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女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近代化历程，女子教育作为“救亡图存”和“妇女解放”的突破口，在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引起了一场深刻的变革。“相夫教子”、“保种强国”、“独立自养”、“伸张女权”、“男女平等”等女子教育思想的提出，为女子教育的倡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创设女校、创立学会、创办报刊作为开启女智的主要途径，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关键词 女子教育 男女平等 思想文化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西学东渐风气的习染，另一方面与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和革命派的鼓吹与推动直接相关。这些思想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对传统女教的揭露和批判，根据中国近代的时代特征，结合妇女自身的特点，从教育的目的、方法和途径等方面，对女子教育问题提出了种种精辟独到的见解。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某些观点失之片面，但总体看来，这些思想的形成，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而且将女子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正式纳入了学校教育的轨道，同时也为妇女自身的解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分析，以期探讨女子教育对社会发展和妇女解放的促进作用，进而对现代女子教育有所启迪和借鉴。
一
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近代化历程，妇女问题作为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被提上日程。妇女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救亡图存”的大局出发，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立国之本。“女子握生生之原，居人数之半，为社会命脉，国之兴亡，女子与之有密切联系。”如果“一国之中而有半数无用之民，其国安能存于竞争之世界？”[①]另一方面从妇女自身解放的局部着眼，以唤醒沉睡的中国妇女于蒙昧状态，进而使女性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做人的资格。为了完成时代赋予的“救国家”和“救女人”的历史使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实行女子教育作为解决妇女问题的突破口，从理论到实践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追求。
探讨女子教育，首先面临的是为什么要加强女子教育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和有觉悟的知识女性关于“相夫教子”、“保种强国”、“独立自养”、“伸张女权”、“男女平等”等女子教育思想的提出，正是围绕着女子教育的目的这一基本点而展开的。一方面从振兴中华的高度正面阐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另方面针对女性自身的局限从反面说明女子教育的迫切性。
“相夫教子”的女子教育思想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这一思想的提出主要以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为理论依据，依然把家庭作为女子的活动天地。因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维护封建统治机器正常运转的精神武器，女子在“齐家”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夫——一家之主，要精心侍奉；子——宗嗣之继，要关怀备至。只有女子在家庭中恪尽职守，男子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勇当为国尽忠的义务。而“齐家”必自“修身”始。所谓“修身”从近代意义上来讲，就是要求女子不仅要具有传统“美德”，而且要识文断字，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以便在精心照料夫子的饮食起居的同时，为丈夫在社会上“建功立业”有所帮助。1898年5月，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就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而开设的。其教育宗旨是：“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②]
“相夫教子”的女子教育思想贯穿于近代女子教育的始终，从当时正反两方面的诸多资料看，直至五四运动以后依然在就此展开论争。当然，“学成即勿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③]的封建思想应该批判，但因之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这一思想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甚至影响至今，其中至少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值得吸收和借鉴。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贤妻良母的问题，而在于把它看作是女子教育的全部，还是部分；在于把它看成是对女子单方面的要求，还是对男女两性共同的期待。当时一些较有觉悟的知识女性已明确认识到这一点：“今之兴女学者，每以立母教助夫训子为义务。虽然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安敢辞教子之责任；若谓除此之外，则女子之义务为已尽，则失之过甚矣。殊不知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之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享公共之权利。”[④]这些真知灼见对现代男女观念的转变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我认为，如果把女子的“修身”作为“齐家”的部分内容，如果把“齐家”作为男女共应承担的义务，这种贤妻良母的教育则是应该肯定的。过去、现在、将来无不如此。
