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国史论文,俄罗斯论文,中华人民论文,共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一直重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这与俄罗斯和中国在上个世纪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两国存在共同的边界所具有的意义密切相关。1917年以前，俄国已经为研究邻国奠定了基础，俄罗斯宗教使团的代表和俄罗斯历史学家早在19世纪就开始积极地研究中国历史。受20世纪20～40年代苏维埃俄国援助中国革命力量的影响，人们对新中国及其历史的兴趣不断增长。
可以把苏联和俄罗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过程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1957年
这个阶段在对新中国进行详细了解的基础上，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资料积累过程。其特征是在苏联的出版物上发表了大量介绍性文章，叙述作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见所闻。其中有符·奥弗琴尼柯夫、莫·达玛卡茨基、列·杰留辛、符·波良柯夫、尼·斯特拉霍夫、阿·柯任等苏联记者和其他人所写的短评和随笔。这个时期，还发表了由符·阿瓦林、格·阿斯塔维耶夫、格·叶菲莫夫、叶·科瓦略夫、符·柯里沃措夫、阿·马斯列尼柯夫、弗·玛秋里斯基、阿·别列维尔泰勒、莫，尤里耶夫等职业汉学家撰写的论文。开始出版为孩子写的文学书，为中学生和大学生写的教材。在研究中国的通史书中，出现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章节。开始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件集。
1954年以前，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最初的筹备工作，是由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完成的。它是19世纪20年代创建于莫斯科的拉扎列弗斯基研究所的事业继承者，在苏维埃时期更名为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1954年被错误地撤销。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6年9月14日关于组建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秘密决议（笔者从苏共档案中发现），对于积极地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决议谈到：(1)为了深入地、全面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以及中国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和文化，通过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关于组建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决议。(2)中国研究所的主要任务：A.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经济与文化建设及其历史、语言、文学和国际关系进行科学研究并撰写研究著作；B.翻译并筹备出版历史和文学回忆录以及中国当代的历史、经济和社会政治著作；C.中国研究所可于1957年出版学术杂志《当代中国学》，一年6期，每期15个印张。1958年，该杂志以《苏联的中国学》作为刊名正式出版。(3)委托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在人员和工资总额的范围内，研究并确定中国研究所的结构和规模，规定给予中国研究所必要的外汇拨款，以供获取学术著作和到中国出差的费用。(4)批准任命阿·别列维尔泰洛为中国研究所所长。(5)作出主席团决议。
第二个阶段：1958～1966年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用性著作（符·尼·尼基法洛夫称这个时期为“特写”的时期）、文件集和手册。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出版了由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学者集体撰写的《中国现代史纲》，共696页，其中近200页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关于亚非国家的通史著作中也增补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章节。开始出现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内的，关于中国共青团历史（出现在鲍·阿·米特布列特的特写中）和中共党史的兴趣。
第三个阶段：1966～1979年
随着苏中两党论战的开始，尔后是毛泽东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苏联，不仅学者、历史学家、政治家，而且包括普通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兴趣都明显地增加了。这首先是由于他们试图搞清楚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揭示苏中两党、两国对抗的起源、根源和原因，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原因。
对于积极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事情，是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处1966年的决议，组建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它的任务之一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远东所从1969年开始，定期按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书（至1972年印有“内部用”，1973年至今是公开的），详尽地阐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从1969年起，在远东所，由年轻学者和研究生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报告刊载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信息通报上。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从1969年开始，每年都以“中国社会与国家”为主题举办学术研讨会，并把会议发言的提纲和论文结集出版，每期200～250个印张。这个研讨会已持续了30多年。参加研讨会的中国学家有列·谢·杰留辛、列·谢·别列洛莫夫、阿·尼·哈赫洛夫、奥·叶·聂波宁、符·阿·卢宾。从1976年起，远东所也开始每年举办关于中国当代史的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论文提纲，这些论文经常阐述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问题。1972年，远东所的几个学者：符·格鲁宁、阿·格里高利耶夫、卡·古库什金和符·尼基符洛夫等集体出版了《中国现代史·1917～1970年》。这本书在新的文献和材料的基础上详细地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特殊的“突破”。
苏联科学院的其他研究所也通过各种形式，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1968年，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和非洲研究所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此外，阿·莫·鲁缅采夫在自己的专著中，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列·谢·古扎什金撰写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66年思想运动的专著；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可能与现实》；扎·阿·穆拉采夫出版了关于中国工业化的专著；出版了第一批关于“大跃进”的书。1974年，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出版了基础教材：《中国从远古到现在的历史》，其中简要地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1979年亚非学院还出版了两卷本的关于亚非国家近现代历史的教科书，其中第2卷是关于1945～1977年发生的各个重大事件。
远东所的历史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前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古巴、蒙古、波兰）的专家们一起，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要史纲》，并分别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出版。远东所的学者们在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单独领域的专著，包括文化、教育、经济、内政和外交、政治体制等等。该所从1972年开始出版《远东问题》杂志，经常发表关于中国文化、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论文。应当强调一点，在苏联，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要早于中国。
俄罗斯的中国学家在这个阶段的研究水平最高，它包括了各种学派，其中有大批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民族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
第四个阶段：1980年至今
这个阶段比较突出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单独领域和阶段的研究，出版了由符·布洛夫撰写的关于中国在20世纪30～70年代的哲学科学发展简史，对中国哲学家讨论的基本范畴进行了评估；埃·卡尔巴什在其专著中，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分析；符·古尔巴托夫在自己的书中研究了民主、农业和生态问题，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民族政策。他继续研究中国现代农村的社会进程，提出了1949～1960年中国军事工业形成的问题以及苏联专家在其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为大学出版了由阿·符·梅里克塞托夫主编的新教科书《中国历史》，其中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远东所的学者们出版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其单独阶段的综合性著作和小册子，出版了关于中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哲学、经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著作，继续定期翻译和出版规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献。学者们把很大的精力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和俄中关系上面。俄罗斯外交部编写并出版了《1949～1999年俄中谈判集》。学者们开始关注俄国、中国和美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历史；关注俄罗斯联邦与她的东亚邻居，首先是与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印度以及东盟的双边关系与多边联系的特点。
开始举办更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各类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从1989年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开始举办《中国与世界：历史、现代、未来》国际研讨会并出版论文提纲，至今已举办了14次类似的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除了俄国学者外，还有来自中国、美国、欧洲、朝鲜的学者。1998年5月，在莫斯科大学举办了关于20世纪下半期中国可供选择性发展的研讨会。
俄罗斯学者深知，中国学的学术成果，只有在中俄两个相邻民族的睦邻友好条件下，通过交换信息、沟通思想、互换书籍，通过参加对方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才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中国学的专家们认为，在对事实与现象的评价中，原则性与客观性、独立性与彻底性的体现——这是俄国的中国学这门科学得到健康有效发展的最重要的保证。这一点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