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外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史学的衰败，并被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代替，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传播，引起积极的回响，中外史学的撞击、交流和融汇，始终贯穿其间，成为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因之一。本文拟就这一过程的各主要阶段的基本内容，及这些内容所反映出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一
20世纪初，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针对封建史学的弊病发起“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的《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等著作振聋发聩，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任务。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来的传统，揭开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序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近代新史学思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应着重指出的是，反映了当时西方史学进步潮流内核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史学理论较之西方一般历史学著作引入中国稍晚，而且在20世纪初主要是通过社会学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理论。这是19世纪后半期西方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和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在我国引起的直接反响。这批译成中文的著作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学者的著作，如马君武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1〕、 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本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等。另一类是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日本学者的著作，如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1903年）、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的《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强调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是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它不仅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传统思想，而且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也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梁启超论及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时明确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严复、 章太炎、康有为等在探讨历史问题时，也都曾把社会进化论作为重要的理论武器。
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1905年后，每年达1—1.5万人。1909年庚款奖学金设立后，大批中国学生又赴欧美留学。这些留学生对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不少重要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出版，致使20—30年代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20世纪初期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之前，主要是译介日本学者的著作，而在此之后则主要是直接译介欧美学者的著作。从日文译介的著作计有：汪荣宝根据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和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人论著编译有《史学概论》，在《译书汇编》第九期发表；1903年，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有李浩生等六种译本在杭州、上海等地出版。日本学者对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ackle）历史思想研究的著作， 以及巴克尔的代表作《英国文明史》的部分章节，也译成中文出版。巴克尔是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史学大师，这些译介加速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理论引入中国，促使一些中国学者较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史学的弊病，并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的问题。蒋梦麟认为当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泥古”风气很盛，“著作家本此恶习，集往日之糟粕而美其名曰新历史。教员本此恶习，聚臭腐之糟粕以酿新酒，学子之受之者无异饮酖毒而甘美酒也”。“欲救斯弊，莫过于弃往日之恶习而革新之。革新之道奈何，曰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体察吾国社会生活之需要，适用吾国历史之资料”。像美国史学家那样，“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从而改变中国史学的落后面貌，使之得以进步〔3〕。朱希祖则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4〕至于如何建设，不少学者认为首先是“介绍现在西洋史学名著”，以“先明了现代西学的趋势”。这样，从上述认识出发，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一批颇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名著陆续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有法国朗格诺瓦（Langlois）、瑟诺博习（Seignobos）的《史学原论》（李思纯译，1926年）、美国鲁滨逊（Robinson）的《新史学》（何炳松译，1924年）、美国班兹（Barnes）的《史学史》（向达译，1930年）、美国塞格利曼（Seigman）的《经济史观》（陈石孚译 ，1928年）等。
西方史学理论介绍到中国后，使中国史坛耳目一新。当时一些学者充分肯定了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认为这些“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使“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西方史学理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中国史学家撰写的史学理论著作也开始问世，影响较大的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概要》（1930年）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介绍和讨论了欧美史学理论与方法，从某种意义上可被认为是对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回响，对当时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形形色色的西方史学理论中，当时以鲁滨逊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最为突出。1916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史学和政治学的何炳松归国，次年，他在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教材，1920年至1922年讲授欧洲史时，使用的也是鲁滨逊编订的讲义，广泛地宣传了鲁滨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由于“新史学派”的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和介绍的，所以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除上述鲁滨逊和班兹（即巴恩斯）的两部名著外，“新史学派”的其他代表性著作也大都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巴恩斯的《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及海士（即海斯）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等。不仅何炳松在《新史学》中文版的《导言》中，对鲁滨逊及新史学派的观念备加推崇，陈训慈、陶孟和、衡如、谷凤池等学者也都在报刊撰文，高度评价“新史学派”〔5〕。他们认为“新史学派”所倡导的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对社 会历史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用进化的观点考察历史变化，强调人类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成长过程，以及明确指出史学的功能是了解现实和预测未来等等，使中国史学家对“科学的历史学”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他们结合中国史学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有的放矢的阐释和发挥，使之成为批判中国封建史学的武器，“建设中国新史学”一时成为颇引人注目的鼓舞人心的口号。