“保种强国”的女子教育思想以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为代表，在近代教育史上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种思想和“相夫教子”的女子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其目的都是为了治平天下。但前者侧重于“相夫”，而后者则侧重于“教子”。综观梁氏的有关论述，其女子教育思想主要是建立在“强国智民”这一基点之上的。他认为当时中国最严重的莫过于教育不良，民智不开，人才缺乏。而要开启民智，培养人才，必自女学始。他说，治天下之大本有二，一曰正人心，二曰广人才。“而二者之大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⑤]在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资产阶级维新派和维新女子，结合日美等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情况，针对女性恬静、细密、长于抚养、善解人意等性格特点，以及女性在幼儿性格品质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多方面、多角度地阐发了女子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兴邦振国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作为母亲，如果能通于学本，达于教法，必然会教子有方，训女有术，其结果，不仅孩子终身受用，而且还可以强种保国。反之，智民少，无业众，从而使国家积弱不兴。从当时的记载看，有关这方面的时论较多，一言一蔽之：“欲强国，非造国民不可；欲造国民，非兴女学不可。”[⑥]
“独立自养”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展开论述的。其出发点不仅注意到了女子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注意到了女子教育对女性自身解放的积极意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子既无识、又无业，依赖男子以求生。这样，对社会来讲，必然是生利之人少，食利之人多，长此以往，只能是坐吃山空；对女性自身来讲，由于长期受养于人，因而只能屈居人下，时时受人压制，处处赖人保护。因此，要增加社会财富，要去其女性自身的依赖性，“非使女子各有职业不可，欲女子各有职业，非大兴女学不可。”[⑦]如果我们象西方国家那样，人人晓普通之学，人人习专门之业，于国、于家、于女性自身都将会大有裨益。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大量的女子实业学校相继设立，从而为女性自立于社会奠定了基础。
“伸张女权”的女子教育思想以知识女性中的女权主义者为代表，她们以西方“天赋人权”的理论为基点，把矛头直接指向压抑中国妇女几千年的男权势力。在诸多的论述和演说中，一些女性慷慨陈词，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撇脱贤妻良母的依赖性，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把身儿跳入政治界中，轰轰烈烈光复旧主权，建设新政府，好叫那什么伯伦知理们，反对女权的一班陈死鬼，就冢中枯骨也要受些刺激”[⑧]。然而，当她们对压制女人的男权势力痛快淋漓地揭露和批判之后，当她们试图进入男权势力范围而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当男人以女人“素质低下”为由阻止女人“平权”的时候，她们由激愤渐渐变为冷静的思考：“一切大事大权尽握于非女子之手，女子知识之乏，盖大原因。”[⑨]因此，要平权，就必须具有平权的资本，否则，“有何能力可与男子平权？有何品格可与男子同位？”[⑩]“不患求之而不能得，患得之而不能有”[(11)]。因此，要达到女子参政之目的，首先必须提倡和加强女子教育，从根本上养成实在之能力。男子所知，女子无不知；男子所能，女子无不能。这样，参政权的获得，不仅男子无所借口，女子也当之无愧。由女子发起成立的一些女子政治、法律学校，其目的正是为了“铸造女子政治学识之基础”，“以储他日议院之选”。
“男女平等”的女子教育思想是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倡导和推行使之日臻完善和成熟。这一思想的真正内涵不仅仅指女子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更主要的是指平等的教育是男女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平等的基础和前提。换句话说，就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必须把加强女子教育作为其立足的基点。女学倡导者认为，昔日男女之所以不得平等，其根源在于“学之不足”。学不足，则无以自养，无以自立，无以有自己的思想。女界开化且难，何言平等？！因此，“欲倡平等，乌不可不讲求女学”[(12)]。女子只有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具国民之资格，履正当之义务，去野蛮之习俗，养完全之人格，享平等之权利。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民国初年，以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相继颁布了各种学校章程，规定初等小学男女可以共校同学；女子高小以上可设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及女子高等师范；女子学校不另立系统。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男女中学同校，大学开放女禁成为大势所趋。尽管由于多种原因，男女受教育的机会还不可能完全平等，但毕竟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教育体制，为女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关于女子教育的目的尽管由于出发点的不同，其侧重点各有所异，但对女子当受教育这一基本问题的看法却是完全一致的。那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进行女子教育呢？这是将女子教育付诸实践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当时的实际，其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创设女校。随着科举制度弊端的日益显露，学校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越来越受到近代思想家和教育家的重视。他们认为，要把女子教育落到实处，同样需要经过学校这条正轨的育人渠道，然后对女子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知识传授。1897年，梁启超在他主办的《时务报》上发表了《倡设女学堂启》，他在力陈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呼吁一切志士仁人都来关心倡办女学堂。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的创始人之一经元善也提出：“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13)]一些知识女性也积极地为女校的兴办奔走呼号，她们认为，无论城乡，或公立或私立，以多为贵。因此，创设女校在当时作为新生事物，尽管受到封建顽固势力的百般阻挠，但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推动下，创设女校一时成为风气。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掀起了兴办女校的热潮。据1907年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编《第一次教育统计表》统计，全国除甘肃、新疆、吉林三省没有女学堂外，其他各省女学堂总计428所，女学生15498人。女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是江苏，其次为直隶、四川、云南、浙江。