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新发展：演化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展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演化经济理论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创新的一个重要学派，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马歇尔(Marshall)和熊彼特(Schumpeter)。马歇尔认为，受人类利益驱使，经济学主要致力于利益和损失的研究，从而不断的变化和发展(Marshall,1961)。但令人遗憾的是，马歇尔并没有继续作更为深入的研究，相反，他却转而致力于像市场均衡、理性经济主体和代表性厂商等新古典经济学核心概念的归纳和整理中，从而背离了他原本用来解释经济变迁的思想。我们猜想，可能是受当时史宾赛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概念仅仅是在追求时髦。形成显明对比的是，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1934)则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用于解释变迁的演进理论。
在维也纳大学的矿山投资论文中，熊彼特依据帕累托的新古典学派思想，完成了他的划时代理论(Schumpeter,1908)，从而使他从当时的奥地利学派中分化出来，并最终开创了维也纳经济学派。很显然，在讨论新古典理论时，特别是在讨论经济如何从偏离均衡到再次回归均衡时(Schumpeter,1908)，熊彼特注意到了那些被传统理论所忽视了的东西。是什么破坏了均衡而使经济发生了变化，并最终导致了变革？对此，传统经济理论没有做出解答。熊彼特试图填补这个空白，并为此发展了一种将经济发展描述为持续重构和扩张的理论，基础工具是由先驱企业家带来的创新动力。尽管他最初是试图来解释商业周期现象(Schumpeter,1910)，论证过程中他却说明了经济变迁系由于经济系统内部的原因自发造成的这个具有革命性的问题(Schumpeter,1912/1934)。在熊彼特的理论里，正是这种内生性的变化，即自我变革过程推动的创新，构成了他演化思想的理论基础。
演化经济理论主要感兴趣于经济变化及其成因，经济主体的动因和反应，演化的过程和结果。虽然演化经济理论都有反正统的特点，但他们都大致同意某些相同的观点。
——在持续但可能有所中断的创新推动下的集体经济行为演化；
——在竞争性创新推动下的行业和厂商行为以及从达尔文主义相关性角度去理解这些问题；
——在理解演化过程时强调市场的作用和历史性的路径依赖问题；
——构成经济互动演化框架的社会惯例和制度的出现和演进；
——生产技术的变化，人口增长和长期以来的社会福利。
为了综合阐述演化经济理论相互联结的诸多方面，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熊彼特传统出发，讨论该传统在产业组织研究中的影响。第三部分通过讨论市场中个体经济行为之间的合作，阐述纳尔逊－温特模型的新奇观念产生和知识扩张问题。第四部分探讨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进而讨论社会演进问题。第五部分是结束语。
演化经济理论溯源
熊彼特是率先提出经济变革持续演化思想的经济学者。但是，他最初的目的则是为了解释商业周期的不稳定性。他发展了一种企业理论，认为整体波动可以从企业家行为的特定时间模式中推知。企业家被他定义为一种独特的资源，企业家行为则被他定义为具有创新性的行为。但是，经济变革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特殊阶层和企业家的特有动机（详细论述见Schumpeter,1912/1934）。这里熊彼特依靠的假设是，企业家心理动机以及他们的社会背景。对于熊彼特来说，阐述创造和发明的信息较容易地得到是重要的，他将之定义为企业成就。
但是，没有理由假定，创新循环方式和创新行为周期能被企业家控制下的特殊环境所解释。为此，熊彼特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熊彼特声称，企业家的才智是变化的，正如在创新扩散的不同时期所遇到的困难一样。只有那些最富才智的先驱企业家才有出众的能力面对崭新的挑战并克服困难，这样的企业家是极为稀缺的。不过，一旦最初的障碍被排除，企业家才智就不再需要了。会有更多的人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会演变为模仿问题。同时，乘数效应促进了集体经济行为，以致于任何事情都变得容易起来(Schumpeter,1912/1934)。为了给先驱企业家一个大胆创新冒险的基础，可信的可评估状态必须能够奏效，这在早期的创新周期褪色以后只能在静止状态（环流）下才能达到(Schumpeter,1912/1934)。这种相对复杂的假说包含有企业家的群体表现，每当先前的群体被淘汰后，新的群体登上舞台并给经济带来创新的繁荣。在熊彼特早期的学说里，片面依赖企业家角色从而过多地强调了个人主义，这引致了更多的疑问。单纯的企业家理论，尽管它可能是重要的，事实上对于演化经济理论来说只是一个非常狭隘的基础，它只能意味着更多的难于接受的悖论。
