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转型”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史研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诞生的文学史学科至今已近百年。在世纪之交，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努力推进文学史研究的转型，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新模式，是学术界同仁共同关心的话题。这里发表的一组笔谈，反映了作者们基于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个人研究实践的思考，提出了文学史研究新模式的思维方式、运用的方法以及努力的方向。
致力于文学史研究新模式的建立
新时期以前，文学史研究的方法承受着两脉来源：一是乾嘉传统，比较重视考据、校勘、注释以及材料的搜集、辨析，论及文学史的发展，则喜欢以出于某某、衍为某某与递次矫正前代或同时代某种弊病的思路来梳理线索。一是由前苏联文学理论移用过来的主要从经济、政治等社会条件进行分析的方法。前者证实，多从罗列材料中引发议论，虽有精当之言却语焉不详；后者凌空，往往以政治思想的价值评判为其旨归。从思维方式上说，前者多为纵向，而后者偏于横向；前者往往丛杂琐碎、深入不足，后者则易以主体意识代替客体对象，以至有时客体对象竟纯粹成为主体意识的寄托所在。当论者们以“阶级性”以至虚幻的“儒法斗争”线索对文学史加以切割以至改造时，文学史所表现的只不过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流行意识罢了。
在这两脉来源中，尽管乾嘉传统有着更为深远的中国文化的根源，但新时期以前的几十年中，却是由偏重于政治思想之价值评判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为主导类型的。这除了时代的缘故外，还因为这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在说理的明晰及条贯上毕竟比之中国传统的方法大大跨进了一步。中国古代本有兴观群怨、五音与政通以及质文代变的文学理论。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单纯的王化政教说被打破了，诸如生产方式之类经济因素的作用不仅被引入了，而且还置于政治之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成为社会学考察方法的依据。在和原有文化传统既有相通又有突破的情况中，人们不仅因其相通性而易于接受，而且还因其突破性而感到新颖。于是，文学史被初步营造为一个适合于时代意识需要的意义世界。当这个时代意识的荒谬面还没有被认清时，人们自然会欣然投身于这个意义世界——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意识论——中了。不仅是文学史界，哲学界、历史学界等人文学科的情况均大体如此。
应该承认，比之中国原有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这是向前的一步。虽然《文心雕龙》堪称体大思精，但此后的诗话、词话、曲话中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却大多零碎不成整体，于是刘勰严密恢宏的理论建构成了邈乎羲皇的空谷之音。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突出意义，在于引入现代科学方法，将被视为稗言的小说作为一种大文体加以科条梳理。五六十年代产生出几套文学通史，这一成绩应予肯定。总之，社会学研究方法打破了那种平直的传承说和救弊说的套数式思维，并且由这一研究方法出发，人们还可以上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以及俄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学术的视域大大地开拓了，也较前深化了，因而社会学研究方法统治一个时代应该说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由于乾嘉传统在相当程度上被纳入这种研究方法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新时期以前，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模式乃是一种容纳有乾嘉传统而又偏重于政治思想评判的社会学研究模式。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革新，其出发的基点正在于此。
上述研究模式的缺点至少有三项：一是与特定政治需要相配合的流行意识必然渗透其中，以至于这种流行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对文学史现象进行阐释的理论基础；二是过于强调经济、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往往流于庸俗社会学；三是线性的、平浅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新的僵化。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革新，正是循着改变这三点而渐次展开的。对于显见的错误观点的摒弃是最早进行的，也是最为容易的。明白了庸俗社会学倾向陷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危害后，大文化的视角就被引入了文学研究中。当偏重政治思想评判的缺陷及庸俗社会学倾向被纠正后，社会学研究方法就演变为一种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了。大文化的视野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天地，文学同社会及其精神各部类的关系全方位地呈现了出来。80年代美学热在全国的蓬勃兴起，体现了人们对僵化的文艺学理论和打棍子的文艺批评的厌弃，强烈地表明了人们更愿意深入到文艺本身的特性中去，并希望文学研究具有一种理论的形态，改变其平浅性。美学热和文化热遍及整个社会，有着打破狭隘眼界和荡涤僵化的政治教条的意义。这两股热潮的兴起，同国内以“实事求是”为指针的打破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一脉相承，在其客观效果上乃是属于打破冷战时代意识体系的一种走向。美学热和文化热虽已过去，但其对于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的转换，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方才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和迫切性。
当新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从最初的纠正错误观念发展到站在文化和美学的视角上时，就得到了一个需要进行重大创造的历史的际遇，但这一际遇又因为紧跟着的全社会商品化大潮的兴起而带有了可能丧失的危机性质。文学史革新向着第三个层次的发展是愈益困难了，它要求从理论上充分地、整体性地阐明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亦即建立文学史学或曰文学史哲学，从而彻底纠正社会学研究模式中那种平浅的、线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但是，目前还没有现成的文学研究新模式存在，新的学术路径还需要开辟，并且也还需要一个生长过程。
