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大屠杀论文,真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4)06-0036-05
在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逆流中，有一种谬论甚嚣尘上：他们故意编造出南京大屠杀没有早期传播，是事后制造出来的假像，以混淆视听，从而达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罪恶目的。其代表人物东中野修道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即对大量早期报道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书刊、文章视而不见，而以该暴行“没有出现在上海的英文杂志上（支那事变一周年专集）”，“在《抗日军政大学动态》中也没有登载”（注：［日］东中野修道著、严欣群译：《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等随意性的攻击，否定南京大屠杀早期传播的存在，并进而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本身的存在。
事实证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攻击南京的日军便在南京及其近郊开始了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古城南京，一时血流成河，火光冲天，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通过中外新闻媒体、西方驻宁侨民和机构，以及国共两党等各种渠道的共同努力，差不多与日军杀、烧、淫、掠的暴行同步，其暴行的真相被迅速披露。侵华日军的这一暴行，震撼了全中国，震惊了全世界。本文拟对南京大屠杀真相早期传播的渠道、功能，作一扼要论述，并作出相关评价。
英美记者：最早向世界发出快讯
英美等西方国家记者，利用“第三国”人士的有利身份与地位，最早向世界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于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三天，就于12月15日刊登了该报记者A·T·斯提尔发自南京江边“奥湖”号军舰上的报道。斯提尔称：“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三百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注：陆束屏汇编辑译：《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另一名美国记者F·提尔曼·杜丁于12月17日从“奥湖”号军舰向《纽约时报》发出特讯，客观报道了发生在南京的悲惨事件。该电讯称：“屠杀平民的现象极为普遍。星期三（按为12月15日）外国人在全城四处走了走，发现每条街都有死难的平民。他们当中有的是上了年纪的老汉，有妇女，也有儿童。”“日军的抢劫已经达到洗劫全城的程度。几乎每一座房子都被日本兵闯进去过，并且经常在军官的眼皮底下随心所欲地抢东西。日本兵还逼迫中国人挑运他们抢来的物品。”（注：陆束屏汇编辑译：《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7页。）随后，《纽约时报》在1938年初，又对南京大屠杀作了进一步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记者杜丁对日军的暴行作出了无情的揭露和正义的谴责。杜丁估计，在被围困、遭歼灭的3.3万名中国军队中，“约有两万人遭处决”。他认为：“日军攻占城市后的屠杀、强奸、掳掠似乎都属于一个更加野蛮、已经消失的时代。”他还进一步评论说：“对于日军，攻占南京具有至高无上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然而，他们的胜利都由于野蛮、残酷、集体屠杀、俘虏、掳掠全城、强奸妇女、虐杀平民和肆意破坏而黯然失色。这些丑行将成为日军和日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注：陆束屏汇编辑译：《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05页。）
英美记者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时间早、信息快，涉及到暴行的方方面面，立场比较客观。正因为如此，这些报道，使全世界首次听到了这一令人震惊和恐怖的声音。同时，在这些报道的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报道者对日军暴行的谴责和对无辜中国人民的同情。正是这些报道，帮助开创了中国人民“得道多助”、日本侵略者“失道寡助”的战争新局面。
但是也必须指出，这类英美记者的报道，大多属于记者个人的所见所闻，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受害者人数的统计上，它只能代表事件全局与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成为完整的界定。同时，正由于这些报道问世较早，南京大屠杀尚在进行之中，因而其内容也只能是南京大屠杀暴行中较早出现的那一部分。
中国报刊：发表对难民的独家采访
中国多家新闻、出版单位报道了从南京逃出的难民们的亲身见闻。汉口《大公报》于1938年7月将南京某文化机关职员李克痕亲身感受的“南京大屠杀”公之于众。李氏揭露：“敌人攻入南京后，抢、烧、奸、杀，是同时进行的。中华门、通济门、光华门一带，遭敌人屠杀更为惨痛，百姓死者不知其数，就是年迈的老人，也不能幸免，大街上尸身横躺竖卧，血流满地，暴露日久，有些被狗吃了，肚肠拖地，尸首不全，真是惨不忍睹。敌人又到处纵火焚烧房屋，尤以中华路、太平路、夫子庙等处为甚，烧得片瓦无存，往日是繁华街市，今日都变成一片废墟，残瓦颓垣，真令人触目伤心”（注：李克痕：《沦京五月记》，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差不多与此同时，《宇宙风》杂志刊登了记者林娜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文章《血泪话金陵》。文章通过一位从南京逃出的覃姓难民的叙述，真实披露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犯下的累累暴行和红
