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动机与潜力估计
——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
郑 磊，祝 宁
(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摘 要 ：近年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增长，但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规模却停滞不前。通过日本对亚洲11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研究发现：首先，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地区)和日本GDP规模成正比，与东道国(地区)距日本地理距离成反比。其次，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动机表现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表现不明显。最后，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直接投资会偏好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此外，日本对亚洲各国(地区)投资潜力分为三类：投资潜力成熟型国家包括新加坡、韩国、泰国和越南。投资潜力成长型国家(地区)包括菲律宾和中国香港地区。投资潜力待开发型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和中国台湾地区。
关键词 ：日本；投资动机；引力模型；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
引 言
对外直接投资(OFDI)不仅有利于全球范围内资本的高效配置，而且对于东道国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既可以增加国内投资，弥补经济发展资本缺口，也可以通过技术溢出、产业升级等效应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受地缘因素影响，亚洲一直是日本OFDI的主要目的地。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UNCTAD)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也是亚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国。日本的直接投资对亚洲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及各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日本对亚洲OFDI始于20世纪60年代，面对日益上涨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众多日本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陆续将加工工厂转移至周边亚洲国家(地区)，以获取东道国(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其后，受日本经济地位提升、日元升值及规避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等多种因素影响，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处于波动上升趋势。但近年来，尽管日本OFDI全球规模不断扩大，日本对亚洲OFDI的规模却停滞不前，亚洲地区在日本OFDI目的地中的地位甚至不断下降。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OFDI净额为6.9万亿日元，其中亚洲地区占比为28%。然而，2016年日本OFDI净额增长至18.39万亿日元，相较2010年增长1.7倍，但日本对亚洲地区OFDI的规模与2010年基本持平，占比降至8%。在此背景下，文章采用2005—2015年日本对亚洲11个国家(地区)OFDI的面板数据，基于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日本对亚洲OFDI动机，模拟计算亚洲11个国家(地区)投资潜力差异，比较分析不同国家(地区)比较优势，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OFDI活动首先始于一国国内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通过将该产业转移至其他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将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集中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不仅有利于东道国承接产业转移，提高生产技术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母国进行产业升级，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的“雁行模式”也被广泛应用于日本对亚洲OFDI相关研究。在“雁行模式”中，日本拥有资本和技术比较优势，并通过对亚洲国家(地区)OFDI转移传统产业，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带动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1]。
例如，笔者在讲授《金色的草地》时，先让学生仔细观察文本的插图，看看画面上都有哪些人物与情境，让学生猜一猜文本要讲授的内容。“画面上有什么呢？”“两个小男孩在玩蒲公英呢。”有学生答道。“蒲公英种子是白色的，那么为什么题目是金色的草地呢？”学生们对此都很感兴趣，在观察的过程中也激发了学生去阅读的兴趣，起到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进行OFDI主要有三方面动机，一是通过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道国，以获取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母国稀缺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二是规避政府设置的贸易壁垒，其中既包括直接在当地投资设厂规避东道国贸易壁垒，也包括将产品组装环节转移至第三国并由东道国出口至发达国家，规避发达国家对母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三是通过设立海外子公司获取地理位置优势，降低运输成本，开拓东道国及周边地区国际市场。
为深入考察日本对亚洲不同国家(地区)的投资增长潜力，文章根据上述回归方程，模拟2015年日本对11个亚洲国家(地区)直接投资潜力。具体模拟过程为：(1)估计出投资引力模型参数；(2)将各变量原始数据代入，计算出“理论”或“自然”状态下的当年日本对亚洲各国(地区)OFDI模拟值；(3)将实际值与模拟值进行比较，计算出日本对亚洲各国(地区)直接投资潜力(K)。模拟结果如表6所示。