“五四”前后，西方历史哲学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主要有美国杜威（J·Dewey）的实验主义，英国罗素（W·Russel）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德国杜里舒（H·Driesch）的活力论，德国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H·Rickert）的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理论，法国孔德（A·Comte）的实证主义，法国柏格森（H· Bergson）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德国赫尔德（G·Herder）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哲学理论，德国朗普勒西特（G·Lamprecht）的文化史观和德国斯宾格勒（O·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等。上述历史 哲学思想集中反映了西方史学中盛极一时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潮，在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章太炎曾指出：历史研究应“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6〕。杜威应其弟子蒋梦麟、胡适等的邀请， 在“五四”爆发前三天来华讲学，曾目睹京、沪等地爱国学生运动，胡适认为杜威及其实验主义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7〕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似更具体。20年代末，这一理论开始传入中国。1928年，张荫麟译美国学者葛达德和吉朋斯的《斯宾格勒的文化论》在《学衡》杂志发表，引起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重视。到30年代末，中国学者有20余部颇有价值的文化问题的专著出版〔8〕。这些著作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受文化形态史观理论的影响， 叶法无在《文化与文明》一书中，有专篇论述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及文化形态史观，并对其详加评述，认为该书是一部“文化史杰作”〔9〕。1933年， 朱谦之在《文化哲学》论述“文化之地理上分布”与“文化与文明”等问题时，也较详尽地探讨了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斯宾格勒的最大贡献，在于区别“文化”与“文明”两种概念。
抗战爆发后，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以文化形态史观为指导思想的“战国策派”。1940—1941年，陈铨、何永佶、林同济和雷海宗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杂志，后又在重庆《大公报》创办《战国》副刊。此时，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理论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的著述，也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国内来。
早在30年代中期，雷海宗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名著时，便选用《西方的没落》作为基本教材。1936年，他以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撰写了《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后来此文改名为《中国文化的两周》，同其它旧作合编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于1940年出版。该书表明，雷海宗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的理论渊源来自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1946年，林同济和雷海宗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出版，该书汇集了他们在《战国策》上发表的主要文章，集中反映了战国策派的理论和思想。
林同济在《形态历史观》一文中指出，他本人及战国策派的历史观，同文化形态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大凡对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所谓‘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者”〔10〕。
雷海宗认为人类文化达到高度发展的地区有七个，这七种文化各有其区别于它种文化的特点，因此应强调每一独立的文化为其对象，而不存在着人类统一的历史，这同斯宾格勒的理论同出一辙。林同济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他认为“世界史上的大战国时期”在16、17、18三个世纪已渐呈雏形，而本世纪40年代，则可明显看出又一度“战国时代”来临。这一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弱肉强食，没有什么正义、民主可言，同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已是极权主义时代的看法极其相似。当“战国时代”来到时，任何国家都无法躲避歼灭战，小国、弱国“没有幸存的余地”。“这乃是无情的时代，充满了杀伐残忍之风，却也是伟大的时代，……人类的大运所趋，竟已借手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们中国人做最后的决定——不能伟大，便是死亡。我们更不得抱着中庸常态，泰然捻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11〕。
战国策派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却占有一席之地，以至半个世纪以后，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12〕。这使人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引入中国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
二
20世纪初，当西方史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时，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留日学生也开始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先导，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1903年，留日学生马君武撰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作者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文末附有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的书单，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13〕。1905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原理进行了简要的评述。他说：“马尔克（即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取者与被取者相戕，而治者与被治者交争也，纷纷纭纭，不可卒纪，虽人文发展之世，亦习以谓常，莫之或讶，是殆亦不可非者也。’”〔14〕此外，“五四”运动前，《共产党宣言》、日本早期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英国社会党主席汉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等论述唯物史观著作的部分章节，也都译成中文公开出版，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15〕。译者介绍这些著作时所阐述的唯物史观，使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大开眼界，《天义报》记者在《〈共产党宣言〉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译后记中写道：“《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16〕刘师培在《〈共产党宣言〉序》中写道：“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17〕齐民社同人译《社会主义经济论》时，在《中译者序》中，明确指出中国历史研究的弊病：“今中国言史学者，鲜注意经济变迁，不知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译者对唯物史观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自马尔克斯（即马克思）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因格尔斯（即恩格斯）以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18〕。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明确指出“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9〕。