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与查良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查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36年8月21日，离决斗死亡只有五个月零八天， 普希金心头萦绕着不祥的预感，挥笔写下了回顾平生展望未来的抒情名篇《纪念碑》：
我为自己树起了一座非金石的纪念碑，
它和人民款通的路径将不会荒芜，
啊，它高高举起了自己不屈的头，
高过那纪念亚历山大的石柱。
不，我不会完全死去——我的心灵将越
出我的骨灰，在庄严的琴弦上逃过腐烂；
我的名字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
哪怕仅仅只有一个诗人流传。（注：引自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下集516页。）……
普希金心系人民，傲视沙皇，对自己的诗歌成就充满了自信。他断定世界上未来的诗人将传颂他的诗名，实际上这也是诗人对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与他心灵相通的艺术知音的呼唤。
岁月流逝了一百多年，在中国，有一位诗人与普希金产生了心理共鸣，他决心用自己的诗笔翻译普希金，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普希金，热爱普希金，这个人就是四十年代以笔名穆旦闻名于诗坛的查良铮。换一个角度说，是普希金改变了查良铮的生活道路，使他由诗人变成了诗歌翻译家。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查良铮与普希金结下了不解之缘，是普希金陪伴他走过辉煌，也是普希金陪伴他度过二十年的坎坷与磨难。
查良铮选择了普希金，一度停止了创作而把时间和精力专注于诗歌翻译，其中有主观的因素与条件，也有外在的机缘。这里有必要回顾他的大致经历以及他与巴金夫妇的友谊。
查良铮出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他像普希金一样早慧，上南开中学时就开始写诗。他把“查”字上下拆开，写成“木旦”，又取“木”字的同音字“慕”和“穆”，写成“慕旦”或“穆旦”作笔名，隐含爱慕黎明之意。1935年9月， 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攻读英美文学专业，得以聆听闻一多、朱自清等名师的指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随学校南迁至长沙，转年步行三千里至云南蒙自，后至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投笔从戎，以中国远征军的身份参加滇缅前线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
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查良铮的诗歌创作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闻一多先生器重他的才华，编《现代诗抄》收入他十一首诗，数量仅次于徐志摩而居第二位。到1948年，他陆续出版了三本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和《旗》，被公认为现代诗派的杰出代表。
作为诗人，查良铮的心灵承载着民族的忧患，他关注社会和下层人民的苦难，厌恶权势、暴力和世俗气，渴望心灵自由和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在艺术上他有开阔的视野，力图从西方现代派诗艺中汲取营养，对中国古老的诗歌语汇有意识地保持距离。
对于俄语和俄罗斯文学，查良铮早在大学期间就产生了兴趣。在云南蒙自，他结识了西南联大历史系的俄国教授葛邦福，并跟他学习俄语，到昆明以后，他选修了刘泽荣教授的俄语课。（注：见赵瑞蕼《南岳山中，蒙自湖畔——记穆旦，并忆西南联大》，载《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78页。）1945年他到沈阳创办《新报》，“几次与驻扎在东北的苏联盟军联欢，已能自如地操着俄语与他们交谈”。（注：引自赵清华《忆良铮》，见赵瑞蕼《南岳山中，蒙自湖畔——记穆旦，并忆西南联大》，载《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6页。）1949年8月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英美文学，同时选修了俄罗斯文学，他“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他的俄语阅读能力超过美国学生，经常让他在课堂上做示范阅读。此外，还背诵了一本俄文词典。他常说，要掌握一种文字，必须要有一定的词汇量。”（注：周与良《怀念良铮》，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130页。）由此可见， 查良铮已经具备了扎实的俄语功底，为他日后翻译普希金诗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53年初，查良铮和夫人周与良放弃了留居国外的机会，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回到解放不久的新中国，在他们终于盼来的黎明时刻，怀着满腔激情来报效祖国。