其次，Wage系数为负，表明东道国(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会阻碍日本对该国(地区)OFDI的发展，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OFDI存在效率寻求动机。也就是说，随着日本国内劳动力平均工资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开始对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国家进行投资，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Resource系数为正，表明日本对东道国(地区)OFDI与当地资源密集度显著正相关，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OFDI存在资源寻求动机。这表明在国内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衡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积极寻求国际化资源战略，通过对资源要素较为丰裕国家的OFDI，突破资源瓶颈，谋求可持续发展。Technology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OFDI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这可能是因为日本一直是亚洲区域内科学技术研发水平较高的国家，而相对日本来说，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一直未能摆脱承接日本产业转移的地位。通过上述变量的实证检验，文章发现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投资表现出显著的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资源寻求动机，缺乏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也可以看出，面对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衡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通过全球战略，对资源要素较为丰裕国家投资以获取资源，对劳动力要素较为丰裕国家投资以获取低成本优势，并通过向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市场信息流通较好的国家投资来进行产品营销、贸易及运输，构建亚洲内部区域生产和流通网络，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持续发展能力。
此外，也有学者基于动态视角研究日本OFDI动机的变化。Zhou等通过日本对中国OFDI的实证研究发现，早期日本对中国OFDI主要集中于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以获取特区内的外资优惠政策，其后随着中国经济结构及日本母公司投资策略的转变，日本OFDI企业开始着眼于产业集聚效应，通过构建当地区域生产网络，开拓日益增长的内地市场[9]。李国平和田边裕研究发现，日本OFDI动机从资源型、成本型转化为目前的集市场、生产和信息于一体的综合型。其中，日本对欧美等发达区域OFDI的综合型特征进一步强化，对亚洲OFDI的基本动机正在从成本型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复合型转换[10]。
(二)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Institution表示东道国(地区)的制度环境，将世界银行WGI数据库中的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六个指标取平均值来衡量东道国的制度水平，分数越高表示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好。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企业掌握与投资相关的政策信息和预测投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提高企业投资效率，降低投资风险。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OFDI主要集中于北美及亚洲地区。其中，北美地区的OFDI主要表现为水平型OFDI，目的在于规避发达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扩大海外市场。而亚洲地区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垂直型OFDI，目的在于利用当地低成本优势，提高日本产品国际竞争力。然而，2010年后尽管日本OFDI总体规模迅速增加，日本对亚洲OFDI规模却停滞不前，占比甚至不断下降。2010年，亚洲地区吸引日本OFDI规模达到1.9万亿日元，占日本OFDI总体的28%，是日本OFDI第一大目的地。然而，2012年，亚洲地区吸引日本OFDI的规模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比例的29%，同年北美在日本OFDI中占比升至29.2%，北美超过亚洲成为日本OFDI首要目的地。此后，亚洲在日本OFDI中的地位不断下降，2016年亚洲吸引日本OFDI规模仅占日本总体OFDI规模的8%，较2010年降低3倍，在日本OFDI目的地中排名第四。
综上所述，有关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主要是基于全球视角，探讨日本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OFDI动机的差异，忽视了亚洲各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技术水平及制度安排的差异。有关日本对亚洲地区OFDI研究较为丰富，但多集中于理论分析，缺乏实证检验。文章从以下三方面丰富和拓展现有研究，首先从投资动机视角探讨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OFDI区位选择问题。其次构建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并采用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法，实证分析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OFDI区位选择问题。最后模拟计算日本对11个亚洲国家(地区)投资潜力，基于国别差异具体分析东道国(地区)比较优势。
二、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一)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规模
总体看来，2010年后日本OFDI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投资额由2010年的6.9万亿日元攀升至2016年的18.4万亿日元，增长了近1.7倍(见表1)。日本OFDI规模迅速增长主要是因为2010—2012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等影响，国际投资者纷纷寻求美元及欧元外的安全资产，助推了日元汇率的走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OFDI规模的增加。安倍晋三于2012年底重新执掌政权，在“安倍经济学”指导下实行一系列政策促使日元贬值。然而，2012年后日本OFDI规模并未因日元大幅贬值而出现下滑，这反映出在国内经济长期低迷背景下，日本企业积极顺应经济结构变化进行调整，将生产布局与全球生产网络相结合，以全球化战略抵消国内需求空间较小及少子老龄化带来的负向效应，通过构建全球生产及营销网络寻求新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此外，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导致其国内供应链断裂也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企业将部分附加值较高的环节转移至国外以分散风险。
