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现代诗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文学论文,现代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从《万叶集》时期起到江户时代为止一直是极大的，但进入近代，随着西欧文化的影响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逐渐衰微。这其中的许多原因，暂且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近代诗也同样出现了西欧化现象。但中国文学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可是随着象征诗的介绍与深入，中国文学对日本近代诗的影响力渐渐减小。就拿蒲原有明来说，该当于他创作《春鸟集》的后半期。
明治十五年(1882)，《新体诗抄》的出版，成了日本近代诗的出发点。井上哲次郎主张：“明治的诗歌，应该创造出明治的特色以区别于古歌。日本诗就是日本诗，应该不同于汉诗，这是写新体诗的根本”。诗歌的革新运动强调既不同于短歌、俳句，也不同于汉诗，用现代语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井上哲次郎在《新体诗抄》的汉语序文中具体指出：
学泰西之诗，其短者虽似我短歌，而其长者至十卷。非我长歌之所能及也。且夫泰西之诗，随世而变。故今之诗，用今之语，周到精致，使人玩读不倦。于是乎又曰：古之和歌，不足取也。何不作新体之诗乎？
同时，他认识到作新体诗是一项大事业。强调“非学和汉古今之诗歌，决不可能。乃复学和汉古今之诗歌，咀英嚼华，将以作新体诗。”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知识人的汉学造诣之深，汉诗的影响之广。就拿西欧诗的译作来说，比如丁尼生(Lord AIfred Tennyson)的《轻骑队进击的歌》一诗的翻译，依然使用较多的汉语词汇。这些译诗对后来的诗人，比如土井晚翠、谢野铁干等的诗风带来很大的影响。
明治十二年(1879)，森鸥外(1862-1922)等人编的英国、德国、中国的译诗集《于母影》里，把德诗译成汉诗，日本的《平家物语》也译成了汉文，却把明代高启的诗译成日本语。这部译诗集的特点是有分有韵、调、句、意，并和《新体诗抄》一样，文脉清晰流畅。
明治三十年(1897)，岛崎藤村(1872-1934)的《嫩菜集》成为最具有文学性的近代诗，初步显示了诗歌革新运动的成果。藤村从小跟父亲诵读汉文，15岁的时候，跟汉学者武居用拙学《诗经》、《左传》。同时在明治学院（注：明治学院是由赫班氏创办的新教系的教会学校。当时的教师多为外国人，许多学科是用英语讲授的。）上学，17岁接受基督教洗礼，并受到莎士比亚、济慈、华兹华斯、拜伦、但丁、歌德等的影响。他在藤村诗集的序文里写道：“新诗歌终于姗姗而来，她如黎明的美丽曙光。”藤村既借鉴西洋文学，也深受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文化、文学的影响。
关于藤村怎样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已经有许多人作过论证（注：笹渊友一《文学与那时代》（下）、关良一《藤村与先行诗歌》、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等。）。其中最突出的是《落梅集》（1901年出版）里，把李白的《壤阳歌》的一节“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作为题记，然后写道：“落梅是为胡笳歌羌笛韵。张骞到西域得摩钶兜勒一曲，李延年更造新曲二十四解（实为二十八解 笔者注）。横吹十五曲中有落梅花的调”。藤村受中国、西欧的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嫩菜集》的序文还可以看出藤村喜爱西欧的带有浪漫色彩的文学。藤村通过基督教和自己恋爱来寻求自我解放，他的这种反封建的精神，来源于西欧的诗歌精神。他在《早春》里的《仙台杂诗》一文写道：
