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理论整合的创业过程研究_创业论文

基于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理论融合的创业过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环境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艾米特和卓德(Amit & Zott，2001)指出创业(Entrepreneurship)是个体或企业基于创业机会，通过主动采取创新行动来推动价值创造的过程[1]。如何有效推动创业，完成从新创企业到成熟企业转变的过程一直是管理理论研究中的热点议题之一。在经历企业家特质、资源与能力、组织学习活动等内部组织因素的研究后，例如奥斯威克等(Oswick C，et al.，2011)[2]学者的视角开始转向外部情境因素，并从多种理论角度来探讨创业过程，其中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作为组织管理中较为流行的理论，会直接影响创业过程。但现有研究主要是采用单一理论解释企业实践活动，存在一定局限性，深入认识企业实践需要综合多种不同理论来进行分析[3]。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基于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融合的分析框架，并以此来解释创业过程，进而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完善。这不仅能够为企业创业活动提供很好的指导，而且能帮助新创企业进一步认识在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所面对因素的综合影响，从而采取有效的战略决策。因而，本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网络与创业过程

      社会网络由一组彼此依赖的组织所构成，其中隐含着潜在的社会分工及合作关系。社会网络中的每个成员都会承担特定的角色，并通过成员间的互动关联和协调来实现网络的持续运行，使得网络以整体的形式对外展示。社会网络可以为企业的对外业务联系提供交流平台、渠道，以及潜在的战略机会，帮助它们以更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公开市场上所难以获得的异质性资源，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和价值[4]。拉维(Lavie，2006)将社会网络看作是企业外部存在的一种特定资源，认为社会网络实现了对传统资源观的延伸，即通过突破企业边界来分析企业竞争优势[5]。社会网络在创业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能够为新创企业提供有效的资源供给和竞争优势。在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创业过程研究中，一般是将创业对象明确为个体或组织，并分别展开。其中，个体主要是针对企业家(创业者)自身的创业网络进行分析[6]；组织则强调以企业为单元的社会网络[7]。虽然企业家在新创企业发展初期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企业的逐渐成长，其影响和作用将会淡化，未来的成熟企业更多的是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来参与市场竞争。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企业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将个体能力转化为组织能力来创造出企业竞争优势[8]。特别是对于社会网络的运行而言，也更多的是以企业为基本单元来展开的组织间交互活动。因而，本文以企业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来展开。

      社会网络对创业过程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网络的结构、内容和治理三个方面。其中，网络结构强调网络成员的数量、位置，以及组织间所存在的不同联结关系，主要探讨如何在优势位置产生利益控制者，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组织间彼此强弱关联程度等；网络内容强调在社会网络的组织间通过交易活动所实现的交互作用，主要探讨如何建立相应的交易行为准则来提高网络成员的信任、声誉等，使组织间形成合适的关联关系；网络治理强调在网络组织的运行过程中，网络成员的动态性会影响其他组织的竞争行为，主要探讨为保证社会网络的有序运作，如何通过调整微观运行模式来制约和激励参与者行为。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会与社会网络形成不同的互动关系，从网络边界外部逐渐嵌入边界并向中心位置持续演进，导致其中的结构、内容等都会发生调整，对网络内不同要素的需求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动态性。为此，新创企业在与社会网络进行二元交互的活动中，需要正确认识社会网络的结构、内容和治理因素在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才能通过合适的方式进入网络边界，并与其他的企业建立起联结关系，为向正式化层级网络结构中心位置演进奠定基础[7]。

      二、制度环境与创业过程

      企业作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体，总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生存和发展[9]。制度环境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基础角色，能支持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并同组织层面的企业特征进行交互，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10]。作为社会系统中的经济利益个体，企业一般很难直接影响和自发控制这种外部多边关系，只能依赖外部制度环境赋予企业在社会活动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基本规则。作为企业从事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必须满足的潜在社会秩序和活动准则，制度环境必须具有相应的责任制度、分工制度和协调制度，同时避免非制度性因素等一些不正当关系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才能为企业在市场交易中降低成本和风险提供保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新生组织，新创企业在市场交易中只有满足其特定的“游戏规则”，并依据限定的规则、准则和信念来从事社会活动，才能实现成长和发展。例如，遵守得到广泛接受的法规、惯例等条件以获得社会认可、合法性等。

