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播时代西方主流媒体叙事逻辑的嬗变与创新
——以《纽约时报》《卫报》的几则重大报道为例
文/黄 浩
法国当地时间2019年4月15日晚，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教堂的屋顶和尖塔坍塌。这则消息第一时间通过世界各地的个人移动终端传遍全球，再一次见证了人类信息传播方式正在不可阻挡地向传统挥别。在时下一些观点看来，报纸、广播和电视在突发性报道上必然退居二线。在移动传播与技术驱动的作用下，新闻业开始走入一个全面告别传统生产与分发的新传播时代。
然而，从2019年传遍世界的几则重大报道来看，其主要新闻信源仍然来自于西方几大主流传统媒体，这应该不是偶然现象。除了研究和顺应新闻传播形态的市场变化，积极通过融合发展以求新生之外，在传统媒体阵营，尤其是卓有影响的主流媒体中，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正在发生。为扩展新闻消费者的内在需求，重构专业新闻生产者的内容价值，新闻的叙事风格和组织逻辑正在不断嬗变与创新。本文以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的部分报道为例，一窥其中变化的痕迹和启示。
从技术逻辑到分析逻辑：“满足读者的心理期望”成为首要
2019年上半年，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传播的重大报道中，突发性新闻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当前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全球化和网络技术应用普及的背景下，突发性新闻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并极具代表性。然而由于近年来信息传播环境的急剧变化，专业媒体在这类新闻的报道实践中，一不小心就会身陷尴尬，沦入边缘境地。哈佛大学尼曼新闻研究中心曾就发生在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终点大爆炸被全网传播的现象提出了“网状新闻界”的传播概念，并指出，新传播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传统新闻机构和全网各类社交媒体等主体结成突发性新闻信息的“网状结构”，从而可以几乎“零时差”地更新新闻的进展。种种迹象显示，曾在突发性报道上大放异彩的传统媒体，在6年前的这场爆炸中失去了主流地位。它们面临的不只是平台（报纸、广播、电视）转换的问题，还有更核心的内容生产的问题。
来自社交媒体的挑战虽然一直存在，但一些大型传统媒体的主流传播地位却也一直未被根本动摇。最近几年，传媒业除了在发布终端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融合、平台布局外，在报道材料的组织和叙事的风格上，也开始出现从技术逻辑向分析逻辑的悄然转变和升级。
从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与此前不太相同的一些现象。对于大众好奇的事件经过的报道，《纽约时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以及当地的报纸媒体并未缺位，而且社交媒体中的新闻信息也主要来自于这些传统媒体。对于大众关心的巴黎圣母院的损坏主体、相关建筑以及历史的解构性报道，也几乎清一色来自于传统媒体，体现出大数据等技术逻辑在“传统+专业”媒体上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一些主流大报在报道事故现场时，不再像过去那样以“鼠标无限下滑”的思维来组织材料，而是基于读者关心的重点，把“满足读者心理期望”的内容放在突出位置，以追求最大的传播效果和更深层、隐性的新闻价值，体现出一种以新式分析逻辑为特色的报道原则。
社会的监督力量依然薄弱。要发挥食品社会共治的具体功效，需要各部门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协调和配合。但是当前食品监督模式依然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为主导，并没有将其他社会主体的重要性突出出来，媒体的力量依然单薄，社会公众的参与性也不高，社会共治意识也不强，因此难以有效提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实效性。
