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伦理学论证及合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用福柯会让国际关系研究结出丰硕成果吗？福柯在世时，这会是个令人惊讶的问题。他的贡献能让我们看清楚新问题吗？把一个著述者搬到他的领域之外，或者脱离他的语境“使用他”，这样做合理吗？作为开场白，我想请读者承认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比如“使用概念”，把某种方法更普遍化——求助于一位通才，他也在其著作中讨论了直接或间接地具有国际性的政治现实。
在英语国家学术界，福柯的著述引起了巨大回应，传播到人文科学的不同领域；即使在那之外，国际关系研究也受其荫庇，构成主义的几波潮流都运用了他的著作。优先强调话语——具体说就是语言分析——的方法论把福柯的思想和其他所谓的“批评”方法结合起来，因而常常提及他(Der Derian and Shapiro，1989；Jabri，1996)。这种方法论试图解释世界如何由语言的影响建构而成，国际舞台如何按照统治阶级提出的分类而获得秩序。自称福柯追随者的当代哲学家①经常被要求详述这些解释性(和规范性)模式，这不足为奇。很自然，引用尼采也是新福柯方法的一部分，该方法一心要“解构”国际现实(Ashley，1987)。这一思潮的中心在美国，也汇聚了某些欧洲的思路，在其核心地带，后现代②浪潮支持并继续求助于福柯。围绕着这个平台，共同的问题吸引了交叉学科方法，③融合了国际关系、政治理论(Walker，1993)和法律(Teitel，2004)。④本篇论文既不遵循这些方法中的解释性框架，也不遵循其中包含的规范性评价。
另一种构成主义主要研究伦理再现如何出现，它对国际体系产生何种影响。这种构成主义远离解释理论和元理论——这样做的后果尚不确定，⑤借助于道德合理化的谱系学，分析了暴力的再现形式，暴力的“司法主宰化”及其制度化，从规范性的角度看，它与之前的构成主义划清了界限。对化学武器的研究(Price，1997)开辟了这种方法，对禁止刺杀外国领导人传统的著名分析紧随其后(Thomas，2002)。⑥这些著述分析了某些显然属于法律哲学传统——比如真蒂利或格劳休斯——的古典学科，按照谱系学套路为当代规范性结构做出解释。这种方法比先前的方法更“开放”，它给每个理解都留下更多单独思考的空间，不管涉及的是福柯的著作还是他的方法，都是如此。
在法国，用新福柯方法研究国际问题基本限于安全问题领域，福柯式政治分析家的观点尤以福柯对监狱的研究为基础，即著名的《监禁与惩罚》(Bigo，1996；Favarel，2002)。某些研究全球化的区域性的地区研究(Bayart and Warnier，2004)喜欢强调见于福柯后期著作的思想，特别是他论述性欲、身体和“自我关照”的著作。
我的方法集中在另一个视角上。我分析的是冷战之后国际上出现的道德诉求和批判(Colonomos，2005)。通过研究这些不同问题，我想理解国际事务的体系性变化，其中伦理学成为核心的关注。本研究既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解释性，也具备哲学意义的规范性。它以交叉学科的认识论保证为前提：只有跟涉及道德批评的传统进行对话时，才有可能理解价值和规范(Pharo，2004)。我还试图把福柯跟所谓的“大陆”哲学家区别开来，让他更贴近抽象的哲学和规范性方法(它一般被贴上“分析的”标签，即强调规范性论证而不考虑历史作用，不过，这种分类有待讨论)。
我的分析由一个三角形组成，中心是宽泛的功利主义伦理论证定义，⑦这种论证使过去和现在的国际行为在道德上合理化。首先，通过指出所谓的“结果论”观点——即依照结果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立场所在，我研究了国际上的道德合理化现象。对结果好坏的评价，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快乐和幸福。很清楚，结果是次生的可变因素，它却成为评价快乐或幸福中最基本的要素。用功利主义评价行动是否合理，这种做法回旋余地大，这也是功利主义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受到决策者青睐的原因之一。责任伦理学有时触及到功利主义的领地，回响起道德功利主义的声音。
