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 】
旧途与新路：科举人才地理研究的范式转向*
丁修真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关键词 ：科举地理；科举专经；人才分布；研究范式
摘 要 ：在科举人才地理学术命题的发展脉络中，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无疑具有开创意义。该文的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也为此后大多数相关研究所承袭。正因为如此，近三十年来，科举人才地理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招致了部分学者“千篇一律，难出新意”的批评。时下科举人才地理的出路，需注意在实践原有范式的旧途之中，寻找新的方向，克服过于依赖归纳法所带来的缺陷。近年来兴起的专经研究则是走向新途的一条可能路径。
科举人才地理，是指科举群体所呈现的地理分布及地区差异的历史现象。学界一般将1923年丁文江发表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以下简称《历史》)视为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不过，由于时代所限，且过于依赖归纳法的取向，丁文江的研究范式中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受其影响，近30年来，科举人才地理研究论著迭出，一面显示出该命题丰富的学术内涵，一面也遭到学者“原创性的学术见解并不多见，一半左右属于可写可不写之列”的批评。[1-2]所以，对于这一亘久亘新的学术命题而言，总结成就，发现问题，探索解决之可能，便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近30年来的相关研究为例，在梳理基本面貌的基础上，分析丁文江范式的表现及问题，进一步讨论其范式转向的可能性，从而为该领域的继续开拓提供一些思路。
一 、近 30年来科举人才地理研究的基本面貌
近30年来的科举人才地理研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才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在其影响下，历史上的人才地理问题得到学界的重新发掘。尤其以1992年浙江大学“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为标志。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是科举人才地理的迅速发展时期，研究范式逐渐成熟，问题意识也不断加强。近10年为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研究进一步分化的时期，体现为部分讨论开始趋同，问题意识弱化，而有一些讨论，则已开始尝试突破旧有的范式。以下分而述之。
李瑞东先生并没有一个叫“摩二巴”的弟子，或者说名字不对。先生在1900年从清宫辞职后，一直在家中研究武学，传授弟子。期间曾经收过一个回族弟子，此人叫穆巴，是天津城附近穆庄子村人，穆巴十分痴迷武术，但是只因没有文化，言行粗鲁。进而违反了“尊师重道”的门规，被李瑞东先生赶出师门。穆巴被赶出后十分懊悔，后来也曾经多次登门欲重新被老师接纳，但是李瑞东先生一直没有答应。
1992年，由浙江大学等高校牵头，于杭州、湖州地区举办了“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提交大会的60余篇论文中，涉及历史时期科举人才地理讨论的有10余篇。所收论文中，除部分学者，如何炳棣、葛剑雄、周振鹤等，提出了较严肃的学术观点外，大部分的讨论，是希望通过地方历史人才的研究，为当前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基本反映了此时期人才研究的主要学术取向。也正因为如此，部分研究存在的问题也较为明显。例如史料的甄别不够细致，主要是以地方志为主，缺乏基本的考订。统计的标准也有问题，往往用当代的政区概念作为分析单位，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而一些基本方法，如以人才数除以各单位土地面积来考察分布密集程度以分高下，也在随后的研究中逐渐为学者所摈弃。在分析影响人才产生的原因时，受丁文江等人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即地方经济(农业、商业发达地区)、政治(省会)、交通(水路驿道)、教育文化(书院、学校、进学生童等)皆被视为影响地方人才产出的重要因素。[3-4]
