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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在映日荷花的淡淡飘香中，原江南会府邸、现湖畔大学教馆依然略显冷清。暨3月27日首次开讲，外界依然不太清楚，湖畔大学的明星嘉宾、大佬讲师、CEO学员们究竟会在何日二度聚首——是继续弹琴，还是谈钱？ 湖畔大学的议论者大抵有“可望而不可即”的艳羡，或许也有“不得其门而入”的失落。但有一点是公认的：西湖，既是人间的天堂，也是商贾巨鳄钟爱的池塘。 无论是商学院，还是江南会，都脱不了“混圈子”的嫌疑，都逃不脱精明中国人的想象。 西湖圈地运动 中国是“讲关系”的国度，无论是撮合权力与资本，还是整合商帮这样的人脉，高端私享性质的会所饭局都必不可少。在这方面，相比拥有长安俱乐部的北京、美洲俱乐部坐落的上海，杭州只是后起之秀，却曾大有赶超之势。 大风起于2002年，西湖管委会开始推行全面无门票制。为弥补门票收入空缺，管委会将西湖地区一些名人故居陆续出租换取租金，并大力发展吃、住、娱乐拓宽税源。 因西湖名所的稀缺性，一场“圈地运动”由此在西湖湖畔隆重登场。最早的租赁户中，就包括广厦集团创始人楼忠福。他租下南山路别致的“膺白楼”——民国名人黄郛的别墅旧居，将其改造为“1917花园餐厅”，一个执行会员制的私人会所。 1917的菜单上只有一道菜：燕鲍翅。但所有杭州人都明白，这碗燕鲍翅价值不菲。2010年2月21日晚，有人当场拍到姚明现身1917，楼忠福亲自接待。之后不久，便爆出姚明计划与楼忠福合作竞购NBA勇士队的消息。 显然，从一开始，租赁者都不打算靠经营会所盈利，而是为有限的会员提供私人化的个性服务，创建一个相同层次的交际平台，为会所实际掌控人带来巨大的无形人脉资源，乃至实际利益。 2006年，“圈地运动”达到高峰。马云联合冯根生、郭广昌、沈国军、鲁伟鼎、宋卫平、丁磊、陈天桥，共八名浙商，租下三台山路鹆鹄湾包括先贤堂在内共7套空置老宅——由艾青之子艾未来亲自设计，金庸亲自题词，马云开设了坊间称为“浙江第一会所”的江南会。 江南会敢称“第一”，并非因其高达20万元的会员费，重点在于会员持有一张“江南令”，其公司遇到困难时，可随时发动轮值主席召开“武林大会”，商讨解救事宣——2011年末，会员之一的绿城地产出现危机，马云曾资助宋卫平，并组织阿里巴巴员工团购绿城楼盘。 开有文化公司的陈平曾光顾江南会三四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江南会根本没有菜单，也没有标价，所有标准只取决于你要宴请谁，这顿饭的目的是什么。凭借几次饭局，陈平接连获得多份展演业务。 陈平在温州也开有“私房菜会所”，仅限行业内“切磋”。在他看来，温州模式是浙商会所文化的根源——浙商不像苏商，善于利用政府宏观调控；也不像粤商，利用外资大开大合；浙商是“小狗经济”，从小规模、小作坊起步，“小”就意味着要抱团取暖。 据数据显示：2009年，西湖景区575家各类酒店、青年旅社与茶楼中，高端会所有38家，占总数6.6%，经营者涵盖房地产、酒店、互联网、食品、家电等多个行业。 就是这6.6%，短短几年间就构筑起庞大的浙商顶级会所圈子。 眼见他楼塌了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 当西湖边的会所越来越多，会所奉行的私享主义就与还湖于民的大众价值观发生了激烈的摩擦。 老杭州人有一个习惯，与三五老友一道，去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鱼”喝茶。可是，“花港观鱼”内原属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的旧宅，被做丝绸生意的万事利董事长李建华盘下，改造为高端会所“魏庐”。到2009年，就连原先的茶室也被“圈走”，变身为高端会所“莲庄”——只许会员进入。 这实际上已经踩了官方的红线：私人会所必须向公众开放。正是因为“影响越来越糟糕”，2009年，杭州市园文局停止了对西湖景区内所有以“会所”、“会馆”名义申报的注册审批。 西湖繁荣一时的“圈子经济”由此拐弯。尤其是2013年初，中央八项规定推行后，西湖会所一片萧条。而以高端会所为主要形式的圈子，都“蔫”了。 2012年，浙商刘刈入读了“Big Four”中的一所商学院。所谓“Big Four”，就是长江、中欧、北大、清华四大商学院。