熊彼特(1912/1934)过分强调企业家创新的角色，因而低估了小规模创新行为，这是毫不奇怪的。借鉴于生物学的概念，有时难免使得其陷入了点状主义与渐进主义的辩论。重大的创新、技术上小规模的创新和产品的系统性更新常常引起争论(Sahal,1981;Nelson & Winter,1982;Dosi,1982)。同时，过分集中于企业家角色使得其忽略了创新行为和制度的其他方面，而这些往往又是极为重要的。当熊彼特强调企业家愿望和能力要求时，他显然降低了知识新奇性和创造性的作用，这与经济变迁对内生性原因的强调没有能够很好地衔接。新知识为什么，又是如何被创造的？研究和开发、实践和采纳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搁置了。熊彼特后来改变了他对企业家角色的评价。他明确地提出，这些先驱发起者在面对大公司受过教育的专家们和集体组织时失败了，并变得越来越过时。个人英雄主义为集体创新行为所代替(Schumpeter,1942)。放弃了心理学背景的企业家理论后，他的研究随后陷入了被新古典学派重新诠释和攻击的境地。他不间断的、路径性的行业创新观点，使得生产过程、产品供给和经济组织发生了革命，作为必然伴生物，产生了垄断(Schumpeter,1942)。这严重偏离了新古典学派认为是极度完美的竞争性静态均衡模型。在积极创新博弈策略、创新行为均衡投资这些新古典概念下，新古典学派总是努力试图重铸这些观点。某种意义上，熊彼特在处理经济中新鲜事物如何出现的问题时也勉强应用了这些新的诠释。当熊彼特(1942)放弃了企业家角色和个人心理的假设（这与朴素的新古典模型不相容）时，无疑为淘汰片面依赖于不适当的新古典工具来解释变迁和进步问题开辟了道路。
熊彼特没有为行业中市场结构和创新系统的关系给出理论依据，这限制了熊彼特模型的经验性成果。为寻找令人满意的合理尺度，市场结构、数量和创新的关联性、独立性乃至重要性问题被提了出来，随后熊彼特的继承者们在试图改进熊彼特假设的理论基础方面作了努力。但是，积极的创新目的以及创新博弈的观点有一个严重的缺陷。他们都事先假定，对于决策者来说创新的特征都是已知的，以致于他们对之能够积极地做出反应。事实上，创新者都被认为追逐同样的创新，这些创新很难具体预测。在高度不透明甚至是黑暗中的探索反映了理解问题和知识构成的缓慢性。此时，一个起初似乎与之无关的理论争论又被进一步提了出来：关于经济学类比于自然选择观点的争论。
经济自然选择观点参照了生物学在企业理论中的比拟，这特别受到了达尔文思想的启发。问题的关键是，多大程度的多样性会被竞争所淘汰，从而不能挣到足够利润的厂商会被驱逐出市场。弗里德曼(1953)以更大胆的方式论证了这个问题：厂商发展到极点的行为相对于其他的行为有一种选择（或生存）优势。为了判定假定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才是足够的，在形形色色的可行环境条件下，不同可行的行为模式必须被谨慎地探索。实践证明，弗里德曼的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效的。更不堪一击的是，弗里德曼还宣称，应将厂商追逐的足够利益回报作为单一的生存标准(Witt,1986)。
功利主义的市场演化进程
熊彼特传统为纳尔逊和温特的系列论文和较为有影响的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Nelson & Winter,1982)提供了营养。他们的学说还综合了企业组织和行为理论的许多思想，尤其是来自卡内基学派和自然选择模型的松散类比思想。正是在这种综合中，熊彼特(1942)许多松散末节的思想又被重新拾起。在熊彼特没有具体论述企业分配如何运作的地方，纳尔逊和温特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他们接受了卡内基学派的有限理性概念，并把企业组织看作是建立在行为惯例、秩序层次和一般模式之上的行为实体（注：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 Winter,1980)将企业定义为具有异质性或特质性的经济当事人组成的团队。知识状态形成于企业成员的感知秩序中，知识状态一旦形成就变成企业成员的惯例。惯例决定行为选择。这种程序性选择有附带的风险，做得好的事情可能是件错事，或者本来已注意到的周期不正常情况可能使得完成的事情无效或无关。）。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甚至研究开发基金的分配都遵循理性行为规律。在证实了厂商理论极少符合生物学中的再生产结构后，纳尔逊和温特将自然选择理论中的惯例进而解释为基因型。假定成功贡献于增长的惯例不会改变，实际扩张被理解为基因相关频率的增长，而在企业表现中功能衰败的惯例不可能扩张。利用令人满意的假定(March & Simon,1958)，进而开始讨论由衰败诱致的改进惯例这种有意识的经济变迁问题。