[(14)]女校的兴起，为妇女人才的培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二、创立学会。学会作为学校功能的补充和扩大，近代维新志士对此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认为，要开启民智，单靠学校教育这一途径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要象西方国家那样，“有一学即有一会”，然后通过学会集众数百万人，集资数百万金，广开知识门路，办报以知新，交友以求学，为祖国培养亟需之人才。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以知识女性为代表的各种女学会纷纷成立，其目的主要在于联络同志，交换智识，发达女学，伸张女权，改良积习。那么，通过学会怎样去影响更为广大的妇女阶层呢？许多女性认为，以学校和学会为依托，组织演讲团十分必要。因为通过学校谋教育之普及，非十数年之力不为功。而中国之大，人口之众，除少数通都大邑的名门闺秀有条件进入学校学习知识外，绝大多数妇女对时势变迁、政治参与、甚至普通知识一无所知。因此，在有学校和有学会的地方，亟应组织演说团，然后由乡而邑，由邑而省，由省而全国，向无知识的妇女说明为什么要兴办女学，为什么要发达女权，为什么要有国家之思想，为什么要有人类之自由……，通过宣传鼓励，开其脑筋，去其愚昧，以造就新时代之女国民。女学会的发展，既弥补了女学堂的不足，又扩大了对妇女的宣传范围，从而为唤醒妇女的民族解放意识和自我解放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创办妇女报刊。随着近代中国的急骤变迁，设报办刊大势所然。报刊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作为国民之向导”，即通过报刊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行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以达到“风气渐升，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15)]之目的。在维新派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继女学校和女学会的创办，妇女报刊也陆续出版。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发起者张汉英在陈述《万国女子参政旬报》的创办原因时说：“造就女子之智能，在广设学校，而灌输女子之学识，则在于编述报章。”《女子世界》的办刊宗旨也在于“改铸女魂”，“欲救今日之危亡，必先解脱女子之羁勒，俾立于平等地位，而聪其听焉！明其视焉！鼓吹其精神而感刺其脑筋焉！”[(16)]各报刊的创办目的和宗旨虽有不同，但总体看，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论说、译述、教育、家庭、史传、文艺、记事等专栏，批判封建主义，传播民主思想，宣传科学知识，启发妇女觉悟，激发爱国热情。据统计，从1898年到1922年，创办妇女报刊近80种[(17)]，为妇女智慧的增长和思想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综上所述，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产生及实践，是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维新派的鼓吹宣传为女子教育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革命派的强力推动将女子教育的实践引向了深入，知识女性的积极参与把女子教育和社会革命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为妇女解放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当然，也不可否认，由于近代中国正处于新旧制度交替、新旧思想混杂的大变革时代，所以，关于女子教育的思想及其实践也不免存在着诸多局限。例如，在女子教育问题上多关注于资产阶级妇女，而忽视劳动妇女的倾向；在教学方针上偏重于“贤妻良母”主义；在教学内容上过分强调“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等等，这都是应该否定的。另外，顽固势力的阻挠，办学经费的不足，都使得女子教育的发展困难重重。
一个世纪过去了，近代女子教育的思潮已成为历史。然而，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深刻的：其一，一定的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女子教育思想的形成也不例外。古代的小农经济只能产生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女教；近代化的工业社会必然产生张扬女性独立人格的“自养、自知、自强”的女子教育思想；现代化的信息社会又将产生与之相应的对女子更高的教育要求。因此，环境的再造对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至关重要。其二，女子教育的发展，光有良好的客观环境还是不够的，女性自身的不懈努力和积极参与是理论付诸实践的关键因素。近代知识女性在兴学办学过程中的果敢行动以及对社会活动的广泛参与，不论在社会发展史上，还是在妇女解放史上，都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其三，学校教育是女子教育的主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由于经济、地域、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局限，在女子教育还不能普及的条件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开辟多种可行的道路，是女子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江纫兰：《论女子参政之理由》，《妇女时报》第8期，1912年9月25日。
②《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女学报》第9期，1898年10月。
③林纾：《闽中新乐府·兴女学》，转引自《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739页。
④吕碧城：《论某督札幼稚园公文》，《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9月10日。
⑤梁启超：《论女学》，《时务报》1897年4月12日。
⑥ ⑦师竹：《论女学之关系》，《云南》第18号，1909年。
⑧《苏英在苏苏女校开学典礼会上的演说词》，《女子世界》第12期1905年。
⑨《杨季威致某报记者书》，《妇女时报》第6期，1912年5月1日。
⑩陈撷芬：《论女子宜讲体育》，《女学报》第2期，1903年4月12日。
(11)张汉英：《本报宣言》，《万国女子参政旬报》，1913年4月。
(12)张肩任：《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女子世界》第2期，1904年2月16日。
(13) (14) (17)转引自，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第121页、第212页、附录。
(15)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16)《女子世界调查缘起》，《浙江潮》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