此外，也有学者从动态视角研究日本OFDI在亚洲国家间转移的问题。Kojima认为日本对亚洲国家OFDI转移路径与各国劳动力成本及市场规模变动相关[12]。Belderbos和Zou认为在市场竞争环境不断变化，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背景下，日本企业出于构建亚洲生产及流通网络的考虑，将海外投资转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中国。但是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偏好并未减少其他国家(地区)日本企业劳动力数量[16]。Chiang认为，日本OFDI在亚洲国家(地区)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转移促进了亚洲国家(地区)间中间品贸易及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7]。Urata认为，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具有生产成本低和需求潜力高的特点成为日本OFDI主要目的地。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及贸易的高速增长以及WTO框架下对外商直接投资更加开放，日本企业会逐渐将对东盟OFDI转移至中国。未来两地区应注重加强教育、交通及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双边投资自由化进程，改善外商投资环境[18]。
表1 2010 —2016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亿日元
数据来源：日本财务省
(二)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地域分布
伴随着亚洲内部各国家(地区)市场空间的变化、要素价格及经济结构的调整，日本对亚洲各国(地区)的投资比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特征。2012年日本对中国OFDI比例最高，占日本对亚洲OFDI总额的40%(见表2)。而2012-2014年日本对中国OFDI净额不升反降，占亚洲地区比例也不断走低。2014年，日本对中国OFDI净额仅占亚洲地区总额的19%，相较2012年下降52.5%。2014-2016年又有所回升。而同期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净额却不断增加，占亚洲地区比例也在波动中上升。这可能是因为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及深度都在不断增加，巨大的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丰富的资源、低价的要素成本和优惠的引资条件吸引大量效率寻求型及市场寻求型日本企业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而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要素成本的急剧上升、引资质量要求的提高及政策优惠力度的减弱，日本跨国公司减少了对中国投资的比重，将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向中国以外要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
本文在研究消费结构问题时，尝试运用Moore值测度消费结构变动。本文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关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分类方法，将居民的消费支出直接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等八大类，在此基础上，计算消费结构变动Moore值，公式为：
表2 2012-2016年日本对亚洲国家 (地区 )直接投资情况 亿日元
注：负数表示净流入
数据来源：日本财务省
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OFDI的多元化发展，从日本企业对海外市场投资意向选择中可见一斑。表3为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IBC)2011—2016年对日本制造业企业所做的海外投资首选地的调查统计。从表3中可见，日本制造业企业对中国投资意向有所降低，而对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投资意向不断走高。此外，近年来日本制造业企业对NIEs投资意向相较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处于较低水平，而日本对NIEs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净额及其占比也相较其他地区偏低，这表明日本跨国公司对亚洲地区OFDI主要表现为技术成熟、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的海外转移。
表3 2011-2016年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首选地调查 %
数据来源：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三)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战后日本重化工业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提高了日本的世界经济地位，也极大促进了日本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日本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奠定了日本OFDI以制造业为主的基本格局。然而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内产业结构及跨国公司竞争战略的不断调整，日本OFDI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不断加快海外投资步伐。2008年，日本非制造业OFDI首次超过制造业；2015年，日本非制造业直接投资额已占OFDI总额的62.1%(见表4)。
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结构与全球表现稍有不同，制造业与非制造业比例基本持平。这表明日本在对亚洲转移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同时，也开始向针对当地市场的专业化服务需求加大生产性服务投资，尤其是金融保险、商贸服务、交通物流及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其中，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OFDI仍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尤其是机械器具[注] 机械器具行业包括一般机械器具，电气机械器具、输送机械器具和精密机械器具。 行业。2015年，日本对中国机械器具行业OFDI额占日本对中国制造业OFDI总额的69.7%。这表明，中国及东南亚传统的要素成本优势仍对日本跨国企业产生极大吸引力。日本对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非制造业领域投资主要集中于商贸服务业及金融保险行业，这与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及东南亚国家OFDI由单一效率寻求型向产业链整体转移不无关系，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日本跨国企业在贴近市场进行当地生产的同时，也开始逐步构建“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相互协调合作的一体化组织框架，投资目标从简单加工组装向上下游产业不断延伸，全方位、系统化特征更为明显。而日本对NIEs中的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则主要集中于非制造领域。其中对中国香港地区非制造业OFDI主要集中于金融、保险行业，对新加坡非制造业OFDI主要集中于运输和商贸服务业。这与中国香港地区的亚洲金融中心及新加坡的亚洲贸易中心地位密切相关。
