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就业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甘南藏区合作市调查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甘南论文,合作市论文,差距论文,藏区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国的民族就业差距或族际职业等级差距，国内和国外学术文献已经从不同角度作了研究。马戎，黄荣清等，以及波斯顿(Poston)和舒(Shu)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所做的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的职业等级层次有明显差距。①
不少研究者认为，汉族不成比例地占据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高层次职业岗位，使得当地少数民族处于劣势地位。乔杜里(Chaudhuri)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分析了新疆6个主要民族的就业结构，发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大多从事农业和草地牧业，而汉族、回族和蒙古族则更多地进入了非农产业，特别是高收入的国有企事业部门。②贝克兰(Becquelin)和伯文顿(Bovingdon)在新疆城乡居民访问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指出，新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层次明显不平等，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尤其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少数民族青年，被排斥在好的工作岗位之外。③此外，德雷尔(Dreyer)、叶(Yeh)等依据在西藏的社会调查结果，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同藏族相比，西藏的汉族干部拿双份工资(工资加补贴)，汉族在就业和职位晋升方面处于有利地位。④臧(Zang)根据其兰州市和乌鲁木齐市的调查结果，认为市场化改革强化了少数民族在劳动市场上的劣势地位，扩大了少数民族－汉族获取高层次国有部门就业岗位的差距。⑤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和单伟也认为，在中国西部地区，常常是汉族做老板、占据好职位，而少数民族做雇员、从事低等工种，所以在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看来，西部地区迅速的经济增长只对汉族有利。⑥
然而，其他研究文献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高层次职业领域的少数民族－汉族就业差距不大。汉纳姆(Hannum)和谢(Xie)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高层次职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获得方面并无明显的差距，族际职业差距主要集中在蓝领职业领域。⑦沙伯力(Sautman)和艾琳(Irene Eng)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西藏城镇地区藏族与汉族的就业差距很小，西藏的“常住”汉族人口大部分属于蓝领工人或白领专业技术人员，而不是各部门的政治当权者(political overlords)；西藏的“暂住”汉族人口主要经营小规模商业或从事建筑业、服务业等低成本的社会服务行业；从西藏的基层乡镇到自治区级别的党政部门干部中，藏族占大部分；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形成了“新兴藏族中产阶级”，包括官僚中产阶级(党政干部和技术干部)、商业中产阶级(富裕的工商业经营者)、僧侣中产阶级(通过“以寺养寺”致富的僧人和尼姑)，他们是西藏发展的主要受益者。⑧
综上所述，中国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是否存在明显的就业差距或职业等级差距，汉族是否不成比例地占据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高层次职业岗位，已经成为国内和国外众多学术文献共同关注，且存在较大争议的焦点议题。很多研究者发表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汉族就业差距的观点，均以访问调查为依据。但是，除了臧(Zang)以外，其余的大部分研究者并未公布其调查访问的样本抽取程序、样本数量等必要的调查信息和细节。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者既未对样本数据进行严格的统计检验，也没有分析少数民族－汉族就业差距到底归因于人们的民族身份，还是教育等非民族因素。因而，不仅难以判断这些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也难以区分这些研究结果究竟反映了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就业的真实状况，还是仅仅表达了研究者的个人观点。
本文试图利用2009－2010年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所取得的藏族、回族和汉族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甘南藏区这一典型多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汉族就业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焦点是辨析民族身份与个人职业获得和族际就业差距的联系，并据此对相关的学术观点进行实证检验。
一、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和西北民族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问卷调查”。调查时间是2009年10月和2010年10月，调查对象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18岁以上，且从事某种职业的藏族、回族和汉族的常住居民，包括城镇居民和城郊农牧民。合作市是甘南州的首府，作为甘南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汇集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各种收入水平、各种教育水平以及不同民族成分的人口。合作市总人口中，藏族占55.6％，汉族占28.7％，回族占14.5％，其他民族占1.2％。⑨
