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政治与文化的混合——论诺#183;弗莱的大众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大众论文,弗莱论文,政治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03)02-0076-04
由于电子媒介的革命性影响，大众文化迅速蔓延，甚至在全球覆盖；高雅艺术所构筑的将通俗文化拒于其外的森严壁垒在日甚一日的大众文化声浪中土崩瓦解。瓦尔特·本雅明曾悲观地预言，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将使它们失去昔日的“灵晕”。如今，新技术更催生了繁多的文化想象、娱乐形式、生活方式，譬如各种形式的摇滚乐，视频技术，异地对话的网络技术，无处不在的广告，以及颇具文学色彩的手机短信，等等。“审美泛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颇可争议的论题。
其争议主要在于，怎样认识大众文化与高雅艺术的关系，如何评价大众文化及其对我们生活的改变，而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化形式，那么我们能否找到补救的措施。这些问题已经讨论了多年，不过在电子媒介时代则以无法回避的紧迫性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时阅读诺·弗莱关于大众文化的论述，将可能为我们带来某种启迪与某些新的思路。
一
面对大众文化的狂潮以及伴生的新的文学样式，作为文化批评家的诺·弗莱看到了它们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大众文化消解了人们由来已久的主要与次要、高雅与应用文学与文化的分类界限，而这种界限起初就是源自艺术作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生产奢华用品的功能。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弗莱认为各种“创造性”艺术日益趋向形成一种统一战线，它们之间“主要的”与“次要的”区别正变得无足轻重。之所以弗莱认为两者间的分野日益模糊，与他借鉴威廉·莫里斯的观点，将创造性摆在首位有关：在创造性艺术中，具有创造性本质的是构思，而构思又是高雅艺术与实用艺术所共有的。弗莱认为不存在主要艺术与次要艺术之分，只存在相同建构原理下的非功利形式与应用形式之分。
弗莱一方面看到大众文化的发展，使以前仅为少数人生产的奢华物品逐渐让位于满足众多人的需要，走上了文化的民主进程；另一方面，弗莱感到非常惋惜的是，工业化生产在使文化走向民主化的同时，也日益缩小甚至消灭了民间艺术。弗莱认识到民间艺术的价值，即它们相对于那些替贵族与教会等集权势力服务的奢华产品而言，民间艺术对这种集权力量有分权的作用。民间艺术在其非机械化的手工制作过程中，能保留健康和自然的品位，是人类对泥土与家园的怀念的一片隐喻园地。
自然，弗莱对地方文化也非常重视，他自称是一个文化地方主义者，他极其赞同T·S·艾略特《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中，醉心于威尔士与苏格兰民族主义，鼓励各种地方特色的倾向。浪漫主义文学极其推崇民间文化与地域文化，弗莱视浪漫主义文学为文学的最高状态，弗莱自然是强调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的正面价值的。他还特别注意到民间故事易于传播的特征。由于民间故事属于单纯的文字设计，又常常是出自易于归类的几个常见主题，其结构也是易于识别的类型，它们甚至通常不涉及人物对话、形象描述等复杂一点的内容，因而“民间故事不过是简单的故事模式，其不受不同语言及文化的隔阂，就像往返的候鸟不受海关官员的阻挡一样。”[1](P119)对地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推崇之外，弗莱还非常重视早期的口头文化，因为他认为很多神话是从口头故事里出来，经过时间的提炼，而成为神话。弗莱作为视神话为人类文化的始基的神话原型批评的代表人物，对口头文化的重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实际上，早在新兴电子媒介的大肆入侵之前，“大众”文学或“寻常”文学就已经对经典文学领地发起进攻与挑战。米·巴赫金是一位一马当先的代表。巴赫金认为日常话语与诗歌话语使用同样的手法、同样的隐喻游戏、同样的规则，它们的区别存在于实用功能以及对它们的接受方面。巴赫金以狂欢理论消解生活中的贵贱之分，以民俗与喜剧消解艺术中的高低派位。他认为任何高雅文化，任何真正的文学，无不记录着丰富的民间遗产。实际上，弗莱也从语言的角度，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同样的隐喻性语言，因而从语言上取缔了传统的雅俗界限，同时弗莱对文化差异的尊重，也使他消解了文化中心的观念，他主张文化的多元主义。这种多元化的倡导，使加拿大文学摆脱了边缘化的处境，也使得居于文化核心地位的英国文学非中心化。