纳尔逊和温特在大量模仿实验中得到的诸多结论之一是，他们的研究并不支持熊彼特早期的创新理论。行业中关注的程度相对垄断实践来说，它是高频率创新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前提。在给定隐晦模仿的特殊假定下，这个结果并不奇怪。但纳尔逊和温特要证明的是，组织、惯例和进化学说提供的基础使得市场中的创新行为在理论上变得可行。其他学者继承、改进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比如，Iwai(1984)提供了一种利用逻辑功能去描述行业中更为节约成本技术的相继扩散的简单比较模型。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再次被拾起，这部分上归因于生物学的新发展。由于有限的认知范围和对信息的主观误用，一般经济学所假定的个体理性行为将无法实现，演化经济理论不得不依赖于更为复杂的竞争选择理论。
对于市场的演化问题，经济学者持有不同的态度井关注于不同的方面。我们知道，任何学说都需要建立一种可被单独接受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而讨论市场进程和市场制度问题(Loasby,1983)。针对市场演化问题，经济学者的态度可能是：寻求市场进程中的规则性时，探讨总体有限理性的竞争性选择角色的轨迹(Metcalfe,1989)；或者是不仅作为一种分散的信息传导机制，而且作为一种新奇的生产和检验制度，集中于市场系统的作用力度和有效性(Hayek,1978)；或者是因为新奇性，比如市场竞争的指导，强调来自于竞争性适应和妥协性合作的相互作用(Witt,1985)。
在个体水平上，知识积累和不确定性是经济主体行为和不行为的条件，故而在个体学习能力下状态如何改变的问题就产生了（这个问题1937年哈耶克已经给予了证明，但是未做深入研究）。新古典学派认为，人们普遍认可从社会悖论和理性陷阱的可能性提炼出来的贝叶斯学习过程，所有经济主体在此期间将学着进行合作。这样他们会最终达到某种总体（市场）均衡。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理论是根本无法解释更深层次的变迁问题的。适应性已经导致了更大的变迁，这只能来自于外部而不是自发的。
纳尔逊和温特将变迁问题解释为达到一个显著的变异程度，经济主体自身产生的（内生的）学习过程具有不同的特性，它包括新奇观念的产生和知识的扩张。这是演化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Dopfer,1986;Witt,1989a)。Loasby(1983)指出，奥地利学派和赛克等人也坚持类似的观点。赛克(Shackle,1958)公开反对没有深入思考的假定，比如决策者面对的替代物（更多技术上的状态空间）总是事先给定的，决策者学习的总是与利益有关的可能性适应途径。相反，他认为，主观想象中可供选择的（未来）替代物是可以创造和扩展的，这是人类决策者最显著的能力之一。无论什么时候创造意识被导入，新创造观点的主观性都不得不被接受(Witt,1989a)。个体的主观特性是很难被重建和具体化的。这明确地界定了个人理解的范围，但更必要的是扩大总体水平上的分析。在选择过程中，经济主体有意无意地彼此施加强制约束，这些约束决定了哪些行为是可以被容忍的甚至是能够被回报的，而哪些则不是。没有个人动机的知识和参与主体的观点分析，理论只能是苍白的。
哈耶克(1978)强调，富有效果的（但不是唯一的）相互作用形式揭示了市场中有利益回报和无利益回报的不同。市场竞争过程更像一个选择装置在自发地发挥作用，而不管创新者的初始状态如何。市场竞争的选择过程揭露的行为差异归因于成本差别、质量特征以及市场的参与程度等。于是，选择功能被表示为综合因素的不断变化(Metcalfe,1989)。不管是用个体分析方法还是用市场选择方法，新奇观念的出现及其市场扩散总具有利益分配的结果和对合作理论核心因素重新定义的要求。这里，合作的定义已经大大超出了整体性均衡这个概念（被奥地利学派解释为例外）。我们知道，在可被接受的较强假定下，总体均衡理论对于推论静态的存在性是合适的。在最佳均衡状态下，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新奇性的动机这个问题不称其为问题，合作理论中也只讨论套利、适应性学习参数调节等行为。创新行为的不合作可能会发生，但他们认为那是外生的事件。纳尔逊和温特则认为，学习和调整，寻找和尝试，两者并存。经济主体提高知识和调整的结果被认为是满足于那些从具有枝节信息和套利可能性获利的人。不满足会诱发对新的行为可能性的寻找，并可能导致对远离均衡的追求。