看到什么都让人感到耳目一新：新的自然、新的太阳、新的青春。回头看逝去的年轻的岁月里自己爱读多泪哀愁的杜子美、仙风飘逸的李白、闲寂冷清的西行的《山家集》，步着这些饱尝人间沧桑的古代大家的后尘，不知不觉中自己已变成老成的青年。虽懂得青年应该读适龄的书，但总想知道古人和自己一样大的时候走什么样的路。我想合上莎士比亚的老成的《暴风雨》，再打开像散发嫩叶清香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藤村到了《落梅集》的时候，开始变得成熟。他说：“搬到小诸之后，我又唤起了对一时疏远的杜子美、李白的爱。李白的‘鸬鹚杓鹦鹉杯，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的诗行间的洋溢的热情让我感动。年轻的时候，我爱读杜诗，还不能领会诗中的深刻的现实性。现把住在浅间山麓时的杂诗整理、编成第四诗集。取李白的诗句为题，就叫《落梅集》吧。”他又接着写道：“如果把从杜诗中探寻出俳句‘竹笋丛 衰老的莺 在悲啼’的行为（芭蕉笔者注）看成偷窃的话，那么免不了有人指责我是个小偷”。从中可以看出藤村在受西欧文学熏陶之后，又重新回到中国文学的怀抱。
与藤村并称的土井晚翠(1871-1953)从十岁起就受《十八史略》、《元明清史略》的濡染，后来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英文学科。明治三十三年(1900)出版的第一诗集《天地有情》中的《星落秋风五丈原》等诗，是以诸葛孔明为题材，写得颇有汉诗的风韵。诗集里有不少与这类似的作品。晚翠作为旧制高等学校的教授，拥有渊深的西欧文学知识。他在《晚翠放谈》一文中谈到“晚翠”的雅号是取自宋代诗人范质的“迟迟涧畔松，郁郁含晚翠”的一句。
比晚翠稍后的薄田泣堇(1877-1945)虽没显眼的学历，十八岁起每天到上野的帝国图书馆，读破日汉古典、西洋文学的书籍，也受过汉诗的影响。他以组诗《花密藏难见》（共十三首）一跃诗坛。这诗题是取自杜甫的五言律诗《百舌》。十三首的组诗中有十一首是十四行诗的形式，有趣的是泣堇把这些诗称作“绝句”并编入诗集《暮笛集》。他说：“我从前沉醉于济慈(John Keats)、罗塞提(Dante Gabriel Rossetti)、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彼特拉克(Petrarque)等的如珍珠闪闪的十四行诗之中，就想尝试着把这诗体移植到我国诗坛来。”蒲原有明也写了许多十四行诗，他把十四行称作小曲，而不叫绝句。
二
随着西欧的象征诗被上田敏介绍到日本之后，新体诗进入了新的阶段。其中最活跃的是蒲原有明(1876-1952)。他受莎士比亚、拜伦、罗塞提、济慈、兰德尔(Walter Savate Landor)、布莱克(William Blake)等西欧诗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比如刊登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11月21日的《读卖新闻》上的诗《野饲笛》，他录了高启《牧羊词》中的“尔牛角弯环，我牛尾秃速”作为诗的题记。明治三十二年(1899)2月发表在《东京独立杂志》上的《朝夕集》，也录了高启的《郊野杂赋》（其八）中的“抱瓮临流汲，携书入寺看。”作为诗的题记。还有明治三十二年六月的《松浦地方》中的第四节关于名古屋的描述里，始终沉浸于王维的五言律诗《归嵩山作》的“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的诗情画意中。
在蒲原有明的具体的诗作中还可以找出汉诗的痕迹。松村绿指出他的处女诗集《嫩草叶》（1902年）中的《谁家姑娘在采菱》一诗，是受乐府《采菱曲》（见《玉台新咏集》卷十《咏少儿采菱》）的影响。我认为《谁家姑娘在采菱》的诗意更接近于《采菱二首》：
一
风生绿叶聚，波动紫茎开。含花复含实，正待佳人来。
二
白日和清风，轻云杂高树。忽然当此时，采菱复相遇。
有明在诗中歌唱了一个采菱姑娘：
你笑靥的花朵下，
诱人的熟果摇摇欲坠；
哦，那最清纯纤丽的一颗，
什么时候会滑落到我的身上？
