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民间手工艺的生态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中论文,手工艺论文,现状论文,民间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10月，我带领学生赴韩城一带考察关中地区民间手工艺现状时，遇到了一位手工制秤的老艺人。是日风和日丽，老艺人工作间的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手工秤，与门庭的冷落形成了反差。老人感慨万千，以为社会再也不会需要这些手工的物什。韩城地处秦晋之交，是周边物品重要的交流集散地。过去很长时间，手工秤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工具，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子秤的普及迅速取代了手工秤。老艺人制秤40余年，他的孩子在并非心甘情愿地学会了制秤手艺之后，也还是不愿意以此为生，事实上，也的确无法以此为生。
手工艺的行业行为是一种严格的底层社会的规范，手工艺在现代社会的不断消亡，除了使手工艺人增加痛苦的经历之外，也导致了技能的退化，使社会行业的分工和信誉遭到破坏，虽然这种行为不能由手工艺本身负责。
近年来我以田野工作的方式，在关中乡村大量考察了民间手工艺现状，分析民间手工艺的生态，如蒲城土布、华县皮影、澄城陶器、蓝田玉雕、凤翔年画、凤翔泥塑、凤翔草编、耀县瓷器、富平造纸（注：蒲城、华县、澄城、蓝田、凤翔、耀县、富平均为陕西关中地区的县名。）等，探讨民间手工艺在西部开发中可开发利用的价值和前景。通过研究民间手工艺的劳作形态，进行技术的调研分析，试图转化利用民间文化的丰富资源。在文化与行为、社会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群体与个人等关系的梳理中，重新认识民间手工艺文化的价值体系。
图1 关中农妇示范手工纺织机安装
“关中自古帝王都”，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八百里秦川，为古代中华民族重要的聚生繁衍之地。其间的纺织、皮毛、服饰、染料、石刻、玉雕、造纸、竹器、草编、陶瓷、年画等在明清时期有着良好的信誉。明清时期关中地区也形成了一支支颇具实力的商帮，俗称“陕商”，与“晋商”互为帮衬。不同的是“陕商”西走甘肃、新疆，南下江浙、湖广，收购西北的皮毛、药材，运往南方；然后，再从长江流域贩回丝绸、茶叶，促进了东南与西北的经济交流，也使关中地区手工艺的发展有着良好的背景（注：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但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连续不断的战乱、灾荒，以及解放后相当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民间经济生活的限制，极大地降低了关中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在关中地区，至今还常常听到一个词语——“低标准”。“低标准”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关中地区民众生活水平标准，与“低标准”联袂的是当时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限制任何民间经济行为的发生，使民间手工艺技术在艰难的条件下，若有硕果仅存的可能，也仅仅是在一种政策挤压之下的延缓。
图2 关中乡村妇女纺棉线
中国民间手工艺本身包含着一种深度文化艺术思想，作为民生的基本经济手段，曾是民众“衣食住行用”的顺理，这种生生不息的技术传递，在日常生活中聚集着从生存到生活的韧性理念。因此，手工艺的存在方式伴随着自身环境的成长，与区域性的文化形态息息相关，它们也就不仅仅是一件件个案，而带有普遍性。
手工艺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劳作，必须从青少年时期打下良好的技艺基础，否则，无法达到其行业的规范水准，俗话有“人过三十不学艺”之说。而在乡村手工艺技术的考察中，手工艺人的年龄与手工艺现状的矛盾非常突出。如果是70岁左右的人，其大约生活在1930-2000年期间，青年、中年大部分的生活是在战乱和动乱中度过的，直至1980年，人届天命之年，即便早期的技艺积累历经光阴的磨砺而没有完全丢失，手艺也很难再有提升。而如果是50-60岁的人，其大约生活在1950(1940)-2000年期间，早期的技艺积累因时代的限制可能会非常贫乏，1980年之后，人届“而立”与“不惑”期间，手工艺技术的延续和继承也有着相当大的难度。如果说近年民间手工艺有过一段短期“振兴”的话，也就是在1985年左右。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改革，一部分闲散的劳动力重新投入到手工艺劳作的行列之中，家庭式的手工业作坊勃然兴起，许多青年（20岁左右）拜师求艺，心追手摹，以期通过手工艺劳作实现个人的价值。经过近二十年的操作，目前的技艺也仅仅是恢复阶段，即对传统技艺的继承初步达到了一种技术要求状态。技艺精湛、出神入化的艺人要么已经去世，要么还没有成熟起来。在华县考察皮影艺术时，发现活跃在皮影雕刻方面的手工艺人，基本上是在30-50岁之间，而当年被轻工业部评为“工艺美术大师”的李占文先生，于1989年已经去世。