      制度环境对创业过程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规制、规范和认知三个方面。规制是鼓励或限制新创企业社会活动的规则，强调如何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强制性规章、准则等来对企业行为进行干预、限制或约束，使其满足基本的社会运行要求。规范是强调新创企业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标准，即新创企业在社会活动中所必须具备的非强制性规则，包括说明性、规定性和义务性构面等内容。认知是在社会活动中与相关的知识、技能和信息获取有关的客观和主观事实的一般程序，要求企业在相应的时空范围内正确处理信息，并选择恰当的决策来执行相应的战略行动。制度环境会通过组织间的不断互动形塑出共同的行为准则体系，并利用主导性的准则、传统和社会影响直接作用于企业活动[11]，处于该环境范围内的组织则会受到不同制度因素的激励和约束。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制度环境会规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可能空间，并明确其参与社会活动的特定身份，同时又会起到一定的保障功能，使企业在组织间交互活动中具有更好的对接界面[12]。在新创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不仅需要通过建制来形成自身的社会行为准则，而且还需要进行持续修正才能满足制度环境动态变化和调整的现实要求。例如，面对不同形式的制度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相应的行动和措施，并按照社会运行规则逐渐完善、修正和提升自身的行为规则，促进与外界其他主体的协同交互活动以降低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成本，完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塑造的转变。

      三、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的理论融合

      (一)理论融合的基本认识

      虽然在研究中可以基于不同的理论来更好地认识管理的不同方面，但是很多的研究问题并不能完全依据单独一个理论，随后理论融合的思想开始被引入组织理论研究中。将理论融合作为一种推动组织理论构建和创新的研究方法，比较系统的思想阐述是2011年AMR“理论发展专题论坛”(The Special Topic Forum on Theory Development)中所提出的研究设想和框架。其中，桑迪比等(Suddaby，Hardy & Huy，2011)在对“组织新理论从哪里来”的主题研究探讨中，指出通过多个理论的融合可以产生创造性的新视角来对组织活动进行更加翔实和充分的解释[13]。随后，迈尔和斯帕罗维(Mayer & Sparrowe，2013)在《编者语〈AMJ论文中的理论融合〉》中也提出，很多AMJ论文也运用了理论融合的研究方法，即融合不同的理论来发掘可能存在解释，并提供能影响未来研究和管理实践的新颖视角[14]。理论融合不仅可以缩小现有理论之间的鸿沟，而且可以基于多种理论间的关联来建立一个复杂性的科学范式，进一步优化和改进已有的理论基础，实现对以往研究不足的有效补充，从而对复杂社会情境下的企业行为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

      理论融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混合(concept blending)。概念混合是将两个不同的概念进行叠加来形成一个复合概念，例如，组织+文化=组织文化，组织+免疫=组织免疫。理论融合强调在宏观层面将一种理论与另外一种理论进行交互，认识其中的关联交互关系，从内在的要素来分析融合后的综合效益，并对外部现象进行重新解释。奥斯威克等(Oswick et al.，2011)认为，理论融合通过四种方式来产生新的研究视角：观察相似领域的差异性；突出看似关联的，实际上是二元关系的理论；在传统逻辑出现颠倒时，使用非常规的事实来进行推理；在相似的基础上，使用非常规的推理来比较不同的和无关的领域[2]。迈尔和斯帕罗维(Mayer & Sparrowe，2013)则提出存在四种方式来进行理论整合，一是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同一种现象；二是两种看起来分离的研究思路，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分离的；三是两种理论起初是强调不同的现象，但是将其中一种理论运用到另外一个领域，则会产生新的视角；四是两种理论可能强调相关联的现象，但是得出一个相关联的或相同的解释因素[14]。虽然学者们已经开始重视理论融合，并开始根据以往的研究来归纳和总结理论融合是什么，但是并没有对理论融合进行合适的界定，以及明确如何加以运用，即形成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进而运用其进行合适的分析。此外，由于不同的理论间会存在交互作用，在理论融合的框架设计上，必须考虑进行单一层次分析还是跨层次分析。单一层次分析是指两种理论的构念均存在于同一层次，跨层次分析则是指两种理论的构念分别存在不同层次。例如，沃洛诺夫和文斯(Voronov & Vince，2012)的研究立足于同一层次来整合不同的理论[15]，奥利弗(Oliver，1997)[11]、卡顿和罗塞特(Carton & Rosette，2011)[16]的研究则立足于跨层次分析来整合不同的理论。