自由主义政策对功利主义思想赞赏有加。道德和政治的合理化都诉诸结果论理性，自由主义的理性发展是靠合理化维持的。后冷战时期尤其如此，有若干事例可以证明。其次，为了理解道德化造成的影响，我的分析使用了福柯的两个概念，即“真理体制”(Foucault，1994：Ⅲ，p.158)和“统治理性的内在批判”(Foucault，2004，p.14)，由此触及认识论领域。最后，为了讨论合理化问题，本文评价了使用“真实性”概念(Foucaul，2004，p.62)的有效性，集中讨论了合理化的特征，这样，我第三次在哲学上质询了伦理论证的可能性。本文突出了上述三者之间的关联，试图表明福柯的部分思想——除了一些具体矛盾外——吸引我们考虑把国际关系的社会科学和不符合谱系学传统的哲学结合在一起。
结果体制
在分析国际秩序时，历史存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方面。因此，对进化、转变或转型的探究是社会科学解释的组成部分。新的后两极体系具有三个特征。它是单极的，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和多中心倾向。在美国单极世界的环境之下，自由主义表现在三个层面：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人权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它得以解放并大行其道：威尔逊思想的复兴和联合国扮演的新角色，都是这种自由主义最常用的表达方式。经济自由主义盛行不衰，这是因为全球化的特点就是相互依赖，这与多国公司越来越具有跨国特征、金融市场持续网络化也有紧密关系。这种经济导致了伦理学的思想方案(参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6年第3期，“资本主义道德化”专题)。最后，柏林墙倒塌之后联合国扮演了新的角色，因此，国际体系复兴了由国际组织体现的“自由国际主义”传统。这个体系的多中心特点(Rosenau，1990)缘于它高度的异质性，缘于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和非国家世界的对峙。关于后者，我集中分析了规范企业家(Keck and Sikkink，1998)和道德企业家(Nadelmann，1990)的作用。自由主义的秩序划分与福柯的观点不相上下，其区分了自由主义的两条线索：一条是经济学的，包括统治理性的自我限制、政治经济学和实用主义；另一条是政治学的，讲的是革命主权和人权。
我的三角形方法有利于生发新的问题。在几个经验研究的项目中——它们都与人权名义下的经济制裁、对历史不公正待遇的赔偿要求以及对多国公司的批评有关，我试图确定和分析后两极时期道德批判的全面兴起，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合理化的要求。
使用禁运手段是后冷战时期的典型特征。1990年代开始以来，以前很少使用的多边制裁成为联合国青睐的手段。这种单边行动是由联大及社团运动的代表——他们在联大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自信武断造成的。制裁一直受到系统的批评，因为它们需要按照结果论来完成两个彼此相关的合理化，才能获得理由和说服力。那些决定动用经济制裁的人士一直被要求提供证据，证明这些法律行为的政治后果。他们也受到以人道主义后果为名的指责：针对伊拉克的禁运就是这种道德批评的例证。后冷战时期的伦理学以谴责的面目出现，它根据的正是这两种彼此关联的方面。
作为一种道德理论或政治决策方法，结果论导致了反事实逻辑的运用(Lewis，1973；Elster，1978)。为了表明某个决定会造成负面后果，某个选择是糟糕的，就必须设想一个未实施该决定的世界，然后比较两种情况。道德激进主义分子通常使用这样的伎俩，只是在细致和严谨程度上多少不同(Colonomos，2000；Colonomos，2001)。使用反事实逻辑成为道德批判的惯伎，其最终目标是达到普遍利益。
这种批判可能出于直觉。面对人道主义证词和骨瘦如柴的伊拉克儿童的身体——不管是否活着，那些质疑禁运、谴责美国积极支持该措施的激进主义者都使用了“美国是杀婴犯”的标语口号。用更学术的话语说，反事实是研究婴儿死亡率的医学或辅助医学的支柱，其前提是没实施禁运(Cortright and Lopez，1999)。这样，一个想象世界被当作统计数据的参照物，死亡儿童的数量差别被归因于实施了制裁(参见大卫·嘉菲尔德的报告，他是研究禁运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和卫生灾难的专家，该报告见http://www.casi.org.uk/info/garfield/dr-garfield.html)。
