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职业青年群体的分化及其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体论文,对策研究论文,青年论文,职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0)06-0001-05
一
20世纪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转型的时期。它所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深层次的具有颠覆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群体间的分化已经开始，知识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正成为划分不同人群社会地位及其作用的一个重要预测器。
由于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所造成的社会分化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年度研究报告对这一问题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相对落后与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我国教育资源的严重短缺与教育体制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国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及其受教育程度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据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统计，截止到1998年，我国35岁以下的青年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还不到17.0%，而在劳动总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3.5%；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普通高校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仅为9.07%。这就使得我国职业青年群体因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分化状况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凸显出来。它所引发出来的结果必然是，在知识经济蓬勃兴起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一部分拥有技术和知识的青年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而缺少高层次教育的青年缓慢滑向社会的边缘，而且，这种分化趋势在未来的一个时期中还将不断加剧。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所于2000年5月完成的“当代青年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课题充分揭示了这种分化的程度与态势。本课题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与文献资料研究相互结合、以问卷调查为主的研究方法。在类群划分上，以是否接受过大学本专科及以上教育作为划分标准，将城市职业青年划分为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两大类群。考虑到我国各大区域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及现有行业的分布状况，问卷调查采用了判断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以使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均匀性。本次调查在全国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广东）、大连（辽宁）、涿州（河北）、洛阳（河南）、咸阳（陕西）、石咀山（宁夏）、泰州（江苏）、成都（四川）等10个城市，按抽样原则选取了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属性的单位作为抽样单位并确定相应的调查人数。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640份，回收有效问卷2,508份，回收有效率为95.0%。在回收的有效样本中，可满足研究需要条件的样本为2,490份，其中，知识青年为1,437人，占57.7%；一般青年为1053人，占42.3%。本次调查所反映的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的分化状况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和可推论性。
二
由教育所导致的社会分化古已有之。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更替，随着教育过程的程式化和受教育者的批量制造，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由于教育背景和知识存量的不同，职业青年中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在择业和就业机会方面，在经济收入及其生活质量方面，在职业流动及现有教育资源的利用方面，以及在经济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定及政治参与意识方面，都正在产生着群体分化并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知识青年第一次就业时的市场化程度低于一般青年，其从业单位以国有经济类单位为主；一般青年则大多流向集体和私营经济类单位。
随着国家劳动力市场机制的逐步发展，青年就业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青年就业选择的空间和就业选择的层次正变得较为广阔和丰富，青年自主就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逐年增强。但是，由于受国家、地方或部门政策的影响，不同青年群体在第一次就业方式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调查显示，90年代以来，知识青年由国家负责毕业分配或安排就业的比例较高，为52.5%，高出一般青年(40.9%)近12个百分点。这一方面与一般青年早在80年代中期即已经开始走向市场化就业，而国家在90年代中期才全面推行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的政策有关。但也说明，知识青年在就业市场化方面还相对低于一般青年，还或多或少地享有一些政策性的优惠，因此在与市场经济接轨的过程中，知识青年群体比一般青年群体有着更多一层的就业选择。同时，在第一次参加工作时的职业分布中，知识青年更多地选择了做专业技术人员(44.1%)和公司职员(12.4%)；而一般青年大多是从事工矿企业工作(30.9%)和商业服务业工作(26.5%)。
