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间性文化主义还是多元文化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性文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间性文化主义”(interculturalism)的含义是什么，它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有什么不同？我想我在引入这一问题的讨论时考虑到了特殊的地方性问题，那就是这一问题的讨论与加拿大—魁北克永远错综复杂的局面有关。事实上，与应对多样性和一体化相关的政策一开始是属于“讲英语的”加拿大(魁北克以外的加拿大领土)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处于醒目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标题下的；而另一方面，在魁北克，那些相关的政策则被认为是“间性文化主义”的。当人们将这些政策逐条写出时，它们又是特别相似的，不过是在政治上强令使用了不同的名称罢了。
目前，部分的解释来自最低层次的煽动性修辞。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的魁北克人认为：(1)不能容忍采用与“讲英语的”加拿大人一样名称的政策；(2)是魁北克人创造了历史，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被引入加拿大就是为了避免不得不应对法语—英语的二元性；(3)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设立就是要减缓甚至击败一体化的进程，多元文化主义意在鼓励移民回归到他们种族血统的社群当中——总之，就是要鼓励少数民族聚居化的倾向。现在可以说，观点(1)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原因；观点(3)完全不正确。正如加拿大人发现当他们与法国人、德国人或者荷兰人讨论这些问题时会感到恐惧一样，这一消极的、导致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多元文化主义观点在欧洲是被广泛认同的，而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份德国报纸上读到过“多元文化主义将促使少数族裔聚集地的形成”这样一个大标题，其中的观点认为放任政策只承认差异性，而不考虑一体化已经将欧洲带到了一个可怕的关口，是到了该强硬起来，使移民顺应移入国文化的时候了。事实上，在最近的数月当中，欧元区三个主要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默克尔、卡梅伦和萨科齐——已经宣布要结束这种有害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法国，社会主义已经受到了不断的指责，认为它等同于鼓励移民倒退到封闭的文化社群的理念。而多元文化主义则被视为是对一种封闭的哲学的赞同。魁北克人在这一问题上常常不过是重复法语的雄辩言辞罢了。加拿大人很难承认他们自己的这种拙劣的模仿，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多元文化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与一体化相关的，比如，这种观念会极其强调应该教授全国性的语言——英语和法语。
但是，事实上这个词在欧洲和加拿大具有不同的意思，而决不仅仅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语义上的变化。在欧洲，反多元文化主义的雄辩之词反映了一种深刻的误解，是对移民进入到西方富有的自由民主国家这种动态变化的深深误解。其潜在的推论似乎表明，过分强调对文化差异性的认知将会导致不同的少数族裔回归到各自族裔的社群之中，从而拒绝接受自由民主制自身的政治伦理规范。快速进入封闭的族裔社群似乎是移民的第一选择。通过“粗暴的爱”，他们被迫远离了其他族裔社群。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些对移民社群的动态状况缺乏经验的政治家们会犯这样的错误。那是因为在移民当中存在着一个趋势，即移民总是会在最初的时候倾向于与具有相同种族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使他们在新的环境里寻求到他们赖以生存和继续发展的社会联系呢？我们还可以在一些全球化的城市里看到这种族群聚集现象，比如，在孟买，新的城市移民会寻求那些来自相同的邦或村子的人们聚集生活在一起。但是，移民移居到富裕的民主国家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特别是他们的子女能够寻找到新的工作，有接受教育或自我表现的机会。如果他们通过结婚来获得这些机会，那么他们，更多的是他们的子女，将会幸福地融入这个社会。假如这种希望受到挫败，假如通向更有回报率的工作和教育的路径被堵死了，那么对现有社会的疏离感和敌对情绪就会增长，甚至会引发对主流社会及其道德规范的强烈排斥情绪。因此，欧洲国家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攻击似乎常常让我们觉得是错误思想意识的典型案例罢了。他们指责移民当中存在的某些少数族裔聚集的现象，指责移民对居住国意识形态的疏离感，而没有意识到欧洲本土在促进一体化以及反对歧视方面的失败。