二
我明确地提出文学史研究模式的转换是在1990年。在这以前，也就是在写作我的第一本拙著《中国中古诗歌史》的前后，对于文学史研究必须走新路的决心，我是十分坚定的。时值方法论热，有人曾劝我写方法论的文章，我未接受。我以为好箭是必须射中靶子才算的，新方法只有能成功地运用于文学史的具体写作中才有说服力。并且，新方法的建构本身就应经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没有丰富的文学史写作实践，我们既难于了解文学史的复杂运动，而且也难于对种种西方文艺思潮作出识别与选择，更难于对其作出融化、改造和生发。此外，要想独立地提炼出一系列新问题、新观念和新视点，离开了对于大量的文学现象及文学运动诸环节的潜心把握，是不可能的。
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史研究模式内蕴着相反的两极趋向：根源于史官文化传统的乾嘉学风自然地趋向于一种纯客观论，而以流行意识改制文学史则属于一种纯主观的做法。当后一做法遭到摒弃时，人们自然易于皈依前者。我在《中国中古诗歌史》的“前言”中所着力反对的正是纯客观论，而强调理论的建构。当东渐的阐释学、接受美学日益为学界认同后，纯主观论便又抬头以至弥漫了。我在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提出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这一新概念，所要求的乃是尽力贴近时、空、质连续统一的原初的历史，其目的即在于反对纯主观论。值得强调的是，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乃是“一种对于复杂性问题的整体把握方式”[①a]，这一把握方式的哲学基础有三：主客体的浑融与相互生成，时空的并包、转换，非线性发展观。就其本质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哲学的概念，是绝对不能仅仅从反映论的角度予以诠释的。
拙著《文学史新方法论》则进而试图建立文学史学或曰文学史哲学，“探讨如何更新文学史研究的路径，并陈述我对于文学史复杂的巨系统运动的认识”[②a]。在《文学史新方法论》中，我着力从理论上阐述了新逻辑学思路，这一思路意在统一逻辑性和偶然性、随机性、多歧性。“密合于历史发展之实况的能够予历史以深层次的贯通首尾的整体性把握的理论结构”为其“心期之所在”[①b]。西方学者对于文学史运动的研究自有许多精彩的见解与方法，但基本上都陷于一偏的状态，尚未见有高度综合的全局性把握，他们对于文学史运动的相当一些环节是忽视的，因而也还不能对文学史运动做出整体的把握。拙著对于文学史复杂的巨系统运动的阐述，其要点有二：一是意在达到使动和受动的统一，文学史应是既具有自身的动势又受到多种因素复杂影响的运动，而以往的研究方法（即使是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都仅是一种受动论；一是欲在浑沦的勃动中，从多元因素的整合中，把握无序的文学史运动通过其中介和动力结构而凝定的曲折过程。
拙著意在从文学发展通过读解与反馈的前进，以及文学史在理解中生成的角度，亦即从主体的、能动的理论观点出发，来论述文学史运动。也就是说，将文学运动视为有着人的主动精神充分发挥的、在多元因素互动整合中自我前进着的过程。这一观点并不否认经济、政治、文化对于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而试图在更高的层次上，将受动与使动结合起来。它更注目于个性、抱负、气质、学术路径与方法、审美情趣与创作技巧各不相同的个人，探讨他们究竟将何种偶然性、特殊性带进了当时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民族的精神生活中，以及这种偶然性、特殊性和个人的选择，又是如何在受一定历史氛围和价值期待制约的社会性读解认同的反馈中，得到意义性张扬，从而在文学史的建构中凝定下来的；探讨各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精神性活动，是由于何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如何经由直接的或迂回的道路在总体化整合中盛衰兴替，去开辟文学史的发展方向，并形成为其具体的行程的。与以往文学史论著过于注重作家作品不同，这种观点要求同时把握创作、理论、选评（包括对古籍的发掘）这三个平行浮动、相互涵容的领域，研究它们是如何在社会与历史的消长兴衰中一体化的，又如何同雅与俗的悬隔与汇通以及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民族融合时期文学发展的非线性跳跃等多种复杂因素一起，错综交织出文学史的曲折运动的。
文学史新方法不仅应是主体的、能动的，并具有多元因素互动整合的高度，而且应以民族思维的发展变化作为它最为深沉的底蕴。它要求文学史著作应着力展示在民族思维走向的导引下，由社会风习、哲学思潮、感受方式等因素交织而成的巨大变动，以及随着这种变动而来的新旧文体的交替、文学流派的兴衰和某一时代文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并在上述整体格局中来把握具体诗人文士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及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地位、传承和影响。值得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整体性的把握，必然要求以一个完整、严密、深邃的理论建构为其表现形式。
我对于文学史新方法体系的构建有一个特点，即消解二元对立：历史真实的两重存在性原理将历史的原初状态与后世的理解统一起来，而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追求逼近历史真实的第一重存在，即是注重去除晦蔽，尽可能消解认知主体与客体的疏离与对立，并浑融历时与共时，以达到一种本真程度较高的存在。新逻辑学思路则将必然与偶然、多元与单一综合为从无序到有序的凝定过程。对于中介思想的强调，则意在予诸因素相互沟通、作用与渗透的联结部以及矛盾运动的过渡和转换的环节以突出的重视，从而避免片面性、直接性和简单性。文学史新方法体系是排除二元对立和线性、平浅的思维方式的。一切对立的因素不再对置着或是简单地结合着，它们被扬弃了，在一个更高的范畴中获得一种新的、有机的、相互渗透的、浑融的存在和展开——经由中介的过渡、转化及其一再进行的序化整合。
文学史新方法论给予语言以特殊的关怀，视语言有一种存在论、本体论的意义。一本好的文学史著作的语言，应以其自身的风格直观地呈示出所论述的那个时代的审美特色，这是文学史家贴近历史真实第一重存在而在语言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文学史著作的语言在力图贴近文学史原初状况的同时，必然渗入研究者自我的精神色彩，由此达到研究者自我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沟通。从这种意义上说，民族精神正是在研究者自我精神的色彩中呈示的，从而阐述方式及语体风格不仅是文学史家个体精神世界的映现，而且是文学史家介入民族精神构建中的一种存在方式。
三
文学史研究革新所推进的模式转换有下述三个目标：
第一，期望于彻底树立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文学史研究应具有对于其它意识形态部门、种类、分支的独立性，它不能老是在依傍和服务中消融掉自身的存在。它应该创立出自己的学科理论——文学史学，作为文学史学的核心的文学史方法论需要在哲学与文学的契合中构建。文学史研究虽以作家、作品研究作为自己坚实的基础以至主要的内容，但文学史家的眼光却应高于这些作家和作品，应该拿出自己嶙峋的眼光来烛照历史。由此，文学史研究将丢弃那种追随于作家、作品之后的清客地位，改变那种仅仅复述政治意识而缺乏自我的奴婢意识以及只会充填、颠倒几个平浅概念的所谓艺术分析的干瘪面貌。文学史应是民族心灵史、审美史从无序的浑沦中经由中介及动力结构融确定与不确定于一身的逻辑展开。