如《纽约时报》的网站报道是《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 法国总统马克龙誓言重建》，《卫报》的则是《巴黎圣母院大火造成严重毁坏 但主建筑幸存》，读者可以从这些报道中读到不同于社交媒体上大量涌现的“灾难”“伤痛”“哀祷”等内容。随后，这些媒体继续跟进报道。《纽约时报》16日发表评论称这场悲剧似乎凸显了马克龙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俄罗斯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库德利亚夫采夫16日对俄《消息报》表示，这场大火也可能成为法国居民对政府不满的一个新理由，“马克龙总统的命运将取决于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主流传统媒体把握住全球读者注意力尚未消退的最佳时机，没有简单地将一次突发的灾情报道归于偶然后结束，而是引入到法国深层的政治肌理问题，这与2013年波士顿爆炸时的被动让位社交媒体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
实际上，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之后，一些媒体就已经开始反思这个问题。《纽约时报》的两名记者写道：“新闻界一直关注各种问题，以及一些看似无法治愈的社会病症，这为特朗普所散播的不满与绝望的种子提供了土壤，使之生根发芽……其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如今很多美国人很难想象渐进式的系统变革会给社会带来好转，他们不再重视它，甚至不再相信它，这让他们渴望一场彻头彻尾的颠覆性变革。”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让很多一向标榜客观反映最广大民意的主流媒体人陷入深思：我们报道了真正的事实吗？我们报道的事实与真相是一回事吗？为什么竞选过程中一直不被主流媒体看好的特朗普居然最后得到了多数人的选票？
我国四大文学名著中李逵负荆请罪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为帮助英语读者真正理解此典故，杨宪益译本为“负荆请罪”做了尾注，李逵被注释为一个反抗阶级压迫的农民叛乱者，宋江是叛乱者的领袖，是一个投降主义者。可见其注释深深地打上了当时主要意识形态的烙印，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杨译本的部分典故翻译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译入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难度。因此，阅读其译本时，应当客观、历史地加以区分、鉴赏。我们应当本着发展的眼光，历史地、客观地重新认识，评价杨宪益译本中的翻译注释，而不能脱离社会框架与平台独立于现实生活之外苛求译者。
从事件描述到观察换位：谁关心你的故事
社交媒体和新媒体客户端的兴起，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实现前所未有的快捷与便利。在今天，动辄千万乃至数亿次的“现象级”传播已越来越多。我们有理由相信，说不定就在下一刻，一则突发新闻就会形成一波席卷世界的信息海啸。但新的问题是多年以来通过主流传统媒体构建起来的新闻独立性、客观性也不断受到挑战，“舆论反转”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享受资讯的便利与丰富的同时，公众从接触事实到靠近真相的距离却变得遥远起来。
来自《卫报》的另一篇报道《令和：日本的新年号如何打破传统》与《纽约时报》的报道异曲同工。2019年4月初，日本新年号“令和”产生。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仍保留传统年号的国家，早在新年号公布的前几周，社交媒体上就炸开了锅，人们纷纷猜测这次会是哪两个汉字，来自于哪一部典籍以及背后的故事。但《卫报》试图传递的是人们不易觉察而更为敏感的知情需求：这到底是不是现代社会的日本国民对战前君主主义的一次回潮？《卫报》分别从两个层面对此进行了解读：“作为灵感来源于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而非中国典籍的第一个年号，‘令和’打破了千百年来的传统。”但这只是现象性的解读，报纸特地在文后引用了当地通讯社的采访内容，“京都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兴膳宏告诉共同通讯社‘日本社会不再由天皇统治’。”《卫报》通过对事件的表层结果和深层揭示，报道出日本政治社会对传统的绝对影响力与控制力，在社交媒体的众声喧哗中发出权威而特别的声音。
