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199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形势分析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1996年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
1996年社会形势可用三句话概括其特点：基本格局稳定，发展势头良好，改革进程加快。
基本格局稳定是指，最主要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及其变化显现出平稳的局面，社会各领域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没有引起社会形势总体上的动荡；发展势头良好是指，新一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潜力正在逐步显露出来，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启动经济向更高台阶迈进的工作初见成效，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性被广泛关注，相应的举措也在逐步地完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因素正在增长；改革进程加快是指，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开始步入新阶段，开始从规划论证、试点经验总结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由此可以说，1996年的社会形势基本上是健康的、有序的和充满活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实施的对全国120名专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8.8%专家认为，1996年社会形势是“基本稳定”。
（一）宏观经济形势良好，发展平稳
1996年1～9月份国内生产总值为4567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同期增加9.6%。这一成果与1993年整顿经济秩序和1996年提高投资质量，上半年综合条件基本适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与1995年同期相比，经济增长速度的涨幅回落了0.2个百分点，基本上实现了将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9%左右的目标，与1993年同期相比，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涨幅回落了4个百分点。通货膨胀势头有所控制，全年的涨幅在7%左右，是近三年来第一次回落到两位数以内的新记录。农业经济总的形势是好的。1996年全国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旱涝灾害，但仍然出现了一个新的产粮高峰。全国早稻总产4400万吨，比1995年增产179万吨。全国夏粮总产量比1995年增加35亿公斤，比1995年增长了3%，超过1993年1084亿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1996年1～9月，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为1357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同期增加12.9%。1～7月累计，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共完成增加值10585亿元，比1995年同期增长13.1%。由此可见，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有所减慢，而结构调整的步伐正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平稳，对整个社会形势的平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996年是“九五规划”的第一年，以往新周期开头年份的那种经济过热现象，由于多方面的努力，没有出现，从而保证了各种重大社会经济关系没有出现大的不协调，社会形势得以实现大势平稳局面。
（二）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有所增加，经济社会发展与公众实际利益
增加保持在基本同步的水平
1996年1～9月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比1995年同期增长了13%，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20%，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分别增长3%和10%，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率第二次超过城镇居民的一个年份。1996年职工工资发放总额继续增加，但增幅回落较大。如：1996年1～6月份，全国累计发放职工工资总额3889.2亿元，较1995年同期增长15.3%，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增长5.1%。纵观近年来变化，1994年1～6月份增幅为29.7%，1995年为28.3%，1996年为15.3%。1996年较1995年同期回落13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4.7%。可见，虽然职工工资总额发放量有所增加，但工资增长的速度趋于缓慢，增幅继续回落。职工工资分别回落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奖金的发放量减少较多。二是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抑制，各地在物价方面的补贴政策出台较少。此外，职工人数的减少以及一些地区和单位拖欠职工工资等也是工资增幅回落的主要原因。随着7月份粮价的调整以及地区津贴的即将出台，下半年的工资增幅有所回升，但比较缓慢。
（三）就业结构有所变化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劳动法》的推行，就业结构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1996年上半年从业人员保持正常增长，达到68800万人，比1995年底增加600万人。职工人数较1995年底减少了217.9万人，合同制职工继续增加，职工队伍结构有所变化。其中，第三产业为5303.6万人，比1995年同期增加了122.8万人。在第三产业中，职工增长最快的行业有：社会服务业为5%，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为3.6%；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及金融、保险行业均为3.4%。随着全国劳动制度的全面推行，合同制职工的增速加快。到6月底为止，合同制职工达6470.2万人，较1995年底增加374万人，增长6.1个百分点，比1995年同期增加2456.4万人，增长61.2%。6月末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达到了44%，比1995年同期上升了16.6个百分点。从用工形式上来看，长期工为13497.9万人，比1995年同期减少72.2万人；临时工为1192.2万人，比1995年同期增加103.9万人。这主要是许多企业着眼于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更愿意使用临时工所致。另外，截至6月末，三次产业职工人数占国有经济单位职工的比重分别由1995年同期的5.9%、45.9%和48.2%转变为1996年6月末的5.7%、45.3%和49%，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企事业单位对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失业现象的应变能力和承受能力开始逐渐有所提高。
（四）农民工大量进城的现象有所回落
前几年出现的“民工潮”有所回落，其原因主要是：1996年收购粮价的提高激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一些城市对外来农民工的使用和管理加强了，有些城市还作了限制性的措施，铁路运输票价的提高加大了外出打工的成本；另外，“严打”的深入开展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限制。
