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时代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生存哲学的动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美国论文,大学教授论文,哲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本文研究的对象和意义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英文名称为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University Professors，学术界通常简称为AAUP。它成立于1915年。当时它是一个旨在组织全体教授成员共同致力于保护高等院校中的学术自由和职位终身制（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 ）的民间社团组织。它最初发表的一系列原则声明在高等教育界内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别的组织，如美国学院联合会（AAC）、美国大学联合会（AAU）、全国教育协会(NEA)、美国民权同盟(ACLU)以及美国教师联盟(AFT)等,在各自有关学术自由的原则声明中都参照甚至一字不差地引用了AAUP的有关观点。（注：John S.Brubacher & Willis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N.Y.:Harper &Row.1976.p.320.）
然而,好景不长。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学术自由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所发生的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的严重挑战,AAUP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开始逐渐显露出它的软弱和无能。麦卡锡主义(McCarthism)（注：麦卡锡主义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有关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可参见张红路著《麦卡锡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的兴起标志着美国社会中的反共、反民主势力进入了高峰期。由于高等教育的具有明显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以及各州相应的非美活动调查机构中的麦卡锡主义分子与联邦调查局(FBI)甚至中央情报局（CIA）等秘密勾结,又与高等教育界内的代理人遥相呼应，开始在几乎所有高等院校中掀起清除共产党人教师的浪潮。他们声称所有的共产党人教师都因不诚实而不称职，故应毫不留情、毫不犹豫地将后者清除出大学的领地。他们的这一借口对AAUP所一贯坚持和捍卫的学术自由原则构成了严重侵犯，他们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仅给美国的高等教育带来巨大的灾难，也给AAUP造成了空前的恶劣影响。短短的几年时间，AAUP在麦卡锡主义面前偃旗息鼓，几至销声匿迹，彻底丧失了其原有的活力、效率和斗争精神。AAUP的这一时代悲剧既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史，也为高等教育哲学提供了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主题，并且有力地证明学术自由本身也许无法克服的那种普遍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脆弱性。
本文所称的AAUP的生存哲学是指这一时期，即以1947年3 月冷战时期第一起侵犯学术自由的重大案例——坎韦尔委员会调查华盛顿大学为开端,以1956年春AAUP在《AAUP公报》(AAUP Bulletin)上发表的重要年度报告——《为了国家安全的学术自由与职位终身制》为结束，AAUP在保护学术自由的同时又不得不兼顾自身生存地位而采取的那种力不从心、步履维艰的斗争策略及其明哲保身、欲进还退的矛盾性动机。
二、AAUP遭受的两次典型的重创
（一）对华盛顿大学案件的姑息和拖延导致AAUP的失败
第一个向AAUP提出严峻挑战的重大案例发生于华盛顿大学。(注:有关该案件以及下文将论及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案件的细节,可参见Ellen W.Schrecker,No Ivory Tower-McCarthyism and the Universit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94—125,pp.309—335.)1947年3月,华盛顿大学新任校长艾伦（Raymond B.Allen ）一上台就打算配合以坎韦尔为主席的“非美活动真相调查委员会”在华盛顿大学所作的第一站调查。该委员会在1948年7 月举行了历时一个星期的教师成员“颠覆活动”听证会。在11位证人之中,有3位教授由于拒绝与该委员会合作而被判“藐视国会罪”。1948年月10月，艾伦组织了校方调查委员会进行了为时6个星期的听证会，最后在 1949年初的校董事会上通过了解除这3位教授职位的决定。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一位冈拉克（Ralph Gundlach）教授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校调查委员会认为他比那些承认自己党员身份的被告还要像是一个实际的共产主义代理人，因而以7比4的投票结果赞成开除他。