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新传播时代的专业媒体在组织现象和趋势性报道时，显然并不沉浸于完整的事件陈述，而是对材料进行更精当的提炼和取舍。其叙事风格和语言逻辑从过去主要作为第三方叙述的单一性，换位到更接近读者身份的多角色、多角度的思考和关注层面上。这不仅节省了人们阅读的时间，让人获得新的认知和体验，而且可以满足人们的内在需求，即想了解这种趋势和现象究竟将给未来社会带来什么。事件本身以及更详尽的“他者的故事”是否引人入胜已不重要。实际上，《纽约时报》和《卫报》新推出的这类报道在试图找到或更接近于阿梅尔·余埃特所指的社会学意义，即别类的社会与自身关系建立的程度，或者对别类社会异同生活的观察与思考等。与此同时，专业媒体还帮助读者实现了新传播时代资讯泛滥的信息管理功能，将刚刚尝到甜头的互联网用户思维再次推进了一大步。
在狭小空间进行高质量的焊接接头施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针对该风扇结构特点，在充分考虑母材焊接性与空间可达性后，我们选择比较灵活的手工电弧焊进行焊接。
与突发性报道稍有不同，趋势与现象性报道一般需要提供大量的背景和细节陈述。然而在今天信息过载和快节奏生活的矛盾面前，人们对篇幅偏长的传统深度报道正失去耐心。况且，社交媒体已大行其道，大量的重复情节不可避免。对传统媒体而言，总编辑们长期秉持的“好记者讲好故事”的价值理念或将渐远。
分析逻辑契合了民众对新闻的知情需求，把握了突发事件真正的传播“峰值”，从而为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赢得了时间，而这正是以点状传播为特征的社交媒体还不具备的能力。传统媒体的专业优势不仅在“网状新闻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能利用网络传播的“前站”效应，重新确立自己在新时代的主流话语权。
2019年2月初，中国贺岁电影《流浪地球》大热，上映10天就突破了30亿元票房大关。2月4日，《纽约时报》以一篇《中国电影业终于加入太空竞赛》的新闻，报道了这个标志着“中国电影新时代到来”的文化现象。文章开头写道：“中国是太空探索的后来者，同样，在电影业中，该国也是科幻片的后来者。但这一局面即将发生改变。”在社交媒体一片火热的包围之中，《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仍然以压倒性优势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它首先放弃了浅层次的资讯推送，也没有按照传统的套路来调查影片的口碑反响和槽点。与之相反，报道介绍了这部电影改编的背景、投入情况和技术标准，还提及两部类型相似的好莱坞电影《地心引力》和《火星救援》。显然，《纽约时报》关注的不只是一部电影在中国和世界电影市场的异军突起，而是进一步从一部电影的逆袭事件出发，表述对中国在全球科技发展实力方面的判断。“这部电影的上映正值中国航天事业取得里程碑式的跨越之际：今年1月，中国的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虽然落后于俄罗斯和美国几十年的时间，但如今的中国已将宇航员送入太空轨道，并制定了加入甚至领导太空探索新时代的宏伟计划。中国电影和中国国运之间有着紧密联系。”
从事实到真相的结构偏正：巩固地位，收复失地
法国雷恩第二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阿梅尔·余埃特曾指出：“人类具有一种展望的本性……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思考别类的社会。”这种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在新传播时代正在进一步扩大人们对趋势与现象性报道的信息需求。
同月，《卫报》关于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被捕的报道更具代表性。4月11日，阿桑奇在被拖出伦敦厄瓜多尔大使馆后被英国警方逮捕。这位曾被《时代》周刊票选为“最受读者欢迎的年度人物”“互联网时代的罗宾汉”的黑客被捕，一时间再次引发人们的网络共情。像以往一样，突发消息借助社交媒体迅速传遍的同时，《卫报》的报道《关于朱利安·阿桑奇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同样收获了巨大的流量。与前面《纽约时报》的“马克龙誓言重建”的报道一样，这篇报道直击普通读者最关心的三个问题——“朱利安·阿桑奇是谁？”“朱利安·阿桑奇为什么会在厄瓜多尔大使馆？”“为什么美国想要引渡他？”，并分别将这三个问题作为报道中的段落标题，从而将整个突发事件主角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在报道末尾，记者还揭示了阿桑奇可能的命运：如果美国司法部指控的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长达5年的监禁。