对这种批判的研究需要讨论一下激进主义者所运用的知识，他们使用两个方法：一是激起大众良心的极为生动的形象；二是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出现这种批判的历史契机透露出这种两重性。大众文化经常借用反事实逻辑，科幻小说尤其如此。⑧此外，反事实也是莱布尼兹、休谟和米勒以来的传统哲学问题，它与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以及社会科学的哲学都相关联。分析哲学的发展使它得到进一步加强，它是大卫·刘易斯著作的核心内容。社会科学也熟知这个疑难问题(Weber，1965)，它被引入政治科学(Fearon，1991)、经济学(Fogel and Engerman，1974)和历史(Ferguson，1997；Rosenfeld，2002)研究当中。这个方法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系统化(Tetlock and Belkin，1996)。反事实体现在三个方面：大众文化的叙事方法，详述虚拟世界的学术理论，供评价选择之用的科学的专门知识。
道德企业家对国际机构(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多国公司)做出道德批判，他们把感情的戏剧性展现和实际的专门知识结合在一起。反事实支撑着为道德谴责辩护的逻辑依据(Colonomos，2005)。由于福柯关注话语和知识，由于他思考了自由主义(结果论的反事实逻辑就是自由主义的反映)，他的思想预示了当代道德批判及其分析的若干方面。
福柯式的伦理认识论
对国际现实的分析远离了单一的地缘政治决定论方法，它重新发现了观念(Keohane and Goldstein，1993)和伦理(Cochran，1995；Crawford，2002)的作用，特别是在它的现象学描述中，规范的和道德的企业家占据中心舞台。描述这些现象——主要是这些企业家群体建立起来的网络——成为大量著述的主题，它们大多详细重述了那些网络的成长发展道路。这些著作的作者经常抱有双重目的：确定对网络运行所在国的影响(Risse，Ropp and Sikkink，1999)，通过分析这些运动对国际体系的政治影响推广观察范围。⑨
这些成果导致学科内部纷争迭起，可又没有真正解决重要问题。我们如何理解这些运动的影响，更广泛地说，它们对国际关系伦理学定义的影响？
由于这些现象源起于自由主义世界，因此，在福柯反思统治问题时所分析的动态关系里，它们曾发挥过作用，福柯探讨政治和道德自由主义的独特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首先，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受到置疑。在这个领域，福柯阐明了学者的作用(Foucault，1994：Ⅲ，143 FF)。当初步尝试借用福柯分析当代实践时，他帮助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人物：专家。在今天，专家的确是反事实分析模式的代理人；是国际舞台上从道德角度运用这一模式的力量。
福柯对权力、伦理和自由主义的反思提供了一条刺激性的探究路径，为进入这个尚待探索的领域铺平了道路。一般说来，在分析功利主义合理化模式之前，人们会问，在这个框架里“真理体制”概念是不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工具。如果把这个概念挪用到国际关系的解释性框架中，那些规范的道德企业家就会像专家一样，成为“真理总原则”的创立者，并因此成为“真理体制”的参与者。的确，他们努力把自己对国际现实的认识弄得“像真理那样发挥作用”。⑩福柯未曾有机会想到这样的合理化现象——它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有很大发展——有“义务说出什么像真理那样发挥着作用”。后冷战时期被看做是全球化转型的历史契机，某些非政府组织推动人权原则，公司内部出现伦理规定，这些事例都是证明。这样，许多非政府组织挑战了他们应该直接反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而是考虑与公司合作；它们不再挑战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而是希望支持其内部的改革主义观点。
价值和信仰、利益和战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一转型的核心。急剧转向一个新体系，使人们怀疑某些组织如何运转——这些组织不透明，从而诱使领导者为获取合法性而根据自己对未来新世界的期望制订战略方向。经济世界的秩序是，使通过咨询做出的预测成为发展的坐标之一，用这种方式复制自身运转的逻辑，在这样的秩序里，面向未来的民意测验的目标就是吸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基金经理。