从20世纪90代末至本世纪初，是科举人才地理研究的迅速发展期。不仅论文数量逐年增多，相关讨论也在进一步深化。1997年，范金民就明清江南科举人才发表了系列论文。较此前的研究，其讨论的史学意味得以加强，体现为：在史料上，充分利用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的基础作用；在方法上，一是从明清长时段对江南地区进士群体在全国的比重进行了讨论，二是按照历史地理辖区，分别从府与县的层面进行了科举人数的统计。[5-6]这样一种思路，遂成为后续不少研究的参照模式。[注] 如在重新考察江西地区进士分布这一问题上，谢宏维利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地方志，基本套用范文的模式，对江西省进士在明清时期的比重变化、各府、县分布做了讨论，并对江西省明清进士变化做了相关分析。而在谢文之前，郑建明也有关于江西地区进士群体分布的讨论(《试论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先发表在《宜春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后又以《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实为同一文)，但二人在方法与史料的运用上已不尽相同。洪璞则在范文既得结论的基础上，利用乡镇志，对吴江一县宋明清三代的进士分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将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微观变动纳入到进士人数的发展影响中来，颇具新意。李琳琦同样采取范文的模式，对明清徽州地区进士分布进行考察，并将社会经济对于科举人才的影响进一步落实至徽商与商业家族的襄助。以上见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方变化》，《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洪璞：《江南进士地域分布趋势的社会与经济考察》，《江海学刊》2001年第4期；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我国体育教学评价研究领域的作者合作团队正在形成之中，这些作者团队之间的合作多是校友、师生、同事之间的合作，他们的研究的领域也都基本一致，需加强不同学校、领域、专业之间的交流合作。
过度依赖统计归纳法所带来的困境，并非只存在于科举人才地理研究之中，而是近代以来史学各分支领域发展过程中均会面临的问题。经济史学家李伯重在对“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一历史虚象的反思中指出，过于依靠归纳法研究经济史，在史料上体现为“选精”与“集粹”，是造成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失准的主要原因。进而强调必须借用其他学科的合理方法，克服归纳法本身的缺陷。[32]124桑兵则指出，受分科治学以及社会科学泛化的误导影响，近人治学，好用归纳或附会式比较，所论看似有理，其实相当危险。这是因为由于个别事件相互之间存在无限延伸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历史的规律即体现于史事的无限联系之中。史料越多，可以重现的相关联系的可能性越是复杂。不仅正确的指向可以证实，错误的联结有时也居然可证。所以，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33]59
那么，在这样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下，学界“千篇一律，难出新意”的批评又是从何而来呢？
对《历史》一文做出直接回应的，尚有张耀翔于《心理》杂志1926年第4卷第1号发表的《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其认为《历史》一文存在的问题，在于选取人物的标准，无法达到研究之目的。首先是历史人物的籍贯，并不能反映其与地理间的关系；其次便是人物之所以成为人才，在丁文江的分析框架中，只能达成与经济、避乱、殖民等偶然因素的关系，题目也只能改为历史人物与经济避乱及其他关系，而无关地理。所以，张氏选择了范围更小的科举人物来代替历史人物，因为参加科举考试之人物固定，成绩客观，可视为全国范围内人才智力竞争的考验。其具体做法，则是通过进士题名碑录，统计科举人物的籍贯分布，并以各省下辖的县数为基准，衡量各地区之间的科举竞争力。在结论中，张氏完全抛弃了经济、文化要素方面的考察，而是归因于纯粹的土壤气候影响于人种智力的解释。这样一种研究，依然没有脱离哲嗣学的窠臼，但其对进士题名碑录的利用，确是影响到了后来的研究。
傅氏之所以赞颂丁文，是因为“很刺激我们这些在欧洲虽已是经常，而在中国却尚未尝有人去切实的弄过的新观点，新方术，去研究中国历史”。所以，《历史》一文的将来，在于顺应了所谓“科学”整理国故的新史学浪潮，但其具体的实施，却有很大的商榷余地。例如，以各省作为籍贯落脚的单位，“拿现在的省为单位去分割一部二十四史中的人物，不能说没有毛病”。又如，针对籍贯统计所得出的结果并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分析，傅氏认为“丁君从他所创造的表中推比了许多事实和现象，但这些事实和现象和这个表中的数目字，严格说起，多毫无有直接的关系”，“看起来像很科学的，而实在是‘预期’之件，颇有危险”。傅氏敏锐地觉察到：“把统计方法应用在历史一类的研究上尤其要仔细”，因为“历史现象，我们不能使它再回来，去量一下子，又是极复元的物事”，“研究历史要时时存着统计的观念，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然而直接用起统计方法来，可须小心着，因为历史上所存的数目多是不大适用的”。可见傅斯年对统计法应用的慎重。