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可靠性，甘南藏区调查项目采用如下调查方法：(1)分层抽样调查。分层抽样可以提高异质性社会群体中的样本代表性、减少抽样误差。⑩此次调查采用以民族为基本单位的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来确定样本框。(11)(2)面对面访谈调查。由于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并且不同民族受访者对汉语书面语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因而采用了调查人员对受访者面对面提问并记录的调查方式。(3)同族访问调查。即每个民族的受访者由民族身份相同的访问者进行调查访问。
调查项目共得到问卷1300份，其中有效问卷1182份。样本总数中，藏族受访者占45.6％、回族受访者占20.8％、汉族受访者占33.6％，大体接近合作市总人口中各民族人口的比例。受访者涵盖政府官员、技术人员、私营业主、个体商贩、工人、农民(牧民)等各个社会阶层和职业种类。
本文采用如下方法划分职业种类和职业等级：首先，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职业分类口径，把受访者的职业归入管理人员(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农民6个职业大类。其次，参照相关研究文献的分类方法，(12)把6个职业大类归并为4个职业等级：(1)高层次职业，包括管理类职业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2)中等层次职业，即办事人员职业；(3)蓝领职业，包括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4)农民职业。最后，进一步将各类职业合并为白领职业、蓝领职业和农民职业3个宽口径的职业等级层次。(13)其中，白领职业由高层次职业和中等层次职业组成，含管理人员(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
从统计学角度看，假如研究区域不存在系统性的族际就业差异，那么合作市3个民族在各种职业中的分布比例应当相等或接近。然而，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却显示(见表1)，合作市的人口职业分布存在明显的族际差异。第一，藏族、回族、汉族3个民族群体分别在不同职业占有相对优势。汉族在管理类职业占优势，藏族在专业技术人员职业中占优势，回族则在商业服务业人员职业占优势。第二，白领职业领域的藏族－汉族差距不大，但是回族－汉族差距较大。干部或管理类职业的藏族－汉族差距很小，受访人群中的藏族干部比例仅比汉族低约4个百分点。可是，回族干部只占回族受访者的6.5％，远远低于汉族和藏族的干部比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中，藏族的比例明显高于汉族，回族的比例最低。在中等层次职业(办事人员)中，藏族与汉族不存在明显差距，回族的比例仍然最低。第三，蓝领职业存在明显的族际差异。蓝领职业的分布比例藏族为23.38％，汉族为33.08％，回族为52.03％。藏族与汉族、回族的蓝领职业差距主要来自于商业服务业领域。在3个民族群体中，藏族的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最小。商业服务业是合作市回族人口的优势产业，回族的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高达45.12％，远远超过藏族和汉族的同一比例。
那么，区域内的族际总体职业差距如何？对此，可以借助于同类研究通用的“净差异指数”来测度和评估。“净差异指数”(index of net differences,ND)，是美国社会学家利伯森(Lieberso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衡量群体性总体职业等级差距的测度方法。其计算公式是：(14)
ND(汉族－藏族)＝－4.64 ND(汉族－回族)＝36.18
这意味着，在合作市的藏族、回族和汉族3个民族群体的受访人群中，分别随机抽取一个人，藏族人群的个人有4.64％的概率居于比汉族人群的个人更高的职业地位；回族人群的个人有36.18％的概率比汉族人群的个人居于更低的职业地位。简言之，相对于汉族，藏族占有一定的职业等级优势，回族处于明显的职业劣势地位。
据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在甘南藏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等级差距。从ND指数来看，在获得较高层次职业方面，甘南藏区的主体少数民族藏族相对于汉族拥有相对优势，而汉族则相对于回族拥有优势。在高层次的白领职业领域，当地的主体少数民族藏族与汉族的差距不大，甚至藏族的白领职业比例要高于汉族；回族与藏族、汉族存在较大差距。然而，这些结论都是基于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得出的。要判断人们的民族身份和其他因素在个人职业获得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尚需做进一步的计量检验和分析。
二、理论假定和模型
为了辨析民族身份和其他潜在因素对甘南藏区个人职业获得的影响，可以借鉴西方学者提出的相关理论假说，以及这一研究领域通常采用的计量模型和方法，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一)理论与假定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和假说用以解释跨族群的就业差距。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等提出的歧视经济学(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理论认为，由于主体民族雇主的歧视，(15)或者消费者－同事歧视(customer－coworker discrimination)，(16)在工作招聘、就业录用、职位晋升、工作条件等方面，少数民族成员会受到歧视性待遇和排斥，从而使少数民族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同民族歧视或偏见无关，族际就业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投资的群体性差异引起的，不同民族群体间的就业差距同其教育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7)即教育或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是导致跨民族就业差距的主要原因，个人及其所属民族群体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职业等级越高，反之亦然。