这种真理体制是从一个革新版的功利主义出发的，这种功利主义认为良性循环是可能的。诚实和透明被认为是新致富方式的潜在机制；学者和专家是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这不足为奇，因为这种方法跟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相一致。从一开始，经济一直在反思利润的基础性原则及其道德基础。在一个竞争社会里，自私自利是唯一获利的途径吗？是唯一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吗？反之，利他主义、尊重基本的道德法则，甚至捐献社会，会极大威胁到赢利的可能性和公司的生存吗？这些问题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内容的一部分，部分论者会赞同伦理是经济选择的有机组成部分，某些伦理选择是赢利的。在实践中，道德市场的专家们为了说服越来越多的公司继续签约，购买他们的指数，支付非政府组织服务的费用，努力证明诚实能够赢利。这种说服手段往往使用本身自会成为事实的预言。
这种观点建立在经济和管理知识与经济—政治权力对话的基础之上。由于牵涉立法，国家也自然深陷其中。在美国、法国也一样，为了配合推动经济活动透明度的运动，已经发布了两条法律(萨本恩·奥克斯利法案和NRE——新经济规定)。由于反弹的作用，国家有时受到严厉批评，当人们指责多国公司在设厂的南方国家不尊重人权时，其祖国必须为公司行为承担责任。
为了理解这些规则、规范背后的伦理学，必须分析相关机构被要求回应的那些指责的道理依据。功利主义批评某种行为不道德是由于它造成有害的后果。这种结果论体制是这样表述的：如果公司不再仅仅信仰追逐利润的自私需求，那么公司所处社会的生活状况就会更好。但是，公司要生存就必须赢利。因此，道德理性的推动者必须提供证据，表明公司遵守形格势禁(比如，禁止腐败、禁止剥削、禁止过度痛苦或环境的恶化)的伦理或法律规定就有可能获得利润。在经济制裁问题上，经济学家和博士们提供证据表明，对遭受惩罚的受众来说，经济制裁是毫无意义的负担，对制裁实施者(美国的单边禁运)来说，它们既无效(比如伊拉克)又费钱。这种论点的证据是，制裁在政治上一无所获。如果没有制裁，被制裁的社会——它不应该为其领导人的错误负责——的状况会更好，实施制裁的国家的经济也会更繁荣。要求归还被窃财产，谴责与种族屠杀者(如纳粹)或历史悲惨事件(如奴隶制)的参与者进行经济合作，这些都建立在真实存在的经济历史基础之上。历史学家们竭力说明，瑞士本可以避免与纳粹德国进行经济合作(Eizenstat，1997)，从而缩短战争。这些谴责既依赖科学，也诉诸想象，它们重新定义了国家和公司的责任，建立了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监督体制，目标正是正直的自我约束(所有圆型监狱中最幸福的一种)。
福柯讨论的是一个单一过程，它同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的特点，而且，它与前述的当代现象也有许多共同之处。福柯强调了“统治理性的内在批判”——它是18世纪末主要在英国迅速发展起来的——的功能作用。王子行为的好坏视其后果而定。这种做法出现在自由主义领域，并且以专家知识和应用知识(这里指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为基础。它把效率当作是行为评价的首要原则。
把福柯的分析搬到全球化时空，意味着两个转向：时间的(延长)和空间的(扩展)。这样说来，当代现实就处在一个连续的古老进程之中，而效率原则的根源则在于“统治理性的内在批判”(1979年1月10日)。有几个理由支持这种认识方法。正如18世纪的情形一样，当代资本主义的牵引力是盎格鲁—萨克逊。还有，18世纪末和20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发展加速的重要关头。在他随后的授课(1979年1月24日)中，福柯的一些论述表明，可以在空间上扩展他的分析，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他指出，18世纪末成为法律进步的时候，因为人们认为欧洲有可能共同富裕，它也成为人们对大国平衡模式发生争议的时候，因为它是一场零和游戏。福柯提出了“司法主宰化”概念——“必须从市场如何被组织的角度思考它”(Foucault，2004，p.58)，并间接提到亚当·斯密的著作。对此，我无异议，只补充一点，边沁在19世纪论述了国际法。世界的“司法主宰化”受到了市场自由化的刺激，这正是后两极时代的特征之一。福柯把自由主义定义为“市场的真实性，政府有用论的局限性”，把“欧洲定义为可与世界市场相比拟的无限的经济发展区域”，总之，他所说的正是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福柯所描绘的和当代情形之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差别：那就是此后美国必须被置于体系的中心，欧洲的地位则被相对化。欧洲大陆无疑进入了世界市场，但时至今日，美国社会仍然最符合福柯所揭示的真相，体现了当代道德谴责的特征。