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和社会演进
市场中个体经济行为合作性的特征在后来得到了重视。对源于网络表层、用中学和不能反转的自增强倾向的观察，使经济增长得到了提高。这种增长倾向可以被锁定在发展中(David,1985)。通过这样的途径，赞同和采纳相同的方案或标准成为定势，即使这些方案或标准被证明并非是最有效的。这要归因于技术方案的复杂性，增长倾向被认为是经济主体为实现共同的经济目标而产生的内部依赖性。这并不是新古典假定下存在的合作均衡，而是意味着技术上相互依存的均衡复杂性，或意味着问题的动力本质——引起注意的事物。
路径依赖现象对于由非线性动力学引致的一系列问题来说极为典型。描述系统的历史性发展时，未来时间的路径依赖于已经存在的替代基础。用一个更形象的隐喻来说，人们可能会想到（多维的）随着引起注意事物基础的复杂性改变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这样，地形（注：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 Winter,1982)用“地形”来表示认识条件的作用，对新方法的搜寻是在这些条件下进行的。创新的地形学认为，从不同的地点会看到不同的可能性。）被清晰地定义，形状被不同的解释，演化在不同的规则下扮演着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形状可能依赖于相同的因素，譬如环境条件（自然约束和试图放松这些约束的竞争性技术特征）和频率依赖作用（增长倾向产生的，或者选择过程引起的不同增长速度）。相应地，适应性调整可以被想象为通过环境条件的变更而改变形状，从而动摇了局部性的引起注意事物或它们基础间的界线。由于同样的原因，通过新奇性的出现重组得以发生(Witt,1991)。然而，在技术发展的前后关系(David,1985;Silverberg,1988)和集体经济行为(Haag,Weidlich,Mensch,1987)中，关于分叉和其他非线性动力现象的努力仍未能得到充分地分析。
哈耶克认为演化有三种水平。第一种是遗传学的演化。社会行为、影响秩序的态度和偏好等以原始的形式在人类心理学中被遗传和综合。第二种是人类智力和知识产品的演化。通过编码、存储和传递，信息在个体大脑有限地孵化，人类知识迅猛地扩张，以致于可以支配周围的环境和事物。第三种也就是被哈耶克看作是自身学说核心部分的，在直觉和推理之间起关键作用的文化演化(Hayek,1998)。按照哈耶克的表述，文化演化既不是遗传决定的，也不是理性设计的，而是产出规律学习的传统(Hayek,1967)，它的角色甚至不能为人所理解。很明显，这些观点同社会生物学中的文化遗传理论很相似(Boyd & Richerson,1980)。那些能够传递更好地适于控制社会相互作用制度的继承群体，被哈耶克认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他们的相对优势使他们能征服和（或）吸收很少的装备良好、富有竞争性的群体，而且无意地传播了这些制度的优势。这样，制度变得更为具体、相异和难于理解。几千年来扩展秩序自发地出现，并使现代社会达到了文明生产的历史性统一。哈耶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论证了贸易和市场系统的出现，并在选择进程中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积累下来，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智力。同时，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和社会演进共生的观点也具有非凡的理论价值。前者的骨架是生产的非正式制度系统，后者的骨架是群体选择假设。自然选择不仅是竞争性种类间的选择，也是文化模式和制度被混合后，作为有效合作单元的人类群体竞争的选择。
演化经济思想还更远地接受了苏格兰哲学家休谟、亚当·斯密、弗格森以及他们的先驱曼德维尔的理论精华（他们的理论也显然不同程度地启发了达尔文）。他们认同劳动分工和匿名市场系统的自发秩序，理解个人财产权利、契约自由和法律制度作为这种秩序先决条件的含义。其实，哈耶克日益复杂结构的演化观点比达尔文的理论还要早。自发秩序在18世纪德国兴起的艺术、法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见解中已经能够被看到，并同赫尔德、威廉·洪堡联系起来(Bowler,1989)。