对高雅的经典文学的另一冲击，来自于在传统小说中各种新的语言形式的出现。新小说、杂文、戏拟的小说、哲理化的小说等，颠覆了传统经典小说的含蓄、虚拟、融汇各种观念于人物心理活动之中等风格。大量的新式的文体类型的涌现，使“故事性”不再占首要地位。从此，不再存在单一的文学，文学似乎融化到无穷无尽的话语之中，同时，当前它周围的其它话语又都反过来求助于文学。像德里达、罗兰·巴特等，都到文学中寻求资源与支持，从文学中吸取复杂性的范例与独特性的范例。事实上，文学批评与哲学、历史、语言的界限也日益变得模糊，哈罗德·布鲁姆将我们的时代称为“文学文化”的时代，纯文学的藩篱被拆除了，文学的疆域可以说被缩小了，也可以说被扩大了。弗莱本人是一个推崇文化的文化批评家，他对文化的强劲扩容，或者说审美泛化，一方面如上所述，认识到它的民主性，认识到打破雅俗，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有着高深文化资质的文化精英，文化批评家，他对高品位的文化一定是有所倾心的。因而，弗莱必然立足于他的精英文化立场，对“大众文化”展开其批评性的一面。
弗莱将艺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创造性艺术，一类是交流性艺术。创造性艺术“指那些积极地、自觉地与时代相处而奋斗不息的人，他们研究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什么，考察生活中很可能要出现的种种条件，并试图弄明白自己应该做点什么”；而交流性艺术，“则是持消极和否定态度的人，面对着每日的新闻和同样的刺激，他们也知道世上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却不想去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或未来的可能。”[2](P5)创造性艺术兼有交流的功能，但交流性艺术却乏有创造的动力。
弗莱认为大众媒体就是交流性艺术。在大众媒体中，弗莱认为电影还算艺术，电视是用种种不同手法和技巧来表现已有的艺术，有些是实用艺术，不像创造性艺术的兴趣指向是非功利性的。弗莱断言“宣传，就是文学修辞手法的功利性的应用”，并认为“广告和宣传，这两个字眼距离所谓‘故意强加的交流’和‘消极地接受’最近，它们分别表示了社会的两大领域——经济和政治对传达交流的兴趣”。[2](P6-7)有时弗莱将广告与宣传，分别称为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广告是独立于政治结构的一种经济结构，所谓大众媒体主要是由广告所牵引带动的，这意味着它们基本上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它们制造幻觉，绕过人们的意识，长驱直入于人的头脑，并于其中建立自己的结构。而且这种交流的艺术，实际上会走到尽头，弗莱认为“交流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交流的死亡；当交流形成一个大一统的环境时，也就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了。”[2](P21-22)交流的完成即意味着其死亡，因为交流性艺术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创造性的再生产。
二
如何抵制广告与宣传的幻觉性与消极性，弗莱认为需要靠现代想象力来抵制。那么这种想象力主要要靠理想化的教育来培养。“教育被弗莱视为批评的中心功能”。[3](P45)
弗莱界定教育的理想是“自由”，而不是为了服务于短时期内的目标。他也反对将大学视为建立更好的社会而忙于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他认为大学是“这个世界的机房”，是“自由的动力库”。[4](P18-19)教育是一种社会图式，弗莱捍卫传统的自由教育的立场。他认为，教育必须贯彻它的功能，必须留在自由神话的领域，一个学者不必协同自己与任何意识形态的关系，忠诚是对社会而不是对社会规则的忠诚。在学术的世界里，真理必须胜过社会目标。弗莱强调大学的范围不是指带着围墙的学校，而是心灵的领域，在那里各种可能性都存在，它是一个选择的地方，一个拥有批评和开放性的地方。文化与大学、与教育具有直接的联系，文化必须通过大学的讲堂才能被吸纳进社会，当代文化需要依赖于教育体系。大学讲堂是着眼于“自由主义”的教育的，而自由主义教育应在一切意义上都是自由的：它解放思想，它容忍歧见，它把学习的过程升华为一种社会思想。过去存在有闲阶级与劳作阶级，而现在闲暇与劳作是现代人的两个方面，因而闲暇成了一个普遍现象。而在弗莱看来，闲暇结构基本上是一个教育结构，因为它要培训人怎么休闲，怎么玩，是一种技能。弗莱说：“由于大学强调的是文化的丰富性，并且致力于超越于个人印象的智力训练，因而便成了坚持共同的管理方式这一基本前提的主要社会机构，这个前提是人的尊严，是内在于我们的所有社会差异之中的权利。”[5](P81)
弗莱认为大学作为社会机构，它不是围绕社会服务的被动机构，“它必须以诗人的想象力、学者的学识，严格探索的纪律和对往事的记忆去正视社会。”[5](P81-82)一个没有想象的社会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而最具想象力的神话与诗歌，都是弗莱所极为重视与推崇的文化构件，诗歌是教育的一个关键的方面，它被认为位于社会的中心。