由学历高低所导致的差异还体现在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在第一次就业时所选择的从业单位所有制属性方面。数据显示，知识青年第一次就业时进入国有经济类单位的比例要高于一般青年，前者为65.0%，后者是47.0%，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知识青年进入三资企业和外国在华机构的比例(8.1%)也略高于一般青年(7.7%)。而在选择集体经济类单位、股份制经济类单位、私营经济类单位和个体经济单位的青年中，一般青年则普遍要高于知识青年，其中，一般青年就业于上述经济性质单位的比例依次是11.3%、12.8%、12.0%、4.1%；知识青年的就业比例依次为6.4%、7.1%、5.3%、0.9%。这表明，在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所有制性质单位在市场体系中地位的差异，职工所在单位的经济性质仍然对个人经济收入的提高、工作岗位的稳定、福利待遇的改善以及职位的升迁和户口指标等都有着直接影响，由此也就导致了知识青年和一般青年对就业单位经济性质的选择上所出现的不同流向。在这里，学历成为决定青年职业生涯起点的一个砝码。
第二，知识青年的月均工资收入比一般青年高出几乎一倍，且双方的收入差距正在继续扩大。
在参与市场活动的人口中，青年群体最为普遍的市场回报是工资收入，它是年轻人走入社会、取得收入及学习技能、储蓄并最终开始独立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因此，工资性收入是衡量青年群体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调查显示，目前一般青年的平均月收入为762.94元，知识青年为1354.77元，几乎为一般青年的一倍。而从分段收入情况来看，一般青年的月收入主要集中在500元以下(37.2%)和501～800元(31.4%)，801～1,000、1,00～1,500、1,501～2,000元三个收入段的比例分别为14.6%、11.0%、3.9%；知识青年的月收入则主要集中在501～800元(27.3%)、801～1,000元(17.8)和1,001～1,500元(14.8%)三个段位。同时，在知识青年中，月收入在2,001～3,000元和3,000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分别达到了总样本量的9.2%和5.5%，而一般青年则分别只有1.5%和0.3%。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的收入差距还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我们在对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在第一次参加工作时的收入和目前的收入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知识青年在第一次参加工作时的平均月收入为539.03元，一般青年为355.65元，后者是前者的65.98%；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知识青年的平均月收入为1354.77元，一般青年是762.94元，后者只有前者的56.32%，差距拉大了9.66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教育程度与工资性收入呈正相关关系的状况正成为我国不同群体利益分配格局的一种普遍现象。
第三，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的职业流动性总体比例基本相同，但在职业流动频率方面一般青年远高于知识青年，在流动目的上双方有相同更有差异。
一般青年的职业具有不稳定性，他们在寻找工作时，往往是迁就工作机会，而不能较好地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工作。
在择业观念与流动意向上，知识青年更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认可的人数比例为65.8%，高于一般青年13.2个百分点。从两个青年群体对从业单位所有制性质的选择来看，数据显示，知识青年中54.1%的人首选三资企业和外国在华机构，23.1%人会考虑国有企业，19.12%的人会考虑私营企业，16.5%的人会考虑股份制企业。在一般青年中，相应的比例依次为：三资企业和外国机构39.8%，国有制单位31.2%，股份制企业23.7%，私营企业16.1%。显然，知识青年更向往经济收入高、更具挑战性、受重视并有发展机会的单位和职业，而一般青年更侧重经济收入高和相对稳定的单位和职业。
第四，一般青年对学历的期望集中在本专科教育，知识青年则对硕士博士学位青睐有加；知识青年在学习投入的时间和财力方面明显高于一般青年，双方继续学习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在知识、技能变得越来越显示出其经济含量的今天，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岗位竞争的日趋激烈，青年的教育期望急剧提升。但在对教育普遍高期望值的背后，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的期望层次还是有所不同的。知识青年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接受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其比例超过了半数(57.2%)；而一般青年则大多期望能够拿到大学专科(34.1%)或本科文凭(46.7%)。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起点不同。它反映在学习方式上，知识青年选择“考取国家学历教育”的比例(56.7%)就高出了一般青年6个百分点。
与此相对应的是，知识青年用于个人文化教育方面的物质支出和时间也明显高于一般青年。在被问及“您在工作之余主要做些什么？”时，有61.3%的知识青年选择了“学习”，而一般青年的选择率为47.2%；在每天的时间安排上，知识青年平均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是1.76小时，一般青年为1.29小时；在个人文化教育的物质投入方面，知识青年平均每月用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为119.82元，一般青年则为85.60元，两者相差34元之多。