社会交往中的规则是由所有参与者的个体选择构成的，这种假说是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核心基石。在分析诸如语言、习惯、道德、风俗和普通法律等具体范例的基础上，门格尔(1963)认为，所有集体自发采取的群体行动形成了一种共同合作行为，这有助于人们通过建立一个习惯来认同优势规则或秩序。门格尔的学说不是一个充分盛开的社会演进理论，不过对这种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帮助澄清了几种哈耶克理论中明显遗漏的观点，并强调了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的重要性。利用博弈论工具，今天这种推理进程的逻辑已能被充分理解。然而正是受这些观点的影响，演化经济学者们认识到，引起注意事物的多样性构成了基本博弈多种均衡的轮廓，制度变迁被重新定义为受频率依赖效果所控制的不同引起注意事物间的不断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它有时甚至可能采取极富戏剧性的演进模式(Kuran,1989)。
如果人类发展史中来自竞争压力的基因遗传是被考虑的，那么可以假定物质需要满足人类偏好的本性提高了人类生存的机会。尽管在这些方面有着显著的个体差异，长期的经济演化正是在这条道路上被偏爱所影响。经济越贫困，越是绝望的人们便会越努力地去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食物生产中最严重的自然限制是可以得到的能量。由此可以预料，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可行的技术和制度设施，这决定了人类支配的能量数量。在这些设施中的创新动机改变了这种限制。现存能量的利用和新资源的开发不仅有助于满足持续增长的人口数量，也能够使现代的人们从较强的人类劳动中解脱出来，这提高了生产水平，推动了经济增长。知识和能量这两个要素在社会演进史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寻求新知识的动机允许能量消费的增长，在资源面临耗尽威胁时它将更强。发现、发明和创新在这些方面似乎形成了显著的正规模式(Marchetti,1980)。结果是，经济发展和增长可能跟踪技术和制度变迁的路径，它同能量利用的增长保持着密切的关系(Hesse,1992)。
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就熊彼特首次提出演化思想以来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20世纪末期，非线性动态系统和博弈论研究突飞猛进，极大地推动了经济演化理论的发展，加上计算机能力的增强和各种程序语言的出现，使得复杂动态系统的计算机模拟变得更为快捷和方便，这使演化经济模型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科斯(Coase,1998)最近指出，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过分强调了形式化而远离了经济现实。演化经济思想无疑某种程度上弥补和化解了这些弊端，对于推动现实经济理论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学科，演化经济理论虽然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经济运行的一个全新框架。
演化经济理论认为，传统经济理论掩盖了经济演化过程的基本特点。现实生活中的企业在与外生环境变化的斗争过程中，以及在试用新技术和运行新政策的过程中，仅能根据有限的信息来判断选择什么样的战略，企业甚至很难确定可供选择的战略范围。经济运行中企业的战略选择是一个适应性的“试错”过程。不难看出，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第一，非最优化。演化分析强调，虽然个人行为是有目的的，但由于不确定性和变异的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以目的论方式展开的过程，演化过程没有必要趋于最优的结果。第二，时间不可逆性。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是，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即使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演化经济理论认为，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的，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微小的历史事件通过正反馈可能导致某种技术的“锁定”。第三，协同演化。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共生演进”而非传统观念的“生存竞争”。受这种观念影响，演化经济分析框架强调多样性特瓦重视企业、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研究。