      (二)网络与制度的二元融合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可以单独作为一种理论来解释创业活动这种实践现象，同时两者的研究思路看似分离，但都是从其内在的要素来分析创业活动过程，因此，具备了迈尔和斯帕罗维(Mayer & Sparrowe，2013)提出的实现理论融合的前提条件[14]。同样，从网络和制度的各自属性来看，社会网络可以为新创企业发展和社会交易活动提供公共平台，制度环境则要求其必须关注外部的组织间活动规则，两者在内在本质上有一定差异，具有二元主体特性且各自独立，但又都是新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也符合奥斯威克等(Oswick et al.，2011)提出的在理论融合中需要利用突出看似关联的、实际上是二元关系的理论来产生新视角的操作原则[2]。此外，从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的归属层次来看，社会网络是由企业、中介服务机构等具有一定行为的经济组织组成的社会群体，制度环境则是基于企业外部多边关系，以形塑企业运作方式来影响其社会行为的一系列规则集合。可以看到，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都是存在于组织间层次并作用于组织层企业行为的外部情境因素，因此，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的核心构念均是存在于同一层次，在宏观层面上具备了网络和制度融合的充分条件。

      迈尔和斯帕罗维(Mayer & Sparrowe，2013)还提到：理论融合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对实践的解释中，两种理论之间是可以存在重叠或者互补，即可以将其中一种理论运用到另外一个领域[14]。从网络的视角看制度，要保证社会网络的正常运行，必须制定相应的运行规则来对网络中的企业进行约束和激励，要求企业的社会化活动是按照既定的规则来进行，即网络必须满足制度化的要求才能实现顺畅运行。当企业服从于该准则，就能在网络内以经济成本来从事交易活动，并有效地避免可能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当企业不愿意接受，就会出现因为制度界面不对接而导致与现有网络内其他主体联结关系的断裂。当社会网络出现扩张时，还会出现制度在时空范围内的自然延伸，即将现有社会网络的运行规则扩展到更大的范围[7]。然而网络中的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网络演化的过程中，其中的交易模式、行为准则都会随之动态调整，并以梯度转移的方式顺延从网络中心到边界的路径进行传递，使得网络整体的行为模式也发生变革。社会网络的结构、内容和治理特征也更多的是强调在制度的作用下，通过实现组织间合作、协同、互惠等活动的有序化来促进企业发挥弹性优势，使得交易双方免于投机主义威胁，并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

      同样，从制度的视角看网络，制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企业在由规范、价值观等形成的社会规则体系下运行，网络会作为无形资源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出现。网络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基础角色，能支持社会交易活动的有效进行，并通过约束和激励组织间交互活动来影响企业行为。制度环境中的规则决定着在社会网络中什么样的经济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和适当的，并通过形塑社会网络中组织的运作方式来构建网络成员均认可和接受的交易模式。例如，在制度环境的刺激和约束下，网络中的组织会出现行为趋同的现象，即组织间结构和社会行为会出现同质性。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强，网络为了实现持续发展还会选择自我更新和扩张。然而这种社会行为并不随意，而是存在一个经济成本。如果网络能选择一个满足其基本交易准则要求的企业，则在随后网络运行中的转移、适应和整合等运营成本都会相应较低。

      就此看来，社会网络需要在制度环境下运行，制度环境也会融入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有效运行模式是通过在市场中制定有效的关联机制或关系规范来进行的或推动的。特别是企业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社会网络很难通过层级命令链的形式来使企业在特定情境下遵守社会化活动的准则。制度环境的稳定则有利于保障社会网络的有效运行，进而推动网络内成员积极开展自主交易活动，使其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社会接受和认可，从而在网络中获得相应的收益。同时，制度环境还会作为社会网络内的一种特殊免疫机制来防止外部因素对网络可能存在的威胁。因而，在微观层面上也具备了网络和制度融合的必要条件。