字会等慈善团体对遇难同胞尸体的收埋。那位难民说：“他们一面检查，一面杀人，全南京堆积着的都是尸骸，后来由红
字会出来招工人去掩埋尸骸，我也是那时被招去的。开始是到富贵山一带去埋，每一坑二百人，尸骸都是老百姓，他们的手被用铁丝反绑着，在无情的机关枪炮火底下死亡了。埋完了又被调到南门来，这儿的尸骸都是被刀刺死的，每人至少有十几刀。”（注：林娜：《血泪话金陵》，《宇宙风》，1938年7月版，第71期。）1938年8月，《西京平报》连载了南京守军营长郭歧在南京安全区内避难三月的见闻，详尽而系统地向世人揭示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野蛮暴行。文中的标题即令人触目惊心：“十余万可怜的同胞皆作了机枪下的鬼”，“十二岁的女孩至八十岁之老婆婆皆在奸淫之列”，“空前的大焚烧”，“兽兵的囊括”（注：郭歧：《陷都血泪录》，石安《西京平报》，1938年8月连载。）。1938年8月还在武汉出版了军医蒋公穀所著《陷京三月记》。蒋氏在南京沦陷后，隐匿于城中两个多月，耳闻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惨状。该书以日记体形式，按时间顺序，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陷京三月记》中对日军的大规模集体屠杀，记录尤详，内称：“在下关方面不及退却之我军，当场被杀者约有万计，道路尽赤，尸阻江流。被俘于麒麟门一带四千余人，无饮无食，每日倒毙者恒四五百人。现在三汊河一带被沉之忠魂尸体，尚不计其数。在城内，有大批保安队，约四千余，以及每日搜捉之壮丁民众，被认为战士者，每日必有数千，均押赴下关，使其互为束缚，再以机枪扫射，不死者亦掷以手榴弹，或以刀刺迫入地窖，或积叠成山聚而焚之。被难者踪跳悲号，惨不能状，而兽性敌人犹在旁拍手引以为快。城内各池塘及各空宅，无一不有反缚被杀之尸体，每处数十百计不等。”（注：蒋公穀：《陷京三月记》，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中国报刊对南京难民的独家采访来自目击者、幸存者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可信；同时，也由于这类报道发表时间稍晚，难民在南京遭殃的时间较长，因而对日军暴行的揭露时间跨度长，涉及到烧、杀、淫、掠等各个方面。当事者的现身说法，其效果亦非其他报道所可类比，具有震撼心灵的强烈效应。
不过，来自难民的材料，同样存在着视野和身份的局限性。他们对暴行的损失及遇难人数，无法进行完整意义上的统计。他们的叙述，只能证明南京大屠杀事实的确实存在，但不能提供准确的统计。这类报道中，即使涉及到遇难者的总数，那也只能是某个人的见闻或估算，并不具有统计的权威性。
西方人士：强烈抗议、严厉谴责
由一批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西方友好人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及同时存在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南京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等单位，除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尽力保护中国难民的人身安全和提供生活保障外，还通过各种文电，伸张正义，揭露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国际委员会将日军自12月13日侵占南京起至1938年二三月间暴行的一部分，作了文字记录，先后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交涉和抗议20余次，共列出暴行400余件。此外，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主席贝德士博士，还根据拉贝主席的建议，单独用打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一份报告，反映日军在安全区内最大的收容所金陵大学校园内的犯罪事实。这些犯罪事实包括：日军一般武装士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1720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提走647人，凌辱妇女290人，以及60余起杀伤事件。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在南京沦陷后的一封信中严厉谴责：“战胜的军队要求回报——奖赏就是抢劫、杀人、奸淫和随心所欲。日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兽行和残忍对待每一个表示抗拒和不善的平民，他们就是这样向全世界大声宣布的。无疑，在所有的现代历史中，没有一项比南京劫难更为黑暗的了。”（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47页。）国际委员会不断就日军的暴行提出抗议。12月17日，该委员会就日军对安全区的骚扰、暴行，向日本驻南京代总领事福井提出了“强烈的口头抗议”，迫使日方答应派兵保护设于美国教会机构中的8个收容所；次日，国际委员会复致函日本大使馆，抗议日军“在难民区内，继施骚扰”，致使“鸡犬不宁，二十万难民痛苦呻吟”，要求日方“迅速采取有效行动，阻止不幸事态”（注：［澳］田伯烈著、杨明译《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国民出版社，1938年版，第241-242页。）