目前已有大量的农民返回了第一产业。另一方面，据有关统计表明，目前我国约有近千万城镇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和农村就职。在广东和江苏，这部分劳动力占到当地乡镇企业人员的10%以上。
（五）公众心理总体上趋于平稳
人们开始对“八五”计划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高利益的预期有了适当的心理调整，并将经济行为纳入社会行为的范畴来考虑，开始比较严肃地看待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依据体改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如果将“八五”期间人们的心态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的话，那么，第二阶段的1993年7月～1994年底，宏观上紧缩和重建经济秩序成为主旋律。人们对支持改革的态度基本没变的同时，对政府控制物价和惩治腐败的信心不足，公众对社会稳定的需求增加了，社会心理环境出现了趋紧的态势。相比之下，1994～1995年期间，由于政府控制物价上涨和建立经济秩序的努力开始收效，公众对改革和控制物价上涨和建立经济秩序的信心出现上升趋势。针对这一点，1996年上半年，国家停办保值储蓄和降低利率后，人们对此反应相当平静。上半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35460亿元，比1995年末增加5700亿元。这充分显示了人们对抑制通货膨胀、稳中求发展，在心理上具备了一些理性判断的基本素质。据本课题组进行的百名专家问卷调查表明，认为自己在1996年收入有所上升的人的比例，比认为收入有所下降的人高出1倍，这是1996年能保持社会心理平稳的基础。
（六）政府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加强有关
法制教育和提高管理质量的同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严打”斗争和查
处侵害知识产权、伤风败俗的行为
1996年春季开始实施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对缓解多年来紧张的社会治安秩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据统计，1～9月份，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犯罪案件92.5万起，比1995年同期增加0.8%，其中大案要案破获36.7万起，比1995年同期增加5.9%。立案侦察工作有很大进展的同时，1～9月份刑事案件发案率也比1995年同期减少了1.3%。1996年对社会治安秩序的整顿是1983年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举措，对打击日益猖獗的犯罪活动，恢复公众对社会秩序的信心，保持社会整体稳定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七）1996年政府格外突出地强化了精神文明建设
从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的通过，到对各行各业英雄模范人物的大力宣传；从对一些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到相应的组织机构的建设；从理论研究的进展，到制度规范的确立，形成了近10年来最有力度、影响最广泛的声势，对净化社会道德风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尤其要指出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被放到国家和社会建设宏观格局协调的高度，并在社会各个成员做人的基本行为准则的实处来认识，体现了社会形势变化过程中，思想、文化、道德因素的重要性。
二、1996年的主要问题
1996年的社会形势发展，也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有些问题是经往年日积月累遗留下来的，也有些矛盾是新生的。保持社会基本格局的稳定，并不意味着局部性、甚至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和问题都获得了解决。可以说，1996年基本格局的稳定，仅仅是由于政府有效地阻止了上述矛盾及其磨擦可能会引起的严重的关联性后果而得以实现的，而不是意味着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如此，在一些社会领域，有些矛盾与问题正趋于严重化。前面提到的专家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专家们对国有企业、反腐败、反犯罪等领域的现状反映比较强烈，这就意味着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依然不容忽视。
（一）人口问题
1996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到10.55‰左右。1991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9.68‰，比1990年下降了1.38个千分点，这是自1985年以来出生率首次降低到20‰以下。1992年以后每年又在不断地下降，到了1995年人口出生率又大幅度下降到了17.12‰，比1994年下降5.8个千分点，根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主要数据来分析，在“九五”期间，如果总和生育率为2.5，到2000年底的总人口将突破13亿；如果总和生育率为2.25，到2000年底的总人口将突破12.91亿；如果总和生育率为2，到2000年底的总人口将突破12.79亿。目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2左右），1995年已达到1.8左右。但这都是在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如果稍有松懈，反弹的可能性很大。这种反弹的潜在因素之一在于：因只考虑人口与资源的平衡问题，我们对因人口措施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即将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对策不足。这预示“九五”期间人口与社会问题的艰巨性。
（二）国有企业的改革
据分析，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效益有所改善，但总运行质量仍有待提高。1996年上半年，工业经济效益出现缓慢的好转趋势，企业盈利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扭转了盈不抵亏的局面。1～6月，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盈亏相抵之后的利润总额已上升到35亿元。但亏损企业亏损额仍居较高水平，相互拖欠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成品库存规模偏大，影响了工业资金的正常周转率和商品率的提高。由于这种工业产品产销衔接与循环不良的现象，使得国有企业效益下滑，直接造成了部分地区、部分职工生活的困难，使城市中处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人数增加速度加快，与此相关的集体性行为（如请愿、游行示威等）的发生次数以及参与人数都增加较快。这给部分地区的社会局势的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三）教育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公众对教育问题的议论依然是19
96年舆论的主题之一