只有在观点(2)中存在着某些真实性因素，因为“双重文化主义”(bi－culturalism)对于某些魁北克人来讲只是一种措辞上的选择而已。他们希望引起加拿大对魁北克的差异性的严肃认可，可是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的回应却是消极的。他认为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但不是一个双重文化的国家。但是我们从他的话语中却能窥视到加拿大状况之一斑。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倾向于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因中存在着一些非常严肃的原因。我会很快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让我们结束对不同的术语背后的政治动机的研讨。但是，这种语义学上的区别存在着更为严肃的原因。如果在政策上不存在根本的不同，那么人们也许会问，怎么会这样呢？作为对这个问题最接近的答案，简言之，就是因为措词的不同。人们也许会反问：“什么，难道仅仅是措词上的不同吗？”我对此的答案是：那些提到“仅仅是措词的问题”的人根本不懂政治学。实际上，这种措词上的不同包含着在其他一系列严肃的问题上的不同，而那些问题则对这些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允许我来解释一下。让我们同意在两个层面上使用“多元文化主义”这个术语：在第一个层面上，它是作为一个类词(a generic term)被使用的，以表明各种政策要达到的整体效应，实现认可多样性的总体目标，进一步促进一体化进程以及产生／维护族裔平等性；在第二个层面上，它是作为一个词汇(a word)被使用的，表明诸如此类政策中的一个亚分类(sub－species)，以便与另外一个被称作“间性文化的”词汇有所对照。我将会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来讨论这个问题，即，在加拿大的国情视角下去阐明这一差异。但是，随后我会表明这一差异性会有更为宽泛的应用。那么，多元文化主义的方案和政策究竟希望达到何种效果呢？它们从一开始就认为，任何民主社会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并且各族裔在文化上是可以相互影响的。我要表明这个术语在总体层面上的意思是，一个社会里的成员在一系列的社会背景下是彼此有联系的，就如同一个政体里的国民，或者如同政治的或其他社团里的同伴，或者如同一个公司中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或者如同商人与客户的关系，等等。这些标准的市民、社会成员、雇员等等应该是什么样的，对他或者她的期望是怎样的，彼此之间应该有怎样不同的地位，亲密或者疏离的方式如何，对社会关系的假定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传递一种理解。当这种文化界定了特定种类的人是作为标准的公民、社会成员或者经济利益的代理人等而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彼此拥有标准的亲密关系和认知度而排斥其他族群享有这样的社会地位时，多元文化的挑战就产生了。例如，当某一特定的人种由于社会的历史性起源而成为了标准的公民或社会成员，而其他血统的人种被视为异类时，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就产生了。但是，这样的问题并不必然使文化具有了历史性的意义。当一个社会中的妇女被某些社会角色排除在外，或者当妇女们承担这样的职责时遭受到不同于男人的待遇，或者带有某种特殊性取向的人受到歧视时，我们就会感觉到这样的不平等。当然，这样的不平等可以在一个社会中长期存在，却被熟视无睹。甚至是在民主社会里，等级制度也是常常在这个意义上被“规范化”的。妇女有她们应有的“位置”，不应该渴望得到超出“位置”以外的东西——这也许已经成为了共识；或者这个社会要保护某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这就是该社会的基本目的；因此，这一文化下的全体社会成员拥有特权的地位。为了应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上述的规范化应该受到质疑，应该被视为对平等性——一个民主制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价值观——的彻底否定。
多元文化主义的时代事实上就是一个这种不平等性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的时代。多元文化的问题常常以本地人对外来移民或者早期移民对新近移民平等的名义被提出来。该问题的提出也可以因为一直居住此地的人们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比如，历史上形成的少数族裔妇女，她们的子女原先是受到正常对待的，但是到了完全民主制的时代却不再享有平等的待遇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加以应对；但是这些政策都有着共同的最终目标，就是消除社交文化中的不平等现象，使每个社会成员拥有标准公民的社会地位。如果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不仅需要具体的政策，传授具体的技能，比如教授国语、提供不同工作和职务的机会以及防止种族歧视等等，我们还需要对我们将要如何采取行动给予清晰的描述——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描述不同种族文化交往的方式是什么，以及与旧的交往方式不同的模式是什么。我们需要描述我们彼此交往的新的立足点——应该排除旧的交往模式中不平等和排外的方式。我们需要尽可能少地描述我们将要采用的过渡性政策。