在某些选题相近的讨论中，甚至存在互相抵牾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明代江西各府举人分布与其人口、书院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17]但也有观点认为：“就吉安府看来，书院未盛行的中前期的科举成就比书院盛行的中后期成就高，阳明学在吉安的传播及书院讲学之风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吉安士子的科举竞争力。”[18]又如有观点认为清代海禁的开放，带动山东沿海地区海上贸易的恢复及新的城镇崛起，成为进士人才分布转移的主要原因。[19]但也有考察指出，清代中后期松江科举竞争力日渐衰落，与上海地区发达的航运经济和口岸贸易密切相关，日益发达的商业环境使士人纷纷 “弃儒服贾 ”，流向商人阶层，导致进士人数的减少。[20]在南宋温州科举兴起的考察中，学者指出固然有商品经济发达，海外贸易繁荣的支撑作用，但不能视为温籍士人崛起的主要因素，因为无论在全国还是浙江而言，同时期经济繁荣程度、生活水平比温州高的地方比比皆是，但在科举繁盛程度上却远不如温州。[21]
1.2.3 实验仪器和试剂 美国Waters生产的ACQUITYTM型串联质谱仪、PE公司生产的非衍生化多种氨基酸、肉碱和琥珀酰丙酮测定试剂盒(以后简称试剂盒)、艾本森MicBio-IV型孵育震荡器、Vortex Mixer XW-80A混匀器以及打孔钳(打孔柱直径3 mm)。
上文已经提及，在早期科举地理研究中，诸如文化、经济、政治等，皆视为可以关联的历史要素。然而经过30年的发展，一些看似深度关联，正在失去解释上的效力。例如在解释地区科举人才差异时，一度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进士籍贯分布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人才属性与地方经济发达与否有密切关系。进士人才多的地方，几乎全是经济发达地区”。[14]新近研究则认为，“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地理因素以及人口等单独某一因素通常不足以解释区域间进士分布不均衡的现象”。[12]吴宣德将各地学校、书院数量与科举人数进行比较后，发现之前重视的文化因素与人才产出之间并非完全成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将结论修正为，生员越多的地方，脱颖而出的士子科举竞争力更高。[15]季平、许静等人对福建、湖南等地科举人才的统计后发现，各府(州)的户数比例数与进士比例数之间是不匹配的，并且差异十分明显。[13][16]
一是科举地理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这主要体现为平原地区科举人数明显多于山地；沿海地区，滨海多于内陆；水、陆交通干线，如运河、驿道等地，是地区科举人才的集中地；各个地区的省府所在地、县治所在地一般是人才集中的地区。二是时间上的不均衡性，例如山东进士地理分布中，“个别地区某些县在明初曾出现过为数不菲的进士，然而在以后的科目中却迅速沉寂甚至销匿。相反，另外一些州县在明初的进士中数甚寡，但之后却不断增加，最终在全省的进士数上也跻入了较前的位次”。[12]明代浙江“处州府的举人分布在嘉靖以后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衰减现象。严州府在成化至万历期间的举人分布也有较大程度的衰减”[7]。福建“泉州府和漳州府在明代前期的科举成绩并不很突出，但自隆庆至崇祯年间，中举名额超过福州府和兴化府而跃居前两位”。而从长时段来看，一些明代科举较为兴盛的地区，入清后则陷入了停滞。[13]上述空间分布的一般特征，于地理条件较为相近的地区基本适用，故在选题重复率较高的地区，难免造成结论千篇一律的印象。[注] 根据中国知网检索得到的154篇科举地理相关论文的地域分析，其中安徽地区有12篇，福建与甘肃有10篇，河南、江苏有9篇。值得注意的是，关注最多的区域，并非当下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地区。这样一种现象，与研究者的背景、师承、所在地域有密切联系。 不过，相似的人文地理现象，其促成的原因仍可能多样，所以，对于那些批评意见而言，当前科举地理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现象的揭示，仍在解释与结论上的“失效”。
综合上述情况可知，当下研究，通过对历史时期科举地理样貌的描摹，提供了区域各级人才数量与时空变化的详细数据，极大地丰富了对各地区科举人才情况的认识。但在历史人才产生的的解释上，则存在着识见不一，甚至互为抵牾的情况。一些已为学者所质疑的观点，在部分研究中仍不加反思，大行其道，所得结论难有解释的效力。而这样的问题，其实自科举人才地理研究诞生之时，便已存在。
二 、科举人才地理研究中的丁文江范式
一般认为，科举人才地理这一学术命题发端于丁文江《历史》一文。当前的相关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问题意识，均深受其影响。该文虽频见引于相关学术史回顾之中，却甚少有对其存在问题的反思。概言之，过于依赖归纳法，是《历史》一文最主要的问题。要理解当前研究的困境与出路，考镜源流，回溯至立论之初，对该文的研究范式进行检讨，无疑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历史》一文的诞生并非丁文江天才独见，而是时代的产物。以人物籍贯为讨论对象，以求得历史共相的做法早见于1912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之中。王氏对元代曲作家的里居地进行了统计，只不过此次统计已先存结论，并未多做阐释。[22]144-145而用归纳统计方法来探讨中国历史上人地关系最积极的鼓吹者，当属梁启超。梁氏自1902年《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至1924年《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发表的20多年间，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讨论地理与文化、人物、历史关联的论著。[23]丁文江的写作，正是直接受梁氏的影响。他自述：“是篇之作，动机在三年前。去岁移居天津，得借用梁任公先生藏书，始着手统计……讨论切磋，得益于任公及胡君适之甚多。”[24]113
