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新型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变迁——以归国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留学生论文,观念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5-0117-05
近代中国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这一漫长而曲折的社会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传统乡村文化向现代城市文化转型的文化变迁过程。城市化已被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普遍视为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和衡量指针。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推进，近代中国人对城市的认知也在发生全新的转变。近代中国人城市观念的演进为我们提供了审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独特视角。
（一）
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兴起，直接带动了国内城市化的进程。启动后的近代城市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清末新政时期，大量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的出台，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尤其是沿海沿江的主要城市都呈现出人口急剧膨胀的趋势。据美国学者周锡瑞统计，“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和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是中国主要城市迅速发展成长的时期。城市人口（特别是在主要通商口岸）以3.5%-9.8%的年率在增长，它大大超过了0.4%-0.5%的人口每年平均增长的比率。”[1]上海人口在清末首先突破百万，成为近代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辛亥革命爆发后至20世纪20年代，仍然是人口城市化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1.城镇人口的数量明显增多，约从1912年的3100万增至1928年的4100万，增加1000万左右，相当于晚清70年间增加的城镇人口总数。2.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大约从1912年的7.6%增至1928年的8.9%，增加了13个千分点，与晚清70年间增加的16个千分点相当接近。3.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出现了像上海这样拥有260多万人口（1927年）的特大型城市。全国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已有4-5个（上海、武汉、北京、天津，可能还有广州），开创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新记录。[2]
近代城市化的启动与一度快速发展，不仅仅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移居城市，而且也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
传统中国的基础和重心是广大农村，根基深植于乡村的官绅是传统中国维系统治的依靠力量。虽然官僚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一生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城市里生活，但其人生归宿仍然定位于乡村，城市仅是其寓寄之地而已。作为文明传承者的读书人更是绝大多数时间在乡村终其一生、老死山林。
近代城市化的启动和一度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安静与和谐。近代城市文明以其独具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移居城市，使之与乡村的联系越来越脆弱。美国学者周锡瑞指出：“中国绅士的城市化，有着一个意义深远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是上流阶层逐渐摆脱农村事务的结果。”他认为中国绅士的城市化肇始于明朝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上流阶层的绅士们被长期以来就出现了的城市文明引进城市里来。“到了十九世纪，商业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规模和它们的吸引力，绅士城市化的进程就加速了。”[3]周锡瑞通过对比同治年间的上流阶层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的上流阶层，发现新的上流阶层“虽然也许仅仅在居住方面，较年老一些的顽固绅士才稍微更多地城市化一些，但是在倾向性方面，他们实际上更加关切和注意城市”[4]。
20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城市化倾向使他们逐渐与乡村隔膜起来，就整个动向来说，城乡双方的上层社会志趣各异、分道扬镳。“城市的上层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们追求变革，而乡村的上层社会则原来是其文化、政治和社会的温床。”[5]城市日益成为近代变革力量积聚和活动的主要空间，而城市也由于变革力量的存在和活动而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动。
（二）
由于近代以前的中国处于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依附于农村经济，陷入农业文明的包围之中。与此相适应，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就是缺乏城市观念，近代工商业社会的城市观念更显薄弱，而乡村观念却非常浓厚。著名学者费孝通曾说，中国人“把自己陷在方格子的土地上，对城市，尤其是建立城市，迄无兴趣”[6]。