表4 2014-2015年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数据来源：日本财务省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文章采用2005-2015年日本对11个亚洲国家(地区)[注] 包括中国、新加坡、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 OFDI流量数据，通过构建投资引力模型，考察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动机及区位选择问题。Anderson在应用引力模型分析国际资本流动中，不仅考虑了经济规模、地理距离等传统因素，还考虑了制度因素对国际投资的影响[19]。在此基础上，增加OFDI动机因素，对传统投资引力模型进行扩展，设定日本对亚洲OFDI模型如下：
17：10:“14时到17时,全县最大降水出现在百江镇天子地24.7 mm。近1 h,最大降水主要出现在百江镇苎坑11.5 mm,瑶琳镇金竹坞口11.4 mm,富春江镇石舍8.5 mm,预计未来两小时雷雨云团还将继续影响凤川、城南、富春江、钟山、莪山、分水等乡镇街道,请注意防范”。
1nJOFDI it =β 0+β 11nGDP it +β 21nJGDP t +β 31nJDistance i +β 41nWage it +β 5Resource it +β 6Technology it +β 7Institution it +ζ it
其中，i、t分别表示东道国和时间。模型中的因变量JOFDIit表示第t年日本对东道国(地区)i直接投资净额，数据来自日本财务省。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净额存在负数的情况，为保留上述信息，提高结果有效性和实用性，对净额为负值的OFDI数据进行转换替代。
GDP和JGDP分别表示东道国(地区)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UNCTAD。GDP既是一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环境的综合表现，也是该国资本剩余的表现，体现出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此外，为了剔除价格因素对GDP的影响，文章对上述变量按2005年不变价格，采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
JDistance表示日本与东道国(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地理距离较远会增加两国运输及交易等成本，可能削弱东道国(地区)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禀赋优势或市场优势，不利于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增加投资风险。
Wage表示东道国(地区)劳动力资源禀赋，选取东道国(地区)劳动力平均工资衡量东道国(地区)劳动力资源密集度，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部。较低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意味着该国(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通过低劳动力价格优势，降低生产成本，获取价格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扩大市场范围。
Resource表示东道国(地区)资源要素禀赋，选取东道国(地区)油气和矿产资源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衡量东道国资源密集度，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东道国(地区)丰裕的矿产、能源或初级产品等资源禀赋可以使企业突破资源瓶颈，降低原材料生产成本，获取价格优势，扩大市场范围。
1284 Relationship of learning burnou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Technology表示东道国(地区)战略资产要素，选取东道国(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衡量东道国战略资产密集度，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东道国(地区)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其与母国技术差异越小，越有利于承接母国产业转移。而对于母公司来说，较小的技术差距则有利于其节约培训费用，提高产品质量和投资效率。
部分学者从区位优势角度比较研究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直接投资。Nakajo认为日本对NIEs[注] NIEs：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Asia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Asia NIEs)。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 的直接投资通过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既能提高东道国(地区)经济增长能力，又能够使母公司集中资源进行研发活动，提高生产技术，促进母国产业升级，以应对东道国(地区)经济增长对母国经济的冲击[11]。Kojima认为日本对东亚OFDI主要表现为顺贸易导向型投资，即日本对东亚各国OFDI集中于母国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及资源密集型行业，形成良性区域分工体系，推动了母国与东道国中间品及最终品的双边贸易[12]。Fung等使用企业调查数据分析比较了日本对中国、NIEs及东盟国家OFDI的特征差异，研究发现日本对上述地区OFDI主要集中于制造行业，这一点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相比于其他地区，日本对中国OFDI主要是出于降低成本及开拓市场两方面考虑[13]。李国平认为亚洲各国(地区)经济发展层次不同，处于第一层次的NIEs国家(地区)市场前景较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吸引较多技术密集型OFDI；处于第二层次的中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吸引较多劳动密集型OFDI；而处于第三层次的越南、印度等国家吸引日本OFDI项目较少，不能从结构上明显反应东道国的区域特征[14]。李迎旭和田中景利用2000—2010年数据实证分析日本对东盟OFDI的内、外影响因素,并比较分析了日本对中国及东盟OFDI，认为中国和东盟在引入日资结构上将出现国别差异[15]。
文章使用Silva和Tenreyro提出的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PPML)的方法来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他们研究发现，PPML方法一方面可以克服传统OLS方法对引力模型估计结果的有偏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选择怀特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克服对数引力模型中由于异方差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20]。