我们可以将这种清楚的描述当做这些政策实施的理由。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措词不同”的理由。所以我的观点可以用这些术语概括出来：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与魁北克的间性文化主义之间的区别不在具体的政策上，而更多地表现在事实的描述上。无可否认，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似乎是指向了政策的不同变化：如果表示类别意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包括既认可差异性又实现一体化的政策的话，那么人们也许会争辩前缀“多元”(multi)更多地是强调第一个目的，即承认多样性，而前缀“间性”(inter)则更多地强调了实现一体化的目的。但是，为什么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两个描述时，这种差异性才显得特别重要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描述。基本上，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英国的”加拿大，或者说讲英语的加拿大，过去往往是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形式中互动，标准的市民往往将他的或者她的出身一直追溯到英伦三岛：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在交往中常常会出现歧视的现象，那种情形与英国本土的情形相类似(在英国本土，爱尔兰显然与其他两个岛的地位不一样)，没有英国血统的人与有英国血统的人的地位不同。这与讲英语的加拿大的政治同一性有很大的关系。讲英语的加拿大与英帝国/英联邦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其政治上的同一性被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强化了。我们武装的军队是“皇家的”加拿大皇家空军、加拿大皇家海军。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渐渐远离了那种身份的同一性——尽管我们仍然拥有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我们的“骑警”仍然作为联邦制国家以及在多数省份中的主要警力。这种远离的原因有许多，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统计学上的。加拿大人口中拥有“英国”血统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少；我认为现在拥有“英国”血统的人口已经不足加拿大总人口的1/3了。此外，也是因为其他血统的加拿大人在各行各业中取得了社会进步。再加上西方的新舆论越来越强调对同一性的认知(这些新舆论同时推动了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同性恋者权益运动等)。这一切使得旧式的“盎格鲁规范性”(anglo－normativity)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围绕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发生的故事，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那些故事，在本质上就是要摒弃这种盎格鲁规范性。必须说清楚的是，一个名叫琼斯(Jones)的人并不比名叫科瓦尔斯基(Kowalski)或者米勒尼(Minelli)的人更具有加拿大的同一性。文化，一个人从自己的种族出身获得的东西，是与公民身份完全不同的东西。在法律上，加拿大根本没有官方文化(这里指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尽管多元文化主义确实改变了接受移民的方式，特别是极大地有助于减少对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做有重大变化的调整，而这是近些年来发生过的，即放弃了对有欧洲血统的人的偏袒政策，但是这样的变化并不主要是出于移民政策的考虑。一个由多种族构成的加拿大在多元文化主义哲学框架下远比在旧的思想模式下更容易治理。但是，事实上压力主要来自早期的移民。自20世纪初以来，非英国血统的移民已经大规模地、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加拿大。加拿大同一性的新定义主要是在早期移民的心里贯彻，当然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同一性的转变当然遭遇了反对之声，有些反对的意见现在仍然存在。但是，总的来说，目前政策的执行还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多数人的赞同，并且拥有了一致同意的氛围(主要是在大多数新移民定居的大城市当中)。多元文化主义变成了加拿大新的政治同一性的标志物，并且加拿大人常常把他们自己成功的故事以及适合于加拿大每个人的范式和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宣传，甚至常常把这种宣传转变为令人难以忍受的说教。