从根本上说，教育投资问题比较明显。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大纲》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从现在到本世纪末还剩下4年。“八五”期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在绝对值上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其占GNP的比重仍呈下降趋势。1995年与1994年相比，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由2.62%下降到2.40%，降低了0.22个百分点。1991～1995年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每年递减2.9%；1996年比1995年，尽管预算内对教育经费投入的绝对值增加了11.8%，但占预算内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1995年相比基本保持了持平水平，仍然呈下降趋势。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教育法》执法检查组的调查结果来看，如1996年与1995年相比，经济较落后的青海省的增幅大于经济较发达的广东省，而就1996年的情况来看，广东省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却是青海省的20多倍。这里表明，由于各地GNP指标、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自《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国务院1986年发布了《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目前，教育费附加已成为除财政拨款外教育投入的第二大经费来源渠道。1995年实征城乡教育费附加总计177.93亿元，其中，城市附加64.73亿元，农村附加113.20亿元。目前全国城市教育费附加实征额的比例只有80%，农村还不到70%。
（四）劳动就业与工资关系方面存在着较明显的问题
1.停产半停产现象有所扩大。如大连，1～9月份从业人员和职工的增长呈负增长态势，目前，停产与半停产企业已增至560多家，涉及职工10万余人，比1995年同期增加3万人，为职工总数的38%。承德市600家企业，涉及职工总数的4成；本溪市12%，涉及职工9万多人，占17%。原来引以为自豪的一家人同在一个企业里工作的“双职工”（有的是全家），在这种形势下家庭经济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不仅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2.拖欠职工工资现象普遍且严重。许多地区的企业经济效益差，长期拖欠职工工资，调资政策虽已出台，但难以兑现。黑龙江省上半年累计拖欠职工工资达17亿元，本溪市拖欠长达59个月。拖欠现象的普遍存在，则使职工滋生了不满情绪，应当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
3.工资差距仍呈扩大之势，且尚未见到缩小额定的迹象。如1996年6月末，全国平均工资最高的上海为4621元（上半年），最低的黑龙江省只有1846元（上半年），两者工资差在2.5倍。最高与最低工资差距较1995年扩大了12.7个百分点。分经济地带看，东部地区平均工资为3092元，中西部地区只有2220元，东部比中西部高39%，两者差距较1995年同期的35%又拉大了4个百分点。另外，由于垄断性行业的高工资问题尚未拿出有效的调控办法，使得垄断性与非垄断性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呈现扩大之势。6月末，上半年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保险业为3895元，电力为3873元；而上半年制造业只有2591元，相差1.5倍。工资差距较1995年有所拉大。
（五）失业问题呈严重趋势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到1996年6月底全国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员达到525万人，比1995年同期增长9.4%，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9%，比1995年同期增长0.1%。随着国有企业状况的日趋恶化，下岗人员急剧上升，达到数百万人，这直接造成了城镇低生活水平人口的增加，给一些地区的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六）“严打”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社会治安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百名专家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专家认为，一些直接或间地接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腐败、收入差距、流动人口管理不当）等没有得到根治。在1996年入秋以后，一些地区相继又有一些大案要案发生。
三、1997年社会形势走向的预测
1997年将是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极为关键的一年。在1997年，中国共产党将举行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香港的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宣布成立。这两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将对整个社会形势的基本走向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同时，1996年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并且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相当范围内、在相当程度上还会存在，并对社会形势的演变构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一）经济是否能走出低谷从而实现真正的健康、平稳、快速的增长，将是1997年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状况。据对各种资料的分析来看，中央政府实施正确的经济启动政策将是经济发展出现一个久已蓄之的高潮的主要促动因素。全国上下对经济的新的启动已经形成的高预期，在1997年将面临一个如何实现的问题。最主要的政治事件无疑将有助于新的经济周期的来临，但与此同时，如何防治经济启动初期常见的“过热”现象，依然是中央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在1994年开始进行的各项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否具有足够的效果，将受到检验。
（二）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所掀起的精神文明建设浪潮，将在199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继续延续发展。1996年的高强度宣传在1997年仍将继续保持下去，但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和深入，一些更加深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将更加明确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像制度建设问题、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关系问题、精神文明宣传的实效保证问题、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等，都将促使精神文明建设活动非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和阶段上而不能有所进步。围绕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效，将展开比较开放的讨论和争论。
（三）香港的回归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宣传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浪潮。1997年7月前后的宣传，将在很大程度上吸引全国公众的主要注意力，爱国主义教育的各种活动、各种仪式，将在全国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间普遍出现。这是中国对被外国占领一个半世纪的领土恢复主权的重大事件，这将使中国在那一段时间里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中国公众将由此而产生前所未有的国家主权意识。连续多年在社会各界出现的关于民族、国家问题的种种思潮，将在1997年找到各自的施展影响的机会。
