斯独裁。特别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更是排除异己，要想独占人民的胜利果实。在国共谈判中共产党一方作了很大的让步，表达出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诚意，但国民党方面却一意孤行，撕毁协议，悍然向解放区进攻，蓄意发动内战，终于出现1949年的革命，蒋介石被赶出大陆。这事又能怪谁呢？经过1949年的革命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工作虽然也有失误，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在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那么1949年的革命为什么就不是好事情呢？至于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不是好事情，这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当时形势估计错误造成的。他认为党内有大量走资派，因而过分夸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总之，对于革命的历史作用要具体分析，随便将“革命”从褒词倒过来成为贬词，并不是严肃的治学态度。从研究方法说，则表现为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
四
鸦片战争岭南首当其冲，战后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岭南也深受其害，人们心态上不平衡及情绪化的余波仍然存在，这应该是不奇怪的，如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对此誉之者赞为爱国精神，毁之者斥为排外情绪，其实这是大有区别的，看评论者站在那方面说话罢了。
前几年广州有个大学生就说过：鸦片战争时三元里抗英是干了蠢事，因为当时英国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落后的封建王朝，人家进来应该欢迎，何必抵抗呢？与此相联系，广州人反入城斗争是否也是干了蠢事呢？也可能有这种看法。有的文章认为；反入城斗争使广州在独口对外贸易中所形成的一些优势逐渐消失。还说，岭南这个曾是中国唯一内外交通的孔道不但没有成为现代化赖以起步的基地，反让排外情绪占了上风，这是历史大转折关头难以挽回的迟滞和失误。该文还说到从鸦片战争结束至太平天国覆灭、洋务运动兴起的20多年中，岭南文化显示出难以想象的封闭性，给广东乃至全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此期间，中国存在着实现现代化的机会，但都令人痛心地成了过眼烟云。言下之意，当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机会由于反入城斗争而断送了。
对这个问题我有点质疑。第一、广州人反入城斗争是否就是岭南文化显示出难以想象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我认为，当时广州人的心理还是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其实我们现在对外开放，外国人进来从事商贸或其他活动，亦要遵守规定，不能任意自作主张。至于当时能否让外国人进城，据陈恭禄的解释说：“其时五口开港，中英南京条约载明其为港口，并未提及外人住于城中，港口指江河之口而言，条约未许谛约国人入城也。会上海、宁波等相继许外人入城，英国政府曲解条约，谓当入城，粤人独持异议，拒其进入广州”。（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卷，第93页）有文章说：通商口岸不准外国人进城，在法理上没有根据。既然条约没有规定，准与不准应该协商议定，因为这两方都没有法理根据。而且当时不让外国人进广州城，即使属排外情绪也是政治性的，以此联系到整个岭南文化的封闭性，甚至成为当时抗拒西学东渐的逆流，未免有点过甚其词吧！
第二、关于外国人入广州城与现代化的关系。按照上面所举有的文章的说法，广州反入城斗争使中国断送了现代化的机会，那么反过来，当时如果欢迎外国人入城，是否就像某个大学生所说，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就能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呢？其实当时五口通商拒绝外国人入城的只有广州，其他都不禁止，那么这几个“开放”城市为什么没有先行实现现代化呢？把断送现代化的罪名归咎于广州人和岭南文化的封闭性，似乎也不那么公平吧！
前些时候宣讲近代史，听说讲到鸦片战争失败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时，有个小青年说，当时为什么不把广州也割让给英国，如果这样做广州今天也像香港那样繁荣了。小青年是对历史无知，但这里也隐含一种观点，就是要先当殖民地，然后容易现代化。近来由于所谓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而新加坡、香港、台湾、南韩原来都是殖民地，所以也会产生不当殖民地就难以现代化的思想。不过，以丧失国家主权的殖民地化来换取现代化，恐怕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要说对外开放，就能够发展经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也要分清是什么时代、什么性质的开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时代，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下的开放，我看是难以救中国的。在解放前提倡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人是不少的，并且也曾经实践过，但效果并不理想。正如孙中山说的：“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致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孙中山选集》下册，第525页）民族主义就是指维护民族独立的国家主权。在列强经济压迫下，梁漱溟也看到中国要想独立发展经济已是此路不通。他说：“这世界上俱是工商业先进国，拼命竞争，有你无我。我们工商业兴发之机早已被堵塞严严的不得透一口气。这不是愿步他们后尘或不愿的问题，而是欲步不能了”。（《中华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238页）至于说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旧中国的人也并非没有去学，毛泽东同志有段话就说得非常清楚：“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找寻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这就是十九世纪40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358-1359页）
依上所述，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效果如何呢，毛泽东同志接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同上）历史事实证明，只要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地位，中国人即使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也是救不了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