(二)估计结果分析
对于使用投资流量及面板数据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文章使用White检验重新校准变量的标准误来修正异方差性，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第(1)列为传统投资引力模型的估计结果，第(2)列为扩展引力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5 日本对亚洲国家 (地区 )OFDI动机及区位选择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首先GDP系数为正，表明东道国(地区)市场规模的扩大及宏观经济状况的提高对OFDI流量有显著正向作用。也就是说，东道国(地区)市场规模越大，经济状况越好，投资机会越多，越会吸引日本企业对该国(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活动。这也说明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OFDI有市场寻求动机，即母公司通过OFDI以获取东道国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扩大国际市场范围。JGDP系数为正，表明日本经济规模的扩大对OFDI流量有显著正向作用，即良好的母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有利于日本企业开展OFDI活动。经济运行情况会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发展产生影响。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说明该国经济环境较为稳定，经济发展潜力较好，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道国市场需求规模越大，跨国公司投资机会和空间更多。日本企业在亚洲地区直接投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建立当地销售机构，开拓当地及周边国家市场，扩大企业国际市场范围。其二是建立海外子公司转移部分生产环节，利用当地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及土地租金或政府优惠政策等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能力。因此，只有当母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企业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剩余，发展到较高生产环节时，才有需求及能力开展对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Distance系数为负，表明亚洲各国(地区)与日本地理距离越远，不仅会增加交通成本，加大日本企业投资不确定性及风险，而且地理距离的扩大可能会带来诸如文化和需求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增加投资成本，降低投资效率，阻碍日本对亚洲OFDI的发展。通过以上变量的基本检验，可以发现东道国(地区)与母国经济规模对日本对该国(地区)OFDI具有正向影响，地理距离对日本对该国(地区)OFDI具有负向影响，与传统引力模型结论一致。
第一，绝大多数人不可避免地失业。无论地球上的所有人多么努力，并且，无论每个人多么聪明，绝大多数人都会失业，因为岗位非常有限。众人皆聪明、努力，只会提高就业门槛，并不会增加就业机会。此点几乎是刚性的，也是最重要的，它使绝大多数人即便终生学习也无法改变命运。
最后，从制度环境来看，Institution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日本对亚洲OFDI区位选择偏好那些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地区)。第一，良好的制度环境表明东道国(地区)政府有能力为日本企业提供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对于市场寻求型企业来说，这可以很大程度降低交通、营销等成本，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第二，东道国(地区)制度环境较好表明当地政府清廉水平及行政效率更高，日本企业想要通过寻租方式获得市场机会和扩大市场份额的成功率较小。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加开放透明。第三，良好的东道国(地区)政治环境表明当地政府和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及法律意识较高，政府监管水平较好，这不仅有利用日本企业发挥比较优势，而且有利于企业对内部知识产权等技术的有效保护。第四，良好的政治环境表明东道国(地区)政治环境较为稳定，日本企业投资的政治风险较小。因此，日本对亚洲OFDI偏好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地区)。
治疗3、6、12个月恩替卡韦组HBeAg转阴率均明显高于阿德福韦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四、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直接投资潜力估计
有关日本OFDI动机，一部分文献从东道国视角进行解析。Urata和Kawai以日本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日本中小企业OFDI动机在供给方面主要表现为获取东道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健全的基础设施及东道国政府的高效管理，在需求方面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市场规模。其中，供给侧动机在日本对发展中国家OFDI中表现较为明显,而出于融资约束及劳动力成本等方面考虑，日本对发达国家OFDI的动机则主要集中于需求方面，即通过在东道国投资设厂，开发并扩大发达国家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认为忽略国家固定效应可能会导致对日本OFDI廉价劳动力寻求动机的过高估计[2]。Fung等通过日本和美国对中国OFDI的比较研究发现，两国OFDI均会显著追求经济水平较高、市场规模较大及外商政策较为优惠的地区，而相比于美国，日本OFDI会更倾向于劳动力质量较高的地区[3]。Farrell等使用1984—1998年日本对15个国家OFDI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认为日本水平型OFDI主要投资动机在于获取东道国市场及规避反倾销等贸易壁垒，而垂直型OFDI则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并向子公司出口零部件进行组装，建立国际性生产和流通网络，以获取东道国低技术生产成本优势。此外产业集聚也是日本中小企业进行OFDI决策所考虑的关键因素[4]。还有一部分文献从母国视角探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如Azrak和Wynne从贸易壁垒角度，认为日本跨国公司进行OFDI,一方面在于东道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市场前景广阔，另一方面则在于规避东道国对某些产业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尤其是反倾销措施[5]。季宏和平力群认为日本跨国公司开展OFDI的目的是依据不同国家(地区)的要素价格、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及贸易投资壁垒，将企业的生产布局扩展至全球，利用国际化生产与销售，解决日本国内少子老龄化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不振，劳动力成本压力增加等对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6]。杨书臣研究发现基于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海外经营收益的驱动，开拓海外市场的要求以及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日本企业海外事业不断扩大，海外转移不断加速[7]。Takagi和Shi从货币角度，认为日元升值会增加日本企业OFDI活动[8]。
