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论文,领导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关键在于我们从始至终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过程，从始至终把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
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方略扎实贯彻，但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待继续深入。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仍在加紧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战略，他们和境内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法，便是利用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机，竭力推销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必须在改革中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要做到这些，就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必然性，搞清楚什么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从思想上真正弄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道理。
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主要内容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无从谈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针对以往民主与法制建设滞后、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现象严重和干部选拔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弊病，提出并有步骤地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巨大发展。但我们党从始至终都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从我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同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在阶级社会，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民主，不存在普世的民主观。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相对封建专制制度是一大进步，但由于它以资本为权力基础，因此，这种民主只能是资本控制下的民主，对多数人来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无产阶级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就决定了它要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为绝大多数人争取民主；它在取得政权后所要实行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型的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虽然这个政权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要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但这种专政也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
我们党是在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要民主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的，从一定意义说，它本身就是民主斗争的产物，是为民主而生，也是为民主而战的。但我们党不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掩盖民主的阶级属性，而是从诞生之日起就公开申明：我们要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劳苦大众的民主。正因为如此，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才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实行的国体才叫做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初期建立的政府、加入的国际阵营才叫做民主政府、民主阵营。可见，“民主”这个词本身并无优劣，关键要看它的内涵，即看它是哪个阶级的民主。新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因此，我们国家的民主从本质上说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无法比拟的。
另外也要看到，民主的本质与民主的实现形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相互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不同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会因社会性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别而异，也可以因其中所包含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而相互借鉴。我们国家的民主在本质上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但在实现形式上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根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结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特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吸取国外民主形式中某些适合于我国的做法，同时不断探寻中国式的民主形式，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逐步落到实处，持续向前发展。
近30年来，我们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这样做的。例如，在选举办法方面，逐步推行差额制、基层直选，人大代表按城乡相同人口比例选举等制度；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方面，逐步扩大基层群众自治的范围，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作用；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逐步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制、述职述廉制、问责制、经济责任审计制、辞职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完善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在加强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协调方面，逐步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立巡视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制度，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逐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实行大部门体制等等。
以上说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既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没有背离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和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正是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始终坚持了共产党领导的结果。邓小平曾说过：“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又比如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对于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江泽民同志也说：“西方一些人对我们在农村进行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很感兴趣，有的评价拔得很高。这里面，有的人可能确实认为这样做好，但也有不少人是有政治目的的。他们实际上就是想要我们按照西方的那一套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头脑也要清醒。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坚定不移，但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必须看是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要继续运用前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绝不为各种威胁所惧、各种干扰所惑。
二、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便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动员能力强、效率高、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上，而这些优越性主要来自以下两条：一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具体到今天，就是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始终坚持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坚持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二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具体到今天，就是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有了上述两条，国家就能一方面凭借手中掌握的经济力量和党的组织系统，在最短的时间内实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把全国各个地方各个领域的力量集中起来，以实现国家的意志；另一方面，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使国家能在安定的政治环境下集中力量进行各项事业的建设。
我们党是我国社会唯一的领导政党，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统一的组织系统、广泛的群众基础、严格的纪律约束，以及起着模范带头作用的各级干部和党员。因此，不管国家遇到什么事，只要党中央作了决定，整个党就能带动社会迅速行动起来。这一政治优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充分的体现，在2008年抗震救灾和举办奥运会过程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它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相比较的最大差别所在。
我国自近代以来，曾遇到过几次发展的历史机遇。其中有的机遇，例如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顽固而被错过，结果遭受欧美列强的不断欺辱，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抓住了两次大的机遇。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抓住国家实现了和平、独立、统一（除台湾外），前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机遇，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工商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结果用较短时间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再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抓住国内“四人帮”被粉碎，国际上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成为时代主流的机遇，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制定和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结果连续30年高速度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初步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进步的潮流。
为什么我们能在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抓住机遇、发展了自己？如果说第一次的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话，那么，第二次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们找到了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与坚持党的领导相结合。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既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活力，又最大限度地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既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又维护社会的总体稳定，实现以稳定保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良性循环。
拥有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和大部分资源，甚至连水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今天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四位，但按人均计算，仍然处于第100位左右。在这种国情下，我们如果要追赶发达国家，只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自己有限的力量，尽可能地提高工作效率，努力调动全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绝对保证社会的政治稳定。而要做到这一切，除了把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开放与包括坚持共产党领导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之外，别无出路。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说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1987年他又说过：“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八九”风波之后他还说过：“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就丧失一切。如果乱起来，中国什么事也做不了。”我们要牢记邓小平的这些告诫，切实接受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政治改革中取消共产党领导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绝不搞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毫不动摇地继续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
三、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在促进党的自身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政治体制改革最先是从党内领导体制的改革开始的，重点是适当分散权力，加强集体领导，以便防止由于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特别是个人而出现的种种弊端。后来，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作用的逐渐扩大，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又集中于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便预防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点的腐败行为。无论是当初适当分散权力，还是现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党的自身建设。
有人认为，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岂不更有利于党的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吗？这些人不明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并不是什么人想取消就能取消得了的。对于这个历史选择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称《宪法》）有过十分简明扼要的阐述。《宪法》序言说：“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新中国的政党制度，《宪法》序言中也十分明确地指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依据，也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律依据。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并能在新中国建立后长期保持领导地位，除了历史依据和法律依据外，最根本的依据还在于它自身拥有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些显著特点。例如，它有一个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民族和人民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宗旨；它有一个人类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它有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能够不断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调整战略，从不僵化，永不停滞，从而能够始终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它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各个系统各个领域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纪律检查系统，能够集中全党的力量，并约束自己的党员；它有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并且一向注重自身建设，不断整顿队伍，始终做到不脱离人民群众；它有87年的建党历史和近60年的执政历史，经历过各种复杂情况的考验，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正因为有这些特点，所以它尽管在历史上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总是能够勇于承认错误，并由自己主动总结教训、纠正错误，因此总是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尽管在不同时期混入过这样或那样的坏人，但总是能够吸引广大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国为民效力的人，因此总是能够把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集中在自己身边，从而使自己总是能够取得领导权。
对于党内存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我们党不仅历来十分重视，而且整治的力度越来越大。但同时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在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尤其在权力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制度暂时未能成熟起来之前，要想完全避免这些问题是不现实的。而且，即使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腐败和官僚主义照样是一种顽症。我们不能因为有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就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因为那样不仅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后出现的腐败普遍化、“制度化”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比共产党更关注此类问题，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比共产党更具备解决此类问题的能力。事实上，很多地方之所以出现腐败和官僚主义，正是因为那里党的领导遭到削弱的结果。因此，解决此类问题，正确方法应当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促进党的自身建设，从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抑制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滋生蔓延。
党的十六大把本世纪初的头20年，即2020年之前的时间，作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既是现代化建设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和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一个矛盾的凸显期和多发期。在这个时期，无论机遇还是挑战都将前所未有。如果我们应对得当，就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如果举措失当，就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我们要继续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如既往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使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领导下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深入进行，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进而为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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