梁启超对于历史与地理关系的兴趣，主要受西方地理决定论的影响。[25]但丁文江的研究旨趣却不尽相同。傅斯年注意到，该文的写作动机，与丁文江本人对西方哲嗣学的兴趣最为关切。在丁文江看来，哲嗣学——即优生学——是要研究人力所能做得到的方法，哪一样是能使将来的人种的体格聪明德行好一点，哪一样是能教他坏一点，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种演化的学问。中国历史上的混乱，尤其是中国文明进步的缓慢。丁文江认为可以通过哲嗣学的方法加以改造，其方法便是“使优秀的分子多传种，恶劣的分子少传种”以起到移风易俗、社会改造的作用。[24]68、86《历史》一文的写作，正是这种观点的产物，即通过对历史人物籍贯的分类与分析，“看看一个时代之中，哪一个地方的人，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最有势力、最有实力”。[24]101而在上述学理背景下，优生学的视角与统计法，被运用到历史人物的研究当中。具体方法表现为，根据二十四史中历史人物的籍贯，统计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的人物最多，进而分析其中的原因。
《历史》一文发表后，傅斯年评价该文“将来仔细设施起来，定收很好的效果”，但同时也指出：“不取这篇文章所得的结果，因为他们不是结果；但取这篇文章的提议，因为他有将来。”[注] 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430页。下文中涉及傅斯年评论丁文江的文字，若无特别说明，均出自此文。 这里的结果，指的是丁文江依据籍贯统计法得出的结论，即“却不能承认其中证求得的事实为成立，而且这种方法也不是可以全不待讨论的”。可见，傅斯年并不反对丁文江人种学的观念，更是欢迎统计学方法的引入，其所不能同意的是统计方法对史料与史事关联的处理。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而统计则是要“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如何”[26]1-2，以致于其结果是整齐的，但表里面的事实确是不太整齐的。[27]428换言之，《历史》一文的许多结论在历史学者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
科举人才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相关史料统计地区科举人才数量，勾勒地区科举地理的时空样貌，二是联结历史要素分析样貌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就前者而言，经过数十年的讨论，一些已基本成为定论的内容确实在反复出现。
尚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态度的转变。其于1922年东南大学史地会的讲演中，曾提到自己的一个研究计划，将二十四史里头的人物分为学者、文学家、政治家、军人等，然后按照其籍贯来研究某个时代、某个地方多产怎样的人物，只是这个计划，后来为丁文江先行实施了。[28]4045-4046故其后出的《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很可以视为上述计划的延续。但是在这篇文章的实践中，梁氏更多的只是罗列人地分布之事实，“案而不断”，于人地关系表现的原因，未作过多的阐释。[28]4258-4275这也反映出梁启超对于统计归纳的态度已变得相当谨慎。[注] 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的“案而不断”，只罗列现象而不分析原因的做法，很可能与此时梁启超本人对统计法的重新认识有关。具体参考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史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2页。
夏冰折回去，向出门右手方向前行。在花木丛中走了几步，便看到一处单独的两层小楼，小楼被大树环抱，极不显眼。再往前走，是一片花园，头顶是一条空中走廊，走廊的尽头搭在高高的围墙上，那里有一座平台，平台上隐隐有灯光。
若考虑到此时期相似的研究尚有潘光旦的《近代苏州的人才》[29]《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30]等。那么有理由相信，早期中国历史人才地理研究范式的确立，实际得益于一批优生学背景的非历史学学者。也正因为如此，在早期科举地理的讨论中，尤其是对史料的解读与运用上，或多或少存在不足，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也尽非客观实际。
确定导墙基坑开挖线，并报监理验收合格后进行基坑开挖，施工严格按设计要求控制轴线、标高以及坡度，导墙沟槽机械开挖至离设计高程差0.2 m时，采用人工清理至设计高程。施工平台边坡采用编织袋装砂砾护坡，以保持施工平台边坡稳定。