诗中隐隐约约地流露出对采菱姑娘的恋情。虽然在明在《有明诗集》里说明：“这首诗写的是九州的风景。采菱是佐贺市郊外的每年的定例活动”。但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诗发展了汉诗《采菱二首》的情韵，且浓化了其浪漫的色彩。
松村绿在《蒲原有明论考》中指出：《独弦哀歌》的诗集名诗取自《庄子》的《天地篇》里的“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於天下者乎人”。另外有明的《春鸟集》的自序是被认为与象征主义有密切联系的重要文章。文中写道：“或者说是心眼或者叫心耳，用感受臭味的感官来感受心灵的香味”。“或且用‘看朱成碧’的方法来感受美”。如此的思维方式是受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Correspondances（万物照应）的思想影响。但“看朱成碧”的用语应该是来自李白的《前有樽酒行》（其二）中的“看朱成碧颜始红”一句。虽然这不同于象征主义的内涵，但说不定这是有明在探寻象征主义的源流时的表现。他的《春鸟集》以后的诗作进入了象征表现的世界，与西洋诗关系密切，中国文学的影响逐渐淡化。但发表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11月18日《东京二六新闻》题为《现代的诗歌 （上）》里写道：“如果不是身处衰退的王国却沉醉于黄金诗律的话，怎么会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晋的烈宗耽溺酒色纵情逸乐，仰望摇曳光芒预兆乱世的长星。帝举酒向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世岂有万年天子邪？”（文中指出罗马帝国末期的颓废与中国六朝时代的相似，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趣事。笔者注）
上文是引用《十八史略》卷四《烈宗孝武皇帝》中的一节：“帝嗜酒流连而已。长星见。长星，劝汝一杯酒，世岂有万年天子邪”。也有可能是参考与这内容基本相似的《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中的一段。虽六朝时代是否与罗马帝国一样颓废的问题还值得探讨，但从中可以看出有明想从中国文学中找出类似于象征主义中的颓废精神的东西。他在《关于象征主义的移入》一文中指出：“我可以闻到蕴藏于中国大诗人杜甫律诗里的象征的幽香，对诗的想法已经达到这样的境地，但还不能运用于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从此可见有明极力从中国文学中摄取具有象征性的诗歌的滋养。
有明到了晚年愈加关心中国文学。他在《龙宫小僧》一文里指出：“唐诗里经常出现柽的意象。众所周知柽是外来的植物”。并在《种子开显》中写道：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贺茂真渊(1697-1769)的《美酒歌》气韵旺盛且有崇高感。诗应该有这种带有崇高精神的气韵。这气韵，只要有深沉的气息贯穿诗行，即使是使用柔艳的词语也会呈现出来的。这样的诗往往会栩栩如生、生动感人。而没有气韵的诗只会变得瘦瘪瘪的，没有生气。
以上关于有明的晚年的诗论，指出以杜甫的诗为样本创造出具有气韵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对有明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三
北原白秋(1885-1943)的象征诗《邪宗门》、《东京景物诗及其他》等的诗集里还不能找到中国文学影响的痕迹。但在1923年的《水墨集》里写道：“老庄的无为思想如无涯的苍穹罩住我们东洋人”。他开始置身于自然寻找一个幽玄的世界。诗题《竹林七贤》、《李思训》、《老子》、《王摩诘》、《寒山拾得》、《王维的雪景》等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学气息。比如《王维的雪景》中表达了对王维的尊敬和深切的共感：“王维哟，你如此地热爱山水／不是厌世吧。／你画的寂寞雪景，／白岩石白柳／白花花的。一切／都在水墨的浓淡情致中，／你的洁白宁静的心灵，／多么澄莹呀！”