。在日军疯狂纵火、市内大片房屋被毁的情况下，22名外侨于12月21日联名上书日本大使馆，强烈抗议日军在全城“劫掠放火，愈演愈烈”的行为，呼吁“纵火的暴行立于制止，使残余的部分不再遭无情的或有组织的焚毁”（注：［澳］田伯烈著、杨明译《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国民出版社，1938年版，第251页。）。后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主要根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报告，及其成员的信件、日记内容，于1938年3月在上海编著了《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一书。同年7月，该书由杨明译成中文，在汉口国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就连当时日本的盟国德国的外交官也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加以证实并予以谴责。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曾再三在致国内的外交文书中，对英美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加以证实和肯定。他说：“决不能指责诚实见证日本人所犯残酷罪行的人是什么忌恨和偏见”。他甚至将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冒险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推荐给希特勒观看。他在致外交部的文书中写道：“解说词和影片本身都是一部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请允许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把带有解说词译文的这部电影能放给元首和总理一看。”罗森断言：“日军在南京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注：《德国档案馆中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载《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西方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抗议与谴责，无疑是南京大屠杀早期传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教士、商人与外交官具有与西方记者同样的“第三国”人士的身份与地位，他们由于参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等组织工作，直接介入到维持秩序，保护与救治难民的活动之中，因而他们获得了更多、更直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信息。这类传播的特点在于：从时间和身份上有了进行局部调查与统计的可能，提供的暴行地点、人数、情节等更为具体，某些致日方的抗议信函则更具有强烈的揭露功能。
不可否认，这类记忆资料，仍然缺乏统计的严密性与完整性。因为在战时状态下，处于民间地位的西方人士与团体，无法进行完整的调查与统计。他们的某些统计是准确的，如各难民收容所的人数；但某些统计则又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如对全城被屠杀、被强奸人数的总体估算等。
国共两党：无情揭露、伸张正义
对于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暴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两大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运用各种手段，加以揭露和谴责。
1938年1月刚刚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多次报道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3月9日，该报以“日寇在南京兽行”为题，系统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野蛮行径。报道称：“十三日晨，敌大部入城，全市悲惨黯淡，顿陷恐怖状态，初则任性烧杀，继则到处奸掠。”“综计旬日之间，死者六七万众。”（注：《新华日报》，1938年3月9日。）5月30日，该报又以“南京同胞惨遭蹂躏”为题，指出：“倭敌自侵入首都以来，其对我军民之种种残杀淫掠行为，可谓穷凶极恶，惨绝人寰。”（注：《新华日报》，1938年5月30日。）该报道还分别列举了日军虐杀伤兵、残杀难民、强奸妇女、焚烧抢掠和伪图掩饰等罪行。当时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现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而实际由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直接领导、开展工作的郭沫若，于1938年6月亲为田伯烈所编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文版作序。该序言针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尖锐指出：“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团的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的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妪，均难免于淫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郭沫若悲愤陈词：“我们中华民族十二万分的不幸是有了这样一位‘芳邻’，而遭受着空前的洗劫。我们无数的同胞，无数的文化业绩，都在这浩劫中毁灭了，并且还在继续毁灭着。我们是成为了文明逆用者的牺牲”。（注：《郭沫若序》，1938年6月23日，载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国民出版社，1938年版。）