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著作，那么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李大钊在深入批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基础上，较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在分析了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后指出：“从来的史学家，单欲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20〕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述有的放矢，矛头指向中国旧史学“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因此他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改造和重作”中国的史学，写出新的中国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火热的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荷天下为己任，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实践中，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问题。除李大钊外，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李达、瞿秋白和李汉俊、陈望道等，或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或亲自撰写介绍、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及专著。这对于宣传新文化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21〕。
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不仅使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获得了新的生命，同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本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公开交锋。郭沫若1930年3 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将这一论战推向高潮。这部专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部力作。郭沫若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产方式的变化，明确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自然历史过程。他公开宣布，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是以唯物史观为“向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手过来，正好是事半功倍”。郭沫若还针对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指出：“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22〕。这场论战使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更加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积极投身社会和思想文化斗争的实践，在粉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围剿”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锻炼和考验。她异军突起，在同形形色色旧史学的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并产生愈来愈加广泛的影响。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开始关注和研究唯物史观，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这一切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更加广泛地宣传和运用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奠定了基础。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史学仍一如既往地，甚至是更强烈地受到外国史学理论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占绝对统治地位，所以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研究，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深入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是译介、宣传和学习苏联的史学理论及研究实践。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后者似乎影响更深。由于苏联史学一度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往往是全盘吸收和接受苏联学者的某些观点，其中不少重要文章则是直接从俄文转译过来的〔23〕。
为了适应向苏联史学学习的需要，50年代明显加强了对苏联史学论著的介绍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和世界通史教研室自1953年1月联合编译《历史问题译丛》，至1954年6月共出版9辑，内容主要是介绍苏联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结构问题，等等。《历史问题译丛》除供高等院校历史系教学参考外，还在整个史学界广为发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对中国历史学界“学习苏联历史科学的最新成果与先进经验，是有一定作用的”〔24〕。
1954年2月《历史研究》杂志创刊后，《历史问题译丛》转由《历 史研究》编委会编辑，同时易名为《史学译丛》，由中国科学院公开出版，直至1958年后停刊。《史学译丛》双月刊是综合性的翻译刊物，特别是热心译介苏联史学论著的园地。该刊以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理论的论文”和“苏联历史学者的学术论著”为主，同时也刊有书刊评介及国外史学消息等〔25〕。以1954年7月出版的创刊号为例， 该期发表的10篇文章中，有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1号社论《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的科学研究工作》1篇， 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基姆和加里科夫的论文《关于苏维埃社会史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及其他苏联学者的论文7篇，关于苏联史学及民主德国史学研究动态的报道各1篇。以后各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苏联学者的论文在该刊占有绝对的优势。
《历史研究》自1954年创刊到60年代初，先后编译出版有《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版）、《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等译文集。这些译文集广泛收集了苏联史学家有代表性的论著，就某一问题较系统地向中国史学界介绍了苏联史学家各种不同的观点，对于当时向苏联史学学习及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一书，共收入波尔什涅夫等人的论文13篇，苏联《历史问题》编辑部关于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综述或总结3篇， 这些文章包括了1953年至1955年，苏联学者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讨论的所有重要文章。其他几部译文集的结构也大体如此，读毕能使中国史学工作者对每一重大理论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主要观点及倾向性意见或总结，能有比较完整的了解。
除《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几部译文集外，在50年代向中国史学界介绍苏联史学理论，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不少译文或译文集，其中有以下两部值得一提。其一是尚钺编的《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该书收有Б.Х格列科夫和Л.В切列普宁等著名史学家的论文10篇，书前附有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书中论文涉及到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封建所有制问题、封建社会基本经济法则问题、封建社会各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问题，以及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等。其二是《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本书收入А.Л西多罗夫、Б.А雷巴科夫和Н.М德鲁日宁等1955年9月在大会上的报告7篇。 内容包括史学理论及苏联史、世界史的断代史或专史研究，西多罗夫在论及苏联史学发展的基本问题时指出：“苏联的历史科学是在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形成的。它承继着在马克思主义中获得最彻底和完善的表现的唯物主义传统。苏联史学是新的历史科学，因为他的任务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立场独立地、创造性地研究祖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一切根本问题”。在苏联，“唯物主义地认识历史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为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所公认”〔26〕。西多罗夫所谈的上述内容，正是建国初期我国史学发展所致力于的目标。