时至今日，大多数研究，早已脱离了优生学理论的樊笼，但路径却与丁、张等人无异。丁文江希望以地理解释人才，从而引入了一系列的“历史要素”来加以解释，最后却不见“地理”，只见其认为的各种联系。张耀翔干脆拒绝解释，寄托于纯粹的人地关系，实际上也只是留下了一个统计后的现象而未有结论。傅斯年、梁启超等人对于统计法的疑问，即如何在归纳之现象与历史之事实之间达成联系的“元问题”却悬而未解。半个多世纪后，在1992年“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上，葛剑雄重提了类似的看法，即“如何确定人才的地理位置或范围，是人才分布 (人才研究)的重要前提”，而“一般的研究都以人物的籍贯为统计指标”的方法实际上存在较大的问题，得出的结论缺乏可信的基础；这是因为 “从人才研究的角度讲，最主要的还是要确定对一个人之成为某一方面的人才主要因素来自何方，产生在何地”。[31]30结合上文的分析，可知丁文江《历史》发表以来，其所确立的学术范式已然为学界所接受，但其因偏重统计归纳方法产生的结论“失效”的问题，也如影随形，一直困扰着当下的研究。
板涧河水库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85.0 m，总库容3 336万m3，大坝为2级建筑物，溢洪道和泄洪洞为3级建筑物，补水泵站为2级建筑物。大坝总布置充分利用地形、地质条件，合理选择了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大坝边坡、坝体分区及坝料设计符合规范要求。大坝趾板、面板混凝土设计指标符合规范规定。坝基开挖及基础处理设计合理。泄水建筑物布置与消能方式适应坝址地形地质条件，是合理的。
三 、科举人才地理研究的新途及其实践
近10年来，科举人才地理研究论文数量呈现大幅度增长，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在不断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察的地域空间在不断拓展，从全国性的讨论至省、府、县乃至跨区域的研究竞相呈现，丰富了科举地理研究的面貌，考察空间的层级下移，有利于讨论的进一步细化。二是借鉴社会科学统计与计量方法，对原有的一些结论重新加以审视。例如王红春在对明代浙江举人产生的讨论中，运用spss频数工具来进行相关数据的分析。[7]后新宇利用OSL模型讨论清代进士产生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8]武强则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法对清代河南进士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考察。[9]三是史料问题意识的增强。一方面体现在新的史料的不断开拓。从主要依靠地方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核心史料，逐渐扩展至乡试录、登科录，尤其是明代乡试录汇编《南国贤书》《闽省全书》的利用，为科举地理研究拓宽了新的视野。[10]清代研究，因客观原因，之前对乡试录、会试录利用不够，近年来，也逐渐得到重视。[11]四是对产生科举人才要素的思考更加多元，视野也更加开阔，受近年科举专经研究的启发，科举人才地理研究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向。这一点，下文会有详论。
本文无意探讨归纳法作为方法论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这里只是强调，希冀摆脱科举人才地理研究对于归纳法的过度依赖，就必须在原有的范式中，注入新的方法与内容，尽量克服单一方法带来的缺陷，实现新的转向。近几年的一些研究，已或多或少触及到了这一问题。
一是对既有研究，尤其是科举人才地理内涵各个历史要素进行全面总结与反思。这其中的代表作品，当属吴宣德所著《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34]。在该书中，作者广泛搜求史料，绘制大量图表，对整个明代的进士地理分布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同时从解额制度、分卷制度以及人口、地方教育等方面，对影响地区进士产生的各历史要素，展开了系统的考察，使得学界对明代科举人才地理的状况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该书的贡献在于各种科举文献资料的发掘与考订，但在要素整合，寻求新的解释方面仍有所不足。尽管作者提出了“科举竞争力”这一概念作为理解科举地理分布的切入点，但似乎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回应。[注] 关于吴宣德研究的得失，可参见台湾学者林丽月撰写的书评，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0年第1期，第352-358页。 除此之外，上文已经提及，一些学者也在引入社会科学的计量方法，以使论证显得更为科学。这些做法，固然表明科举人才研究这一领域的开放性，但就其方法的本质与目的来看，与丁文江的范式并无太大的差别，虽然增加了模型与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却仍有待检验。