福柯揭示了植根于功利主义和(文化、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之中的原则，“效率”决定论成为社会批判的基础，这样，他揭示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机制，关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的研究(Rosenau，1990)仅仅暗示了这一点，从未给予明确论述。福柯观点的力量在于他让功利主义成为构造政治、伦理和经济关系的枢轴，由此详细说明权力机制如何得到复制，同时又没有用简单的唯物论和决定论来解释结构性支配。
通过三个基本要素(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的结合，自由主义体系使这样的权力复制空前泛滥。它的国际化使它变本加厉，保证它自我循环/长存不废。规范企业家乐意把自己改造成道德企业家，并组成了可靠的“伦理知识网络”。(11)为了完全把握这种现象的伦理意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必须分析福柯为哲学讨论提出的一个问题。
理性、真实性和合理化
国际知识中的理性和伦理
分析冷战后时期的各种伦理问题，导致对一种属于实用理性的伦理学的反思，这里，伦理学的意思是决定行为首选方向的方式，而结果是判断行为好坏的标准。解释性的社会科学分析和规范性的哲学反思正是在这里相遇。
当然，用其他解释性模式看这也是个有意义的问题。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模式一直对伦理学极为怀疑，由此选择了不包含道德问题的论证方式。现实主义是它最经典的思潮，它把国家看做是“冷血怪兽”，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谎话连篇。因此，谈论“与伦理相关的”国际关系是无稽之谈，徒劳无益，国际关系就是支配过程，试图给出其他描述，更是徒然。除了那种隐瞒(几乎是徒劳)支配者的意图和利益(结果证明也是谎言)的伦理学之外，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也坚决否定伦理学的可能性。(12)
但是，认为伦理论证无效的现实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处于一个不利地位。这两种潮流——它们既是抽象的，又是实用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本身就受到道德批判的检验，必须根据预期结果和它们实际导致的结果说明使用这两个模式的理由。今天，社会主义已经在政治(前苏联集团国家的解体)和理论(依附理论的失败)上被清除出国际舞台；(13)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一直面临对冷战的重新解读。从它所期待的政治结果(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一直没有一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以及道德结果(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实践体现，实力政治受到谴责，特别是它支持某些独裁者)看，现实主义模式已经完全无可救药。原则上说，即使回过头来看，只考虑一己之私也是一种短视的思路。它未能预见两极体系的终结，无力解释多元体系，因而在理论上必须为此做出补偿。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实践的意义上，它都无力解释后两极时代的单极化，这尤其给它带来奇耻大辱。