苏联的“新的历史科学”成为中国史学的努力方向和学习榜样，由此不难理解，苏联史学理论为什么在50年代会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50年代到60年代初，苏联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在当时中国史学界展开热烈争鸣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上，如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尚钺在谈到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曾说：“我国史学界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科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们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27〕。其二，表现在批判胡适以及梁漱溟、雷海宗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上，通过这些批判清除唯心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50年代到60年代初，大量引进、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包括史学理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为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合理的因素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切妨碍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尽管有些学者在当时公开指出了苏联史学存在的上述弊病〔2 8〕，但是这种呼声毕竟太微弱了，在当时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 。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得不到克服。这一切使广大史学工作者不能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学习、教学或研究，历史研究只讲阶级观点，忽视历史主义；只重视政治史、阶级斗争史，而轻视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去详尽地占有史料而多是套话和贴标签等倾向。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向苏联史学学习也成为昔日黄花，但克服全盘向苏联史学学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
1961年4月中旬， 召开了由周扬主持的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教材的任务。而要完成这项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有选择地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吸收对我们有益的一切东西，为我所用。
为此，1961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当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中。外国史学史主要是指西方史学史，其中包括各种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会议决定由耿淡如先生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由田汝康先生主持编译西方史学流派的资料〔29〕。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为契机，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陆续系统地被介绍到国内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及其他西方史学名著的全译本或选择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有不少颇有影响的重要成果问世〔30〕。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而遭到政治上的严厉批判，被全部否定。
四
“文革”结束后，我国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是外国史学理论引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到60年代初是第二次高潮，那么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则开始了第三次高潮。这次高潮至今仍方兴未艾。它同前两次既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进一步明确了振兴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研究包括外国史学理论在内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这已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由于强调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有力地促进了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这已成为新时期史学复兴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为人所称道。
早在1983年5月在长沙召开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时， 就曾作出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译介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决定。自1984年起的历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上，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都是热点问题之一，为了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提高其研究水平以有益于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史学理论》（ 1987—1989年）和《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创刊）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该研究室成员主持或参加的一些课题，如《西方史学理论》、《战后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思潮评析》和《现代史学导论》等，分别被列为国家或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近年还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以加强这方面专业人材的培养。
其二，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和研究的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从时间上看，包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直至本世纪90年代；从空间上看，则包括西欧、北美、拉美、前苏联、东欧、非洲，直至东方的日本和阿拉伯国家；从内容上看，则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哲学、史学史等方面。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对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这是中国的外国史学研究在坎坷的道路上历经挫折和磨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还应该指出，近年一批在国际史坛有较大影响的史学理论著作相继译成中文出版〔31〕，这对于加快外国史学理论的传播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其三，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也是空前的。如果说以往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主要的缺点是介绍较多，而深入研究不够的话，那么这一缺点在近十年来正在不断得到克服。在较深入地介绍和普及外国史学理论知识的前提下，一批有相当水平的论文和专著问世，填补了不少空白。如西方近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在20—40年代，仅限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在50—60年代则是全盘接受苏联学者的观点，对文化形态史观给予彻底的否定和批判。而在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者不仅以严肃的科学态度重新研究和评价了文化形态史观，而且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其他主要问题，如历史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意义，历史规律性问题，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近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现代西方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其中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等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有不少丰硕成果问世〔32〕。