佐藤春夫(1892-1964)在《同心草》（《殉情诗集》，1921年出版）一诗里，引用了薛涛的“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另外还把全诗“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的翻译收入《我的一九二三年》（1923年出版）、《车尘集》（1929年出版）里。
佐藤春夫在《秋衣篇》（《我的一九二三年》）里写道：“去年初秋的一天，我偶然翻开书桌上《情史》，其中第二十四卷的“洞庭刘氏”一项：‘洞庭刘氏 其夫叶正甫 久客都门 因寄衣而侑以诗曰：情同牛女隔 又喜秋来得一过 岁岁寄郎身上服 丝丝是妾手中梭 剪声自觉如肠断 线脚那能抵泪多 长短只依先去样 不知肥瘦近如何’。相比之下，谢惠连的《捣衣篇》尽会堆砌美词。”
这首诗触发了佐藤春夫的灵感，秋夜寡居，他触景生情写下了两首诗。第一首的其中一节：
心上人 在远方 成为织女
边叹息边织布 只为眷恋的他
第二首的开头：
昏暗的灯光下 从流离颠沛的行李翻找秋衣
多么寂寞呀 一个人 秋风瑟瑟
《佐藤春夫诗集》（1926年出版）里的《消息杂诗》，举出赵瓯北的“何物消间味，诗多枕上成。欲将诗索枕，枕又寂无声。”作为扉记。《苏台竹枝》里列出“杨柳青青杨柳黄，青黄变色过年光。妾似柳丝易憔悴，郎如柳絮太颠狂。”一诗，并作了翻译。
佐藤春夫还编译了中国从六朝到明、清的女诗人诗集《车尘集》。奥野信太郎在序文中评道：“她们的诗并不是在中国文学史里被大写特写过的第一流作品，但闺阁诗人的情韵和遗事却可以深深地打动我们”。佐藤春夫说：“有识者笑我只取闺阁小诗而不传中国诗的真面目的迂愚。并不是我想省微力而不敢动名家雄篇，确是草丛里的无名小花实在可爱忍不住摘下来罢了”。其实，他在中国诗抄《玉笛谱》中翻译了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韩愈、张继等人的名诗。接着在《不惜但伤抄》中译了陶渊明、陆游、高启等的诗，并附有原作者小传、诗题解说。另外真山民、高青丘的诗被编译在1949年出版的《抒情新集》中。
佐藤春夫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当时还不被人特别感受到的汉诗的情趣表现出来，自有其独特的地方。这是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刻理解和接受，至于他的具体作品中如何吸收中国文学的精华有待今后的研究。
田中克己为佐藤春夫的师，曾出版过《诗集西康省》（1938年）、《大陆远望》（1940年）、《悲歌》（1956年）等诗集。他属于“四季派人，”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对中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1955年编注了鉴赏世界名诗选中的《李白》，1964年汉诗大系中的《白乐天》一集。田中克己还喜欢中国的奇谈式的诗歌，并运用于自己的诗中。《诗集西康省》中的《虎》一诗，以“乾隆二十二年，帝狩猎木兰”为开头。这是根据清朝赵翼的《簷曝杂记》。《大陆远望》中的《旷野》一诗以孔子与弟子们的关系为题材，揶揄讽刺了当时媚附权力的曲学阿世的小人。
同属于“四季派”的藏原伸二郎出版有《东洋的满月》（1939年）、《历日的鬼》（1946年）等诗集。《历日的鬼》里有歌唱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漠》，歌唱山海关，玉门关的作品《天下雄关》和《敦煌》。
金子光晴(1895-1975)曾经到过中国。他的诗集《沉养》（1927年出版）里，有《古都南京》、《寒山寺》、《虎丘》、《苏州城》等诗，并看不出有浓厚的中国文学的影响。此外，他与安西冬卫、北川冬彦等人有较深的关系。从1924年到1927年安西冬卫等人在大连出版发行诗杂志《亚》，共出了三十五号。他们无视从来的诗概念，创造出新的短诗形式，他们的具有先锋性的《诗与诗论》被认为现代诗的起点。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至今还没有被研究。