华盛顿大学的这一做法在整个美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被开除的3位教师也一致吁请AAUP立即采取干预手段,全国各地的分会组织和许多教授个人也纷纷要求AAUP开展调查，时任AAUP秘书长的拉尔夫·希姆斯特德（Ralph Himstead）就在开除事件后好几天后才赶紧组织调查。但是这次调查因某些未知的原因而终未见诸行动。此后,希姆斯特德更是托辞频频却久久不见行动。1952年12月,冈拉克在AAUP总部找到希姆斯特德进行当面申诉并催促,后者答应3个月内写出报告,但事实是，AAUP又食言了。此后，尽管AAUP理事会反复坚持完成该报告的必要，但直到1955年初AAUP理事会产生人事变动后才得以亡羊补牢，只可惜为时太晚。
（二）AAUP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忠诚宣誓案中的无能和全面失败
如果说华盛顿大学发生的侵犯学术自由的案例其当事人是少数有终身职位权的教师个体的话，那么随后发生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忠诚宣誓法令则是对全体教师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权利的侵犯。在麦卡锡主义时代，几乎每个州都对所有的教师实行忠诚宣誓，要么是州议会设立调查小组进驻大学监督，要么是要求所属院校进行自我调查和监督，加州大学案例就属于前者。
1949年初，以参议员坦尼（Jack Tenney）为主席的加州非美活动委员会提出将原本由校董事会实施的对其教师实行忠诚宣誓的管辖权移交给州议会的法案并获得通过。这一法令加重了加州大学内部的教师、行政人员和校董事会这三个团体之间的权力争斗，并造成了教师团体内部的动摇、分裂和恶意等后果。最后，校董会开除了31名始终拒绝在忠诚宣誓书上签名的教师，其中包括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从教32年之久的、享誉全国的认知心理学家托尔曼（Edward Tolman ）以及一大批极富天赋和发展前途的年轻教师。由于加州大学的崇高声望以及校行政、校董会对于学术自由和职位终身制的明目张胆的严重侵犯，该案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它不仅暴露出学术自由在更深层次、更大面积上受到打击后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还产生出一个与其它大多数学术自由案件迥然不同的严重问题，即这些被开除的而又拥有终身职位权的教师既非共产党员，也非前共产党人，而是那些始终坚持要求充分享有学术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在麦卡锡主义高潮期，有一些社会学家曾做过一次全国性调查，结果发现，从大学教师成员所持的普遍态度和价值观来考量，与麦卡锡主义抗争者比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更不受欢迎。加州大学的情况与这一结论相一致。（注：Seymour M..Lipset,Who is The Enemy ? In Sidney Hook et al.(ed.),The Idea of A Modern University.N.Y.:Prometheus Book.1974.p.244.）
AAUP直到1951年春才派了两位调查人员前往加州大学，他们在一个月内就草拟出一份长达78页的报告。希姆斯特德指示AAUP下设“学术自由与职位终身制委员会”的两名新成员对该报告加以精简。1952年1 月，希姆斯特德根据AAUP的传统做法（《AAUP公报》在发表之前还需经过每个案件当事者的评论）给加州大学董事会和校长送去了一份报告复印件。此时，AAUP的例行程序似乎停止了运行，而那份报告也神秘地从记录中消失了。此后AAUP对外界甚至内部的有关该案报告的询问和要求一概拒之门外，有时即使答应给予帮助却又不兑现承诺。《AAUP公报》每年都在出版，但上面发表的净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案件。这种避重就轻、虎头蛇尾的态度和做法与AAUP初创期的雷厉风行有着天壤之别。AAUP虽然没有、也拒绝谴责共产党人教师，这一点确实还坚持了其先前的立场，但这无济于它的无能和失败。这种无能和失败于无形中破坏了AAUP已经树立的客观和中立的名声，事实上是在纵容或鼓励各大学和麦卡锡主义分子更不尊重和遵从AAUP长期以来所苦心经营的原则，从而有利于院校的董事会、校行政以及麦卡锡主义分子放手大胆地肆虐和蹂躏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
三、对AAUP丧失战斗力的动因探讨和分析
麦卡锡主义衰退以后，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到了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麦卡锡主义在高等教育界所造成严重破坏和恶劣影响慢慢地得到了恢复和平息，然而其中留下的教训却是十分深刻而沉重的。AAUP从初创阶段的兴盛——转而为麦卡锡时代的无能与失败，这有着一系列尚未广为人知而仍有待继续廓清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政治大气候的为其决定性因素之一