第二，文学史研究革新追求中国文学研究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从总体上说是重在从西方以及前苏联文学研究中作借鉴以至移用的，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以后我们仍然必须密切注意国外文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潮流，并应尽多地加以吸取；但是，吸取的目的在于创造。我曾经这样展望过正在逐渐到来的新的文学史时代：“如果努力得好的话”，“在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及其思维方式做出深入的借鉴和吸收以及在国内各种文学史研究路径汇通融贯的基础上，我们也许能够高扬出一种包容多样性于自身之内的民族特色，并进而形成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既然我们文学史研究的沿革途径同西方有异，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文学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独特形态，并且承受着特定文化传统的中国学人对一系列问题又会有自己独特的体认，那么在世界范围的文学研究中形成和发扬中国特色，就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学者所理应追求的目标”[①c]。我们应该读外国同行的著作，外国同行也应该读我们的著作，我们应研究他们的理论，他们也应研究我们的理论，问题在于要拿出真正深刻而富于独创性的理论建构来。我们必须鄙弃那种无所作为的侏儒态度，应该努力站到学术发展的前沿。
第三，文学史研究应向社会文化和思想覆盖。文学史研究将因深入到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建构上而能为其它人文学科所关注，并还将因其深入到民族精神的走向上而拥有了影响后世的力量，从而文学研究将从小圈子中走出来。文学艺术是人类精神在感性中寓融理性的存在，较之纯粹理性的科学乃具有一种显见的整体性，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史家应该是人类精神相当优秀的把握者和推进者。
无疑，要实现上述三个目标，杰出的理论建构将是关键，文学史家应从复述或叙述状态中上升到一种创造状态，因此我曾经说过，这个正在展开的新文学史时代，其旗帜上写着两个字：“理论”。当然，这是一种尽可能符契于历史真实的、以对极为大量的材料的扎实研究和尽量多地吸收了当代哲学和科学发展成果为基础的理论。
还应加以强调的是，我们应该继承乾嘉传统。没有深厚的乾嘉功力，我们就不能真正读懂古书，特别是没法读懂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先秦典籍。而如果对于先秦典籍缺乏认真切实的读解、体认，则我们对于中国文化思想及文学的研究就难以有真正扎实的根底。但为人们所忽视的是：看似严谨的乾嘉阐释方式，其实仍然具有着相当的任意性。由于多种版本的流传和浅学的妄改，在传抄中产生的错漏和注释窜入正文等种种情况，造成了文本本身具有着纠缠日久的复杂性；加之在音训、假借等字词诠释方式的运用中又有着相当广阔的回转余地，于是，注释家们多见仁见智、各抒己意，真知灼见者有之，而穿凿附会者亦众。中国古代一些重要典籍的注释歧异之多，足可以使后学者如入迷宫之中而不知所从。因此，文学史研究的革新除了构建新模式这一主要方面外，还应有另一侧面，即对于渊源悠久的传统方法予以更新。以乾嘉传统的深厚功力为理论建构的基础，复以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革新并提高乾嘉传统，使之离琐碎而入远大，摒狭隘而见宏阔，弃曲说而得大道。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革新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倾向。
理论、实学、创新这三个词，应是文学史研究革新或曰转型的纲领，也是文学新批评模式的灵魂。
文学史的世纪及其四个时期
20世纪是中国文学史的世纪。其最显著的标志便是作者甚多，著述丰宏。伴随20世纪的到来，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这一类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上半世纪出版各体各类文学史约320余种，下半叶又出版有400余种。其次，除文学史作者之外，还有一些重要人物，他们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专著，却在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在决定文学史研究走向方面起过巨大作用，如朱自清、闻一多、毛泽东、郭沫若、茅盾、钱钟书等。第三是开创集体（包括短时期大学高年级学生参与）编写的新格局。第四是领袖人物对个别作家作品的评价有时波及或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以上，均明显带有中国特色，因此，称20世纪是中国文学史的世纪，并非夸大之辞。
在20世纪近百年时间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即：开创期、成型期、更替期与突破期。
开创期从本世纪初到1949年。历经半个世纪的开创期，文学史的编写虽然基本处于摸索、探寻阶段，但成绩斐然。由于作者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期，思想上受缚于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很少，学术空气自由，思想解放，于是个人的学术品格与创造精神比较充分地体现在个人独立完成的文学史著作之中，呈现出百花竞放的历史局面。在这一阶段的前期，林传甲、黄人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均为奠基之作。林著写于1904年，是京师大学堂的讲义。因教学需要，作者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史讲义编纂而成。1910年4月公开发表，1925年经增删改名为《中国文学史》再行出版。黄著完成于1909年前后，作者当时任教于东吴大学。全书29册，约170余万字，内容涉及制、诏、策、谕、诗、词、曲、赋以及小说、传奇，直至音韵文字、金石碑帖，无所不包。但“作者本人的论述却无几，大都为所录之原文”[①d]。这两部文学史虽略显粗糙芜杂，却以清新的朝气掀开了本世纪我国自编文学史的帷幕，宣告中国文学史世纪的到来。中期，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0年）、《中国文学史略》（即《汉文学史纲要》，1926年）和胡适的《国语文学史》（1927年，后另撰《白话文学史》，1928年）最为杰出。胡适曾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的人省无数精力。”[①e]胡适之所以要另撰《白话文学史》，鲁迅小说史的出版与启发是其主要诱因之一。胡适在他的文学史中提出了“历史进化”、“演进”、“革命”等原则。鲁迅与胡适的文学史（特别是前者），不仅影响了上半世纪文学史研究与编写的历史走向，还影响到下半世纪（甚至延伸到21世纪）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后期，以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23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32年）和林庚的《中国文学史》（1947年）最具特色。