      四、情境融合下的企业创业过程

      尚恩和文卡塔拉曼(Shane & Venkataraman，2000)认为在创业活动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特定的情境条件下将创业导向行动有效地转化为组织绩效，即新创企业需要基于对情境因素的考虑来辨识、挖掘和创造创业机会，进而对创业资源有效地加以配置，为企业的持续成长奠定基础和提供保障[17]。创业活动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程，通常用来描述从新创企业向成熟企业转变的连续阶段。关于创业过程的阶段划分，本研究采用朱(Chu，1996)的三阶段划分，将创业过程分为准备、启动和成熟三个阶段[18]。

      

      图1 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情境融合下的企业创业过程

      由于新创企业在创业过程中每个阶段的组织行为、活动方式以及目的性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新创企业对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的关注点就会存在不同。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的融合情境又是客观存在的，也要求新创企业在成长和发展的历程中必须关注网络与制度交互所带来的综合作用，即需要在更深层次上分析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对创业过程的阶段性影响，如图1所示：

      从网络的视角来看，创业过程是新创企业社会运行的网络嵌入过程。处于准备阶段的新创企业通常是游离于网络边界外部的经济主体，为了推动社会交易活动就会考虑嵌入社会网络并与其中的成员建立关联，进而出于自身利益来认识网络结构，搜寻既存网络中何处存在所需的资源，识别可能的空间位置等，并选择合适的方式来实现嵌入。当新创企业正式启动后，就需要开始识别网络内容，并与社会网络中的其他组织建立交易关系，进而嵌入网络边界中并稳定下来。随着新创企业的逐渐成熟，其位置会向网络中心逐步演进，在网络中的地位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和增强，并开始承担一定的网络治理职责，例如，推动网络成员间的有效分工和协作，促进技术、渠道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因此，社会网络中的结构、内容和治理会分别在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作用。

      从制度的视角来看，创业过程是新创企业社会化运行的制度塑造过程。在准备阶段，制度环境会对新创企业的社会化运作提出基本的准则要求。只有了解、熟悉，并正确遵守这些基本规则，新创企业才能成为具有合法性的经济组织，并为随后的经济活动奠定基础。在启动阶段，市场中的行为标准会为新创企业的决策与行为提供指导，要求企业的社会交易活动都必须符合市场规则，并对其经济行为的评价提供理性基础[19]。在成熟阶段，随着企业社会运行规则逐渐完善，此时需要在满足各利益相关者不同要求，实现自身的绩效增长间平衡的基础上对社会运行制度进行适度调整。为此，新创企业可以主动地吸取制度规则中的有益成分，并积极拓展多方联结，掌控话语权，重构市场标准和准则，努力成为制度制定者[20]。因此，制度中的规制、规范和认知也会在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

      (一)创业阶段Ⅰ：基于结构和规制融合情境的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环境分析

      虽然社会网络可以为新创企业带来潜在的商业契机，但是网络中不同位置的企业所占据的资源，以及对市场机会的控制力度会存在差异性。同样，制度环境中的规制要求也会向发起创业的企业家或创业团队展示社会网络中的一些客观和主观事实，要求处于发展阶段中的新创企业必须接受来自社会网络的强迫性(coercive)规制。例如，社会网络的现有结构会对准备嵌入网络的新创企业产生一种无形影响，要求企业必须感受到外在环境所存在的强制性行为准则。综合来看，来自网络结构和制度规制的复合情境要求新创企业在从事社会化活动之前就必须提前认识既存社会网络的覆盖范围、内部的结构状况，以及网络运行中的一些某些特定的交易活动，并针对潜在的不确定环境因素事先采取应对措施，包括更加清晰的认识、了解和遵守即将嵌入的社会网络对企业运行的基本要求，并基于一定的目标和规则与社会网络进行二元交互，随后新创企业才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主体来参与社会交易活动。