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这其中包括了美苏和美中关系的剧变。持续近30年的冷战开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之间上演。（注：参见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刘绪贻等译：《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445页。）在国内， 杜鲁门开始实行遏制政策，国内的反共势力就更加活跃起来，正如英国的一位学者论及50—60年代美国和英国学术自由受压制的情况时所作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些国家的某些意识形态部门将学术界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教堂，以维持正统的社会秩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在某些樊篱之内，并保持对国家的忠诚。”（注：Margherita Rendel,Human Rights and Academic Freedom.In Malcolm Tight( ed.) ,Academic Freedom andResponsibility.London: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88.p.82.）在这种国家安全和利益压倒一切的形势下，AAUP如果以一个捍卫学术自由者的形象出现于公众的心目中，就完全有可能甚至必然会与其它共产主义同情者或左翼同情者一样被列入联邦最高法官或麦卡锡主义分子所操纵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或联邦调查局所罗列的黑名单之中，而后两者正在警惕地甚至是过敏地在全国各地大肆搜寻那些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共产党人、左翼知识分子及其组织。AAUP的公然抗争将无疑自投罗网，自找麻烦。一旦AAUP与疯狂的麦卡锡主义分子、不正常的国家机器为敌，它的生存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甚至致命的威胁。这是AAUP有时不得不痛苦地坐视学术自由遭到压制而不敢以至不能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2.院校行政当局与校董会对AAUP的联合抵制或相互照应
早在AAUP成立之初，各院校行政与校董会就对AAUP有着本能的反感。由于当时校长和教师团体之间的尖锐对立（只有少数校长才与教师一起向校董会力争学术权利），极大多数校长都不愿或无法加入AAUP，就连大学学院的院长加入AAUP都附带有一定的条件。（注： John
S.Brubacher & Willis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N.Y.:Harper &Row.1976.P.320。)校董会与学校教师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更不用说与AAUP了。因此它就成为1947年AAUP声明的毫不留情的强硬反对者和坚决抵制者。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尤其是私立院校中，校董会的意见和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院校自治的体现,这种权威的影响力远远大于AAUP的决心和能力。前已论及的杰佛逊医学院的校董的态度和做法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另一种情形中，有些校长本人就是AAUP成员（有的还是AAUP当地分会的领导人），或者有的校长比较重视自己学校的声誉而想躲过AAUP的指责，就会要求AAUP与这些学校相互关照。对此，AAUP的实际领导人希姆斯特德就会表现出息事宁人的态度，二者都努力避免矛盾的激化。在AAUP看来，假如AAUP毫不客气地将那些严重侵犯学术自由同时又拒绝说明充分理由的院校通通列于指责名单中，鉴于当时的几乎所有高等院校中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存在着对学术自由的侵犯这一现状，一旦这些院校联合起来共同加以抵制和反对，就会给AAUP带来巨大的麻烦甚至灾难。毕竟AAUP是一个民间组织，它没有行政上的权力可资利用，而它的惩罚手段也十分有限，收效又甚微。AAUP也一定明白自己的这一严重而明显的缺陷，故而不敢也不想对那些院校明目张胆的错误做法表现出强硬态度。
（二）内部原因
1.对学术自由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
如果说大学真是“一个职能可以多变但名称可能不变的机构”（注：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的话，那么，“学术自由”就是一种内涵可以改变而名称可能不变的特权。从学术自由这一概念的发展历史来看，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学术自由与德国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即使在美国，不同的院校甚至不同的学者都有着各自的理解和衡量标准。就AAUP本身来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概念和解释也时有变化。例如1956年的那个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与1947年以前相比就是一个退步，它在改变原有的内涵和外延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有的立场。