在继续学习的内容方面，知识青年更重视与当前自身工作的紧密结合，其选择“与目前工作有关”的学习内容比例是64.8%，选择“与目前工作无关”的为23.7%；而一般青年则分别为51.1%和34.2%。显然，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在继续学习的动力和目的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第五，知识青年在大件耐用消费品拥有率和信息化程度方面要高于一般青年，双方在时间效用的分配上也各不相同。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同全国各职业群体一样，生活质量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对于青年总体而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不同青年群体之间并非同步。调查显示，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中拥有的如彩电、洗衣机、冰箱、录像机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基本一致，而对于像空调、组合音响、摄像机、汽车、钢琴等价值较高的商品来说，知识青年的拥有率则比一般青年高，其中空调高出11.2个百分点，钢琴、摄像机、汽车高出一倍以上。
在投资意识方面，知识青年的金融投资意识更强，一般青年在理财上则相对较为保守。如在对剩余款项的处置方式方面，知识青年对买股票、买债券、储蓄性保险、换外币等投资性较强的项目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热情；而一般青年则对买房子、平时消费和储蓄性保险、投资做生意、放在家里等方面表现出较多的青睐。
其次，在时间效用方面。随着一周五天工作制的实行，人们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如何安排闲暇时间的生活已成为衡量个人时间效用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显示，在每天的时间安排方面，一般青年在上下班、社交娱乐和家务方面所花的时间要比知识青年为多，而知识青年在学习、体育健身方面所花的时间要更多一些。在被问及“您在工作之余主要做些什么？”时，知识青年的活动排位顺序是学习(61.3%)、娱乐(46.7%)、社交(21.8%)、健身(15.5%)；一般青年的顺序是娱乐(49.3%)、学习(47.2%)、社交(24.0%)。这表明，由于各自背景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不同，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对时间效用的分配有着一定的差异。
再次，知识青年在现代通讯工具的拥有率方面，如电话、BP机、移动电话、家用电脑、传真机等，普遍要高于一般青年，特别是家用电脑，知识青年的拥有率为35.2%，一般青年则为16.7%，前者高出后者18.5个百分点。而在时下最能代表信息化时代特征的互联网上网潮中，知识青年的上网比例是60.4%，一般青年为49.0%；在每天的网上浏览时间方面，知识青年在1小时以下、1～2小时、2～3小时的比例分别为20.0%、12.7%和4.6%，一般青年则为8.4%、4.1%、1.7%。显然，在对信息化资源的占有与利用方面，知识青年比一般青年处于更为优势的地位。在一个信息资源日趋丰富、信息代表着财富和发展的知识经济社会中，这种状况必然会对两部分青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六，在青年对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予以高度一致的肯定和对现状满意度总体偏低的状态中，知识青年对现状的满意度和政治参与热情依然略高于一般青年。
判断一个群体社会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该群体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定。调查显示，在被调查青年中，有41.2%和38.4%的人认为，青年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很重要”和“比较重要”，两项合计高达79.6%。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之间几乎是异口同声。但是，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自我认定并不代表其现实地位的已然实现或确定。在这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城市职业青年在对自身社会地位认定与对自身经济社会现状的满意度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调查显示，青年除对自身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的满意度相对略高外（40%左右），有七成左右的青年对自身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住房条件表示了不满。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青年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现状满意度总体偏低的状态下，依然可以看出知识青年群体与一般青年群体之间的差别，即除对住房条件的满意度略低外，知识青年对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工作状况、生活状况等四方面的满意度普遍略高于一般青年。（见下表）。
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对自身社会经济生活地位现状的满意度（%）
对社会地位对经济状况对工作状况
对生活状况 对住房条件
满意度
满意度
满意度 满意度
满意度
一般
知识
一般 知识
一般
知识 一般
知识
一般
知识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非常满意
3.3
2.4
2.9
2.7
2.9 4.1 4.8 2.5
7.8 3.8
比较满意17.3 23.1
23.7 24.1 27.6
34.2 40.0 43.2 24.025.7
一般51.7 52.8 38.8 43.046.3 40.3 33.3
32.9 33.131.4
不太满意 15.5 14.1
23.8 21.015.9
16.7 14.2 14.3 18.019.8
很不满意 7.4 5.8
10.0
8.9 6.1 4.1 6.1 4.9 15.018.0
不好说 4.7 1.7 0.6
0.3 1.2 0.6 1.5
1.9
2.0 1.3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100.0
100.0 100.0
100.0
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的这种差异还表现在双方的政治参与意识方面。