这种远离城市、漠视城市的状况在20世纪初年随着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有较大改观，近代中国人的城市意识开始萌动。清末民初，在地方政府的监督下，日益城市化的绅商阶层作为主体推动力量开始关注近代城市发展，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他们的活动使得城市自治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初步改变了传统城市的原有面貌。但是，随着地方自治运动在1914年遭到袁世凯专制权力的扼杀而中止，城市近代化建设也陷于停顿。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亦新亦旧的绅商阶层是过渡时代的产物，其自身对近代城市发展的认识仍存在局限性，缺乏城市管理和建设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经验。近代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客观上需要具备现代城市观念的新型社会力量来推动。
如果说绅商的城市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主题，那么20世纪20年代这一中心位置已被新型知识分子所占据。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多在城市里从事自由职业，以前那种认为城市是“商贾及趋利者云集之地，于是清高者流，皆不屑谈城市”的旧观念在他们身上已荡然无存。[7]开始日益关注自身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的新型知识分子与城市的亲密程度比起城市化的绅商更为密切。大规模的海外留学运动更使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欧美城市的繁荣和发达，从而对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市政专门人才。
四川留美学生白敦庸的经历即很有代表性。他曾讲述过自己转变学业兴趣、转攻市政科学的情况。“民国八年，敦庸负笈美国，见彼邦城市之治理，迥异中土，市民熙熙攘攘，共享太平，心羡而乐之。……遂变更未出国前之志趣，弃工厂管理之学而攻市政管理。意谓欲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莫如致力于市政，因城市为多数人民聚集之所。一城治理，则能享受福利之人自较工厂享受福利之人为多。推而广之，全国城市都能治理，则能享受福利之人自必更多。志学之初，因在大学中所习者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科，社会学为副科，而于市政工程之学未遑兼顾，故专注意于管理方面。”[8]根据1931年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填报的调查表，白敦庸于1919年8月由清华学校官派出国，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国立行政讲习所毕业，获政治经济和市政管理学士学位。1924年7月回国，曾著有《市政述要》和《市政举要》两书。[9]
民国时期留学海外学习市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数量缺乏准确统计，据现有资料人数当介于70-100人之间。有较为详细资料的54名市政学留学生的求学分布情况如下：
国别美国
法国
日本
英国
多国
留学人数
2813 52 6
所占比例
51.9%
24.1%
9.2%
3.7%
11.1%
（“多国”系指有不止一国留学经历者。在多个国家留学的6名学生中有4个具有留美经历）
资料来源：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胡适：《市政制度序》，《胡适文存》第3集，第9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1183页；《书报评论》，1930年1月21日《大公报》，第13版《政治周刊》；《市政府良否之标准》，1930年1月7日《大公报》，第13版《政治周刊》；《中国市政人物介绍》，《市政评论》第5卷第6期；《中国市政研究会第八届理监事略历表》，《市政建设月刊》第1卷第1期；陆丹林编纂：《市政全书》，道路月刊社1928年版；《回国留学生现在国内服务状况调查表一组》，《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4期；《编者的话》，《市政研究》第1卷第1期。
由这批留学生的求学分布情况，大致可以说明中国近代第一批市政专门人才主要是由美国留学归来的。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返国，不仅标志着近代中国出现了首批经过正规训练的市政专门化人才，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把全新的市政观念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市政改革思潮传播到国内，自觉地从整个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来思考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他们的活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的发展走向。
（三）
19世纪以来，欧洲先进国家为解决日益加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管理好城市，都相继开展了城市改革运动，从而形成世界性的城市改革浪潮。经过改革，英、法、德等国最终确立起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要求的管理制度。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也进行了市政改革运动。美国的城市体制改革以扭转城市管理混乱局面、建立适应城市迅速发展需要的新型市政体制、推进城市民主政治为目的，其中坚力量是知识分子和市政专家。经过改革，美国最终形成了强市长制、委员会制和市经理制这三种现代市政体制，提高了城市管理的效率。与此同时，美国城市体制改革还探索出一条在现代化条件下推进民主政治的道路，使民主和效率获得了较好的统一。市政体制改革使美国脱颖而出、后来居上，代表着世界城市改革的最新发展动向。被誉为美国市政学鼻祖的哈佛大学市政学教授W.B.孟洛颇为自豪地宣称：“美国今为世界最优之市政实验场，因此地方平民政治问题，欧洲正多取法于新大陆。然一世以往，美国尚未可追步欧洲；迨二十世纪以来，其进步乃一日千里。举凡政府组织，行政方法，莫不精益求精。如行政中之卫生、娱乐、市灯、教育、消防等问题，今可不须奉欧洲为模范矣。”[10]