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还表现在对某些问题多方位多层次的系统研究，而不像以往那样，仅仅停留在某些侧面，如对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即可明显地看出是一种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我国学者对年鉴学派的研究，包括对该学派历代代表人物的研究，对重要代表作的研究，对该学派重要的学术观点和史学方法的研究，以及法国及其他国家对该学派的评价，该学派在法国及世界史坛中的地位和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这样，人们可较全面地了解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以及这些理论与方法形成及演变的过程，从而避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做出不符合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判断。
其四，70年代末以来，对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研究，是在中外史学家交流日趋频繁，中国历史学研究彻底改变了自我封闭，开始走向世界的情况下进行的。“五四”之后，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曾来华讲学，但历史哲学思想只是讲学主题之一，在中国史学界影响不大。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史学家多次来华讲学，并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课，为培养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做出贡献，但这更多地是苏联专家单方面传授，中国学者同苏联专家之间缺乏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学术交流。在接受苏联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带有某种盲目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80年代初以来，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来华就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进行学术交流的史学家来自西欧、北美、拉美和前苏联、东欧、日本等国和港台地区，同时，中国史学家也走出国门，出席包括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在内的各类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考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这是名副其实的学术交流，中国学者根据自己独立的研究成果，在许多问题上同外国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出欧美学者的想象；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的了解，远远超过外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了解。
正是在同多国家、多学派频繁的交流和深入讨论中，追踪当代外国史学理论发展的最新信息，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才使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如通过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中国学者提出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问题；通过对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研究，中国学者提出如何进行历史学跨学科研究，并对历史进程进行理论性描述问题，一些史学工作者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此外，在当今欧美史学中颇有影响的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历史心理学和文化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和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工作者的重视，不少史学工作者开始尝试用这些分支学科所体现的新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
当前，在世界文化转型和中国社会发展还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的影响下，我国历史科学进入了新的转型时期〔33〕。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史学如何继承和发扬其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如何走向21世纪？转型中的史学今后将如何定位？凡此种种，都需要中国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认真了解、研究和借鉴外国史学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对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
五
外国史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后，近百年间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人们虽褒贬不一，但其在不同的时代，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进行简要的历史回顾，目的是展望未来，清醒地认识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中，它对中国史学发展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或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发挥其影响。因此，颇有必要对近百年来这一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作一必要的概括。
首先，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从来不曾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的历史背景。它虽然直接表现在学术上，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往往是时代的客观需要。它丝毫不掩盖其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初，社会进化史观成为我国早期资产阶级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不甘心亡国亡种，而奋起救亡图存的要求。“五四”前后，唯物史观为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广泛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斗争的历史舞台。它是和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苏联史学理论成为中国史学的指导思想，苏联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样板，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特点的具体反映，不仅是历史学，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是如此。“文革”结束后，外国史学理论的广泛介绍和深入研究，已成为新时期史学的主要特点和重要内容之一，那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外国史学理论用政治批判代替科学研究的做法已被彻底摒弃，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可逆转的。当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样，便对历史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如何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做到历史研究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而要达到此目的，离不开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借鉴，特别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国史学发展特点和趋势的研究，更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愈深入，对中外历史知识的需求就愈加迫切。因为任何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缺乏历史的认识和分析，那是不可能真正搞清楚的。只要史学不冷落社会，不逃避现实，就一定不会被社会冷落。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是和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在今后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其次，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研究，从来是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本世纪以来的简要回顾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其社会发展的特点所决定，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内容，但其共同之处则是介绍和研究的目的是为我所用，其主流是吸取外国史学理论中有益的营养成分，以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史学。因此，我们应该注意避免一种有害的倾向，即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或研究远远脱离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无的放矢，使本应充满生机的理论研究成为玄学，令人不知所云或望而生畏。此外，还需注意不要把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代替深入的科学研究。一般性的概括介绍或较深入的专题性介绍，都是必要的。但是，这毕竟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准备。诚然，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和不容忽视的，但长期停留在这一阶段，或把这一阶段误认为是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全部内容，则是不妥的。从我国史学发展的现状看，虽然必要的介绍应该继续下去，但更重要的却是在此基础上对外国史学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方法论问题，结合我国史学现状开展研究。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客观需要。