二是从地方个案考察入手，强调研究应当从静态的观察转向动态的分析。吴建华在对苏州、徽州二地明清时期进士人数的比较中指出，“所谓的进士人才极盛，包含的数量概念在不同地区会大不相同”，“要观察进士数量，还要将进士数与该地的人口数、进士的流动、进士统计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判断该地进士科举是否兴旺发达”。其注意到不少徽人或徽裔迁居苏州后成为进士，这就意味着徽州科举地理面貌的形成，与苏州的文化熏染不无关系。[35]此前不少研究曾注意到科举地理时间上的不均衡性，但往往囿于视角，并不加以深究。学者新近研究则发现，在地方科举兴衰更替，实际上是县际、府际之间科举竞争的结果。[36]这些观点表明，科举地理呈现的并非仅是静态的人地关系，而是区域互动的结果。归纳统计法通常只呈现静态的结果，但科举人才的产生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要素方能达成人与地之间的具体联系。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从时间与空间的发生过程中对科举地理的演变加以分析，即要让科举人才地理研究“动起来”。
为更好地描述具有自适应P-SSHI控制的有源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图6给出了稳态情况下等效电流源iP(t)正半周期时,电路的3种不同状态。此时,VA
三是新的观察维度的发现。随着近年来科举文献的不断整理公布，学界对宋代以来科举取士制度的实际运作有了更为详实的了解。学者们逐渐注意到，在地区与科举人物之间，能够搭建起联系的历史要素除了籍贯之外，尚有“本经”这一维度。[注] 最早关注科举时代士子对于本经选择与研习这一现象的当属艾尔曼。此后，鹤成久章便以“专经”一词概括这一现象，并展开了该科举现象地域化的讨论。在其影响下，大陆学者如吴宣德、钱茂伟、陈时龙、丁修真，台湾学者林颖政、侯美珍等均对该现象作了制度与地域化的论述。 科举时代，士子习经，必先专一经。宋人叶梦得云：“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37]115至明，这样一种现象，已演变为带有明显地域倾向的科举文化，“士之明于经者或专于一邑，若莆田之《书》、常熟之《诗》、安福之《春秋》、余姚之《礼记》皆著称天下者，《易》则吾苏而已”[38]286。古人的论述表明，科举专经是一个相当符合科举脉络的维度。南宋时期温州地方科举的崛起，学界对此多有关注，以往研究纷纷从地缘、经济、人口迁移等角度加以分析；但更为直接的因素，应当与此时期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与叶适等人所治《春秋》风靡当时科场有关。[39]有学者综合近年来专经的研究成果，初步梳理了科举时代的专经现象，指出：“相较于地区文化、经济等背景因素，科举人才的成功与专经取向的关联更为直接。科举地理所呈现的人才分布与地区差异，是长期以来科举专经制度与地方科举互动的结果。”[40]近年来的科举人才地理研究，已逐渐将专经作为一个较为主要的考察维度。[注] 郑星《明代汝宁府进士总数考辨及影响因素》(《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一文认为，仅仅通过经济、教育因素论证其对该地区进士数量时空分布变化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汝宁府所属各州县进士数量分布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并不成正比，移民因素、士子专经化问题是影响该地区进士群体时空分布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蔡慧茹《明代漳州府科举家族的规模及地域、时间分布》(《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认为，明代漳州府科举家族主要分布与置县历史的长短、各县整体的综合实力以及家族对专经的选择与坚守密切相关。
通过上述三类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即以丁文江为范式的传统科举人才地理研究，纵然在填补地方空白的意义上仍有可实践的余地，但经过吴宣德等学者辛勤的耕耘，在文献发掘、史料整理方面已臻于极致，关于地方教育、人口、制度等历史要素方面的讨论也实难有大的突破。[注] 此处的“极致”一词，更多是指方法论意义上的，并不意味着吴著所得结论毫无商榷之可能。关于其书中所存在的考订错误与失误，沈登苗等学者已有指摘。可见沈登苗：《评吴宣德教授著〈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明代研究》2009年总第13期；陈之林《明代正统年间进士地理分布考——兼与吴宣德教授〈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商榷》，《武夷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而若要真正从同等的范式意义上超越吴著，依靠现有的史料基础，确实较为困难。 而在第二类、第三类研究的启发下，似乎更能寻求到新的发现。尤其是将科举人才地理从静态呈现转为过程的动态考察，以专经结合籍贯(区域)，作为探讨人才与地理关系演绎的维度，不仅能够串联起大量的科举原始文献，同时也能联结与科举史密切相关的经学史、文化史、甚至出版史等诸多历史要素。[注] 关于专经与经学史、学术史、出版史等方面的联系与思考，可参见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单纯依靠归纳法寻求人地结论的缺陷，从而在人与地之间，架构起一条可供多方要素演绎的路径。[注] 这一具体实践，可见笔者对明代祁门科举衰落的考察。拙文以专经为切入视角，以正、嘉之际祁门地区为背景，发现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的建构，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在地方社会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详实的案例。见丁修真：《“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史学集刊》待刊稿。