另外，演化经济理论中关于企业行为表述的最终规则是经验性的。企业追求利润遵循相对简单的规则，它们有利可图就扩张，否则就收缩。企业实际做事的方式知道得越多，就越能够理解演化发展的规律。关于“惯例”的讨论为与演化理论有关的经验性研究提供了指南，而新技术扩散和技术转让问题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又可为未来的演化研究提供有用的结构指导。在定价、就业、生产和投资领域里，新古典经济理论忽视了许多关于微观行为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充满了“随意的”特点。新古典经济学也无法解释许多宏观经济现象，因为它把完全理性观念强加到模型中个体的行为上，而实际行为主体往往巧妙地或按照复杂的惯例以高度程序化的方式做事。演化经济理论在这些领域无疑提供了一种合适的工具。
我们也应该看到，演化经济理论(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eory)也只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众多发展的成果之一（注：近年来发展较快的领域包括对个体适应性学习和行为的研究、行为选择动力学、自适应学习互动模型的非均衡等，这些研究无疑会带来经济学的革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E.Stiglits)表示，从长期而言，技术变化将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人们对技术演化过程和自然选择的作用少有深入的了解，今后对于演化过程的形式建模研究将会得到经济学的重视，并将取得一定成果。）
，理论本身也存在着太多的不完备之处。经济学研究自80年代以来的确已经开始走向多元化，不但注意经济现象本身，而且研究其政治和制度环境；不但讨论经济行为的结果，而且研究系统变化的过程；不但研究经济系统应该具有的状态，而且分析可能的状态。人们已经从分析经济系统运行的各种复杂关系和环境来达到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实的了解。尽管演化经济理论吸收了现代科学发展的许多最新成就，但它目前也只是处于发展的初期，在如何将这些新思想更好地与经济理论框架的构筑结合起来方面仅仅是刚刚起步。在理论思考、实证分析和政策研究等方面，界定它与传统经济理论一致和冲突的领域，进一步探讨现有的应用领域，以及发展全新的应用领域，演化经济理论都尚需不懈地努力和探索。更为突出的是，在演化经济分析方法的诸多文献中，对于经济演化的微观基础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纳尔逊和温特提出的惯例和“自然选择”假设还存在许多争议。这使我们不禁想起科斯(Coase,1937)当年的感叹：“经济学家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往往忽视对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然而这种考察是必要的，这不仅因为它有助于防止那些由于缺乏对构成理论基石假设的了解而产生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而且也由于就相互冲突的假设集中进行正确选择对经济学极具重要性”。虽然演化经济理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至今也未能形成基本观点相对统一的理论，根本原因就是理论的许多假设并未得到很好的考察。
我们认为，如果演化经济理论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富有价值成果的吸收将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演化经济理论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过程中更多注重的是批判而不是吸收。任何新理论的成功都在于对旧理论的发展和“扬弃”，普朗克量子力学更好地解释了客观存在规律的前提，是包容了牛顿经典力学的科学成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研究演化经济理论对新古典理论成果的融合问题也许更有现实意义。
我们应该相信，同其他理论学科一样，经过不断发展和改进，演化经济理论定会展现出其独有的风采。在不久的将来，一门真正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媲美的经济理论必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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