根据模拟结果，文章将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直接投资潜力关系划分为以下三类(见表7)：
第Ⅰ类：投资潜力成熟型，具体表现为K>1.2，表明日本对东道国(地区)OFDI规模高于理论模拟值，与东道国投资合作关系较为紧密，甚至存在“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此类投资东道国包括：韩国、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第Ⅱ类：投资潜力成长型，具体表现为0.8<K<1.2，表明日本对东道国(地区)OFDI规模与理论模拟值较为接近，发展较为成熟。此类投资东道国(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和菲律宾。
第Ⅲ类：投资潜力待开发型，具体表现为K<0.8，表明日本对东道国(地区)OFDI规模与理论模拟值相差较大，存在“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未来有很大投资合作发展空间。此类投资东道国(地区)包括：中国、中国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表6 日本对亚洲国家 (地区 )投资潜力模拟结果
表7 日本对亚洲国家 (地区 )投资潜力类型分布
注：√表示亚洲国家(地区)吸引日本投资的潜力类型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文章主要基于前述变量的国别比较，具体分析不同投资潜力类型东道国吸引日本外资的比较优势及发展前景。表8展示了2015年在市场规模、地理距离、要素禀赋(包括劳动力要素、资源要素及战略资产要素)及制度环境等方面排名靠前的四位国家或地区。总体看来，中国主要拥有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优势，NIEs在地理距离、战略资产要素及制度环境方面优势较为突出，而东南亚国家劳动力和资源要素优势较为明显。
表8 2015年亚洲国家 (地区 )比较优势
注：√表示亚洲国家(地区)吸引日本外资的比较优势
具体来看，在投资潜力成熟型国家中，新加坡投资潜力最大，这可能是因为新加坡制度环境较好，政府清廉，行政效率较高，有利于日本跨国公司发挥比较优势，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较高，市场规模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良好，更有利于吸引日本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对于韩国来说，首先韩国与日本地理距离最近，有利于降低企业交通等投资成本，其次韩国通过承接日本产业转移实现了制造业升级，制造业基础设施较好，劳动力素质和熟练程度较高，有利于日本跨国公司企业减少培训费用，提高产品质量。最后韩国GDP规模较高，且与日本需求偏好和结构较为相似，有利于吸引市场寻求型OFDI。而泰国和越南则凭借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吸引大量效率寻求型OFDI。
在投资潜力成长型国家(地区)中，中国香港地区一直是日本OFDI主要投资目的地。首先，中国香港地区在信息、交通、物流基础设施方面建设水平较高，且经济发展水平良好，市场规模前景大。其次，中国香港地区距离发展前景广阔的中国内地市场较近，地缘优势明显。最后，中国香港地区制度环境较好，市场机制较为完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更有利于日本跨国公司投资效率的提高。而菲律宾则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市场规模优势吸引较多日本效率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OFDI。
在投资潜力待开发型国家(地区)中，中国GDP规模高于其他亚洲国家且增速较快，人口及市场规模较大，未来日本对中国市场寻求型OFDI有很大发展空间。另一方面，11个国家中，中国制度环境排名最末位，这表明制度环境较差可能成为未来制约日本对中国OFDI的阻碍因素。此外，200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基本与东盟国家持平，吸引众多效率寻求型日本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平均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升。201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是菲律宾3.2倍，越南3.5倍，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使日本跨国公司逐步将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盟国家，这也与目前中国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在上述国家(地区)中，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资源要素禀赋排名前两位，表明两国在资源方面存在比较优势，适宜日本资源密集型行业开展OFDI活动。相较于其他NIEs国家(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与日本投资合作关系相对较弱，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此外，印度经济规模较大，资源较为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2015年日本对印度投资潜力为负，这主要是因为当年日本对印度OFDI净额为负，而在其余年份，印度直接投资潜力皆为正数，分布在0.8左右，因此，文章认为2015年仅是印度投资潜力的一个异常值表现。
②州城即山阴县城，秦始皇改大越为山阴县，属会稽郡。南朝宋在会稽郡置东扬州，齐、梁、陈因裘，州治设在山阴县城，故山阴城也称州城。
结 论
文章利用1995—2015年面板数据，基于扩展引力模型实证研究日本对亚洲11个国家(地区)OFDI投资动机及投资潜力。研究结果发现：(1)日本对亚洲OFDI与两国(地区)GDP规模成正比，与东道国(地区)距日本地理距离成反比。(2)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动机表现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但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表现不明显。(3)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会偏好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此外，文章通过模拟投资潜力发现，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直接投资潜力可分为三类：投资潜力成熟型国家中，新加坡和韩国都享有市场和制度环境两方面的比较优势，韩国还享有独特的距离优势。泰国和越南则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享有比较优势。投资潜力成长型国家(地区)中，中国香港地区拥有市场、制度及地缘比较优势，而菲律宾劳动力优势较为明显。投资潜力待开发型国家(地区)中，中国拥有市场优势，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拥有资源优势，中国台湾地区投资潜力最低，而印度投资潜力在2015年存在一个极值情况。