      在准备阶段，如何识别创业机会和分析创业环境是创业活动成败的关键，但是企业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的影响。面对外部情境的现实影响，新创企业必须以合理方式来回应这种外部刺激，并针对这些外部的影响进行评价，进而确定合适的战略措施以获得社会的接受或准入，例如，通过一些提前设想的意识、预期方案来采取应对行动。按照波特(Porter，1980)的竞争优势观点，创业机会一般是来自于比现有企业更低的生产运营成本和满足差异化需求的能力[21]。通过对社会网络结构的认识，可以帮助新创企业更好地识别和挖掘可能存在的创业机会。在创业机会识别活动中，发起创业的企业家或创业团队在新创企业进入网络之前就必须对网络结构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例如，认识现有社会网络中的相关组织占据何种位置，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是哪些，彼此间存在何种联结关系，网络中还存在怎样的差异化需求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新创企业未来发展的潜在机会，可以有效甄别企业间的差异，降低搜寻成本，并将直接影响到随后的绩效。随后，新创企业需要对照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来分析是否能满足这种差异化需求，可能适合自身的潜在位置空间，以及如何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建立有效的关联，随后才会决定选择何种决策来执行相应的战略行动，并选择合适的途径来与社会网络形成关联，或以替代嵌入，或延展嵌入进入社会网络边界，并识别和挖掘其中可能存在的商业契机。

      同样，分析创业环境也是新创企业在准备期需要开展的重要工作。当新创企业希望嵌入社会网络来从事组织间交互活动时，除了希望获得相应的资源、能力、知识等可见的有形资产之外，还可以得到一些无形资产，例如，社会地位、声誉等，这也将带来相应的后续绩效。此时，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可以从现有的社会网络中寻找到合适的潜在合作伙伴。米拉诺夫和谢泼德(Milanov & Shepherd，2013)进一步指出，新创企业在社会网络选择首次合作伙伴的影响不仅在于当前，而且也会给社会网络中其他成员烙下相应的“社会印记”，并形成新创企业未来的社会地位[22]。一旦新创企业与社会网络中合适的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就会被介绍进入社会网络，这将进一步丰富新组织的现在能力、资源等，并获得超过新组织创立者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如果新创企业可以与这些具有高声誉的企业建立关联或交易关系，则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让企业得到更高程度的认知可见性，而且可以得到网络成员的认可来进行后续的交易活动。然而在不确定的高风险社会环境中，新创企业没有以往的社会活动记录或交易行为，导致其他企业只能依靠有限的信息和线索对其进行评价。其中，最为重要的判断标准是新创企业是否具有严格有效的社会活动规则来满足基本的社会运行要求。作为应对制度规制压力的有效措施，新创企业需要在成立之前就提前了解认识外部环境的运行规则[23]，例如，林嵩和姜彦福(2009)认为社会网络中不同组织之间有正式的合作契约关系和约定俗成的习惯或规则[24]。这样能更好地帮助新创企业与社会网络中的企业成员实现良好的互动，为后续有效地嵌入社会网络中获得所需的资源做好准备工作。

      (二)创业阶段Ⅱ：基于内容和规范融合情境的组织体系创建和管理模式形成

      社会网络不是静止的，而是存在动态演化的。在社会网络演化的过程中，现有的组织间的联结将影响到随后联结关系的形成，并增强行动者持续的优势。随着新创企业开始嵌入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为了自身的实现良性发展和提升，也会通过一些非正式的价值理念对新成员的行为进行引导，使得新成员能迅速融入网络中，而不至于对网络正常有序的运行产生较大的冲击和影响。社会网络在吸纳新成员的同时，也会开始构建合适的组织间关系，同时调整现行的社会运行机制，这就要求新创企业必须遵守既定规范的前提下，加强与网络其他组织的弹性接触以丰富现有的网络联结关系，从而与社会网络实现有效的匹配以得到社会网络参与者的认可。社会网络中的规范是存在梯度的，在网络中心位置规范的约束力较强，处于网络边界位置规范的约束力则较弱，因此，新创企业在嵌入社会网络边界时，仅需要满足基本的行为准则就能与网络中的组织建立起联结关系。在新创企业实现有效嵌入后，源于制度环境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就会对新创企业在网络中的行为进行进一步约束，要求新创企业利用模仿(mimietic)来学习社会交易活动中的基本规则，并促进其以不断自我变革来满足外部制度环境的现实要求。

