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 林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刘世庆）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今后十五年要下大力气切实转变增长
方式，显著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并把这一转变提到了实
现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的高度。围绕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必要性、可能性
、内容和途径，经济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基本思路是，努力实现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为增长方式的转
换提供体制和机制的保证；进一步改革财政、金融体制，实施有效的财
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为增长方式的转换提供政策的引导和支
持；通过资本的集中，实施企业集团和大公司战略，搞活存量资产，调
整经济结构，实现规模经济；强化技术进步和科技投入，提高经济增长
中的科技贡献率；采取适当的区域经济政策，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提
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总的结论是，要消除盲目追求不适当的高速度的倾
向，把增长方式转变到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和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上来。这些，无疑都是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有力措施。但笔者认为，在
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条
件和制度因素尚未论及，即积累机制和与之相联系的投资体制的转轨。
本文拟从积累的角度，讨论如何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体制条件和
物质条件。
积累与消费是国民经济活动中的重大比例关系。国民收入的最终使
用总量分为积累和消费两大部分。积累部分用于再投入，以保持经济的
不断增长。因此，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有一定的积累率与之相适应
；反过来说，一定的积累率支持着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经济运行
中存在的铁的规律，我们把它称之为“积累铁率”。积累率过高、过低
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以至社会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积累率过高，超过
经济力量可以承受的水平，必然引起比例失调，物价上涨，居民生活水
平下降，最后导致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积累率过低，就会出现失业、
生产能力闲置，生产萎缩，经济萧条，乃至出现经济的负增长，最终也
导致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积累率的合理确定，避免出现过高、
过低的情况，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也是积累铁率所要求的
我国是一个积累率比较高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投资率估
计不到5％，大量的剩余价值都流到了帝国主义者、 封建地主和官僚资
本家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彻底改变了财富的分配格局，大力进行
经济建设，“一五”期间积累率就达到24.3％，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
，积累率已上升到36.5％。这一时期的高积累率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型经济条件下实现的，没有外资流入
，完全靠的是自力更生；二是国民收入中的消费额和消费率都很低，以
至1978年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1957年。但为了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家
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人民群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
和无以伦比的艰苦奋斗精神。
但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不能持久的，因而改变这种状况也就成了导
致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的动因之一。在为变革所作的理论和舆论准备中
，有三个方面与积累、消费有密切联系：一是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
体制改革，二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三是明确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提高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第一个方面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
高国民收入，以不断扩大积累额和保持较高的积累率；第二个方面是尽
可能吸引外资以弥补内资积累之不足；第三方面是改变积累挤占消费的
状况，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按照传统观念，积累率与消费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人们认为，积累率的提高必然要以牺牲消费为代价；而提高消费率，必
然要导致积累率的下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没有可能在适当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又能保持较高的积累率呢？十六年来的实践证明，
是可以做到的。从1978年到1993年，我国年平均积累率是33.23％， 而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全社会的消
费水平也一年比一年提高。从国民收入使用额在积累与消费间的分配变
化就可看出，1993年的积累额（10069亿元）比1978年（1087 亿元）增
长8.26倍；而同期消费额也增长了7.44倍。这说明，积累率与消费率之
间固然有此消彼长关系，但积累率与消费额之间这种关系并不一定存在，
可以做到双向兼顾，互相促进。
正因为我国有了33％以上的较高的积累率，才有1979年至1994年年
平均9.4％的经济快速增长。这种高积累率决定高经济增长率的情形，
在国际上发展较快的国家中同样得到证明。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发展最快