AAUP全部由学者教授成员组成，因此AAUP内部对待美国大学中的共产主义就因不同的学术自由概念而态度不一。由于时代的局限，大多数成员都直接或间接地赞成校董会和校行政当局所开展的清除行动，他们甚至甘愿忍受外部势力插手校内事务而对学术自由造成破坏时所带来的痛苦。不过，退一步说，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麦卡锡主义者、校董会以及校行政对学术自由的敌意和压制，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学者教授在行使学术自由这一特权时的“天敌”，但是那些受害者的同事或同行教师的行为，特别是那些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人士的行为，则更耐人寻味。因为教师评议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属于自由主义者，持极左或极右观点的学者教授很难获准为学术评议会成员，这些表面上坚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教师在各种听证会上既不愿组织起来保持团结，也不愿保护受害者，更不用说去挽回解雇或开除行为的倒行逆施。如果他们组织起来，视同事的命运为自己将来的命运，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运用集体谈判甚至集体辞职的手段、方法来进行保护和伸张正义；即使不能成功，也可以使校董会或校行政当局的行为收敛起来。更有甚者，有个别学者教授甚至主动助纣为虐，这些支持者中不乏在AAUP内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士。例如AAUP的创始人之一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在对列宁的著作加以断章取义以后认为，追随共产主义就必将抛弃人们已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似乎由于苏联没有学术自由，因而美国的共产党人也就没有权利拥有它，而如果让共产党人继续在大学执教，那么学术界就无疑在致力于合法而必然的自杀。胡克（Sidney Hook）这位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AAUP的理事，也不遗余力地向人们证明和解释为什么共产党人不配担任大学教师。他们的观点比起麦卡锡主义分子来，说不上新颖，无非少了些许嚣张的情绪，多了几分冷静的学理，但他们的观点在学术界却很风行。这少数人的观点也为华盛顿大学案件以及接下来发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在随后的一次对共产党人教师进行的忠诚宣誓和调查听证会上， 洛夫乔伊还担任了纽约市立大学对伯古姆（Edwin B.Burgum）进行调查一案的辩护人，不过他这次是站在校方一边。他的这种前后期观念、行为的彻底转变居然被有的学者轻描淡写为一点“小错”，（注：参见伊丽莎白·迪瓦恩等编，夏基松等编译：《世界著名思想家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2页。 ）这似乎很难让人信服；而胡克在此期间则与他人发起“自由思想的美国人”以及“自由文化委员会”等组织，强烈支持开除那些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教师，坚决要求他们检举校内外的共产党人及组织。AAUP内部存在的这股强硬势力与外部势力遥相呼应，大大地削弱了其原先战斗力量。
2.AAUP的活动经费和机构编制问题
由于AAUP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社团组织，它几乎没有外来的资助和捐赠，主要依靠会员的会费而生存。经费短缺使得AAUP无法雇佣更多的专职人员来处理堆积如山的文案报告和纷至沓来的当事人、爱害者的吁请，这种不利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AAUP的办事效率。而这一理由在麦卡锡主义时代就成为希姆斯特德及其专职人员一再高举的挡箭牌。即使在麦卡锡主义时代之前，希姆斯特德就已在抱怨超额的工作负荷并希望增加编制。50年代初，随着侵犯学术自由情况的日益严重，AAUP办公室每年要收到近10万封来信，其中有近2 万封需要希姆斯特德及秘书长助理香农（George P.Shannon）过目，每年都有一大批悬而未决的案被耽搁下来。下表列举了从1928年到1954年间学术自由案件悬而未决和新近发生的情况。（注：资料来源：John S.Brubacher & Willis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N.Y.:Harper & Row,Publishers.1976.p.492.)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氏要求增加人手的要求十分正当,AAUP理事会也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他直到1952年才添用了两位秘书,而此时形势的发展又使得案件和事务的积压情形依旧。在理事会授权希氏招聘专职人员之后，他始终未录用过一名应征者。希氏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防止专门人员增多以后AAUP会不堪负担,这种谨慎做法不难理解。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从50年代早期递交给理事会的财务报告来看,那些年度AAUP的财务收支还略有盈余。如果希氏的调查活动更积极些，那么AAUP财务赤字将在所难免。不过，如果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AAUP也不会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提高会费。这确实不难做到，因为根据AAUP1950年的一次民意测验,在215个分会组织中,有180个表示出愿意提高会员费的缴纳比例。(注:Ellen W.Schrecker,No Ivory Tower-McCarthyism and the Universit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329.）因此，希氏的这一理由不怎么站得住脚，它很可能只不过是其本人不想有所作为的一种借口或托辞而已。