多元文化主义永远不能将魁北克考虑在内，因为那里的情况根本就不适合多元文化主义。首先，从人口统计学上讲，在魁北克有超过70％的人口是最初讲法语的定居者的后裔。其次，他们的语言、文化(以及长久以来的宗教)被强烈地同化了。就拿语言来说，法语受到了三重威胁：在加拿大人口中，拥有盎格鲁血统的占大多数，在北美，英语具有势不可挡的控制力，除此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全球范围内使用英语的趋势。圣罗伦斯河岸这个讲法语的地区能够如此持续地充满生机和创造力的确是一个奇迹，但这和长期持久的斗争分不开。我相信我们当中那些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大大夸大了当前法语面临的威胁，并常常使这种恐惧工具化，以达到政治目的，甚至更糟糕的是，偏执地支持限制性立法去干预法语教育的质量。但是，无论如何，长期的斗争带来了可以理解的结果，即对这种语言以及与之相关的同一性的关注。
我上面提及的在“多元”与“间性”两个前缀之间存在的语义学差异是：在既认可差异性又实现一体化的双重目的当中，“间性”更多地强调了后一个目的。现在我们在魁北克将不得不看到这样的情形。因为比起加拿大其他地区来讲，在这一地区实现一体化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目标。一体化决不仅仅是确保移民能够找到工作，有一定的社会交往，加入一些社团，总之在社会中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的立场，我们不得不努力，以确保一体化在法语区而不是英语区实现。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静静的革命”，通过正常途径移居魁北克(当然主要是在蒙特利尔定居下来)的移民才开始融入英语地区(当然，这意味着融入了加拿大的多数人口之中)。在60年代和70年代，特别是当面临魁北克的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状况时，加拿大政府做出了各种努力来扭转这一趋势，到了70年代，立法确定法语为加拿大官方语言之一。现在这种趋势开始出现在移民的子女当中，他们接受法语教育，他们在讲法语的族群中继续承担他们的父辈们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趋势不会自行发生。相比之下，在多伦多没有人能够确保移民的子女成为讲英语的人。那里的主要语言是今天的通用语言。因此，由于这些原因，人们想要轻易地废除祖先的同一性，宣称魁北克没有官方文化的观点永远不会在这个省份站得住脚。这种观点听起来就等于放弃了斗争。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魁北克人没有办法将他们的文化(事实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魁北克人的传统文化)转变为与其他种族可以相融合的文化形式呢？难道就没有可以替代的故事可以让我们一方面认可差异性，一方面又能创造一种更为平等和包容的社会吗？
我们(我指的是魁北克人①)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那样的故事决不仅仅是加拿大故事的照搬。那么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情况是这样的。魁北克社会已经在着手实施一个长期规划，不仅要让魁北克作为一个讲法语的地区幸存下来，而且更要使其繁荣发展，同时还要让魁北克作为一个基于尊重平等和人权的民主社会兴旺发达起来。我们邀请那些外来者作为完整的社会成员加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是那些已经生活在这里的人)来实现这一规划，当然，这意味着他们要学习这里的语言并渐渐融入这个社会。但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作为这个社会的完整成员，能够与其他人拥有同样的发言权，他们的观点和贡献应该被视为与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同样重要。我们的确期盼他们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技能和洞察力。
因此，这种对比是明显的：“多元”的故事背离了传统的种族—历史的同一性的核心内容，并且拒绝授受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全部的同一性在这个社会中是共存的，但没有一个是官方确立的。有关“间性”的故事源于居主导地位的历史同一性，但是考虑到了历史同一性在所有市民当中演进的过程——全体市民无论何种身份，都有话语权，没有任何人的观点是享有特权地位的。
现在，这些“故事”有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它们似乎要声称将会发生什么，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它们正在安排应该要发生的事情，又在另一个层面上强调人们应该承担正在发生的极其复杂的多种事物。因此，加拿大与魁北克故事之间的对比也许夸大了将要发生的和实际正在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差异。盎格鲁的同一性在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当中仍然非常重要，比如，一些地区的动态发展状况同魁北克正在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这些故事引起了辩论，并在每一个社群当中规定了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解读。