的国家之一，从1956年到1985年30年间，平均积累率（按我国口径折算
）为22.7％，与老牌发达国家英美等相比，是一个高积累率从而实现高
增长率的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60年代初积累率仅为11％；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35美元；进入70年代，积累率上升到35％以上， 80
年代仍然保持34％，199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3234美元。
在未来15—25年的发展中，我国能否继续保持这样高的积累率呢？
我们认为是可能的。这不仅与我国已形成较高积累率的历史基础有密切
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积累的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从内部来看，
由于所有制结构向多元化发展，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积累的职能
已由单一的政府积累转变为政府——社会积累，个人积累的地位越来越
加重要。政府积累、企业积累、个人积累和消费基金向积累基金的转化
，特别是居世界第一的34％的高储蓄率，有效地扩大了我国的积累源泉
。从外部看，外资的利用为保持较高的积累率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补充。
总起来看，我们是能够保持较高的积累率的。
但不能不引起重视的是，在保持较高积累率的问题上，目前已潜存
一些不利因素，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待和解决。
1.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和
调整收入分配（包括价格调整）中进行的。各项改革都导致收入的增加
，从而调动了各方面参加改革、献身改革的积极性，这是主流的一面。
但在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没有相应地进行积累机制和投资体制的转轨
，没有进行消费的政策引导，致使大量的收入形不成积累的出路和投资
的冲动，反而形成不正常的过高消费。目前我国的消费结构很不合理。
城镇居民的穿衣、日用品消费水平已相当于高中等收入国家，家庭彩电
的档次超过了欧美发达的国家，一些高收入者已过起豪华奢侈的生活；
而交通、通讯、能源、教育等反而都是低收入国家水平。更令人忧虑的
是，收入侵蚀利润和“能挣会花”、不思积累、藐视艰苦奋斗的不良风
气正在蔓延。收入和消费的膨胀，必然导致社会总产品和剩余产品中应
用于积累部分的减少，预示着积累率的降低，增长速度的减慢。这种状
况如不尽快扭转，势必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2.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80年代以来，
我们纠正了这种自缚手脚的作法，不仅恢复了国债的发行，建立了国债
市场；而且大力引进外资，适度举借外债，至1994年，我国实际对外借
款累计已达到810.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近1000亿美元。 内
外债和外国资本的利用，对扩大我国积累规模，提高总积累率起了积极
作用。但有两方面问题必须引起我们注意：一是无论内债和外债迟早总
是要还的。这一时期靠借债支持的积累水平和消费水平，必须由还债期
社会总产品的更大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弥补，就会影响下一期的增长
水平和消费水平。如果这时消费水平仍然是刚性，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
，随之出现国民收入减少，积累率降低，人民消费减少的恶性循环，最
后导致通货膨胀。二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内资金也在流出。国内资
金的流出主要表现在到国外投资和私人资金向国外的转移等。最近几年
，我国资金净流出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剔除外资净流入的因素，1992
年我国国内的积累率只有28％左右，与统计所列的34.4％相差六个左右
的百分点。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举措失当，对我国在国内保持较高的积累
率将产生严重影响。另据我国一些学者对1980年到1989年的积累率所作
调查看，统计公布的积累率与实际积累率差率相当大。如1981年统计公
布的积累率为28.3％，调整的积累率为21.4％，差率为6.9％；1989 年
公布的积累率为34.3％，调整的积累率为25.3％，差率为9 ％（见《中
国工业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 这些数字虽然还没有得到政府权威
部门确认，但很值得我们重视。
3.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
的地位，是提供积累的主要基地。但由于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迟迟得不
到解决，企业经营机制没有得到转换，企业的负债率已由1992年的61.5
％上升到1995年的81.3％；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仅为6—7％，而贷款利率
平均达到12％（黑市利率高达20％以上）。企业的高负债率和低盈利率，
把日益严重的亏损转嫁给银行，造成整个专业银行呆帐率高达30％左右，
不良贷款达到数千亿元。这种状况给企业和银行的生存和发展都带来严
重威胁。银行的钱主要来自城乡居民的存款，对企业和银行的威胁如不
能较快地得到解决，势必要转移到居民的储蓄身上，若储蓄这个基础发
生动摇，就会形成真正的“老虎”出笼的危险，高积累率就更谈不上了。
4.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国家不断调整、放开农产品的价格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的收
入有了很大提高。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不但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减少，农
民的劳动投入比之过去也大大减少，在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实
际上在吃改革开放前近30年老本，有些还被破坏和废弃了。由于农村土
地政策、城乡差别等等因素，农民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也是不高的。在
一些地区，农民由农产品调价等增加的收入和积蓄，不再投入农业，而
是投入消费和非农产业、如大办喜事，大修坟墓，把农业收入转入经商
之本、入厂之资等。农民劳动投入的减少就意味着劳动积累的下降，这
对拥有数亿青壮劳动力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综上所述，我们深深感到我国有着巨大的积累潜力，同时也存在着
制约这种潜力发挥的诸多不利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就是要克服这些不利因素，把积累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责任编辑 陈芝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