但是，就业排队理论(queuing theory)(18)和统计性歧视理论(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theory)(19)却认为，跨民族的就业差距并不能准确反映人力资本投资的族际差异，劳动市场上带有民族偏向的就业排队和群体性歧视，会引起少数民族群体的人力资本贬值，致使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层次与职业获得层次不匹配，导致其教育投资回报率下降，进而产生同人力资本投资不相称的族际职业等级差距。
根据上述理论观点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可以提出三个待检验的理论性假定。(1)从歧视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在甘南藏区，汉族身份是劳动就业市场上的一个有利条件，而少数民族(藏族和回族)身份则是一个不利因素。据此，可检验的假定是：相对于汉族，个人的少数民族身份(藏族和回族)同其所属职业等级呈显著的负相关。(2)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甘南藏区的藏族、回族和汉族3个民族群体间的就业差距，主要归因于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差异，而不是民族身份或民族歧视。由此可以假定：在考虑人们的民族身份等因素后，受教育水平高低同个人的职业等级呈显著的正相关。(3)从就业排队理论和统计性歧视理论的角度看，带有民族偏向的就业排队和群体性歧视，会引起少数民族的人力资本贬值和教育投资回报率下降。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少数民族，即藏族和回族的职业等级就应当明显地低于汉族。因此可以假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扣除其他因素影响后，同汉族相对照，藏族身份和回族身份同个人的白领职业获得机会呈显著的负相关。
(二)变量界定
因变量(被解释变量)是合作市1182个受访者所属的4个职业等级：(1)高层次职业；(2)中等层次职业；(3)蓝领职业；(4)农民职业。顺次赋予4个职业等级以相应的分值(4，3，2，1)。同时，因变量可以合并为白领职业与非白领职业(含蓝领职业和农民职业)两个等级层次，并用虚拟变量(1，0)表示。
自变量(解释变量)由受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因素构成。各解释变量的具体定义如下：(1)民族身份。包括藏族、回族、汉族3种民族身份，用虚拟变量(1，0)表示特定民族身份。(2)受教育水平。用人们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实际年限，以及教育层次，即大学、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来衡量，(20)用虚拟变量(1，0)表示特定教育层次。(3)年龄。用人们的实际年龄，以及不同年龄组来衡量，(21)用虚拟变量(1，0)表示特定年龄组。(4)性别(男＝1，女＝0)。(5)籍贯(本地籍贯＝1，外地籍贯＝0)。(6)户口(城镇＝1，农村＝0)。(7)中共党员(是＝1，否＝0)。
(三)计量模型
由于因变量(被解释变量)为4个离散型数字(1，2，3，4)，而不是连续性的变量，并且这4个数字存在等级排序关系，即4个职业等级，而不是并列的4个计数单位，因而采用普通的OLS模型或计数模型(Count Model)来进行分析是不恰当的。当因变量为排序的离散型数据时，需要使用排序选择模型对参数进行估计。(22)此处，采用多元选择模型(Multiple Choice Model)和二元选择模型(Binary Choice Model)对理论假定进行经验性检验。计量模型如下：
三、实证检验结果
表2是采用多元选择模型及排序概率(Ordered Probit)方法，(23)对全部受访者、藏族和汉族、回族和汉族受访者的4个职业等级获得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表3是采用二元选择模型和Binary Probit方法，对甘南藏区高等教育人群白领职业获得的分析结果，样本总数615人，包括藏族、回族和汉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全部受访者，因变量为受访者是否从事白领职业。表2检验结果中的3个临界值(γ1，γ2，γ3)在所有分析结果中均在0.001显著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表2和表3中，衡量方程整体显著性的LR统计量，以及其他统计量均能通过统计检验，因而两个方程的整体分析结果是有效的。观察表2和表3可以看出，对3个理论假定的实证检验结果是复杂的。
(一)民族身份
“民族身份”的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假定或理论预期并不完全吻合。结果显示，民族身份确实是影响甘南藏区个人职业获得的一个主要因素。除了结果(4)以外，其余分析结果中，藏族身份和回族身份，以及作为参照的汉族身份均在0.05或0.001显著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扣除教育等非民族因素的影响后，民族身份本身对于个人获得较高层次职业而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然而，同理论假定相反，在所有分析结果中，藏族身份的系数符号都不是负的，而是正的，并且结果(1)和结果(2)中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回族身份的系数符号在所有分析结果中均为负，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同汉族相对照，藏族身份对个人获得较高层次职业是一个有利的因素，而回族身份则是一个不利因素。就是说，在受教育水平、年龄、中共党员、户口、性别、籍贯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藏族身份的个人比汉族身份的个人有更大的概率获得较高层次职业，回族身份的个人获取较高层次职业的概率则低于汉族。这一点同净差异指数ND的测度结果一致。由此看来，就调查区域内的藏族与汉族相对照而言，少数民族身份与个人职业获得显著负相关的理论假定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然而，回族身份的系数符号显著为负的结果则与该假定相吻合。