郑著自觉追求“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极大地开拓了文学史的视野，一向被忽视的变文、戏文、诸宫调、民歌等，均有较为充分的阐述与肯定。刘著强调文学的时代特色，强调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对于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介绍分析，用力尤勤，有过前人。林著文学史（后改为《中国文学简史》）具有诗人的悟性与学者的独创性。此书摒弃了从“日人旧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之说，为了强调“突现主潮”这一中心思想，作者创造性地拟定“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暗时代”作为历史逻辑的框架。同时，还独具慧眼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度概括性的、鲜活的文学史新概念，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著者还特别致力于沟通新旧文学，认为文学是可以再生的，所以最后用“文艺曙光”这一章来结束全书。林著的出版，标志着开创期的圆满结束。
成型期从1949年到1978年，也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期（1962年以前），主要参照苏联模式，“反右”以后一度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标准来评价古代作家作品。中期（1962—1966年），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与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年）为主要成就，标志着文学史的研究编写已走向科学、系统与体例的稳定，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后来出版的许多文学史几乎都没有超出这两部文学史的基本模式。后期（1966—1978年），因十年动乱的冲击，中期取得的成就几乎全被否定。文学史研究被挤入儒法斗争这一死胡同。刘大杰改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是其最显著标志。从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时间，研究方法整体上处于苏联模式的覆盖之下，把文学史简单地视为上层建筑，确定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要求把文学史的发展变化同社会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虽也提及浪漫主义，但仅以现实主义为正宗。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文学史家们的思想受到压抑禁锢，加之学术问题因经常上纲为政治问题而弄得空气十分紧张。新创的集体编写方式限制了专家学术个性的充分发挥。可贵的是，在此十分困难的形势下，文学史家们（包括参编的大学生）仍想方设法尽最大努力把多年研究心得和真知灼见融入具体篇章文字之中，这才有标志一个时代成就的两部文学史的出现。但回天无力，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政治运动左右并决定文学史基本观念与研究走向的大局。在庸俗社会学泛滥成灾短时期一统天下方面，我们走得比苏联更远，浪费了许多文学史家宝贵的学术青春，30年间没有出版过一本真正属于个人独创的文学史。
更替期从1978年到1988年。所谓更替，即力图更新而又处于新旧交替状态。这十年间，因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呈现出空前活跃、空前求实的喜人局面。“新方法论”、“宏观问题”、“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讨论，有两个面向。首先是面向过去，回顾三十年的坎坷历程，对禁锢文学史研究的种种谬误进行批判；同时又面向未来，思考文学史研究向何处去，如何迎接21世纪的到来。科学院与游国恩两部文学史虽然仍是大学文科通用教材，实际上各院校早已自编自印，各搞一套，呈现出文学史研究与编写的多元化趋势。个人独力完成的各类文学史如雨后春笋，学术个性开始得到发挥。新方法、新观念的引进，涤荡着庸俗社会学的流毒。但因来不及建立完整的理论框架，来不及构建活泼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批评模式，文学史的更新尚处于局部的、个体的试验之中。旧思路、旧模式尚未完全摆脱。
突破期从1988年到世纪末。1988年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的出版，标志着突破期的到来。王著在体系上、框架上、方法上均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评者认为“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①f]。王钟陵的《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1991年）和《文学史新方法论》（1993年）两部专著的出版，巩固并扩大了已有成果，最终建构起与前此文学史著作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批评模式。这从三部著作中完整的理论体系、全新的逻辑架构以及概念范畴与命题的内在联系、深入阐释与实际操作上，便可一目了然。它们是文学史理论思维科学化、哲学化的产物，是近一个世纪文学史编写经验的总结和凝定。这一时期出版的其它文学史著作，也都以不同方式，从不同侧面或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这种突破。如程千帆、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1991年），袁行霈、孟二冬、丁放的《中国诗学通论》（1995年）、章培恒、骆主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还有到世纪末以前这五年中间出版的其他文学史著作，必将进一步扩大这种划时代的重大突破。
作为文学史的20世纪即将结束，它传给下一世纪的接力棒是近百年文学史研究与编写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21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与编写，将在这一基础上腾飞。虽然21世纪不一定再是文学史的世纪，但它在本世纪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新潮以及必将实现的更大的辉煌，已经在向我们逼进。
把握我们民族文学研究发展的独特道路
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曾对开拓我们的视野起过显著的作用，但随之也产生了食洋不化以及步趋于西方之后的倾向。人们也许会记得这样一种尴尬的情形，当国内一些学人将某种西方文学理论视为圭臬时，这一种理论在西方却正在受到激烈的批评，甚至被视为是一种已经过时的理论。拒绝吸收西方新潮会陷入于保守固陋之中，但一味追逐西方新潮则会产生一种肤浅的学风，这成为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两难问题。