这种“修辞”上的不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政策在实施上有相似之处，但是围绕着“多元”与“间性”的区别却产生了如此大的张力。来自加拿大其他地区的观察者有时愤慨地认为，魁北克人根本就不想摒弃他们传统的同一性。而这让魁北克以外的人认为魁北克人拒绝认同文化的多样性，而事实上，这成为与向差异性开放非常不同的模式。另一方面，魁北克人坚持将他们的历史同一性仅仅视为他们多个同一性当中的一个，这表明他们对加拿大基本的二元性(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由一个讲法语的社群和一个讲英语的社群构成，每一个社群都可以让移民融入自己的社群)的拒绝。那些“仅仅”提及措辞不同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些故事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没有将这些故事当做可以形成政策决策的阐释性描述，而只是仅仅看作简单的故事而已。因此，他们过于容易地得出结论：不接受他们的故事就意味着对认同多样性的基本原则的拒绝。
二
我现在更想关注“间性”所描述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关的希望与恐惧。当然，这样的故事允许这个社群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如果是由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来负责的话，一定不会允许这样发展下去。与之相关的希望在于我们的社会因为来自外部的移民带来的新观点、新技能、新领悟而变得丰富多彩。与这一希望相反的是一种恐惧感，害怕那些被认为是我们的同一性的那些极其重要的特色将以某种方式失落掉。在魁北克，这些至关重要的特色自然包括了法语。经过长达200多年的斗争而保留下来的法语的重要地位不可能被放弃。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基本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魁北克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由的社群，生活在其中的市民与其他类似的社群一样，共享相同的基本道德规范。这一社群最重要的特色是尊重人权、平等、不歧视和民主。但是在超越了语言和这些基本的原则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无限的领域，其中包括习俗、共同的兴趣(曲棍球)、共同的参照标准、幽默的方式等等，每一种事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珍视。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关注某些方面，因此他们也就会恐惧这些被关注的事物的衰落、废弃或消失。
接受这种间性文化的故事的程度取决于希望与恐惧之间的平衡点，并且公众也会以它们为中心议题进行辩论。但是这种辩论不可避免地会显得不那么清晰、不那么畅所欲言。至于造成恐惧的因素，似乎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当今魁北克的政策上。我的意思指的是对我所罗列的第三个因素的担心，即担心习俗和共同的参照标准等等(让我们简单地称其为“民俗”)的丧失经常被当作对政策的恐惧而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魁北克人常常说他们认为移民不想采用他们的生活方式。当被问及具体的事例时，他们又常常提出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来。
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的事实很类似在其他西方国家出现的情况，在其他西方国家争论新移民的融入问题时，争论的焦点已经不成比例地落在了穆斯林这一族群上。对穆斯林族群的恐惧已经在一些具体的事例上展现出来，诸如穆斯林妇女被虐待或者她们低下的社会地位等。在某种程度上，具体事例的选择反映了一个事实，在这种争辩的语境中，援引普遍的原则比援引“狭隘的”文化忧虑事例更容易被接受。
频繁地援引男女平等的事例也反映出一种感觉，即我们的社会只是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在这一方向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而赢得的结果往往又是很脆弱的。这些新移民会在这些方面带来一种倒退吗？在我们的委员会听证会期间，许多人表达了他们对此的忧虑。②这些恐惧似乎是没有依据的，原因是：(1)穆斯林族裔的魁北克人总体上是支持这些原则的(事实上，他们正是由于这些原则的存在而愿意来到这里)。(2)即使他们充满敌意，也不过是相对的少数人。但是如果我们将援引这一事例视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层面上存在着潜在的丧失或者消亡的可能性而由此产生漫无边际的恐惧，视为一种更容易被广泛接受的表达，视为一种更清晰的解释，那么围绕这一事例出现的焦虑就会更容易被理解。