这一发现的意涵在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汉族，甘南藏区的主体少数民族藏族的民族身份并不是一个影响个人职业获得的不利因素，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有利条件。相对于人口数量占优势的藏族和汉族，甘南藏区的非主体少数民族回族的民族身份对于个人职业获得存在不利影响。
(二)人力资本投资
分析结果强烈支持人力资本理论的假定。在表2的所有分析结果中，受教育水平包括“教育年限”，以及与低层次教育相对照的“大学”教育、“高中”教育的符号都是正的，并且统计检验极为显著。这说明，对于藏族、回族和汉族3个民族群体中的任何人来说，受教育水平都是其获得收入和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的关键因素。从各解释变量的z－值(z－Statistic)来判断，受教育水平对个人职业获得的作用和重要性要大于民族身份等其他因素。由此可以推断，甘南藏区的个人职业获得差异以及与之相关的族际就业差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个人及群体性的教育水平差距。分析结果印证了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族际就业差距的解释。
(三)教育的职业回报
从表3解释变量“藏族”和“回族”的系数符号及其p值来看，就业排队理论和统计性歧视理论的假定得到了部分证实：对于藏族来说该假定不成立，对于回族来说该假定成立。分析结果表明，藏族的人力资本投资不存在系统性的贬值现象，并且在其他个人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汉族和回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藏族人员有更大的几率获得白领职业。回族的高等教育投资并未得到与汉族和藏族同等机会的白领职业回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人力资本贬值。在调查数据库中，每个民族的高等教育学历受访者从事白领职业的比例为：藏族92.6％，回族81.4％，汉族91.1％。这说明，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藏族、回族和汉族劳动者都进入了高收入和高声望的白领职业；虽然回族的高等教育人群白领职业比例低于汉族和藏族，但差距并不悬殊。
(四)其他因素
除了民族身份和教育以外，中共党员、年龄、户口、籍贯和性别等因素也对甘南藏区的个人职业获得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族际就业差距具有一定影响。
(1)是否中共党员是决定个人职业获得水平的重要因素。在调查区域内，是否中共党员同个人所属的职业等级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个人获得较高等级层次职业的概率，要大于其他人，对于藏族、回族、汉族的个人都是如此。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共党员身份是一种有价值的政治—社会资本。(24)甘南藏区私营经济部门极不发达，高等级的职业几乎全部来自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而中共党员身份则有利于个人获得这些国有部门的工作。调查数据库中，中共党员占藏族和汉族人群的比例都是35％，回族人群的中共党员比例仅为11％。这种差异可以部分地解释调查区域回族与藏族、汉族的职业等级差距。
(2)相对于年轻人，年龄较大(工作经历较长)的个人有更多机会(较大概率)获得更高层次职业。解释变量“年龄”或年龄组与个人职业等级正相关，说明工作资历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会影响个人职业获得。
(3)城镇户口是影响个人职业获得的一个有利因素。几乎全部分析结果中，“城镇户口”的符号都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全国普遍存在的农民身份歧视在甘南藏区同样存在，相对于农村户口的个体，城镇户口的个人更容易进入城市蓝领职业和白领职业。
(4)籍贯对高等教育人群的个人白领职业获得有显著影响，性别的作用不明显。“本地籍贯”在表2中缺乏统计显著性，可是在表3中符号为正，且显著性较高。这说明，籍贯对于高等教育人群的白领职业获得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一般来说，相对于外地移民，本地籍贯的个人在当地往往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便于其获取有价值的职业岗位。所有分析结果中性别(是否男性)的符号虽然都是正的，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四、民族身份与职业获得
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是，甘南藏区劳动市场上，民族身份为何影响个人职业获得？同样都是少数民族，藏族与回族的职业境遇何以不同？限于缺乏相关数据资料，难以对此进行严格的统计分析，但是可以从定性分析的角度对民族身份效应背后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民族政策
中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为主体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且对少数民族实行多方面的优惠待遇政策。(25)根据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政策，作为甘南州区域自治主体民族的藏族，在政府机构和公共部门的干部任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享有优先待遇。甘南藏区私营工商业欠发达，几乎所有的白领职业都属于公共部门(党政部门和国有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部门，而国有部门的就业则带有很强的政策性。