从长远看来，为改善日本对亚洲OFDI停滞不前的状态，各国(地区)应充分发挥本国(地区)比较优势，规避或努力改善比较劣势对引进日本外资的负面影响。对于投资潜力成熟型国家，新加坡和韩国应努力提高其在战略资产和制度环境方面的比较优势地位，一方面鼓励并扶持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活动，重视人力资本的培养和积累，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进而吸引更多日本高端制造业或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投资。另一方面，加强经济园区建设，将经济园区与本国发展战略、企业投资动机相结合，有针对性地进行园区功能规划，提供相应的投资便利化措施和配套服务体系，吸引相关日资企业入驻。越南和泰国在吸引日本效率寻求型投资时，要注意劳动力质量可能对其劳动力成本优势产生的负面影响，增加教育投入、建立岗位培训制度和继续教育制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工作效率，降低日资企业员工培训成本，使其可以将当地劳动力低工资优势转化为产品低成本优势。
对于投资潜力成长型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地区要继续巩固和强化其在腐败控制、政府效率、监管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环境方面的比较优势，为日资企业在当地投资活动营造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并将其与邻近大陆市场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吸引那些同时寻求市场空间和制度水平的日本OFDI。菲律宾与泰国、越南相类似，劳动力工资水平较低，而且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其战略资产要素优势较明显。因此，菲律宾在吸引日本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投资时，要突出其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提高其对高技术水平日本OFDI的吸引力，并通过学习、模仿等渠道，提高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吸引高技术水平日本投资的能力，形成良性循环。
2.2 中耕除草：播种后覆膜前用选择性除草剂喷雾防治杂草；注重田间观察，待苗长到十厘米左右除草一次，现蕾期除草保窝；整个生育期除草3次。
结局在意料之外而又是情理之中，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不禁点头赞同：挠挠，确实是止痒的“传统秘方”。然而，对于老年性瘙痒症患者来说，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
对于投资潜力待开发型国家(地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仅在资源禀赋方面比较优势较明显，整体引资环境与其他亚洲国家(地区)相比较为薄弱。因此，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加强政府间能源合作关系，鼓励日本资源寻求型企业的投资，对于涉及金额巨大的资源类投资，如煤炭、钢铁等，政府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和以及提供融资、担保等金融政策增强对资源寻求型日本OFDI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国内经济，扩大国内市场空间，解决腐败等制度环境问题，提高政策法规透明度和政府工作效率，为日资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全方位营造良好的引资和营商环境。对中国和印度而言，首先，应积极发挥市场规模比较优势，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加强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吸引更多日本市场寻求型OFDI。其次，努力改善制度环境方面的比较劣势，提高政府透明度和行政效率，简化审批程序，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力度，加强法律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为日资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此外，虽然中国劳动力的整体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但该优势在地区分布和产业结构中存在差异，国家一方面可以将引资区位与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相结合，把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工资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引资结构与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相结合，通过加强人才培训等方式提高劳动力质量，对日本引资结构逐步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由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作为新资源、新技术和新理念的混合体，大数据不仅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而且在国家、社会治理中其评价、预测、决策功能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价值。这一新技术的应用，也给法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如何明确大数据权利属性，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如何明确数据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行为边界，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命题，具有很强的学理与现实意义。
人们普遍感到这是个物质上快节奏发展的时代，是个精神上有些浮躁的时代。物质的繁荣让吃饱穿暖的人们有闲暇去追求娱乐和令人愉悦的东西，以颜值为代表的观念应运而生。这让我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风气是那么的相似。年少时看书，看到潘岳、卫玠的出场是那么让人眼前一亮地欢喜，看到慕容冲和独孤信的出现是那么让人惊为天人地欢呼！他们不但有一定的才华能力，还都那么容颜绝代，留下了许多美丽的故事和画面：掷果盈车、珠玉在侧、侧帽风流、凤止阿房，造化把多少灵秀之气都聚集在了这样的几人身上啊！
[参 考 文 献]
[1]KOJIMA K. 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0,11(4): 375-401.