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这些争论，这些争论处于权力和知识的交叉地带，其中国际决策的公平和公正尤为棘手。这些争论采用了若干形式；现实主义要么被看做是每项罪恶的原因，要么被假想为罪恶的对策。一方面，现实主义不应该被看做冷战的赢家，而应看做是一个糟糕的政策，它宣布自己获得了一场并未打赢的胜利(这是“谁赢了冷战？”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Lewis Gaddis，1996)。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继承者们设想着重回美国现实主义、捍卫国家利益，以达到共同获益和地球稳定的目标(这是对伊拉克战争的现实主义批判)。(14)
在后冷战语境下，无道德论已经被一些思想潮流置于取胜无望的境地，这些潮流是自由主义现状的组成部分并改变了举证责任。无道德论丢失了自己的霸权地位，似乎只限于回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令它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现实主义能够成为实现共同利益的实践吗？其代表人物能确认理论上不存在实用的伦理论证吗？规范性立场经常被等同于相对论(Spegele，1995)并因此名誉扫地，现实主义能够还它于清白吗？从认识论角度说，这些讨论证明了伦理学正受到严肃对待，而且原则上它是可以客观化的。
道德理性和辩解：谱系学和当今的伦理学
对国际关系分析——它不回避规范性，并因此欢迎哲学反思——而言，福柯的思想丰富多彩。为了展开这一论点，我将使用福柯的“真实性”概念。
人们经常认为福柯的历史观阻碍了伦理分析。这被认为是充分证明了规范性视角是不可能的，那些解释福柯著作的社会科学家——他们认为福柯著作的主题是说明统治者对知识的使用——就把福柯的历史观等同于绝对相对主义(对这种解释的反驳，请参见Hacking，2002，p.73。Taylor对相对主义指责也指向福柯，1985)。
我的方法不同。我认为，在讨论道德合理化的规范性时，把第二种类型的建构主义(参见我的序言)和福柯式的反思搁在一起，既可能，也值得。恰当的做法是，首先澄清真理的特征，因为这两条思路是围绕它才走到一起的。只有为真理定义——真理的前提是提供知识叙事，最常见的是专门知识的叙事——而进行的竞争游戏里，道德谴责才有意义。真理有三个层面。首先，它揭示了愤慨存在的条件。这也是受到学术界和公众认可的观察方法(例如，统计受战争或禁运蹂躏的国家的婴儿死亡率)。第二个层面与福柯在论及市场关系时使用的“真实性”概念十分接近。(15)最后，真理指的是道德企业家提出的信息丰富的谴责性观点抵挡对方批判的能力。正是由于真实性实践是在市场中形成的，因此，真理成为“真理游戏”(“人们在谈论与真假问题相关的事情时所依据的规则”)(Foucault，1994：Ⅳ，p.632)的中心。自由主义的转折提供了同一个意义空间里各种揭露活动彼此联结的机会：反洗钱斗争跟反毒品战争相联，跟反恐怖主义战争相联，(16)跟归还被窃财产相联，跟用人权的名义谴责多国公司相联。这种论证上的关连——以及与进行辩解的专业人员之间的社会关连——是对真理的共同追求；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通用的规范性方法，(17)可用来理解上述这些彼此依赖的活动，用来实际研究非法经济活动的这些不同表现之间的关系。
1919年5月7日凡尔赛会议，商讨订立结束一战的和平条约。(L'illustration/Sygma)
“真理体制”和“真实性”是两个互补概念。它们是所谓的福柯相对论的基础，而福柯的“相对论”对伦理学分析至关重要，不是偶然的和外在的。福柯把真理体制与真实性相联，然后把真实性与市场相联。真实性形成于市场，它“必须对统治实践说出真话”。在全球化语境下，思想、公正和善的再现、对策、禁令方面的国际交换非常密集，因此，发生一次真实性就意味着市场上有一个或数个其他的真理。的确，这种市场的特征之一就是能够让专家之间存在竞争。
必须把这种现代性特征考虑在内，才能反驳那些把使用福柯的范畴当作是绝对的或“庸俗”的相对主义(Williams，1981，pp.19-24)的说法。威廉姆斯提出了与庸俗相对论对立的第二种相对论，即他的道德理论考虑到的“距离相对论”，这种理论认为只要伦理学关注的问题由于时间(非空间)距离而在概念上有所差别，就会存在不同的伦理概念。空间相对论会与国际交换和竞争的环境相矛盾，因为它关注的是对同一个时间里不同社会出现的问题的道德判断。如果竞争存在，就不会有空间距离的相对论(Williams，1985，p.176)。