就在所谓“严肃”的报道面临事实与真相的偏差之际，记者和社会学者还发现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智能手机给当代的人们带来海量信息和各种超链接，但同时它又像极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其裹挟的大量社会性焦虑给读者带来更多的认知偏差。研究表明，人们普遍缺乏处理消极偏见的能力，现在这种情况则更为严重。在媒体报道拥抱了大数据，并相信它提供了相对客观的技术性纠偏之后，数据的缺陷也开始暴露出来，从事实到真相的距离依然存在。“社会数据的非单调性为新闻媒体提供了一种简单的伎俩用以强调负面的信息。”正是认识到这种“注意力效应”（或“流量效应”）的单一评价标准与客观标准的严重偏移，主流媒体开始有意识地从报道所谓更多事实转向寻求更多真相的努力，这是一种对新闻内容回归真相的结构偏正，也为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收复失地并试图重新执掌主流话语权提供了机会。
2019年3月12日，美国司法部曝出有史以来提起诉讼最大规模的高校招生欺诈案。这项大规模调查动用了200名联邦探员，指控涉及50人，包括SAT和ACT考试管理人员、大学招生人员、中介和家长。网络上迅速掀起对包括大学、学生在内的种种猜测，网络社会愤怒情绪开始蔓延。但《纽约时报》报道这一消息的标题是《美国（司法部）指控富豪家长涉嫌高校入学欺诈》，报道称：“这起招生丑闻披露了一些有钱的父母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将孩子送进竞争激烈的美国高校的。33 名富豪家长在本案中被指控，包括好莱坞明星和杰出的商界领袖。检察官表示，之后可能会提起更多诉讼。联邦检察官没有指控任何学生或大学有不法行为。马萨诸塞州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表示家长是这起欺诈案的主谋。”
马国平自觉失态，于是咳嗽一声，将泪水咽回肚里，挺起胸膛，铿锵有力地说：“他们是为保卫大别山、保卫大武汉牺牲的，他们是无上光荣的。”
这篇报道重点强调的是司法部门提供的准确性内容，指出部分明星与富豪家长的主谋身份。随着调查的深入，其另一篇报道《据称一中国家庭为斯坦福入学名额斥资650万美元》，则重点起底了被司法指控的中介顾问。参与报道这次轰动世界的高校招生丑闻的媒体极多，包括传统媒体和大量的自媒体机构。但其中一个突出的传播现象是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的声音被广泛重视，以至于有些自媒体称“所有的主流媒体以及自媒体步调一致地跟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后面做传声筒”，这除了长期积累的品牌优势外，还可以看出这类高质量媒体在事实与真相之间的细致考量和专业程度。
在媒介遍在的时代对专业价值内涵的再确认
有研究者指出，在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驱动下，我们正“身处一个媒介遍在的社会，人们普遍拥有从此处空间卷入彼处空间的（精神上或者行动上的）现实经历，这孕育出日常生活中广泛的参与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自我体验的确认、强化，进而引发情感卷入和社会参与”。新传播时代的这种信息消费需求特征使部分西方主流传统媒体不断因应人类使用媒介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这不仅仅是平台的融合和技术逻辑的转变，更是主动适应受众需求，从最核心的生产环节入手，充分关注新传播时代媒介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机理与过程，不断探索新闻新样态，从而努力构建移动互联时代的传播新生态，这是应该引起业界和学界充分注意的。在全球传统行业普遍沉浸在所谓“技术的胜利”带来的退失悲观与转型迷惘之际，作为“社会的瞭望塔”“人类文明进步的守护者”的新闻传媒业，没有理由放弃对专业价值内涵的永恒追求和理念坚守。通过创新重构价值，成为全网不可或缺的信源的西方部分主流媒体的实践无疑给我们带来信心与启示。
内业审核方法主要包括计算机审核和人工审核。计算机审核是指利用水利普查基层登记台账管理系统自带的的审核功能对海量的数据进行计算机自动审核，人工审核是对于一些难以标准化和归纳为审核公式或者不能普遍适用审核关系的需要人工审核，其难点是海量数据的跨表间数据审核。由于水利普查软件自带的审核功能相当弱，对于表内数据关系和表间关系审核基本无能为力，只能依靠人工审核。由于市级清查名录多以万计，数据项达数十万，如果单纯依靠人工审核，完全无法适应国家对进度和质量的要求。实际工作中，市级的审核若结合EXCEL的强大功能，可以大大提高数据审核的效率和质量。
作者系深圳教育报刊总社编委，南方教育时报社执行主编、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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