我对手工艺人有着一个思考的定义：(1)长期从事一种手工艺职业劳动的人，一般专业工作经历在十五年以上；(2)劳动的过程不受气温、季节、环境的影响；(3)产品有稳定的销售市场，并能够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4)生产有较高的技术性和独特性；(5)其在本职业中有较高的权威性。
过去多是从审美意义上对民间艺术进行探讨，而忽略了民生存在的基本需求。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创造，大多数民间艺术家还停留在贫困阶段，这在关中及陕北地区可以看到诸多事例（注：《关心与爱护民间艺术家》，见《装饰》2002年第12期，第69页。）。因此，民间手工艺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一般理论的阐释上，而应以民生的本质需求为出发点，关注乡村文化的建设，提高手艺人的生存质量，为其提供一种能够积极生活的思路。对大多数手艺人来说，只有生活到了富裕阶段，才能有真正意义的技艺提高和创新。这也是民间手工艺研究与以往民间美术研究的最根本区别。
传统手工艺在当代社会的兴衰，有其文化背景转化的复杂性，手工艺操作者常常是被动地接受，无法从大的格局中思索自身技术的优劣，因而存在状态多处于适者生存的阶段，无法有道德和知识的深察。因此，不能因为研究者的文化需要，而强求手工艺人回归到一种原生状态的生产水平，如许多民俗村的做法，将许多民间手工艺保留在观赏的位置上，必然无法获得鲜活的民生资源。渭北有一座“活化石”式的民俗村，由于缺乏长远规划和运作，只好依靠阴晴不定的旅游业维持，许多村民由于长期放弃了自然的耕作，成为游览环节中示范的道具，而无法退回成为原先耕作的农民。这种民俗村或民俗博物馆的做法，仅仅是短视的观赏心态，而且将一种或多种有价值的文化艺术生态资源浪费毁灭，并难以持续性地推动手工艺技术的发展。我们不能总让民间手艺人停留在一种原始的、质朴的社会生活水平中，成为一种仅仅是被时代回顾的“活化石”，而应尊重他们的生存选择，让其进入到现代社会之中，满足其对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向往。民间文化的现代化，往往不能直接跨越到一种理想的人文境界，这种蜕变肯定会破坏原始的、质朴的生产状态，甚至要在材料上有较大的改进。
时代的进步必然影响着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民间手工艺技术更新，也就有着必然的生存合理性。以往的民艺学往往是对传统民间艺术的调研和保护，缺乏使其生产技术提高和开发的远见。而民间手工艺研究探索的目的是推动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社会的结合，并获得现代社会对手工艺的重新定位和选择，最终使乡村手工艺化的过程，也是乡村城镇化和生活现代化的过程。
图3 华县皮影艺人在雕刻皮影
手工艺的延续是传统文明的延续。手工艺技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仍然有着积极的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着取舍的痛楚。
在华县访问中，给人印象颇深的是在皮影制作中对牛皮材料的取舍。由于旅游市场的开拓，许多皮影不再是仅仅用于演出，而成为一种收藏品和居室装饰品。这种由商业旅游引发的热销，带来的是对手工艺制作环节的压缩，特别是对原材料生产过程的省略。传统皮影雕刻最初是以牛皮加工为开端，称为“净皮”。但是现在皮革加工厂的机制牛皮，可以迅速地、大量地提供作为旅游品意义的皮影原材料，这样，就与原先的手工艺过程有了很大的区别，其材料性能也有了根本的改变。手工泡制牛皮的成本造价很高，在过去皮影用途单一，需求量有限，手工牛皮也是那个时期惟一的选择。但是，对于现在大量生产并直接转化为一种商品的皮影，就必然会导致原材料供应的限制。从技术上讲，机制牛皮质量稳定，并降低了材料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当然，这自然会影响到皮影的“传统”意义。“净皮”的材料制作过程省略，必然会带来手工艺过程的省略，而减少手工艺的程序，也就会减少成本。这是商业化社会秩序的选择。
图4 关中东路传统皮影造型
这种现象的延伸，还可以从手工到机械化的制作技术的转变看到，如蓝田玉雕。蓝田玉川出产美玉，自古闻名，但是现在的加工技术基本上退出了手工制作技术范围，而成为机制工序。老艺人精雕细琢的技巧，无法召唤学徒对手工雕刻的感情，而大量的机制玉器，却在价格上吸引着社会购买力。