福柯的历史观与伦理学的哲学论证并不矛盾(Hacking，2002，pp.51-72；see in partiular，pp.70-71)；它使后者受到严肃对待。福柯的历史观与时间的和概念的相对论相一致(这是从Bernard Williams借用的另一个范畴，Williams，1985，p.175)。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当知识不再用相同方式表述同一个问题时，就会出现不同的伦理概念，它们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多元的整体。福柯式谱系学关注的正是伦理意义的转型过程。
这种论证具有重要意义，对规范性定义来说尤其如此。它的逻辑是，规范性视角包含两个轴。接受了距离相对论，我们反而能更好地认识到，伦理的知识及传承和国际关系伦理学是由跨时间的交换和再调整组成的，它包括距离化或间歇的可能。从共时角度说，市场根据以结果论为中心的理性范畴，把道德合理化与真理体制的建构联系起来。道德合理化这片织物就是在经、纬、前、后的运动中编织起来的，它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正是距离相对论和竞争伦理学的融合，以及解释和评价它们的可能性，造就了这样一种既是社会学又是规范性的分析方法的独特性。
哪种认识论最适合完成这项任务？实用主义，特别是经罗蒂发展的主张，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交换为基础的伦理学，并且让它在概念上有效(他从杜威那里借用“有保障的可断言性”概念，见Rory，1999，p.32)。实用主义伦理学强调竞争在道德合理化中的作用，这种合理化与民主对实验的偏好有关。如果我们遵循实用主义逻辑，那么真理就会面临一个或多个彼此竞争的观念；从可证伪角度说，这些反驳成功地使某些命题“像真理一样发挥作用”。正如福柯所描述的那样，市场中的真实性导致了某种实用主义的思考方式；全球化状况和市场规律的延伸强化了这个特征。
这种论证的目的表明，福柯谱系学的历史观向我们预示，如果真的希望反思伦理学的话，就要运用哲学的抽象范畴，历时地、特别是共时地思考当前的问题。在国际问题上，我本想反思那些触及责任——受市场真实决定——定义的问题。因为合理化要求所围绕的论证方式需要对“间接的集体责任”做出定义(Colonomos，2005，pp.227-264)。对组织的现象学描述提供了对决策、规划、社群内信息传播进行规范性分析所需要的要素。这个方法以结果论的道德哲学为基础(Scheffler，2001，pp.34-38)；说得更宽泛一些，那些应用于战争或商业领域的理论知识是这种转型的支柱。这说明了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哲学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政府领导人和军队官员也对战争伦理规则和说明战争合理性的理念产生了兴趣。
以合理化为主的伦理论证以两个轴为基础，这两个轴标志了新的关系模式。首先，它想让“诚实赢利”的原则像真理那样发挥作用。道德的赢利性也涉及政治和军事领域。由此，物质暴力的使用就以经济规律为条件，后者是成功地使用前者的必要条件。
结论：异族通婚是最成功的婚姻吗
使用福柯的概念解释国际伦理问题，这提出了几个问题。由尼采思想发展而来的谱系学，是一个容易被挪用到社会和政治史实中的方法：方法的中心是规范性和伦理学。使用福柯在更具体的论述中提出的思想，开辟了值得探索的道路。我想把自己的观点集中在自由主义逻辑上，福柯当初虽不能预见它在今天的重要性，但还是直觉地认识到它。我想表明，这些概念挪用到当代国际舞台，重要性不仅丝毫未减，实际上得到强调。显然，福柯在分析自由主义时所解释的社会逻辑得到了强化。
另一个更微妙的认识论问题也事关重大。使用福柯意味着一个既是实证的也是解释性的社会科学与尼采式的道德哲学进行对话。这是一座联结若干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桥梁，这说明了福柯的传播力量以及形成新交叉学科汇聚点的能力。我的分析强调伦理学分析的第三个层面，它占据了另一个哲学空间。福柯说明了在权力问题上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逻辑，由此他激励我们讨论很多概念——虽然更抽象的分析哲学充分分析过的这些概念，但它在提出自己的概念时没有考虑到历史偶然性。“集体责任”的提出是反事实运作的后果，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重新界定世界主义的推动力。我已经根据各派观点的支持者所使用的范畴对这些概念做出了分析。既然每个人都声称自己具有道德客观性(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失去赋予他或她说话权力的专家地位)，那么对真实性的反思就必须包括对声明本身的讨论。我的论述改变一般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福柯的做法。那么，我对福柯的使用就自相矛盾了，因为我鼓励哲学层面的反思，事实上这有悖于谱系学，福柯式的社会科学家也大都对此疑虑重重？反事实是道德谴责的潜在机制，是当代统治理性批判的操作模式。反事实是伦理评价行为，它检验国际决策合法性是否前后一贯。