计量分析显示，藏族与汉族的白领职业差距不大，并且相对于汉族和回族的民族身份，藏族身份在个人获得白领职业方面是一个有利条件。这说明国有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就业，在提升当地藏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假如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这样的制度性安排，甘南藏区的劳动市场完全由市场力量调节，藏族的民族身份效应很可能与现有分析结果不同。作为对照组的回族民族身份与个人职业获得显著负相关，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现有民族政策主要是向民族自治区域的主体少数民族(藏族)倾斜的。
(二)民族构成
西方研究者认为，民族构成是影响族际就业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贝克尔(Becker)认为主体民族实施歧视行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少数民族必须是数量上的少数。(26)消费者－同事歧视理论也认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越低的区域，在人口数量占优势的主体民族消费者和同事的民族偏好影响下，少数民族将遭受更多的就业歧视；但是，在某个特定少数民族占有人口数量优势的区域，该民族的个人就会面临光明的就业前景。(27)
藏族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少数民族，但在甘南藏族藏区却是人口数量占优势的主体民族，汉族是当地第二大民族，回族人口比例较小。因此，藏族和汉族的“消费者－同事偏好”在当地劳动市场占支配地位。假如说藏族相对于汉族的职业优势可归因于制度和政策因素，以及藏族人数占据优势的人口结构，那么人口比例较小的回族相对于汉族和藏族的职业劣势，则应归因于同民族身份和区域民族构成有关的就业歧视。
(三)民族文化
民族身份对甘南藏区个人职业获得和族际就业差距的影响，也可能与各民族群体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差异有关。甘南州是所有藏族聚居地区中最接近内地汉族地区的藏区，自古以来这里的藏族居民与汉族居民之间就有非常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甘南藏区的藏族既受传统藏族文化的影响，也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熏染。因此，甘南州的藏族居民一方面同汉族一样看重“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注重获取白领职业阶层的个人成就；另一方面又受藏族和汉族“重农轻商”传统思想的影响，轻视商业服务业的工作。在很多藏族人看来，在商业服务业“打工”而不是做“老板”是一种低层次的职业，因而大多数藏族家庭都不愿意让子女打工挣钱。不同于藏族和汉族，信仰伊斯兰文化的回族是一个非常崇尚商业成就的民族。在回族社区和回族家庭的评价中，年轻人能外出打工挣钱是一种很荣耀的事情。此外，回族在甘南藏区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回族在甘南藏区的商业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城市族群网络”(urban ethnic network)，来自本地或邻近地区的回族打工者可以借助于这种网络较为便利地找到工作。回族在甘南藏区商业服务业占据绝对优势，藏族和汉族在这一职业领域处于劣势，这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导向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甘南藏区居民个人调查数据，分析了典型区域的族际就业差距及其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
第一，甘南藏区高层次职业领域的藏族－汉族就业差距不大。总体上，甘南藏区的主体少数民族藏族相对于汉族拥有职业等级优势，而汉族则相对于回族拥有职业等级优势。在高层次白领职业领域，藏族与汉族的差距不大，甚至藏族的白领职业比例要高于汉族。不少西方研究者认为，汉族不成比例地占据了西部边疆地区的高层次职业岗位，使得当地少数民族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就甘南藏区的主要少数民族藏族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不支持这种观点。
第二，民族身份是影响甘南藏区个人职业获得和族际就业差距的一个主要因素。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同贝克尔(Becker)等经济学家的理论预言相一致，扣除教育等非民族因素的影响后，民族身份本身对人们的职业获得有一个净效应或净影响。在获得白领职业就业机会方面，藏族身份比汉族身份有利，汉族身份又比回族身份有利；相对于藏族和汉族，回族存在人力资本贬值和教育的职业回报率下降问题。
第三，教育水平是影响个人职业获得和族际就业差距的关键因素。分析结果同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假说高度一致，教育水平是影响调查区域内藏族、回族、汉族居民职业获得的首要因素，其重要性大于民族身份等其他因素。甘南藏区的族际就业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群体性的教育差距。
第四，甘南藏区的个人职业获得及族际就业差距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民族身份和受教育程度以外，拥有中共党员、城镇户口、工作资历(年龄)、本地籍贯等社会身份优势的个人，较之于其他人更容易获得相对有价值的职业。
第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有助于提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主体少数民族的职业获得水平。甘南藏区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主体少数民族藏族提供了进入高层次白领职业的更多机会，有效地提升了当地藏族人口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甘南州的藏族人口，特别是藏族白领职业阶层，是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少数民族优惠待遇政策的主要受益者。