人们似乎忽视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g]不同的国家其历史传承不一样，其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也不一样，因而其理论需要也就不会相同。理论需要不相同，则其向前发展的路径就不会相同。事实也确实如此，本世纪中国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道路恰恰是相异的。
本世纪初西方盛行的首先是俄国形式主义，继之是新批评，两者的论锋所向为社会历史批评。韦勒克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具有总结性意味的话：“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它必须研究的不是文献，而是具有永久价值的文学作品。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在目击或叙述的基础上再现过去很久的事件，而文学研究者却与之不同，他直接触及他的对象：艺术作品。”[②g]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学理论在本世纪前半期的发展趋向是以文学分析来代替历史分析。50年代以后，西方思想开始向着后现代过渡，结构主义开始消解主体，而仅热心于结构，随之解构主义又对结构加以诘难，消解确定性，主张不确定性和差异性，意义则遭到彻底的放逐。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直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其中一脉相承的发展趋势是对于文本的重要性的愈益强调和对于文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愈益忽视。然而自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开始改变。美国批评家米勒在《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一文中说：“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性质的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①h]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葛林伯雷喜欢谈论文本与文化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曾举过一个例子说明他的论点：诺曼·梅勒在撰写《行刑者之歌》时，一个名叫杰克·爱波特的罪犯因读了梅勒的一篇文章而主动写信向梅勒提供有关监狱的第一手材料，这些信被剪裁加工成书出版，名曰《野兽的肺腑之言》。爱波特得到梅勒的帮助被假释出狱，而爱波特出狱后又因杀人而下狱，这些事又被写成一个剧本，也题名为《野兽的肺腑之言》。在对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分析中，葛林伯雷则明确显示了这样一种观点：文学的戏剧排场乃是以种种形式去演出错综的意识形成与抗拒的过程。至于女权主义批评，则致力于控诉“那个男性专制的学术传统，该传统既控制了美国文学的规范，又控制了向社会阐释这一规范的批评的视角”[②h]。无论是新历史主义所喜爱的对于权力话语的谈论，还是女权主义批评的反压迫的申诉，都恍然让我们中国学人想起那种已被我们淡化以至在相当程度上停止使用的阶级斗争话语。
同西方文学理论在本世纪初致力于形式批评不同，中国文学理论则是拓展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从维新派起，为了宣传改良主义政治的需要，即想以小说作为群治的工具。到“五四”时期，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号召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平民文学，文学理论的转向终于形成了文学革命的高潮。进化论、社会学模式相继盛行，其极端化的结果是庸俗社会学的泛滥，导致了评法批儒这一类丑剧的上演，文学史研究成为虚妄的儒法斗争的注释。有趣的是，同米勒所说“自1979年以来”这一时间大体一致的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也逐步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不过不是“从对文学作修辞学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而是朝着摒弃庸俗社会学的方向转移。对于这一转移的实质可以引用傅璇琮、钟元凯先生评《中国中古诗歌史》的一段话加以概括：“作者们涵泳于艺术深潜的诸种美学要素，希望真正发掘它们的内在规律。这就使他们摒弃外加的非文学的约束，并且不满足于过去习惯了的单向的研究思路。”[③h]这是一种致力于“真正从文学本身的意蕴出发”的努力。由这一努力出发，在中国学界就日益崛起了一股文学史新潮。目前这一股新潮正势头强劲地向前发展着，并正在向21世纪延伸。它将决定中国21世纪初叶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已是没有疑义的了。
中西文学理论在本世纪的不同道路，是由其不同的社会政治需要所决定的。就拿后现代的兴起而论，它就同西方社会动荡有关。法国“五月风暴”的兴起，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但风暴的迅速消逝，又证明了它自身的碰壁。于是一种非主体性的思潮便弥漫了起来。法国战后思想界第三代中坚之一的利奥塔德在其知识分子状况研究中，就指出“五月风暴”以后知识分子已从介入型转为非介入型，仅在书房里面对文本消解结构，颠覆传统意识形态。又如，解构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也同美国的社会矛盾有关。解构主义对于差异性的强调，适合了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妇女争取自身地位的要求。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妇女反对由白人男性作家为主体的西方文学史，而主张多元化的文学史，正是这部分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取地位的一种表现。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为政治服务的原则生长出了阴谋文艺，则中国学人对于庸俗社会学的摒弃及向着真正属于文学本身要素的沉潜，就是必然的了。从深层上来说，中西文学理论的不同走向还同其文化传统有关，西方工具理性发达，非逻辑化对于他们是一种纠偏和补充。对于中国来说，历来以直觉思维取胜，因而模糊性正是我们要克服的缺点。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中兴起的以加强理论性为目的的对于逻辑学思路的运用，取得了公认的巨大成就，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