注释：
①著名的乔尔乔·阿冈本就是如此(Guild，2003，pp.127-156)。
②福柯总是否认与这个“运动”的联系。相反，美国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一般都热情地接纳福柯。
③这个运动的著述者都愿意把这个方法定性为“交叉学科的”，以指出不同知识形式之间的交换和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重叠。
④泰特尔采用了谱系学方法，但她也从(美国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汲取灵感，特别是她引用了阿冈本的方法。
⑤对解释理论和元理论的批评主要是指它们经常斗狠好战、谴责他人，这危及它们的分析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的理由和顺序如下。首先，“批评学”学者热衷于提醒读者关注对自由的侵犯，这是他们论述的主题。从社会学角度说，这种批评还强调，这些作者主要讨论主流话语，他们只是在实践中寻求印证他们对主流话语的观察，而没有把相关实践作为一个整体考察。从哲学的观点看，这种批评揭示了现象学(因此停留在描述性)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它不能让我们规范性地理解当代决策核心的问题，但同时又大胆声称要对“事物状态”做出判断。一般的讲，这些分析都善于使用谴责性的道德表达，但却没有分析所研究现象的伦理。很多这样的作者在伦理学方法上只限于粗朴相对论的水平，它在规范论的层面上没有出路(Cochran，1995)。
⑥我不宣称自己属于新福柯运动，但我的方法受到普赖斯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谱系学方法的间接延伸。
⑦在福柯对自由主义的研究中，功利主义是他最关注的思想流派之一。尽管国际法学家对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这个方面比较冷淡，但必须看到功利主义是处理国际问题的重要人物的思想潮流，因为当代评论员(Singer，1971 and 2002)依然在这样做。边沁论述国际法的著作和米勒论述人道主义军事干预都是这样(《简论不干预》，1859)，当然更不要说他们对贸易的反思。
⑧我最诚挚地感谢ISSJ的一位匿名读者帮我澄清了这一点。
⑨传统上，关于规范企业家的研究探究了“伦理学”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但没有真正说明其本质。它是原则伦理学、结果论还是功利主义？它的逻辑基础是什么？
⑩“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真理体制，有它‘一般的真理政治学：也就是说，社会接受并让它像真理那样发挥作用的话语类型’(……)；即那些负责说真话的人的地位”(Foucault，1994 Ⅲ，p.158)。
(11)国际法学家常常提及“知识共同体”概念(Haas，1992)。“知识网络”使我们能够强调在拥有不同知识的各行专家之间特别的联合中个体扮演的专家角色。
(12)用伦理和逻辑的术语说，这是脆弱的论证，因为撒谎或虚伪的可能性预设了道德真理(此外，用认识论的术语说，这种思潮的代表也倾向否定它)的存在。
(13)许多前马克思主义者都赞成第一种类型的构成主义(参见我的序言)。
(14)可以在摩根索代表的原始现实主义中找到线索，他宣称自己为共同利益而工作。但是有一个基本差别值得注意。当时的现实主义及其支持者并不非得为自己的主张辩护。
(15)真实性是“与未来知识相关的编码的结果”(Foucault，1994，Ⅳ，p.22)，它在市场中发展起来，它“必须对统治实践说出真话”(Foucault，2004，p.34)。
(16)我想感谢吉勒斯·法拉列尔，他使我注意到这一点。
(17)从某种角度说，他对道德化的各种辩解都是围绕下列原则联结在一起的，根据该原则“罪犯不会知道他们如何从自己的罪行中获益”。罪犯的同谋也受到关注，这意味着需要扩展责任能力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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