（四）1997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五大将成为关注焦点，在这前后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调整及其取向，会对1997年乃至以后一段时期社会形势的演变构成明显的影响。十五大所确立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将对中国的跨世纪建设和改革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围绕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较为广泛的讨论，将是必然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主导性思想，将获得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认定。
（五）一些已经存在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和矛盾，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有：
1.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速度加快，企业职工的下岗、失业问题会达到一个新的程度，这将对社会保障体制、特别是失业保障制度构成比前些年更大的压力，相关的集群行为的出现将会更加频繁。地方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部门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地找到缓解问题的办法，将是相关的稳定问题演变的主要决定因素。
2.1996年开展的“严打”斗争对控制严重的刑事犯罪势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是，社会治安问题的解决，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1997年公众的社会安全感能否有效的提高并保持下去将依然是一个较大的问题。防治犯罪势头在短期内反弹的任务十分严峻。
3.公众生活压力是否能得到缓解，将取决于对物价控制的成效，经济的启动若伴之以高通货膨胀，继而使物价快速上涨，将会给相当多的群众（特别是低收入者）带来很大的生活困难，会导致一部分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由此会明显地影响到人心的稳定，乃至社会稳定。
（六）1997年将较大幅度地推进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这将对社会成员的福利享用模式进行改造，像养老保险、医疗、住房等体制的改革，将在前几年谨慎实验的基础上较大规模地向全国推进，这样的改革将会牵动经济管理体制、行政关系、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利益格局。在宣传具体的工作部署和落实方面的稳妥和大胆，将是这些改革能否在获得大力推进的同时又不至于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的关键。
（七）1996年农村经济获得的较好发展势头，将对1997年农村形势的演变产生积极的影响。1996年粮食丰收给农民带来了较为明显的好处，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中的干群关系，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强化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1997年，政府将想尽办法来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态势，农民将体现出更高的生产积极性，生活水平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将为解决农村中存在着的大量社会经济矛盾开辟新的前景，提供更多的手段和途径。1997年农村形势将以稳定为主，这将对整个社会形势的稳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四、几点建议
（一）提高中共党员和行政干部在群众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针对大案要案、恶性事件的打击力度，与此同时，要更加强调社会各个成员做人的基本准则。如同我们在宏观意义上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我们倡导的精神文明在实践过程中也面临着因地制宜和具体化的过程，少数民族地区和宗教地区更不例外。为此，我们应该真正调动政治家、实业家、评论家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研究和解决在机制上产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积极性，让他们真正发掘当地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做到法制与德治并举。
（二）继续深入搞好国有企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机制来讲，我们面临着社会重建，企业重建，单位结构重建等任务。在现有的体制下，企业单位仍然作为国家福利体系中的一员，它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作为企业所应该实现的社会效益、经济利润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引起社会问题的前提所在。企业是生产单位还是福利事业单位？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模棱两可。由于企业承担了过多的国家和社会义务，这样无形地加大了单位内部在劳资、雇佣、行政关系上的复杂性。因此建议国家在微观与宏观问题上，应完善一整套社会机制。
（三）加强对失业问题的治理。从目前一些大型国有老企业的现状来看，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的比重已经达到了近1∶1的局面。大多数下岗人员既不能搞高新科技开发，又不能参加流动人口所能干的那些工作，这样，国家要财政，企业要利润，就必须将住房、医疗等一部分福利事业投向社会保险市场，使之成为一种对受益者来说是社会福利，对经营者来说又是一个经济实体的运作方式。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如：社会保障治表，二次就业资本，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成为一体，分流安置。另外，个人还需要转换择职观念。
（四）提高市场主体的理性化程度，继续抑制通货膨胀。目前我们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应该是通过科学的分析，尽快地恢复那些有效益前景的国有企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它们的商品率。在强调完善税收过程之前，应尽量创造实现商品率、实现利润的机会，然后加强中央政府通过对银行渠道控制投资、生产与包括物价在内的流通领域的管理方式，以此来进一步促使市场竞争的理性化和规范化程度的提高。
（五）提高粮食自给率：促进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价格、提高农民自身的“造血功能”仍然是1997年乃至今后的艰巨任务。由于受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1996年世界小麦和玉米的价格均上涨了60%。为此，国家也及时地对此作了相应的反应。在保证粮食市场价格基本稳定的同时，国家提高并稳住了粮食收购价格以后，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有了相应的提高。这无疑对提高产粮大省的农业经济收入和非产粮大省的粮食自给能力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农业大省要加强努力提高粮食商品率，沿海地区要努力提高粮食自给率。提高粮食的商品率和自给率实际上也就是加强农业和二、三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农业经济在供产销一体化过程中，将对城乡之间的流通有一个较大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