由对中西文学理论在本世纪中不同的发展道路及其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确立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我们应该把握我们民族文学研究发展的独特道路。不仅文学史家们、文艺理论家们应该致力于这一方向，对于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们的工作的评判标准应该依据于此，而且对于已经走过的道路的理解也应该凭借于此。比如，二元对立的思想是庸俗社会学的思维基础，这一思维方法正是学科前进所需否定的，然而一些对于目前文学史理论加以综述的文章，用尚实、尚虚、虚实并重，或是用重历史学派、重逻辑学派、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类方法来对现实的研究状况加以概括，其所运用的实际仍然是二元对立再加折衷的惯性思维方法，这一方法显然不能理清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发展线索。在新时期中，提倡多元化的研究是必要的，以后还应加以提倡。但也应认识到，在多元的时髦中也有着一个陷阱：即看不清真正应该前进的方向和学科发展的中心环节。只有确立开拓我们民族文学研究的独特道路这一努力方向，才能切实克服盲目崇洋的思想以及学界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这类浮躁情绪集中体现在这样一点上，即不能从把握学科前进及民族文化新构的深沉脉搏入手，来看清学科前沿之所在，于是乃产生许多重复性的论述，或是对于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未加深入理解便加以谈论，产生一些误评出来，从而耗费了不少精力。科研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只有提出并解决还没有人解决的问题，才有利于为中国文学研究开拓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将已经解决的问题，换上一种语言再说一遍，甚至远不如已有的论述说得好，这是学风不正的一种表现。
中国文学研究的独特道路的开辟是艰难的，但惟有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中国文学研究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并对人类文化做出切实的贡献。
不失时机地推进建立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
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内在走向，文学史研究的革新有这样四个特点：宏观性、理论性、开放性和创造性。
宏观性是从对文学史研究长期存在的狭隘性、简单性、政治性、微观性的状况的反思中产生的。从学科间的关系上说，它既是多学科交叉的结果——哲学、美学、文化人类学、阐释学、心理学等纷纷被引进文学研究之中，又日益推动着文学研究向其它学科作更多的融汇。从科学发展的规律上说，杂交必然产生新品种，多学科的融汇必然使文学史研究在一个宽广深博的基础上更新其内在的素质，促使文学史新潮的产生。建国以来至新时期之前的文学史研究大体处于作家、作品的研究阶段，研究视野最多看到流派。也有文学史著作，但不多，且以集体编写为其形式，个人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寥寥无几。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涌现出一股文学史热，并且这股文学史热又是以个人著史为其特征的。这种现象一方面表现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者同解放思想运动一脉相承的研究个性的上升，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宏观把握能力的提高。
宏观性必然导致理论性的加强。因为只有站到理论的高度上才能俯瞰文学现象的起伏，也才有真正的宏观，因而宏观性乃集中体现于能否提出一个深入揭示事物内在本真的理论构建。另一方面，理论性要求的上升又同“史的研究就是理论的创造”原则的得到确认有着密切的关系。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往往是比较平浅的作家论的无机的聚合，有人针对这一情况曾打比方说，一个个马铃薯好比一个个的作家论，拿一条麻袋将这一个个的马铃薯装在一起便成了文学史。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则讲究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和史的贯穿线索，其集中的体现及最高的形态便是逻辑学思路在文学史著作中的运用。逻辑学思路的运用乃是文学史研究中从未有过的新气象。
理论建构的追求极大地加强了研究主体在思想和见解方面的要求。要想对研究对象提出一种深刻的见解，除了要对材料做出深入研究外，还必须有一种新的感受与体悟，而新的感受与体悟往往是在比较与汇通中产生的，因而开放的眼光必然与理性的要求相伴而发展。宏观性思维与开放性眼光的结合自会产生一种跨文化的视角。跨文化的视角在增强文化的比较性的同时也就使得学人们对于文化体系之间的相通与相异有了更为切实的认识，从而易于导致一种建立在文化吸收基础上的文化创造。这种文化创造不是封闭在小圈子中的自以为是，更不是拾人牙慧的泊来主义。这是开放的眼光、容纳异端的胸怀与深沉的民族自信心的结合，其中不仅有着一种为了寻求民族文化发展新道路的严肃的民族责任感，而且还有着一种对人类文化做出炎黄子孙所应做出一份贡献的民族自豪感。
如何使得文学史著作具有理论形态，是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中所注意的焦点，因而也成为其创造性之集中所在。与文学史写作相伴而同时发展的是，关于文学史理论的讨论在新时期中也持续未断，形成为一个突出的景观。《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中州学刊》等许多刊物都十分重视并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文学遗产》、《江海学刊》还开辟了专栏，《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甚至坚持每期都发表文学史转型讨论的论文。文学史热与文学史理论讨论，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研究区别于以前各个历史阶段文学研究的两个最为鲜明的特点。而方法论上的创造则是这两个特点的集中升华。当中国学者在方法论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时，中国文学史研究就必然而且实际上也正在走着一条自己的道路。
可以看出，以上四个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特征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文学史革新及其发展为新潮的必然性，正是由这样一种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中国文化历来具有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佛教的汉化是人们熟悉的例子。建国初，我们曾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但不久就开始纠正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不仅在社会建设上摸索着自我前进的道路，而且在文艺上也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任务。在新时期以前因为显见的原因，这两方面的工作还难以取得真正的进展。新时期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两方面工作的加速发展就是必然的了。