甘南藏区的民族构成、经济结构及其政策制度环境，可以说是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一个缩影。因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和结论，对于国家决策部门制定全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政策性建议如下：
第一，继续贯彻落实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少数民族优惠待遇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对于提升民族自治地方的主体少数民族(如甘南州的藏族)的职业获得水平及其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贯彻落实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少数民族优惠待遇政策，对于加强和拓宽边疆地区民族团结的社会政治基础，具有战略意义。此外，如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非主体少数民族(如甘南藏区的回族)的就业机会，是国家民族政策需要改进和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通过综合性措施提高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个民族群体的教育水平。教育是影响个人职业获得及族际就业差距的关键因素。国家应当在大学入学等方面继续实行少数民族优惠待遇政策，鼓励更多的少数民族年轻人获得进入高层次职业所必需的高等教育学历和知识；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的财政投入，提高各民族的基础教育水平。
第三，完善民族地区公共部门和国有部门的就业录用制度。甘南藏区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各种社会身份变量(民族、资历、户口、籍贯等)对个人职业获得均有程度不同的影响。这些因素与个人工作能力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体现了一种社会身份偏向或身份歧视，但是其作用的后果却容易形成不利于民族和谐的族际就业差距。应当通过人事和劳动制度改革，淡化除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优惠待遇以外的社会身份因素对个人职业获得的影响。
第四，拓宽民族地区的就业渠道。在甘南藏区，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是受过高等教育劳动者获得白领职业的主要渠道。未来，随着更多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必定会在民族地区的白领职业领域引起激烈的就业竞争。因此，应通过发展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私营经济拓宽就业渠道，这是缓解民族地区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结果和结论都是基于甘南州合作市的调查数据得出的。这些结果和结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地区，尚需进行更多的调查研究。
注释：
①参见马戎：《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黄荣清、赵显人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变动》，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351页；Poston,Dudley L.,Jr.and Jing Shu,"The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Composition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13,No.4,1987。
②参见Chaudhuri,Debasish,"A Survey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Xinjiang and its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Report,Vol.41,No.1,2005。
③参见Becquelin,Nicolas,"Xinjiang in the Nineties," The China Journal,No.44,2000; Bovingdon,Gardner,"The Not-So-Silent Majority," Modern China,Vol.28,No.1,2002。
④参见Dreyer,June T.,"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bet und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36,No.12,2003; Yeh,Emily T.,"Tropes of Indolenc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Lhasa,Tibe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97,No.3,2007。
⑤参见Zang,Xiaowei,"Market Reforms and Han-Muslim Variation in Employment in the Chinese State Sector in a Chinese City," World Development,Vol.36,No.11,2008; Zang,Xiaowei,"Affirmative Action,Economic Reforms,and Han-Uygur Variation in Job Attainment in the State Sector in Urumchi," China Quarterly,Vol.202,No.1,2010。
⑥参见郑永年、单伟：《疆藏骚乱原因剖析及新加坡经验的启示》，《东亚论文》2010年第77期。
⑦参见Hannum,Emily and Yu Xie,"Ethnic Stratifi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Han Chinese and National Minorities in Xinjiang,1982-1990," Demography,Vol.35,No.3,1998。