草野心平(1903-1988)曾在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上过学，1925年在中国诗人黄瀛、刘遂元、梁宗岱等人帮助下创办《铜锣》，并出版《第百阶级》、《青蛙》、《日本沙漠》、《天》、《第四青蛙》等诗集。《日本沙漠》（1948年）里的《再见，中国》一诗表达了对中国的深厚感情。《第四青蛙》（1964年）中的《李太白与青蛙》一诗：
从村的酒馆出来的李白。
一轮满月。
看见脚下一个小怪物。他仔细凝视
据说除了人畜杀死以外从不会抛露死骸的青蛙
居然有被晒干的粟色的尸体
回到酒馆的李白。
换了锡杯要了特等老酒。
然后 摇摇晃晃把酒
洒注死骸
绣有飞龙模样的黑衣裳。
月色的酒。
流走了粘土
诗中表达了对李白的深爱。1974年出版的《凹凸》里有《丝绸之路》一诗，1985年把和丝绸之路有关的诗汇编成一本诗集，题为《丝绸之路》。草野心平曾以汪精卫伪政权的宣传部的顾问身份在中国呆过六年。五十年代，作为日本文化中国访问团副团长率团去访问中国。他的经历颇为复杂，至于他如何具体地接受中国文学还有待于后人研究。
四
关于日本的近代诗与现代诗，出现了主张划分和不划分的两派。就是主张划分的一派，针对划分的必要性和以何时为分水岭问题众说纷纭。比如，有1946年起为战后诗，其批评精神为现代诗的根底的说法。还有1928年《诗与诗论》之后的以意象为中心的诗和在那之前的以音乐性为中心的诗来划分的看法。另外还有人认为必须追溯到达达主义对从来的诗的破坏运动的时期——1923年前后。在这里，我把不同于注重音乐性的近代诗，强调以意象为中心的超自然主义等主张的诗作为现代诗的出发点，并首先来探讨西胁顺三郎的诗和诗论。
在考察西胁顺三郎如何接受中国文学之前，先来介绍一下他的经历。西胁出生于1894年新泻县的小千谷，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理财学科，并留校任预科教师。1922年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古代中世英文学。在这期间，他通过与英国的现代主义诗人们的交往，开拓了自己的诗歌的世界。1926年起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课。1949年以论文《古代文学序说》获得博士学位，1962年退职，去世于1982年。他的一生出版过二十二本诗集，第一本用英文写的诗集《Spectrum》是1925年于伦敦刊行的。西胁对西欧文学造诣很深，他的代表作《Ambarvalia》（1933年出版）带有浓厚的西欧文学色彩，看不出有中国文学的影响。但1947年出版的改订版《Ambarvalia》的后记〈诗情〉中指出：“借古代哲人的话来说，诗的世界是老子的玄的世界，是有，同时也是无的世界，是现实，同时也是梦”。西胁借用老子的“玄”来说明诗的深度，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关心，但还不能说他接受了中国文学。另外，他在《不归的旅人》的序文《幻影的人与女人》中也提到了中国文化。此后他的诗歌创作，与日本文化、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山本拾三在《近、现代诗逍遥》一书中指出“实际上，接受和表现了东洋哲学思想的诗集是《失去的时光》（1960年出版）。那以前的作品只是停留于中国的诗趣画趣的领域。比如，《第三的神话》的前一本诗集《近代的寓话》（1953年出版）里有代表性的作品《南画的人间》《磁器》。还有诗人的脑子里深藏着唐代的名诗、中国的古典著作、故事的风物人情。”从《第三的神话》（1956年出版）起，西胁沿着这样的意识流，把它融会于超自然超现实的诗中。现把他诗中出现的中国诗人名字的诗句列举出来：
《永远》（1962年出版）
春天从大久保移植来的黄杨 万叶的叶枯落
却不能为杜甫的稀疏白发 做簪子--《菜园的妖术》
每次听玉米的沙沙声 就想起
为民族的兴衰而悲欢的唐代诗人--《永远 二》
《沉睡的宝石》（1963年出版）
低头如李白 思故园的草原 此时此刻
该响起太鼓的声音吧--《罗马的休日》
《礼记》（1967年出版）
杯永远不会干枯 不知不觉中 悲哀涌上心头