应该说，弗莱的理想化教育的想象功能与文学的想象功能在内涵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教育的想象功能更宽泛，更集体化，而且在当今的社会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建构作用。弗莱多次提到麦克卢汉，他第一个从理论上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即使最为遥远的人亦可谓之天涯若比邻，描述为“地球村”。而“地球村”正是媒体制造出“位置感阙失”(no sense of place)的共同体。
弗莱认识到，“某种文化愈是普及，如爵士乐、电影，或与所谓‘垮掉的一代’相联系的诗歌等，它的语汇就越国际化。”[2](P35)这些新的文化构造模式，具有复杂多变的流向和流动，常常越出国家的疆界。一方面，它们不断地形成新的文化模式与意象，另一方面同时又造成原有社会文化的断裂与脱节，使用时它们又在重新组合。当今世界的文化构型是根本断裂的，随着文化形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且日渐丧失原有的心照不宣的约定性，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仿佛是无根的，甚至是精神分裂的。汉娜·阿伦特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一文中，对此有一个非常有趣而巧妙的譬喻性描绘，她说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将他们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的力量。这种情况非常怪异，就好比在一次降神会上，一群人聚集在一张桌子周围，然而通过某种幻术，这种桌子却突然从他们中间消失了，两个对坐的人不再被任何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6](P84)而此中的“某种幻术”，主要是大众传媒。对于世界上无数的观众来说，媒体成为了一个集印刷品、电影胶片、电子屏幕和广告栏目为一体的极其庞杂而又互相关联的大杂烩。媒体最重要的功能是，它们能够向全世界的观众提供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形象、叙事和各种图景，尤其是用电视、电影和音像磁带的形式。商品世界、新闻世界和政治世界在这里搅作一团、彼此莫辨了。
媒体制造幻觉，其所建构的想象世界只能是一些空想的、甚至幻觉的客体，那么弗莱的解决途径就是要用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想象进行抵制。
这种想象存在于文学中，更主要是存在于理想化的教育之中。想象成了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变革社会的力量。阿尔君·阿帕杜莱曾说过：“在我们今日居住的世界上，想象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种全新的作用。”[6](P526)弗莱推崇的教育中的想象的内涵与功能与阿尔君·阿帕杜莱的概念是接近的，它具有集体性，是一种共同体观念，是一种建构集体抱负的观念。阿帕杜莱对想象的直接概括非常具有现代性，她说：“形象、想象物、想象的——所有这些语汇都把我们引向全球文化进程中某种新的批判性的东西：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想象。想象不是幻觉（群众的鸦片，他们实际的作为是在别处），不再是少数精英的消遣（与普遍人的生活无关），不再是纯粹的观照（与欲望的主体性的新形式无关），相反，想象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实践领域，一种工作形式（即是一种劳动，也是一种有组织的文化实践），一种主体（‘个人’）与全球范围内决定的可能性之间进行协商的形式。把（在某些背景中的）拼贴游戏与国家及其竞争对手的恐怖与压制联接在一起的，正是这种被释放出来的想象。想象现在成为所有主体形式的关键成为。”[6](P527)对于弗莱，无论其小说的还是非小说的话语，其批评的聚焦都在于想象，弗莱关于想象的学说与大众文化也是有所关联的。
弗莱将大学与教育都看作一种社群。社群是一个频繁出现在弗莱著述中的字眼。弗莱受哈贝马斯学说的影响，强调大学作为社群的平等性、开放性与交流性，尊重文化差异。他主张“训练一种对多元文化有着深刻认识的氛围中培养起来而且从一开始就在学校受教育并尊重文化和历史差异的文化参与者，这样的社群在我看来，颇能理解那些既有差异又不愿以任何方式放弃其立场的文化表达方式。”[7](P24)作为社群的参与者，特别是大学社群的参与者，必须理解和尊重差异，弗莱的这种立场便为他的文化多元主义，为他抵制西方文化中心论与文化殖民的态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基础。
弗莱的文化理论，可谓博大精深，既有宏观的类似于文明观的大文化的理论，也有具体的狭义的文化学说，也有直接干预当代大众文化的理论主张，还有后现代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想与非中心化观点。不管怎么说，弗莱的关于文化的学说是丰富的宝藏，其蕴藏的资源，有待开掘，以助于在当今文化断裂的时代，去寻求文化的沟通与重建，而大众文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收稿日期：2003-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