⑧参见Sautman,Barry and Irene Eng,"Tibet:Development for Whom?" China Information,Vol.XV,No.2,2001。
⑨原始数据来自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甘南统计年鉴(2010)》，2011年。
⑩参见［美］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2005版，第199－200页。
(11)具体程序如下：首先，按照民族构成比例，把合作市18岁以上成年人口分为藏族、回族和汉族3个群体，并按比例确定每个民族的样本数；然后，按人口比例和民族构成，确定合作市4个街道办事处所属8个社区居委会和1个村委会辖区内每个民族的受访者总数；最后，根据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提供的辖区内居民名单，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确定每个民族的个体受访者。此外，在建筑工地、街头市场和工厂企业等场所做了补充调查。
(12)参见Telles,Edward E.,"Industrialization and Racial Inequality in Employment:The Brazilian Examp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9,No.1,1994; Semyonov,Moshe and Yitchak Haberfeld,Yinon Cohen,Noah Lewin-Epstein,"Racial Composition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Inequality across American Cit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Vol.29,No.2,2000。
(13)“白领”和“蓝领”的划分及相关论述，参见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2007年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90页。
(14)参见Lieberson,Stanley,"Rank-sum Comparisons between Groups",edited by David Heise,Sociological Methodology,San Francisco,CA:Jossey-Bass,pp.276-291,1976。
(15)参见Becker,Gary S.,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16)参见Finis Welch,"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Income Differences in the Rural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75,No.2,1967; Tigges,Leann M.,and Deborah M.Tootle,"Underemployment and Racial Competition in Local Labor Market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34,No.2,1993。
(17)(19)参见Cohn,Samuel and Mark Fossett,"Why Racial Employment Inequality Is Greater in Northern Labor Markets:Regional Differences in White-Black Employment Differentials," Social Forces,Vol.74,No.2,1995。
(18)参见Thurow,Lester C.,Generating Inequality:Mechanisms of Distribution in the U.S.Economy,Basic Books,1975; Reskin,Barbara F.,and Patricia A.Roos,Job Queues,Gender Queues,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0。
(20)受教育年限依次为：文盲＝0，小学＝6，初中＝9，高中＝12，中专＝13，大学专科＝14，大学本科＝16，研究生＝19。大学含研究生、本科和专科，高中含高中、职业高中和中专，初中及以下含初中、小学及文盲。
(21)分为18－29岁年龄组，30－45岁年龄组，46－60岁年龄组和60岁以上年龄组。1182个受访者中，年龄18－29岁者占29.70％，60岁以上者占2.62％，30－60岁者占67.68％。
(22)参见Greene W.H.,Econometric Analysis,New Jersey(USA):Prentice Hail,2009。
(23)排序选择模型可以采用Probit和Logit两种方法分析。采用两种方法对甘南藏区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无明显差别，且残差项分布模式接近正态分布。这里仅公布Ordered Probit和Binary Probit分析结果。
(24)参见李实、［瑞典］古斯塔夫森：《中国农村少数民族与汉族居民的收入差距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
(25)参见Sautman,Barry,"Ethnic Law and Minority Right in China:Progress and Constraints," Law & Policy,Vol.21,No.3,1999。
(26)参见Becker,Gary S.,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1957。
(27)参见Finis Welch,"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Income Differences in the Rural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75,No.2,1967; Tigges,Leann M,,and Deborah M.Tootle,"Underemployment and Racial Competition in Local Labor Market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34,No.2,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