如杜甫 情不自禁地放下杯--《生物的夏》
《壤歌》（1969年出版）
现在日吉的山崖上 栽菊 不为了装饰教会的祭坛
只是追忆陶渊明 --《壤歌 三》
他避开荣达的尘世向豆的世界突飞猛进
成功地成了证券公司的经纪人 战争年代 如陶渊明一样
回故乡 耕种自己的土地 --《壤歌 三》
李白低头思故乡 并不在桃花盛开美酒醇香的村庄
--《壤歌 四》
《鹿门》（1970年出版）
连着浅滩 杜甫不在 小舟的幽灵 是谁来了？
--《苇莺》
看窗外爬坡的男人 像是鹿门 闻到了野梅的馨香吧
--《鹿门》
（《鹿门》的意象是取自唐彦谦的《韦曲》。彦谦著有《鹿门诗集》）
闪光的桃花麦叶 渊明叔叔边张口边往这边看
狗在汪汪叫！ --《春--三桃》
长安送来咸桃橉木酒端过来 快步走
--《恩宠》
不携琴带弦 真是快事
（此事根据李白的《山中对酌》） --《恩宠》
《人类》（1975年出版）
从折口先生那里知道小豆的宝贵 从希腊语'丘阿摩法基阿'（注：吃豆）
也从陶渊明的诗中知道但生豆不能吃--《火》
远离伏羲神农久别的渊明发出声来
古代的希腊诗人永远地离我而去--《捩摺》
那边来了两个青年可以看见扁豆戴着编笠去火葬场
像杜甫 不，像金子光晴
--《夏日》
如此等等。所出现的中国诗人是以杜甫、李白、陶渊明等为中心的。还有《丰饶的女神》（1962年出版）中的“用论语来表达别情”（《最终讲议》）等，有许多诗句是关于孔子和《论语》的。《人类》里经常出现庄子、炎帝等人的名字。地名以长安居多，如《最终讲议》一诗中的“闻这黄菊的馨香／尽会想起长安城”。除了长安以外还有洛阳。如《鹿门》中的“洛阳的径”等。
西胁的从1967年到1970年之间出版的诗集的题名与中国文学有关系。他以五经之一的《礼记》作为自己的诗集名。另外《壤歌》是取自《十八史略》中的“鼓腹击壤”一句，《鹿门》是来源于唐彦谦的《鹿门诗集》。从最后的《人类》的诗集的取名来看，可以想象他已经超越并获得更广阔的视点。
西胁常常在随笔中谈起中国文学。1970年他在《汉诗》一文中说：“我从中学起就喜欢唐诗，现在我依然对唐代诗人怀着深深的敬意”，依我来看，王维的五言诗《送别》是最好的诗”。在这之前，1961年的《故园情》里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刻的理解：
1.中国的诗与世界的诗做比较，它最有特色，是最伟大的诗。中国语是不可思议的语言，它最适合于作诗。诗歌表现能达到如此简洁精湛的地步，是其它的语言望尘莫及的。
2.中国诗歌的情绪主要体现于或在政治上、或在世俗上不得志的诗人的叹息、悲恨和思乡的情怀。中国诗中的“愁”字最为精妙。
3.唐诗中的传统的人生观、世界观是属于自然主义的。这可能来源于以自然观为中心的古诗，如陶渊明的诗所体现的思想。人的存在的短暂，自然的永远。人的知识的欠缺，可自然是完全的知识。（略）抛弃名利和立身出世的野心回归自然，或成幽人隐栖山川，或边过着田园生活边悲叹身世的诗人是高尚的人。
4.王维、杜甫作为世界最初的山水诗人是值得自豪的。陶渊明等田园诗人绝不等于山水画家。（略）陶渊明教人回归自然。
王维、杜甫，李白等的思维方式和词句大部分来自陶渊明的诗，杜甫等人有可能读破陶渊明的诗。
中国的自然诗从陶渊明回归故乡过田园朴素的生活起，变成了如客人在山水的浪漫风光中倘徉，抒发乡愁。这乡愁就如前面所提到的李白的“低头思故乡”一样的情绪。
西胁还在1970年的《故乡》一文中谈到唐诗多表现思乡的情怀之后，指出：“我所说的《故乡》并不指生我的故乡，而是指人的存在的根源的东西”。可以看出西胁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并努力从中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东西。
最近我在作诗的时候，并不想从音响效果来获得美感，而是从色彩、线、形象和思考的关系中来构筑诗的世界，（略）把近的关系放远，把远的关系拉近，用这样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意象属于诗的世界。一般来说这是艺术的世界，所以诗中所蕴藏的思想、感情是不受外面世界的内容制约的，而是由是否存在有被切断的、被传换的形态来决定的。