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方面，其喉舌《中央日报》及中央通讯社及时报道了发生在南京的惨剧。据中央社12月22日发出的电讯称：“日军入城听任军队从事有组织的劫掠，并任意强奸妇女，继复大事屠杀，四日中被杀者约五万人。日军并侵入难民区，而将所有壮丁借口谓系中国士兵，悉数加以枪决，目前尸骸，堆积如山”（注：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7页。）。1938年2月，中央社又在另一篇有关南京的电讯中报道：“两阅月间，我市民被屠杀者约有八万人之多，迄至今日，其摧残暴行，尚无休止。”（注：汉口《大公报》，1938年2月20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在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中痛陈：“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似此兽类暴行，彼固自速其灭亡，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注：［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1938年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密派遣4名外籍人士，携带有关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各地暴行的英、日文宣传品，马吉牧师在南京现场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400尺，以及第三国人与日人自己拍摄的日军暴行照片，去到日本，分别赠送、传阅，给驻东京各使馆人员及开明之日本绅士演映影片，并向各驻日使馆人员、各国驻日通讯社记者、日本工商界领袖、日本基督徒、日本政党要员及机关公务员等，作个别谈话，“告以日军人对华作战之不智，若何破坏其自己之市场，若何毁灭其自己之战斗力量”，取得“相当收获”。（注：《董显光汇报国际宣传处派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致蒋介石密呈》，《民国档案》，2000年版，第4期。）此外，1938年初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还通过该处海外工作人员英人E·H·李复，在美国纽约积极向哈蒙基金会的M·布雷迪小姐推荐和宣传由马吉牧师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实影片，使布雷迪小姐观后，对该“节目的价值印象深刻”，认为凡是“看过这部真实记录中国人民遭遇的影片”的人，“没有人会无动于衷”。她并于3月28日安排此片放映了一场，藉以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灾难。（注：《李复为在英美放映南京大屠杀纪录片致董显光等报告两件》，《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
国共两党对南京大屠杀的早期传播和揭示，属官方性质，具有权威性高、宣传影响大的特点。其所传播的内容，有的取自前述国内外新闻渠道，有的则经过了官方人士的加工、整理，属较高层次的信息资料。这类资料，还深深地打上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烙印，表明了国共两党在对待日军暴行问题上的高度共识。
也由于这类资料总的说来，形成较早，且因在战时状态下，无法进行深入的调查核实，因而一些数字统计亦带有一定的估算、推测性质，不宜作为历史的定论。
综上所述，事实胜于雄辩。大量的新闻报道和档案资料证明，在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的同时或稍后，即通过中外媒体、个人与官方等多种渠道，将暴行事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与全世界。这种传播，充分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本质与滔天罪行，伸张了正义，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唤起了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同情与支持。这类早期的记忆与传播，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们存在的本身，便无可争辩地说明，南京大屠杀暴行是一个客观存在。这就彻底击破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有早期传播的谎言。如果没有它们的出现与存在，日本军国主主义大屠杀的血腥罪行就不可能及时、迅速地公之于世，日军的暴行就将更加肆无忌惮，中国人民的屈辱与灾难当亦更为深重。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正因为这类传播属早期行为，因而自然带来了时间上与操作方式上的局限性。其内容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但其在统计方面的严密性与科学性，则相对不足，有待用南京大屠杀后期的调查、取证资料加以补充，方可对南京大屠杀的大规模作出较为科学、准确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