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性市政改革潮流对留学知识分子的影响十分深刻。早在1916年孙中山先生回国宣传其直接民权理论时，就发现“今之留学生，多知美之委任制度或包办制度（由一人总自治之成者）”[11]。留学生对“二十世纪以来，欧美各国，对于都市政治问题，力谋改良，日益进化，最著者，如美之华盛顿、英之伦敦、法之巴黎、奥之维也纳等市，一日千里，进步尤为神速，人口约均在百万以上，布置极有条理，如最宽洁之街道，最便利之火车汽车，最光明之电灯，最清洁之饮料，最整齐美观之建筑物等，凡所以增进市民生活幸福者，几于无微不至，应有尽有矣”的城市巨大变化倾羡不已。[12]在他们看来，中国“市政幼稚，应当力求促进”，特别是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进行市政改革。向外学习的榜样自然是市政改革最成功、创造出最新市制的美国。因而中国“不言市政则已”，若言市政就当效仿美国“力图改良”，将原有缺点予以“根本救济”。[13]美国的市政改革运动理应成为国内市政改革的模板。
以研习市政学或相关科目的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树立起进行市政改革运动的效仿目标后，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推动市政知识的普及和城市观念的提高。在宣传中也集中展示了他们对近代城市的认知水平。
首先，近代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是与时代进步并行的社会历史产物，工业革命和商业化是世界范围内城市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他们认识到：“城市之发达，系十九世纪之特别现象。”[14]“市政是时代的产物，是随着时代进步的。换言之，就是为着应时代的需要而进行，使市政能够有尽量的发展。”[15]市政改革的重要理论宣传人物董修甲在引用德国号尔博士《欧洲现代城市论》的观点后，总结说：“更可知城市之发达，既为十九世纪之现象，又为工商事业之产物也。”[16]蒋慎吾则明确指出：近代城市兴盛的基础，“实建筑于产业革命以后之大规模之工商企业。制度之美备，远非古代都市所可企及”[17]。这些论述表明他们对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和动力具有明确、科学的认识。
其次，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标志着近代国家的发展程度。这批热心市政的归国留学生对近代人口在城市中大量聚集的现象十分关注，他们通过欧美国家城市化的统计资料证明“自十九世纪起，各国城市，颇多扩充之能力，尤以美国自内战后，德国自与法国战后，英国在此时期中，其各市市民之扩张率力，至为伟大”[18]。他们深信“在各文明国家，其城市之人口，颇有日增不已一日千里之势”，这种现象是不可阻挡的“天然之趋势”。在看到不可避免的城市化潮流的同时，他们还建立起一种城市化水平是近代国家社会发展程度衡量指标的重要观点，即“通观现代文明最发达之诸国，其最显著之外表特征，为吾人所共睹者，莫如人口都市的集中之甚大，即都市数之显著增加，为大都市之发达甚为急速也。今之觇国者，但观其国都市数之增加，及大都市发达之形势，即可知其现代的发达之大小迟速”[19]。20世纪20年代，素有观风觇国传统的中国人在世界性城市化潮流的影响下开始“观市觇国”。在新型知识分子看来，城市化的进程与市容风貌的状况是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最直观的反映。
再次，近代城市的崛起在经济和文化上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城市化使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都从乡村向城市转移。20世纪20年代热心市政的归国留学生们对此有着深切的认识。留美博士张慰慈在其所著《市政制度》一书的绪论中即言：“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从乡村的生活变化到城市的生活。”“凡一种民族没有建设城市的能力，其文化必不能十分发达。”[20]市政专家臧启芳注意到“城市居民的思想和活动常足以左右全国的思想和活动”。他援引美国市政专家的话：“我们必当以改良城市为我们现在要作的事。改良城市的人就是改良世界的人。虽然说我们是改良城市，结果城市可以改良我们。我们国家的文野、社会道德的升降，宗教的利害，子孙的贤不肖，皆随着城市而定”，以此来证明中国兴办市政的必要性。[21]张维翰也明确指出：“改革社会思想，提高近代文化，实现群众福利，予人民以政治训练，养成其四权能力，使民治实效，切近易睹，舍开市政，蔑由立其始基。”[22]这也是从近代城市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方面阐释中国市政改革的必要和紧迫。
最后，深信城市自治是达成真正民治的保障，是西方近代民主国家确立的基础，希望从城市入手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20世纪20年代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在研究欧美各国城市发展历程和市政制度时，大都明了欧美自治城市的崛起“为近世国家成立之基，在政治史上地位甚为重要”的事实，普遍视“都市自治为培养民主国民自治之智识而达成真正民治之阶”[23]。臧启芳引用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名言：“市自治制度是自由国家的精华。一个国家虽可以建设自由政府的体制，若没有市自治制度，不能有自由精神”[24]，以此论证城市自治的重要性。欧美国家以城市自治为核心的市政体制本身与国家的民主政治密切相联，因此欧美各国的市政改革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改良、社会整合给这批新型知识分子以“晚近政治之进步，其尤著者在于市政”[25]的强烈印象。特别是美国市政改革对民主政治的推进作用更是给这些正在寻求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相信只有从城市入手进行市政改革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走向民主。他们心情迫切地表示：“市政问题，竟成当今唯一之急务。”[26]臧启芳在翻译美国市政学家孟洛的《美国市政府》一书时，就明确表达了以市政改革来改良全国政治的愿望。他说：“我们又当知道市政良恶与全国政治的进步或退步有密切关系。设若我国各城皆有人注重本城的市政，用心研究，竭力改革，全国政治必不期然而然的显示出很大的进步。”他还意味深长地说：“我翻译这一本书实抱了莫大的希望。”[27]由此不难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性市政改革潮流对20世纪20年代这批探索实现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造目标的归国留学知识分子的巨大启示和深刻影响。
（四）