“间性”所描述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可能会激起种种恐惧，“他们”也许会改变“我们”。一想到“他们”可能成为同我们一样的合作者来共同塑造我们共有的文化，那些有着这样焦虑的人们就会敲起警钟。让他们先遵从我们考虑的基本问题、然后再允许他们成为共同的决策者的想法似乎更为安全和明智。但是，这在实践中很容易变成一个一体化的前提条件而导致强制实行同化的行为。这倾向于坚持认为，先让他们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然后才能允许他们与我们并肩作战，共创我们的未来。当然，在逻辑上这些前提条件可能会更有限制力。我们也许可以说：开始学习我们的语言，并接受我们的基本道德规范。但是，即使是这些要求，也是在一种恐惧和不信任的情绪下提出的，也是在一种对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漫无边际地担心的驱动下产生的，这相当于在说：在我们接受你们与我们一样以前，要先赢得我们的信任(我们非常怀疑你们是否真的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要了解被要求者是如何理解这些要求的。我们正在制造和加固社会中的一种深层裂痕，这将会危害民主的生活。
或者这样的恐惧可以呈现为另外一种形式。“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充满敌意的或者是对抗性的。但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不足以改变“我们”，以在我们中间建立他们自己的自足的社群，简言之，就是在我们的社群中建立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事实上，“他们”正在贯彻“多元文化”的方案(因为多元文化方案被广泛地认为是有利于文化倒退到封闭的社群的文化方案)，他们正在受到天真的自由主义者的支持，自由主义者没有意识到这将多么具有危害性。我们不得不要求他们遵守。(因此我们采用了同样的政策：文化同化是文化一体化的一个前提条件。)目前推行的文化同化的方式破坏了间性文化的主旨，事实上，文化同化违背了类属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任何形式。但是，人们如何才能消除恐惧感呢？
三
现在，让我们超越狭隘的地域观念，来谈一谈我一直以来正在建构的观念。间性文化的方案不仅仅是为魁北克设计的。它还更适合于许多欧洲国家的国情。这一方案适用于魁北克的特色，也同样适用于欧洲国家。这些特色包括：(1)许多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同一性，而且这种同一性由大多数的市民拥有。(2)这种同一性常常以一种不被其他地区或国家使用的语言为核心，而这一语言受到了来自更广泛的全球化语言的威胁。(3)产生了对其文化的未来和生活方式的漫无边际的恐惧，与我在魁北克问题中谈及的恐惧感相似。第一和第二点使得间性文化的方案比多元文化主义的方案更为适合。事实上，这两点也许会导致围绕“多元文化主义”一词产生类似于魁北克式的恐惧以及导致鼓励产生不同少数民族聚焦地的误解。同时，第三点表明对差异性采取宽容态度的政策可能会引起我们在魁北克已经发现的一些类似的回应。
这些恐惧也许是由以下几个因素激化的：(1)欧洲作为接受移民的社会，在经验上远远不如西半球的那些国家。(2)多数经验(出人意料地)是在一个非常错误的情境中获得的，这样的经验可以用“外籍劳工”(Gastarbeiter)这个词来加以总结。外籍劳工指的是那些从国外来到这里填补所需的工作空缺、最终可以带着在欧洲被雇佣期间挣到的钱回到自己祖国的工人。结果是，欧洲国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他们及他们的子女融入到社会中。比如，过去一直没有实施保证移民的子女能够学习移居国的语言的方案，这样的方案现在也只是刚刚起步。(3)在魁北克与许多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着移民在教育和技能层面上的差异。魁北克是在基本技能的基础上选择移民的，而进入魁北克的移民的技能水平要高出欧洲国家移民许多。他们常常是专业人员或者一些中等职业的潜在从事者。他们通常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此他们的观点以及生活方式已经较多地受到了“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所以能够更容易地融入移居国。因此，欧洲国家间性文化的推行比魁北克要面临额外的障碍和阻力(在魁北克遇到的困难已经很大了)。由于必要的政策执行得更迟一些，所以欧洲移民的子女们也许会由于语言障碍和缺乏获得成功所需的技能，而发现他们自己处于社会的底层。与魁北克的移民同伴相比，他们的技能水平比较低。此外，与这些年我们在西半球的社会里所感受的情形相比，他们在文化上与土生土长的本国人相去甚远。其结果就会造成不断增长的疏离感，特别是在移民社群中的年轻人当中，这种疏离感很普遍。他们确信他们不受移居国的欢迎，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就业、居住方面受到歧视，以及受到警察和当局的不公正待遇。这种疏离感导致了对移居国的反抗和排斥情绪。2005年秋季在法国市郊爆发的激烈骚乱和焚烧汽车事件显然就是这种情绪的发泄。