2001年夏天我曾经调查过蒲城一个村庄生产手工艺土布的情况。在调查中发现，个体的劳作对于传统手工艺的保存和推进，亦会有许多经济因素的障碍，特别是像传统的织布技术要有纺线、绞纱、煮染、浆线、筒线、经线、缠线、织布、脱浆、捶布、缝合等等许多道工序，对于一个家庭式的作坊，必然有着技术和资金的困难。因而许多手工艺实际是在流失中湮灭，而织布的技艺也无法改进，质量和数量都受到明显的限制。如土法纺线、染线、浆线的手工艺虽然可以保留传统技艺文明的纯粹性，却不便于农户的现实生计，并不是农户故意放弃土法染线的操作方式，而是其技术的确无法与工业化印染厂的染线技术去竞争比较。在调查中又发现，乡村通过成立手工艺协作会的组织结构，促进了手工艺织布技术的提高。村上成立了“三秦农妇织绣工艺品协作会”，注册了“农妇”牌商标，抓住西部经济改革的机遇，利用扶贫专款，扩大购置了织布机和其它生产器具，采取“公司＋农户”的运作方式，因地制宜地将商品经济规律与农户手工艺生产的愿望结合起来。协作会（公司）将织布机和纱线发放到农户手中，再派技术人员进行指导调配色线，规范图案和花色设计，最终检验布匹的质量，再收回成布。协作会（公司）利用固定的手工艺作坊，进行布匹的脱浆、捶布、整理，再按照市场的销售需要进行缝合，生产出全棉手工色织彩格花布，可制作成衬衣、床单、床罩、被套、枕套、沙发巾、桌布等等产品。
这种合作机制的产生，是当前农村手工艺生产的一条有特殊意义的实践道路。它不仅改变了生产操作方式，而且加强了农民的“合作”意识，通过增强民众的凝聚力，顺利地进入到现代契约社会的流通之中。其行业信誉的建立，是通过手工艺生产者与协作会的合作完成，正如同与代理公司的合作，这些个人与团体的合作方式，都是建立在一种契约合同的基础之上，而协作会（公司）所具有的法人代表性质，延伸了个人手工艺生产的商业性质。手工艺生产者与法人代表，或者法人代表的委托者签定的合约，也就具有一种明确的责任关系。这种因法律手段保障，使人与人之间产生的新型关系所建立的信任，比较以前仅仅依赖血缘、家族、邻里关系的和睦来增加社会协调性，更具有现代社会形态意义。尤其是在双方利益的分配上，合同所产生的制约性就显示出来。这种因手工艺技术生产而带来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才是手工艺生产的生机勃勃现象。而新生的手工艺技术必将是与传统的合理对接，现实的生活经验是做到扬长避短才能自力更生。
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作者在论述中国农村问题时，深刻地感受到农民“合作”（注：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66页。）的困难及其对农村走向现代化社会形成阻碍。事实上，农民根本无法从传统的小农耕作生产水平中，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变化，在生产技术的提高中改变生存的意识，从而对契约合作的需求产生强烈的主观意愿。
旅游业吸引着民间手工艺，也必然会导致民间手工艺的流向发生变化。如剪纸，许多不再是婆媳们坐在炕头上的交流，而是艺术博览会上的表演；如剪纸作品，许多不再是贴在自家窗户上的观赏品，而是通过交易，贴到了别人的家里。通过自己的手工艺技术营造着稳定的旅游市场，这在耀县陶瓷、华县皮影、凤翔泥塑等制作中，已经形成了良好的运行机制。
艺术商品化的巨大影响，对于民间手工艺既是被动的，也是积极的。
凤翔泥塑连续在壬午马年、癸未羊年成为邮电部发行的生肖邮票原形，导致了凤翔泥塑作为旅游品的热销，由此带动一个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生产制作“泥塑马”、“泥塑羊”。这种随市场经济规律调节而自发的手工艺生产状态，却造成了制作水平和技术的明显差异，有精雕细作的，也有粗制滥造的，表现在产品的价格方面可以相差10倍。其销售观念也随之变化，商品化的激烈竞争，亦即高价格与低价格的竞争。商家愿意收购“低价羊”，以便薄利多销。“高价羊”面对大量的“低价羊”，利用外型包装占据最上层的“纯种羊”优势，以致当地邮政、工商部门联合出具告示，并以“邮政监制”的印记确定“纯种羊”的地位。这种随着“泥塑马”、“泥塑羊”大量进入旅游市场而带来的民间手艺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涉及到民间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商品价格等相关的法律及经济问题。
民间手工艺人由于长期生存于一种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思想意识的局限，只有积极地相互交流，才能共同提高技能，拓展理念。新的商品意识的产生，也是通过一定的经济利益来凝聚人们的感情。俗话说“货买堆山”，只有大量的、堆积如山的货物，才能产生手工艺人和手工艺品的信誉，也自然会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才能将手工艺品的生产提高到著名的品牌地位。单户的、少数的生产是无法抵御商业市场的波动，也难以将手工艺制作技术堆向新的高度。
对关中地区民间手工艺的研究，实际上是探讨“手艺中国”的长期话题。民间手工艺及手工业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处在不断的演变和改造之中。“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而且还应该搞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