近百年的科举人才地理研究表明，这是一个亘久亘新的领域，也是一个问题与争议并存的课题。长期以来，受丁文江等先辈学者的影响，归纳与统计成为不少后继者“日用而不思”的不二法门，对一些业经学界质疑的观点沿袭如故，进而导致了“千篇一律，难出新意”的局面。不过，随着近年来不少反思性讨论的出现，以及如“科举专经”等历史维度的发掘，研究也呈现出新的可能。今后该领域的发展方向之一，是应当在原有范式的基础上，重视各历史维度及其过程的演变，吸纳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旧瓶装新酒，旧途辟新路，不断丰富科举人才地理所呈现人地关系的实际内容，才能作出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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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Road and New Way :the Paradigm Shift of the Talent Geography Research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DING Xiu-z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2,China )
Key words : imperial examination geography;imperial examination scripture;talent distribution;research paradigm
Abstract :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ography academic propos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Ding Wenjiang's artic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Figures and Geography is undoubtedly of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is paper and its existing problems are also inherited by most relevant research institutes. Because of this,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geography research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and it has also attracted criticisms from some scholars that they are "one size fits all, and new ideas are difficult to come up with". Nowadays, the way out for the geograph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requires attention to fi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old way of practicing the original paradigm and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relying too much on inductive methods. The study of professional scriptures that has arisen in recent years is a possible path to a new path.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1-0083-08
DOI： 10.14182/j.cnki.j.anu.2019.01.011
*收稿日期 ：2018-07-31；
修回日期： 2018-11-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ZS018)
作者简介 ： 丁修真 (1983-) ，男，浙江长兴人，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责任编辑 ：汪效驷
标签：科举地理论文; 科举专经论文; 人才分布论文; 研究范式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