      当新创企业成立后，组织体系创建和管理模式形成成为最重要的工作。作为现有社会系统中的新经济利益个体，新创企业一般很难直接影响和自发控制网络中的多边关系，而是需要更多的选择遵从网络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在嵌入网络的过程中，新创企业会通过市场交易活动进入社会网络边界，并与网络发生一种二元交互作用，并形成特定的关联关系。随着新创企业的加入，在社会网络内部会对具有可分解性的系统各部件联结规则开始创造性的分解和再整合以实现复杂系统的创新[25]。新创企业一般是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且社会地位较弱，为此需要推动组织体系创建，妥善处理与其他主体的关联关系，例如，通过信息互通与当地顾客、供货商或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沟通通道和网络关系来交换市场信息，形成经常性交易活动，实现管理协同和运营协同。同样，通过与现有网络建立合适的联结关系，可以有效增强新创企业与其他网络微观单元的关系强度，其身份认同会逐步清晰，并在界面交互活动中逐步从非均衡走向均衡，从而获得相应的合法性。在随后的社会化活动中，新创企业也会依照具体的身份和外部联结关系来选择合适的战略决策，例如，在一些非强制性的行为标准约束下，采取嵌入、脱嵌和再嵌入的复杂互动，这样就能在其他要素组合比例不变的条件下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

      作为一个新生的经济体，新创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要求企业必须服从于在其内外部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为准则、传统和社会影响，并遵守社会压力来获得合法性。特别在组织间层次的制度规范会明确社会可接受的企业行为，使得社会网络对其内部成员施加相应的社会压力，进而导致企业展示出相似的结构和行为。为此，新创企业需要开始推动管理模式构建，包括内部组织结构(包括职能结构、部门结构、权责结构)、社会化运行机制及运行方式等整体性的管理体系，并确定自身的经营目标、经营生产活动的基本框架和模式。在管理系统的作用下，企业社会活动的侧重点开始转向组织的整体性和目标性，并注重通过不断了解外部社会制度环境中所存在的包含客观和主观事实的一般程序和规则，例如，通过学习活动来形成类似的运行结构和做法，推进组织间的良性互动等，使得企业现有的运行制度得到不断修正来实现与社会网络其他成员的社会运行制度趋同[7]。只有当新创企业正确认识和遵守网络中的相应准则后，才能更便利地处理不确定性和获得合法性[23]，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并被社会中的更多主体所认可，从而实现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来进行外部交互活动。随后，正如摩尔等(Moore et al.，2012)指出，企业的战略决策也会变得趋于理性和容易被理解[26]，从而降低了潜在的成本和风险。

      (三)创业阶段Ⅲ：基于治理和认知融合情境的组织规模扩张和社会运行构架

      在社会网络的运行过程中，会面临社会环境变化、市场波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要维持社会网络的活力和协调并实现稳定运行，就要求网络中的核心成员必须主动承担一定的责任来推动成员协同互动。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新成员开始进入社会网络，网络本身的承载能力会限制网络规模的扩张，只有引入有效的治理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网络的高质量运行。治理是从网络整体利益(协同效应)出发，通过协调组织间的彼此良性互动来实现网络整体效益的逻辑扩展。其中作为核心的企业必须具有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掌握相对的核心资源，才能主导整个网络的有序运营，并和其他的成员一起对网络运行模式进行调整以共同应对外部因素可能的影响。其中的网络运行规则会通过微观机制来推动组织的互动行为，为网络结点之间的信息分享、分工合作、决策协调与利益分配提供基本的制度准则。同时，在网络系统内部所共享的社会价值观、组织认同等行为也会通过组织间的沟通和交互而得以体现，并为网络成员的社会活动提供支撑，引导其制定决策和进行其他行为。