在上海，巴金和夫人肖珊宴请了查良铮夫妇，肖珊也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早就与查良铮相识，当她得知查良铮精通俄语时，极力劝说他从事翻译，巴金当时主持平明出版社，也答应全力支持。1954年4月，查译《波尔塔瓦》、《青铜骑士》、 《高加索的俘虏》三部长诗单行本同时出版，10月，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问世，12月，包容了一百六十首诗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上市发行，出版印数达三万八千册。一年五本书，由平明出版社独家出版同一个译者，同一个诗人的代表作，这大概是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普希金诗歌经由查良铮之手在中国形成了第一次冲击波，数以万计的中国读者争相阅读普希金，出现了第一次普希金诗歌热潮，这大概是连普希金也没有想到的。
从1954年到1958年，五年之间，查良铮出版译著十七本，其中十一本是俄文著作，包括四本文艺理论，七本普希金诗作，其余六本是英语诗歌。周与良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注：周与良《怀念良铮》，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132—133页。）“良铮译诗很快，常全身心地投入译诗的境界，平日少言寡语，实际是沉浸在译文的构思之中了。他几乎把每个晚上和节假日都用于翻译工作，从没有夜晚两点钟以前睡觉。”（注：见《穆旦诗全集》附录《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391页。 ）卞之琳先生在《人与诗：忆旧说新》一书中说过，“五十年代起查良铮译诗最勤奋”。他们对查良铮的评价正好可以互相印证。
翻译普希金诗歌，查良铮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概括起来可以说：译者与诗人气质相似，译笔速度惊人，注重音韵格律，反复修改，精益求精。
虽然在四十年代查良铮的创作注重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技巧，但在诗的内在气质上有许多地方与普希金的精神息息相通，因为他们都关注民族的命运，思考人生的苦难，珍视心灵自由与独立，蔑视权贵和流俗。普希金在严酷的时代歌唱自由：
来吧，把我的桂冠扯去，
把娇弱的竖琴打破，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击王位上的罪恶。
《自由颂》
查良铮则通过《旗》的意象抒发自己的追求：
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聪明，
带着清晨来，随黑夜而受苦，
你最会说出自由的欢欣。
普希金对俄罗斯农民怀着深切的同情：
这里的奴隶听从无情的老爷的皮鞭，
伛偻在别人的犁上，被牵着绳索，
瘦弱不堪地苟延残喘。
《乡村》
查良铮则以质朴的诗笔刻画中国农民的不幸：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赞美》
普希金被幽禁在北方乡村，漫漫冬夜里咀嚼孤寂。他听见“风吼着，忽而像是野兽，忽而又像婴儿的哭嚎”。查良铮则在中国北方的夜里体验到相似的悲凉：“风向东吹，风向南吹，风在低矮的小街上旋转，木格的纸窗上堆着沙土，我们在草泥的屋顶下安眠，谁家的儿郎哭了，哇——呜——呜——从屋顶传过屋顶，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
普希金在《先知》一诗中写道：
被心灵的饥渴折磨不止，
我缓缓行在幽暗的荒原。
查良铮在《隐现》中的诗句正好与之呼应：
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
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
正是这种气质的相近和相通，使得查良铮对普希金的诗理解深刻，表达准确，同时也有助于他译笔的机敏。
作为诗人翻译家，查良铮高度重视译诗的形式、格律和音乐性，并强调充分发挥汉语的韧性与潜力。他的论文《谈译诗问题》（1963年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详细阐述了他的译诗原则。 他既反对逐词逐句的死译，也不赞成忽视原作格律的散文化倾向，在俄语汉译实践中兼顾内容与形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57年，查良铮开始遇到麻烦，他因为偶而发表了诗作《葬歌》和《九十九家争鸣记》而受到报刊的点名批判。1958年又因参加过远征军的所谓“历史问题”而被打入另册，从此被剥夺了教书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开始了二十年屈辱沉默的经历。先被管制、劳动改造，文革中被扫地出门，下放农村，陷于极度的孤立与痛苦，但是在逆境中他并未屈服和消沉，而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书、思考、翻译和写作。1976年初，他骑自行车不慎摔伤了大腿，股骨骨折，未能及时治疗。他利用在家休养的时间，开始重新修改普希金的译稿。同年5月27 日他在给一位年青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这期间投入一种工作，每天校改普希金抒情诗，因为我觉得过去弄得草率，现在有条件精益求精，至今我已重抄改好的诗大约有五百首（有印的，有未印的）以备将来有用的一天。……这里的确有许多艺术和细致的味道。”（注：《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239页，给郭保卫的第十一封信。）