注释：
〔1〕严复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先驱，最早引进了社会进化理论。 他曾夹叙夹议译介了斯宾塞的名著《社会学原理》，中译名为《群学肄言》（1903年）。
〔2〕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3〕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教育杂志》1918年1月，商务印书馆编。转引自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4〕朱希祖：《新史学·序》，《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 年版。
〔5〕这些文章主要是：陈念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 载《史地学报》第1卷1期，1921年11月；陶孟和《新历史》，载《新青年》第8卷1号，1920年9月；衡如《新历史之精神》，载《东方杂志》第19卷11号，1922年6月；谷凤池《历史研究方法之管见》， 载《史地丛刊》第1卷3期，1922年2月。
〔6〕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41页。廓氏，即廓模德，今译作孔德；斯氏，即斯宾塞；葛氏， 即葛通哥斯，今译作吉丁斯或季廷史（Giddings），美国社会学家。
〔7〕《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94、97 页。
〔8〕这些著作主要有：叶法无《文化与文明》，黎明书局1930 年版；杨东莼编《本国文化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版；陈国强《物观中国文化史》，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南京钟山书局1932年版；丁留余《中国文化史问答》，大东书局1933年版；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世界书局1935年版上册，1937年版下册；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正中书局1936年版；陈安仁《中国近世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此外还有王云五编《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9〕叶法无：《文化与文明》，黎明书局1930年版，第34页。
〔10〕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7页。
〔11〕《文化形态史观》，第93页。
〔12〕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近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250页；史念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872页； 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13〕《译书汇编》第11期，1903年2月16日。
〔14〕《民报》第2号，1905年11月26日初版。
〔15〕如1903年初版于日本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在“五四”前，至少有3种中文译本。
〔16〕《天义报》第15卷，1908年1月。
〔17〕〔18〕《天义报》1908年春季增刊，即第16—19卷合刊。
〔19〕《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8页。
〔20〕《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页。
〔21〕这些著作主要有：蔡和森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撰有专著《社会进化史》；李达译作有《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和《马克思经济学说》，撰有论文《马克思主义还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专著《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撰有《社会科学概论》、《社会主义大纲》、《帝国主义概论》；陈望道译有《共产党宣言》；李汉俊译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瞿秋白译有《列宁主义概论》等。
〔2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23〕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批判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苏联学者的两篇重要论文，科斯明斯基的《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和艾·阿拉布—奥格雷的《阿诺尔德·汤因比的文化史观》分别译成中文，在《史学译丛》1957年第4期和1958 年第3期发表。 中国学者曹未凤在论文《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一》（《学术月刊》1958年第9期）， 王绳祖在《批判汤因比的历史观点》（《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 郭圣铭在《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中，均接受了苏联学者的观点。有的论者直接引用苏联学者的论文，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24〕《〈史学译丛〉编辑部声明》，《史学译丛》1954年第1 期，第202页。
〔25〕《〈史学译丛〉征稿简约》，《史学译丛》1954年第1期，封三。
〔26〕《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
〔27〕〔28〕尚钺：《〈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前言》，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5页。
〔29〕田汝康主持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一书在1964年已基本完成，但因“文革”开始而被压下，直至粉碎“四人帮”后，经金重远对译文进行全面校订并补译数篇，于198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0〕这些成果主要有：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1962年2月11日《文汇报》）， 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3期）， 吴于廑《论西方古今的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 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年2月7日《文汇报》），周谷城《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吴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1961年4月9、10日《光明日报》）。
〔31〕这些著作颇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主要有：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鲁滨逊《新史学》、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维柯《新科学》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中的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等《新史学》；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中的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与方法》、米罗诺夫等《历史学家与数学》、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伊格尔斯等《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托波尔斯基《历史方法论》、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迈克尔·米特罗尔等《欧洲家庭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中的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华夏版译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勒高夫和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
〔32〕详见拙文《我国近年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3〕参见拙文《转型中的历史科学》，《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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