这显然会增加居住国多数居民的恐慌，他们担心历史文化受到了威胁。事实上，移民的疏离感与居住国文化上的恐慌感之间是一种相互加剧的关系。恐慌点燃了居住国居民对移民的敌意，使他们更加强烈地要求采取苛刻的、甚至是惩罚性的同化方法，或者是更为激进地要求终止移民，甚至要求遣返现有移民。这种敌意又进一步加深了移民的疏离感，并进而导致了从愤怒到危险情绪的螺旋上升。如何能制止这种螺旋上升的局面呢？最好的办法也许只有一个：成功地通过间性文化的方案。也就是说，占多数人口的社会主流的领导者和社会成员寻求与少数族裔的领导者和社会成员共同努力，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并一起有效地消除冲突。这种共同努力的事业在事实上促进了一种新型的更为包容的族裔间交往文化的形成。因此，这一间性文化方案的实行能够缓解恐慌感。但是，人们同时不得不克服他们的恐慌，才能参与到这种间性文化的规划之中。因此，这种令人左右为难的困境将阻碍我们前行的步伐。如何才能说服主流社会的成员愿意加入这种合作呢？
也许他们需要更加熟悉移民的状况。大量移民来到北半球的富有国家，因为他们希望为自己及其子女寻求更好的生活。事实上，成千上万的人渴望这样的生活，有时为了获得这样的机会不惜在海上冒生命危险，或者被塞入集装箱偷渡到这里。一种更好的生活从何谈起呢？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能在一个相对自由、相对安全、或者更尊重人权的国家里生活。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它意味着对自己及其子女更为开放的可能性，尤其是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优质的教育机会，以便使孩子们能有比较好的职业并能够更好地发展。如果这些努力获得成功的话，就会创造移民与居住国社会之间的积极联系，也就是移民的感恩之情和归属感。这是容易实现的，假如移民的希望没有丧失的话。希望的破灭是指：由于歧视或者一些其他的结构性因素，通往有希望的工作的渠道被系统性地阻断了，与其他社群联系的途径被歧视阻断，或者某人受到污辱，或者被打上外来者的烙印，或者被认定是对社会构成危险的人。当这样的情形发生时，所造成的酸楚与先前的希望值成正比，就会导致大规模的移民异化现象。在我们北半球的社会中，建立这种积极的联系不是一件难事。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却会毁坏它。这些因素可能是地理政治学的，正如人们在前帝国看到的那样，在那里与前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是由一种沉重的、阴暗的过去的记忆构成的。或者在地理政治学的层面上鼓动仇恨和不满，比如，穆斯林世界的各种伊斯兰圣战运动，这些运动会从北半球国家的移民中招募新人。多数情况下，北半球的这些国家如果没有强烈的敌意和排外情绪，这些运动基本上无法成功。这些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住国居民出于恐慌和不信任而排斥新移民所造成的。这是令人感到悲伤的事实，但是这也可以被视为希望之所在：更为开放的政策也许能够改变这一状况，令事态变成螺旋形下降的态势，以至这种间性文化方案的通过能够激发更为有利的方案获得通过，最终使希望成为现实。让我来总结一下这次讨论的一些线索。我在第一部分讨论了加拿大与魁北克之间的多元文化主义与间性文化主义政策的区别。我认为，超越那些无论是真诚的还是有政治动机的误解，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差别不在于这些术语之下形成的详细的政策描述上的不同，而在于在我们想要做些什么的全部的描述以及事情将如何开展的问题。鉴于这样的差异，魁北克应该更适合所谓间性文化主义的政策，而加拿大的其他地区则更适合遵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但是，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狭隘的魁北克与加拿大其他地区之间的利益问题，一些原因表明，适用于魁北克的间性文化主义也适用于一些欧洲国家。以魁北克的情形去审视欧洲国家出现的事端，也许就会更清晰地表明间性文化主义而并非多元文化主义是适合欧洲社会的文化策略。因此我认为，对我们在魁北克的间性文化故事中所看到的恐慌与希望进行动态的研讨，也许会令我们更容易理解欧洲国家出现的状况与魁北克的情形相类似。这一点是我文章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涉及的主要内容。毫无疑问，我的国家当中出现的状况(采用两种不同的文化策略)令我感到困扰。但是，我在此长篇大论地谈论这件事是希望我的国家所采用的文化策略能够对其他国家提供某种借鉴意义。
注释
①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在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指称的复数形式上有变化。有时，我指的是“我们加拿大人”，有时我又指“我们魁北克人”。我希望每一种指称是清楚的。但是，由于具有双重同一性的原因，从一种指称转变到另一种指称的情况又是不可避免的。
②我在这里指的是“魁北克理性协调文化差异咨询委员会”于2008年提交的报告，该委员会由魁北克政府于2007年建立，由杰拉德·布沙尔(Ge'rard Bouchard)先生和我本人共同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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