近代城市化浪潮和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代化变迁一旦启动，其势头不可阻挡。这是历史事实证明了的客观规律。但是人们对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变动趋势的不同态度，却会起着延迟或推动时代变迁进程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城市观念，以及他们对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态度，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大大进步了。他们不仅开始认同近代城市文明，并且还表达出以城市为中心、以推动市政改革为途径促进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期盼，显示出可贵的自觉迎接近代城市化浪潮和主动推进城市近代化变迁的精神。这也表明：随着近代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化，市民阶层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主体意识开始确立。他们从欧美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中认识到城市在近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今后社会的发展将以城市为主体进行这一必然趋势，因此强烈而迫切地追求在中国实现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争取早日确立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龚光朗即指出：“我们只要看看近来中国乡村经济之崩溃，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就可以了然于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自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仍带有较浓厚的乡村经济色彩，但是城市经济在中国民族发展的前途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要推进和缩短中国社会进化的过程，当然要尽力发展工商业以解决整个的经济问题——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不首先注意城市建设。”[28]新型知识分子还提出以发展城市带动农村经济复兴的新思路。殷体扬明确指出：“要救济农村，应由改造城市做起”，改变以往城市对农村的吸血性，代之以城市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输血性。他提出的具体设想是：“救济农村，不可离去都市，繁荣都市也不可放弃农村。最好能指定一个城市，划出相当的农村，由城市去领导救济，运用农工商统制政策，必定比较单独的进行为有利。推而广之，过了若干年城市遍布全国，农村都能依存，国民经济基础之建设，当为必然结果。”[29]可见，新型知识分子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促进城乡交流、以城市为中心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对于农村经济振兴的重要意义。
20世纪20年代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悠久传统、乡村文化一向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于城市化进程缓慢启动的近代就预见到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不可逆转，深刻认识到工业化以来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准确把握住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时代脉搏和社会发展趋势，并且积极寻求以城市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为动力和主导，推进政治民主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途径，追赶欧美现代化国家，顺应世界潮流和时代趋势。他们堪称近代中国孕育出的自觉迎接城市化浪潮和近代城市文明的第一批有识之士，是中国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和20世纪初的绅商阶层相比，这批归国留学知识分子对城市及城市化的理解更深刻、带回的理论更新潮、实现城市化和政治改良的愿望更迫切、推行城市自治的目标更明确。这使他们取代绅商阶层成为推动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的新兴社会力量。而20世纪经过市政改革后的美国城市也就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的效仿目标。以此为标志，中国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密切地与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主动融入了世界城市发展潮流之中。
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地方自治运动再度高涨、近代城市化进程迫切需要改革落后的市政体制和残破的城市基础设施的社会背景下，崛起的城市近代化新兴推动力量对国外城市改革运动的介绍和传播，以及对从城市改革入手实现民主政治目标新路径的积极宣传，为推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种市政改革思潮的影响之下，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在20年代以后展开了以健全城市政府职能、强化城市管理、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市政改革运动。一些宣传城市改革的归国留学知识分子还亲自参与或主持了具体的市政改革活动。国内的市政改革活动直接导致了民国时期城市建设高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落后面貌，促进了大中城市的发展。但是在民国政府高度的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之下，以城市自治为核心的地方自治无法实现，城市政治民主化进程长期严重滞后。归国留学知识分子追求的以市自治为核心培养市民自治精神，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并以城市为中心带动社会全方位变革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环境面前自然难以实现，最后不得不归于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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