然而，可贵在于创新。虽然文学史新潮的兴起有其时代、社会及学科发展内在的必然性，但如没有有志革新者的具有远见、不畏艰难的探索，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文学史新潮的明显兴起可以追溯到80年代的后期。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未呈现目前的蓬勃景象，僵化保守的倾向还相当严重，有远见有开拓能力的文学史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步的。如果没有成功的实践，则一时的潮起迅即会回落。由于文学史新潮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就，所以文学史新潮兴起后即以其所向无前的锐气和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改变着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首先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对革新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的倾向得到了改变，学人们从取得重大成功的著作中吸取了足够的信心，从而涌起了一股文学史热。古代文学研究由此一跃改变了其长期的滞后状态，成为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成果最多、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空洞的方法之谈开始向务实的方向发展，食洋不化的倾向开始得到纠正。由于古代文学长时段研究及其具有丰厚内在意蕴的优势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过来寻求与古代文学的汇通，文艺理论研究也开始改变其外来性、空洞性，日益同古代文学史的研究相结合。一个重要的方向，即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文学史研究中概括出新的文学理论的正确的理论发展方向，自本世纪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成功的开辟，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文学史革新已经取得了学界公认的突出成就，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亦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已经有条件提出建立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问题，以便巩固成绩、扩大战果，并进而在现有基础上发展业已出现的文学史研究的新概念及方法论体系。学派的建立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套具有较大创新意义、特色鲜明而又严谨周密的理论体系，二是要有运用这种新理论而获致突出成功的著作，三是应产生为学界所公认的代表人物，四是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应在当代学术界和读书界获得重要的影响。实践表明，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这四项条件已经处在逐渐具备之中，现在已到了提出建立中国学派的任务并加以切实推进的时候了。文学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建立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需要有志之士共同作出艰苦的努力，但这已是一个可以接近并逐步加以实现的目标了。当这一目标实现之时，中国文学研究就将以其独特的面貌对世界文学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并对世界文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产生其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的结合中推进文学史的转型
在世纪之交，文学史研究的转型不仅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业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客观存在。作为新一代文学史研究者，我们的使命，应该是以更加自觉的意识、更为切实的操作体系，使文学史研究真正超越以往。而文学史的研究方法问题，无疑是我们必须面对、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认识传统方法和新方法各自的意义与功能，进而如何有效地搞好方法的更新，这对文学史的“转型工程”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直接的实践意义与操作价值。
“转型”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方法的全然毁弃。方法与研究对象是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学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与这门学问的内容、性质有着原始的联系。然而，传统并非凝固的化石，而是历史性的范畴，现在看来是传统的，在当时则是新起的，曾为文学史的发展带来过巨大的活力。如现在人们颇多诟病的“社会学方法”即是如此。文学史本身是个层积的过程，文学史的方法也是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进程。
问题的另一面是，文学史的转型必然是要适应时代要求的。我们奉献给新世纪的文学史理应充分反射出新时代的思维高度与时代气象。当今的中国再也不可能踽踽独行于世界之外，当今的学科发展必须是充分吸收属于全人类的思想养料，借鉴、学习新的思维方式，才可能有真正的拓进，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
客观还原文学史的本然状貌与用新的观念、范畴来重建文学史，这种二难选择困惑着许多文学史研究者。这种困惑何止是今日，以往的文学史家都不可避免地与之遭遇，不过在当今的文学史家这里更突出、更有自觉意识而已。其实，想要在文学史中绝对恢复当日文学的本然状貌的美好愿望只是一种童话，任何一种文学史，任何一种文学史研究方法，都是对文学史实的特定阐释。那种认为传统方法是对文学史实的复原，而新方法则是主观的逻辑建构的想法，不过是一种误解。对新方法的吸收、借鉴，在今天重新作为问题提出，有了更为成熟的条件。关键是要讨论在文学史的方法更新中，如何处理好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的关系，使之相得益彰，而不是非此即彼，油水难融。
80年代中期文学史界的“方法论热”中，有些持从西方引进的新方法的论者，对传统方法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完全摒弃，形成了某种浮躁的风气。其实，这种做法不仅对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内容、研究对象没有全面系统地理解、把握，而且对新方法本身也仅止于一知半解，浮光掠影，并未真正从思维方式的层次上汲取其优长之处。而最近几年学术界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对新方法一概排斥，一切唯“国学传统”为是。
我以为这两种倾向都很盲目，后者对文学史的转型尤为不利。在我看来，文学史研究的转型在操作上要靠方法的更新，而这方面最好的出路是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的有机结合。