这里所说的玄的世界指的是“老子的玄的世界”，日本的歌论、连歌论等也引进了幽玄。这样的理论根源可以从跟他的固有的世界观是有关系的。他在《超现实主义诗论》中表明：“人的现实存在的自身是无聊的。那么诗的动机就是体会这伟大的根本的无聊。诗是用一种独特的趣味来意识无聊现实的方法”。
西胁认为引用典据并不是守护传统，而是作为打破传统发展艺术的必要手段。这与前面的“诗是切断那些的关系，并转换它”，“把近的关系放远，把远的关系拉近。用这样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意象属于诗的世界”相呼应。这样，西胁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并不像从来的传统的引用、活用典据的方法，而是有意识地破坏、转换典据。他在《西胁顺三郎诗与诗论》中表明：“我开始把中国文学作为诗的素材”。比如，西胁在四百余行的《壤歌》中，写道：
悲哀 从亿万光年的远处送来绝望的放射线摆脱不了
杀伤生物的脑髓的运命 李白低头思故乡
他并不在桃花盛开酿造浊酒的村落可能在更遥远的苍白的国度
那地方与地球一样是生物的故乡村庄 春光明媚
骂自己翻不了身悄悄地 走在土堤上
诗中描绘出一个宇宙的形象，抒发诗人的绝望的心情。还引用了李白《静夜思》，从思乡升华到眷念古代的桃园乡，用方言描写出一个栩栩如生的村庄。诗人抒发乡思时，还沉浸于王朝时代的纪友则的和歌“花静落 明媚春光 怎么会？”的优雅的诗意中。却又马上回到“自己翻不了身”的现实心情中。如此幻想与乡愁、现实与过去的交错，把远物拉近，将近物推远的方法，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深思。诗中巧妙地活用了李白的诗，这与藤村等人的引用中国文学的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西胁如此活用典据的方法跟他对希腊语与汉语的进行比较研究是有关系的。新仓俊一在《西胁顺三郎全诗引喻集成》中指出：“西胁最后二十年的生活中，几乎利用了所有的余暇时间，对希腊语与汉语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是不可忽视的”。一般人认为汉语与希腊语语系不同，没有什么关系的。从这可以看出西胁接受中国文学的独特性。比如，他在《人类》的《橡子》里写道：
汉语的“存在”一词意思是造物者创造的物 特别是指生物
同样希腊语的“造恩” 也指的是生物
佛教“馓斯库里特”的 “萨土阿”也用于表达生物的意思
汉语音译为“萨垂”特别指的是生物中的人
橡子和人同是创造物
西胁把丰富的语言知识自由自在地运用于诗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特别是晚年的时候，他在《壤歌》的《后记》里说：“只要人生活在地球的这个天体上，就意味着生活在宇宙的这个永远的世界中。这是人类的无可奈何的运命，是陶渊明所说的穷达”。对此，新仓俊一指出：
“运命”一词经常出现于西胁的晚年的诗中。（略）西胁所到达的境地，并不是尼采所想的“运命爱”，而是东洋的听从“天命”的宗教谛感，正如陶渊明所说的“穷达”的心境。《壤歌》第五章所表现出来的无为自然的感觉，志向于老子的“圣性”。还有从《人类》里的《旋花》一诗中，可以探出他的认识与庄子的齐物论相同。（略）
一读《壤歌》就会知道，它是陶渊明的击壤歌，同时也是《冗歌》。它是像由俗谣、歌舞伎调、狂言、田乐的拍子混合成的音乐，是“四个四重奏”以上的合奏。
这就是西胁的接受中国文学的方法。在探求人的根源的存在方式，感受心的乡愁方面与中国文学有共感的地方。但他并不照搬传统的手法和思想，而是一旦破坏它，然后把并不关连的意象连接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诗。他从中国文学中剪取素材，经过他的创造性的组合，这些素材准会焕然一新地出现于他的诗中。
可以说，日本现代诗在接受中国文学的过程，以西胁的崭新的接受方式和他的独特的表现方法来看，中国文学在发挥新的作用。那么，今后的日本现代诗一定还会有新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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