1928年 1930年 1935年 1940年 1945年 1950年 1954年
1月1日的未决案件
10 10
11 50 74 61 96
1月1日后发生的案件 19 27 56 54 43 40 66
对旧案件的修正 －
1
7
4
5 2 3
合计
29 38 74 108 122 103
165
3.AUP总会与分会之间的关系僵化
由于AAUP是个社团组织,其总会与分会之间不受法律关系的制约,因此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有些微妙和复杂。根据AAUP的运作程序,地方分会一旦接到学者教授的投诉，它必须立即将此案的管辖权交给总部，这样看来地方分会似乎只能起到类似有机体的神经感觉细胞的作用。在AAUP健全的情况下，总会在收到分会的报告后必须马上作出对策，同时尽快派出调查人员联合地方分会进驻当事院校开展活动。但实际情况却表明这种反馈不仅很迟，而且少得可怜，最多只是偶尔发生而已。即使希姆斯特德真正亲自或派人调查，也常常会虎头蛇尾，不见下文，仿佛一点象征性的表态就是AAUP的唯一法宝。有时AAUP总部在地方分会介入校方调查时反而要求下属分会停止干预,这种做法会被下属分会误解为是AAUP总部已进入了案件调查程序从而停止干预。有很少一部分案件就是这样使学者教授在孤立无援的漫长等待中失败的。AAUP的这种怯懦引起了地方分会和投诉人的不满，既降低了自己的威信，同时也为各地方分会提供了用武之地。许多地方性分会逐渐介入到院校方面的调查中，而不再仅仅将案件移交给AAUP总部就算完事。因此越来越多的投诉转而涌向各地方分会。通过它们的努力，许多介入大学当局与面临解雇威胁的教授之间纷争的地方分会扮演了成功的角色，他们经常能为教师争得一个公允的听证会的机会，偶尔也有分会组织领导教授同事们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保留了当事人的工作。如拉特格斯大学分会、布法罗大学分会等这类坚强而有号召力的组织。这些成功增加了其参与的重要性，提高了学术界心目中的地位，从而对AAUP总部构成了挑战。不过，也有的地方分会很难发挥更多的作用，特别是在校董会势力强大的私立院校；还有的分会拒绝为当事人辩护。与此同时，有些州里的地方分会联合起来形成了更为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地区性组织，这些组织对AAUP总部不但构成了挑战,而且构成了威胁。正如50年代中期形势所发展的,如果AAUP总部再不进行大胆的改变,有的地区性分会就会断绝跟总会之间的关系,另谋发展。
4.AAUP的工作方式存在严重失误
AAUP确实也偶尔会响应地方分会和当事者的要求而前往当事学校调查，但希姆斯特德或其他调查人员的前往目的只是为了解决争端，而不是进行公开的调查。况且这种调解也是以悄悄的形式进行的。像这样的“调查”希姆斯特德及”学术自由与职位终身制委员会”的确做了许许多多。当然，在反共反民主浪潮喧嚣尘上之时，要完成这种幕后交易亦非易事。即使这样，AAUP还是坚持不断地派代表前往当事院校，通常只是观察或参与某场学术听证会。而这些观察者的作用也似乎只是表明一下AAUP的立场或者出场。这些活动就已经算是AAUP的正式做法了。这种传统、迂腐而学究式的谨慎做法与有些地方分会的积极主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形成了鲜明对比，充分暴露出AAUP的怯懦。AAUP的这种工作方式和作风一天不改，则其怯懦的形象也就无法改变，这更加重了AAUP的无能和失败。
5.AAUP理事会会内部的斗争
理事会是AAUP的最高决策机构;另外由于AAUP的主席长期空缺,导致了秘书长希姆斯特德与“学术自由与职位终身制委员会”主席拉普拉德一起把持了AAUP的所有大小事务。希氏的敏感使得他对所有来自于内部成员的不同意见和建议视为一种冒犯。显然,他将自己等同于AAUP了。当坦普尔大学的AAUP分会写信给AAUP总会批评其无所作为时,他在回信中就抱怨这种批评似乎是对AAUP专职人员抱有敌意,这种批评无助于改善AAUP的工作。希氏不但将与其观点相左者视为不快,他还为自己设置了一顶保护伞。他聪明地利用自己手中拥有的安排所有理事会会议和AAUP年会议程的权力，使得AAUP的领导成员无法讨论任何可能会令其难堪的议题。在将华盛顿大学调查以及加州大学调查两件头等大事搁置一边时,他安排的议程却又净是一些相比之下不足挂齿的事项。当然，AAUP的确通过了不少有价值的或强硬的报告或声明，如它反对开除共产党人教授，反对教科书审查制，反对对教师实行忠诚宣誓，反对议会调查小组滥用权力等等，但即使这样也无法弥补前述两大案件给AAUP声誉造成的损失。更何况这种反对仅仅停留在口头，而很少见诸于行动。
四、本文的一点历史性结论
通过以上内外部因素的分析,使得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和把握了AAUP的处境和行为动机。本文最后的结论是：在麦卡锡主义时代,反共是美国一场压倒一切而具决定意义的政治运动，决不单单是一场学术领域内部的辩论或争权夺利运动，因而官方和行政的力量排斥、打压了民间协会的对抗性力量。在这种情况下，AAUP的无能和失败在所难免。AAUP 一旦卷入政治斗争， 其生存的合法性就会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AAUP既然想不到或不想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校行政、校董会以及外部势力进行有理有节、坚持不懈、机智灵活的斗争以捍卫学术自由的宗旨,那么它的明哲保身和因循守旧的生存策略也就不难理解了。AAUP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和失败，而这种无能和失败实际上反过来鼓励了大学行政当局更加不尊重和遵守AAUP 提倡的学术自由原则。这不仅是美国整个高等教育的一个悲剧，更是AAUP的时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