      随着新创企业走向成熟，其组织规模的快速扩张，也会作为重要的经济体来推动社会运行构架。企业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其社会影响幅面开始向时空范围内逐渐延伸，逐渐从网络边界向中心位置演进，缩短与社会网络中心之间的制度距离，实现与社会网络运营体系的一致性。当新创企业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增长和提升，即新创企业转变为成熟企业后，其嵌入网络的组织间关联程度会得到强化，并在网络中占据关键位置，部分弱联结转变为强联结。此时，企业已经成为网络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可以在一个有力的战略位势上得到更多的选择，且能有效获得和识别网络中的多样信息，以及比其他企业更多的利益和机会，同时也会自然产生更多的约束性[27]，即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为此，企业也开始从“他律”向“自律”进行转变，不是完全遵从社会网络的制度规则，而是充当制度变革的主导动力，承担起社会网络治理者的角色来调整社会网络的交易规则。例如，从健全外部治理机制的角度出发，推动制度环境的建设、完善和创新，并产生新的约束规则来规制其他主体的社会行为以满足社会网络发展的需求，促进网络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和演化来实现持续更新。同时，运用合适的法律手段来对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惩罚，促使网络中的交易活动保持正常有序进行。

      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企业组织结构边界的开放性、模糊性和动态性也会使得价值创造活动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的范畴，开始延伸到外部组织，企业内部的部门价值链环节也开始被整合进入网络中，并成为社会价值网络的一部分。社会价值网络是网络内不同成员之间通过业务关联进行分工与协作，从而推动和实现网络价值创造的活动形式。当网络内部的治理机制越完善和认知水平越高，则组织间的互动则会变得更加频繁，为此一些企业处于退出同质化竞争和提高价值的考虑，开始社会角色转变来完成自我转型，使得组织间的社会分工与协作更加合理和有效。在社会运行构架中，企业作为规则制定的主导者需要考虑推行社会分工调整，其业务活动的中心开始从组织内部价值创造上升到推动组织间协调的社会网络价值创造层面。例如，通过强化内部创新来对网络内部的传统业务模式进行调整，并打破原有的网络运行模式，同时注重整体价值创造的提升来改变现有的网络运行规则等。在实践活动中，此时的新创企业需要结合阶段性任务，立足于现有的网络运行准则，不断认知社会网络运行的新制度要求，以不断自我变革来影响网络环境相关规则的构建，并发挥出社会影响力，实现对网络运行机制的有效调整。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理论融合这种新的研究思路来挖掘新的观点，尝试将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两种理论整合形成一个新的框架来对创业过程进行解释。通过分析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与创业过程之间的关联，阐述其中可能存在的融合性，并基于新创企业成长的阶段性过程来认识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可能存在的影响，提出创业过程既是新创企业社会化运行的网络嵌入过程，也是新创企业社会化运行的制度塑造过程。随后探讨了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不同子维度融合情境下的新创企业成长过程，并进一步明确了每个阶段的具体任务。在准备阶段，新创企业需要在结构和规制融合的情境中进行创业环境分析和创业机会识别；在启动阶段，新创企业需要在内容和规范融合的情境中完成组织体系创建和管理模式形成；在成熟阶段，新创企业需要在治理和认知融合的情境中实现组织规模扩张和社会运行构架。

      (二)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虽然本文开始运用理论融合的方法来对创业活动进行解释，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观点和启示。但是在研究中还是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继续深入。首先，本文基于对创业过程阶段性特征的分析来探讨社会网络理论与制度环境理论可能存在的融合。然而需要认识的是，理论融合这种研究方法在现有的管理学研究中还不是十分成熟，需要在研究方法上继续深入，还需要通过不断地创新来完善现有的研究范式，使其具体化、明晰化和系统化，才能强化对社会实践现象的解释力度。其次，本文将新创企业作为分析单元来展开研究，并没有考虑企业家或创业团队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创业是企业家或创业团队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来创建新组织，并追求机会价值最大化的复杂过程。特别是在新创企业创立初期，企业家或创业团队会对企业的发展方向、社会活动等起到重要影响，其个人意念或团队愿景也将决定着新创企业今后的制度体系塑造，因此，未来还应该关注企业家或创业团队是如何理解制度环境和社会网络，以及他们的创业决策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环境制度和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等问题。最后，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考虑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和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并进行实证分析。例如，通过测量网络内容中的结构洞，制度规范中的制度弹性等要素在融合情境中会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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