同年6月15日在另一封信中有这样的文字：“这两个多月， 我一头扎进了普希金，悠游于他的诗中，忘了世界似的，搞了一阵，结果，原以为搞两年吧，不料至今才两个多月，就弄得差不多了，实在也出乎意料”。接下去又说：“我是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力求每行都押韵，例如，《寄西伯利亚》一诗，原来韵脚很勉强，又是二、四行韵，一、三行无韵，现在我改成都押韵，而且取消那种勉强状态”。（注：《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270页，给孙志鸣的第五封信。）
查良铮拖着伤腿，抱病修改译稿，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把普希金的抒情诗和诗体小说重新修订誊写清楚。1977年2月，他把这些手稿放进一个帆布小提箱里，交给小女儿查平， 告诉她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接着又对夫人周与良说：“该译的都译完了。译完了又去干什么呢？”话中透出悲凉与无奈，“似乎对死亡已有预感”。（注：《穆旦诗全集》，《穆旦年谱简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4。）
1977年2月24日，查良铮住院准备为伤腿动手术， 心脏病突发去世，只活了五十九岁。他把最后的岁月献给了普希金。值得告慰先生的是，他的译稿没有尘埋日久，从1989年起，经他修订的普希金作品相继出版，总印数达到几十万册，在中国大陆形成了第二次普希金热潮，人们在赞赏普希金的同时，也缅怀这位诗人翻译家。
查良铮不仅翻译普希金的诗，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又开始写诗，显然受到了普希金的影响，作品风格与四十年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他四十年代的诗抽象与具象结合，好玄思，句式追求陌生化，晚年的诗则转向从容、沉静，语言趋向平易明朗，形式更加工整。诗作《停电以后》表现诗人翻译家在没有阳光又遭遇停电的夜晚，点燃蜡烛，继续工作，诗人对太阳加倍地憧憬。他所做的工作就包括修改普希金诗译稿。这时候，他必定想起了俄罗斯诗人的《酒神之歌》：
祝诗神万岁！祝理性光芒万丈！……
祝太阳万岁！让黑暗永远隐藏！
查良铮还有一首诗《听说我老了》，揭示诗人与世俗的隔膜，人们只看到他的外表，并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诗人说：
人们对我说：你老了，你老了，
但谁也没有看见赤裸的我，
只有在我深心的旷野中，
才高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
它唱着，“时间愚弄不了我，
我没有卖给青春，也不卖给老年，
我只不过随时序换一换装，
参加这场化装舞会的表演”。
“但我常常和大雁在碧空翱翔，
或者和蛟龙在海里翻腾，
凝神的山峦也时常邀请我，
到它那辽阔的静穆里做梦。”
虽然境遇困窘艰难，但诗人决不出卖自己的良心，他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与尊严，此时，他必定想起了普希金《囚徒》一诗中雏鹰的呼唤：
“我们原是自由的鸟儿，飞吧，
飞向那乌云后明媚的山峦，
飞向那蓝色的浩瀚海洋，
飞向万里碧空，有风和我陪伴！
……”
山峦、海洋、碧空，意境相似。只是查良铮的诗句中增加了大雁，蛟龙，这样一些凝结着中国文化内涵的意象，从而多了一份中国诗歌的意蕴与情怀。
查良铮晚年还写了《春》、《夏》、《秋》、《冬》一组诗，在气质上与普希金的《秋》、《冬》有内在的呼应，诗人亲近自然，思念朋友，诗句中流荡着人生的关怀与哲理的思考。请看：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的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这样的诗行充满了亲切的人情味，它使人想起普希金的《给普欣》、《生命的驿车》，想起他在每年10月19日写的怀念朋友和同学的诗章。
普希金只活了三十七岁，从二十岁以后历经流放、监禁，重返京都以后，仍然受到警察厅的暗中监视，行动没有自由。查良铮活了五十九岁，早年动荡漂泊，晚年身处逆境，也是半世坎坷。当查良铮晚年重新修改普希金诗译稿时，肯定把自己人生感受都溶进了译笔，而当他重新创作时我以为并不排除翻译过程中触发的感情与联想。查良铮在最孤独的时刻，与普希金进行心灵的对话，从中获得了力量与灵感，中国与俄罗斯的两位真正的诗人成为异代知音，这将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一段意义深远的话题。著名诗人公刘说过：“作为诗歌翻译家——另一种意义上的诗人——穆旦是不朽的。他的许多译诗是第一流的。不同语言的山阻水隔，竟没有能够困扰诗人的跋涉。人们将铭记他的功勋。”（注：引自《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出版社，1987，129页。）是的， 人们将会铭记查良铮，铭记他的诗歌和译作，铭记普希金和查良铮追求自由的精神，不屈不挠的个性，美好的心灵，坎坷的命运。但愿人们在铭记普希金与查良铮的同时也能认真思考诗人的悲剧，思考为什么“时代孕育并创造了天才，但时代在创造天才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他的扼杀。”（注：谢冕《一颗星亮在天边》，见《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