刘刈发现，那些会所里消失的熟人，其实都跑到学校里了。开保时捷的和开玛莎拉蒂的做朋友，玩私人飞机的和玩游艇的人待一块儿，大家还成立戈友会，即穿越戈壁滩爱好者协会。关键是，这些在会所里被视为要被严肃打击的奢靡行为，在学校里反倒成了新富阶层推崇的时尚。 事实上，正是最近三年，圈子经济正从高端会所形式急速让位于以整合知识为外在表象的社群。具体来说，线下是商学院，线上是正和岛。 一个佐证是，2013年，马云成为华夏同学会轮值主席，那是中欧与长江商学院的共享同学会，成员包括李彦宏、马化腾、柳传志、史玉柱等，江南会早已退居二线。 之后2014年1月，在全国整治“会所中的歪风”态势下，杭州市出台一系列措施，宣布关停整顿西湖景区内30家高端会所。 曾为Dior、保时捷等国际大牌筹备发布会的西湖会，变成了“开心茶馆”，提供18元一杯的龙井茶、30元以下的菜肴；1917花园餐厅后改名为“1917咖啡与茶”，以平民低价的形象亮相。 当湖畔边的高端会所一家家转型消亡，江南会何去何从？ 2015年1月，马云突然集结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宣布将在江南会原址开办湖畔大学。于是我们看到，2015年3月27日，35位到场CEO学员用自己制作的古筝，弹奏了一曲《沧海一声笑》，揭开湖畔大学第一课的序幕。 难道说，马云试图仿照“Big Four”，将会所形式的江南会平稳过渡到商学院形式的社群？ 经记者查阅，湖畔大学并未在浙江省教育厅登记，而是独立注册于民政厅，法定代表人是“阿里巴巴九大女将”之一的蒋芳。并且，湖畔大学拥有一个暴露其底细的真名：浙江湖畔大学创业研究基金会。 从很多方面来说，湖畔大学与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创办的政经塾（一种由日本超大型企业设立的民间商学院）非常相近。 其课程设置，与创办者本人意志密切相关。政经塾除严肃的商业课程，还包括大量茶道、武道、坐禅等修身课程。而湖畔大学第一次授课并非坐而论道，而是做木工，据说不少学员认为领会到了工匠精神。 政经塾的核心教义，是松下幸之助的经营思想与人生哲学。湖畔学员们都拿到了厚达93页的“学习资料”，内容是从2003年至今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的讲话，大多数关乎公司治理理念和战略调整。 那么，政经塾的创立目标是什么呢？其学员除创业经商，还涌现出众多国会议员、地方首脑。政经塾出身的政界接班人明显拥有财界倾向，且对松下反哺深远。松下幸之助逝世之后，政经塾的运作基金在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背景下不但未见削减，反而从原有的70亿日元增至90亿日元，足以说明日本财界人士对这维护他们共同利益的“未来政治人才培育所”的期待与重视。 或许可以这样说，以政经塾为基点，松下幸之助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松下生态圈、认同圈，甚至可对日本政治施加一定影响。 湖畔大学不言政治，其目标似乎更为明确、集中：学员大多有融资需求，而且几乎全部踩在阿里巴巴2013年到2014年密切投资的领域。学员中不乏“与阿里密切相关者”，有如刘泽轩（小麦公社）这样的阿里生态公司，也包括陈伟星（快的打车）这样的阿里投资公司。 相对应的，八位校董不乏原江南会、泰山会、华夏同学会的成员身影，捧场时可以做校董、导师，关键时候可能就是投资牵线人，乃至亲自下水“捉鱼”。甚至不排除动用“江南令”救一救学员汪小菲的俏江南呢。 所以，真相可能就是，马云变革了中国顶级圈子经济的玩法——中国圈子经济完成了从产品型到平台型再到生态型的华丽转身，湖畔大学不是传统会所，不是商学院社群，而是一个以阿里巴巴为中心的生态圈。 无怪乎，湖畔大学成立不久，刘强东在愚人节当天也宣布成立京东旗下“众创学院”，“构建面向创业者的全生态服务平台”；而一直坚守线上的腾讯大学也有意扩张线下，其开平学院最新线下培训密集落户杭州。毕竟，谁都不希望在这个全新的“生态圈子时代”后人一步。 而西湖，仍浓淡相宜；湖畔那些圈子与财富的传奇，仍生生不息。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陈平、刘刈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