[2]URATA S, KAWAI H.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Japanes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0,15(2): 79-103.
[3]FUNG K C, IIZAKA H, PARKER S. Determinants of US and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30(3): 567-578.
[4]FARRELL R, GASTON N, Sturm J E. Determinants of Japa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Industry and Country Panel Study, 1984-1998[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4,18(2): 161-182.
[5]AZRAK P, WYNNE K. Protectionism and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1995,17(3): 293-305.
[6]季宏,平力群.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调整及其原因[J].日本问题研究,2017(6):12-20.
[7]杨书臣.日本震后企业的海外转移及中国的应对[J].日本问题研究,2012(1):16-19.
[8]TAKAGI S, SHI Z.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Japanese Investment in Asia, 1987-2008[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11,23(4): 265-272.
[9]ZHOU C, DELIOS A, YANG J Y.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19(1): 63-86.
[10]李国平,田边裕.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及其变化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121-128.
[11]NAKAJO S.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ation Countries and Intra-Firm Division of Labor[J].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1980,18(4): 463-483.
[12]KOJIMA K. Dynamics of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J].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36(2): 93-124.
[13]FUNG K C, IIZAKA H, ALAN S I U.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14(3): 304-315.
[14]李国平.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区域差异研究[J].世界经济，2000(2):50-56.
[15]李迎旭，田中景.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新发展及其影响要素的实证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2(6):57-65.
[16]BELDERBOS R, ZOU J. Foreign Investment, Divestment and Relocation by Japanese Electronics Firms in East Asia[J].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06,20(1): 1-27.
[17]CHIANG M H. Japan’s Growing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J].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5,57(6): 431-444.
[18]URATA S.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ASEAN4[C]. Hano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2002:16-17.
[19]ANDERSON J 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9,69(1): 106-116.
[20]SILVA J M C S, TENREYRO S. The Log of Gra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6,88(4): 641-658.
The Motivation and Potential of Japan ’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tensive Gravity Model
ZHENG Lei ，ZHU N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23, China)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Japan’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has been growing, but it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 has stagnated. An examination of Japan’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11 Asian countries (regions) has found that, first of all, the scale of GDP, both of the home country and the host countr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Japan’s OFDI in Asia.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home country and the host countr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Japan’s OFDI in Asia. Secondly, the motives of Japan’s OFDI in Asia are marketing-seeking, efficiency-seeking and resource-seeking, but the motive of strategic asset-seeking is not obvious. Thirdly, Japan’s OFDI favors Asian countries with bette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by simulating investment potential based on the regression result, the 11 host countries (reg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1) mature investment potential countries, which includes Singapore, South Korea, Thailand, and Vietnam; (2) growing investment potential countries (regions), which include Hong Kong and Philippines; (3) developing investment potential countries (regions), which includes China, Taiwan, India, Indonesia, and Malaysia.
Key words ：Japan; investment motivation; Gravity Model; PPML
收稿日期 ：2018-09-15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复杂网络环境下辽宁省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的路径与模式研究”(L18BJY02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外部创新和区位选择视角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绩效关系的研究”(18YJC79023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制造业ODI网络化发展与价值链升级研究”(17BJL061)
作者简介 ：郑 磊(1983-)，女，辽宁大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 ：F753 /7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 (2019 )01-0044-14
DOI :10 .14156 /j .cnki .rbwtyj .2019 .01 .005
[责任编辑 孙 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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