对于新世纪的文学史研究而言，传统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确乎是必须更新的。但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考察一下，传统方法自身还是没有活力？有没有再创性？以往文学史研究的缺陷究竟是方法本身造成的，还是因为我们在运用方法进行操作时简单化、表面化、没有充分发挥方法本身的优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点对文学史方法运用的影响如何，其得失利弊究在何处？等等。只有大体上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可能较为切实地进行方法的更新。如其不然，我们还是笼统地处理方法问题，无论是对传统方法还是新方法，不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从而全盘否定，就是全面接受，毫无甄别，陷入一种用我们本来应该克服的思想方法来进行文学史研究转型的怪圈，那将是徒劳无益的。
在以往的传统文学史方法中，从整体上看，当以社会学的方法所获成就最大。建国以后的几种文学史都是这种方法的产物。从理论上说，我国文学史研究所运用的社会学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这几种文学史（以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达到了当时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今天看来，已有相当明显的局限性。这些文学史的基本模式是先概述每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然后再介绍作家作品，作家分析则是先介绍生平与思想，然后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现在看来，这种模式是较为粗糙的、表层化的。但这能否归咎于社会学方法本身或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作用呢？我想这是不应该的。文学的终极动因是植根于社会之中，这无须怀疑。从文学史的整体建构来看，社会学的方法、视角仍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问题在于，以前我们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过于粗糙、表层、简单。文学与社会之间虽有根本联系，但又有许多中间变量，这些中间变量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结果是把文学创作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阶级斗争直接联系到一起，甚至划上等号。另一个问题是，这种社会学方法被定于一尊，使人们不想、也不敢用别的方法来揭示文学的其它层面。这样一来，当然就非常狭隘了。
今天我们要进行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并不是要抛弃、否定社会学的方法，而是要借鉴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与社会学方法构成互补关系，从不同层面来发掘那些丰富的“中间变量”，使文学史的研究不再是笼而统之的、一般化的。新方法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补社会学研究方法之不足。如精神分析可以开掘作家的深层内心世界；符号学、形式主义、新批评等可以细致地研究作品本文；接受美学、现象学、解释学更注重读者接受研究，可以使我们从读者的反应方面来考察文学史的嬗递脉络；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后现代文艺美学、新历史主义等更多地注重社会文化研究，这正是以往简单运用社会学方法所被忽视的层面。
从西方引进的“新方法”，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思想晶体。它们往往是偏激的、极端的，但它们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尖锐地揭示对象，都是带有个性色彩的方法论体系。我们引进西方的“新方法”，并不一定要用其现成结论，而是要以其个性化的方法论体系来救治我们研究心态上的“四平八稳”。
“新方法”与我们原有的传统方法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在借鉴新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更多的应是思维方式上的启迪，切入视角的变换，而不应该生搬硬套。在借鉴的同时，可以进行再创造，甚至可以“误用”，其目的是建构我们自己的方法体系。
传统的研究方法与新方法的参融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文学史研究方法更新的一条极好的出路。譬如，将训诂学的方法与西方阐释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与现象学美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以发掘文本词义层面的意义及其在整体审美结构中的地位，使训诂不再是孤立的字词解训；再如，将考据学和“原型批评”的方法结合起来，使考据的结论不再是孤立的，而成为同类文本意象系统的柱石，等等。在这方面，王国维、闻一多曾经做出了可贵的、而且是成功的开拓，把传统的方法与从西方借鉴来的方法结合得相当圆融，不露痕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境界”说，用的是传统的诗话、词话的方法，其话语体系是传统诗学的，但在思想方法上却深得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人学说的启示。王国维正是以此种方式，开创了中国近代美学的新生面。这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
注释：
[①a]《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②a]《文学史新方法论·引言》。
[①b]《文学史新方法论》，第136页。
[①c]《文学史新方法论》，第430页。
[①d]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5年编印本，第1页。
[①e]胡适：《白话文学史·序》，新月书店1928年版。
[①f]霍松林：《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学术月刊》1990年第10期。
[①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②g]《20世纪文学评论》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3页。
[①h]《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②h]汤姆金斯：《感伤的力量》，《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
[③h]《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评议——从〈中国中古诗歌史〉谈起》，《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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