四年一次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衡量个人或群体政治参与率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显示，在有过投票经历的青年中，知识青年的人数比例较高一些，为57.5%，一般青年为43.0%，前者比后者高出了14.5个百分点。而对有过投票经历的两部分青年群体的投票动机进行对比，知识青年中认为“投票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的一项的选中率为35.6%，一般青年是33.8%；选中“希望选出能够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人大代表”一项的，知识青年为23.6%，一般青年占33.8%；选中“希望选出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大代表”一项的，知识青年为12.8%，一般青年占11.2%。在这里，教育背景再一次成为不同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的预测器之一。
三
在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的过程中，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之间凸显的差异、分化和不平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这种分化还将随着我国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和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更加扩大。那么，这种状况在制定青年政策方面为我们带来那些思考呢？
第一，正视职业青年群体的分化及其差异是讨论制定相应服务政策的出发点。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青年群体在总体相对一致变化的同时，其分化也已经成为事实。就城市职业青年群体而言，由于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所处的境遇不同，他们在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所反映出的特点及其需求也就不尽一致。正视这种分化，正视由分化所带来的不同青年群体的不同特点及其需求，应成为我们今后讨论和制定相应的青年服务政策的出发点。惟其如此，才能不断增强我们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二，以青年的继续教育为目标，部门配合协同推进。
生存与发展是青年关注的两大主题。对于城市职业青年来讲，就业与继续教育则是其生存与发展的两项实质性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共青团组织对青年就业已不再产生直接影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团组织的活动空间和活动阵地在缩小。事实上，在事关青年的发展即继续教育方面，团组织仍有着很大的活动领域和丰富的活动内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既要避免四面出击，又需各部门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如果说教育是一个需要长时间付了精力和财力方能见效的工程的话，那么，有效地组织散落于各个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职业青年进行继续教育就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因此必须注意将团组织所擅长的轰轰烈烈的搞活动与教育所需要的扎扎实实的长效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注意探讨团组织与各单位专职培训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以避免因条块分割而形成真空或工作重复。
第三，关注一般青年群体的权益保护，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启动，为青年自身的成长营造了一个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青年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丰富多彩的选择空间。尽管如此，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不平衡与不平等仍然存在。本次调查所揭示的一般青年与知识青年的状况与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在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社会发展愈来愈快的这个时代，对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缺少必要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大批一般青年而言，他们很有可能无力掌握经济变革创造出的新机遇，并由此处于始终难以改变自身处境的不利地位。他们面临着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独立承担这种人生风险的堪忧前景。有关部门应对此引起高度关注，要在兼顾市场经济原则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知识学习和职业技能培训的时间与机会，提高其为适应经济变化而进行选择的能力，以保证社会协调平稳地发展。
第四，适时培育青年中间组织，为青年的社会参与提供过渡带。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中间组织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与强调个人利益的个体之间的过渡带和调节带，市场经济给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但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市场经济中，要个人面对整个市场和社会无疑将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此时中间组织就成为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十分重要的一环。而且，中间组织还是吸纳社会新生力量、增加青年理性程度和责任感的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在当代青年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自身高度认定与对现实状况低满意度之间的巨大反差中，青年中间组织建设的滞后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必须适时适度地培育青年中间组织，以之作为这种巨大反差情绪的缓冲通道和吸纳、锻炼青年的中间形式，同时，青年中间组织还将在共青团组织与青年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成为团组织延长工作手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点。
收稿日期：2000-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