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对峙与上海广东社会内的政见纷扰(1917-192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见论文,纷扰论文,广东论文,上海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26；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5—0034—16
如何结束南北对峙、实现国家统一，是五四至1927年中国面临的最急于解决的重大问题。国家分裂、兄弟阋于墙，战乱不断，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因战争引起的反复征调不仅耗尽了民众的财产，连绵不断的战争还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命。围绕南北谈判、国家和平统一，当时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发表了意见，报纸上充斥着不同团体的通电和个人声明。
以广肇公所为代表的上海旅沪同乡团体是这一时期极为活跃的社会团体。一方面，广肇公所充分发挥同乡团体在民族主义动员中的重要作用，热情投身于五四以后全国民众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抗议浪潮；另一方面，广肇公所对南北统一投入了更多的情感。
作为南方护法运动的策源地，1917年以降，广东承受了巨大的牺牲。1917年至1919年，广东处在桂系的统治之下。桂系军队佯为护法，实际上对广东人民横征暴敛，粤民为之侧目。1920年，桂系被赶出广东后，孙中山多次策动北伐。为筹集军饷，广东军政府开放烟赌，反复征调，一度采取出卖公产、抵押矿权等政策，加上引入的客军频频作乱地方，广东人民与军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商团事件便是广东官商决裂的标志性事件。
同乡组织本以守望相助为宗旨，主要开展慈善救济和同乡公益服务。但同乡组织作为一个特定的利益团体，面对关涉其切身利益的家国大事，从来都不会无动于衷。1900年以来，广肇公所在上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面对国家分裂、南北对峙，广肇公所等上海广东同乡团体为使家乡远离战乱、结束国家分裂的状态，发表了大量通电，从而深度介入了南北对峙。
广肇公所最初曾寄希望于南北和谈，当和谈破裂，又转而对直系将领吴佩孚充满了期待，希望吴佩孚与陈炯明合作，实现南北和平统一。广肇公所的立场最终违背了“在商言商”的戒律，实际上站到了广东政府的对立面，从而引起了旅沪同乡社会内亲国民党力量的攻击。
1917年至1927年上海广东社会内围绕南北政府出现的政见纷扰清楚证明，没有一个被脉脉乡情遮盖的无差别无冲突的同乡社会，对立的政治立场可以导致同乡社会出现激烈的冲突甚至分裂。
一 广肇公所与1917年至1920年间国内政局
1915年12月25日，在袁世凯下令接受“拥戴”，称帝以后的三日，蔡锷在云南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此后，南方各省或举兵讨袁，或宣布独立。3月22日，袁世凯被迫下令撤销帝制。6月6日，袁世凯在忧愁惊悸中去世，翌日，黎元洪继任总统。6月29日，黎元洪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同时召集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1917年5月，段祺瑞以“参战”问题，向黎发难，策动“公民请愿团”，在陆军部人员指挥下，包围众议院，强迫政府通过参战案。6月13日，由段祺瑞控制的督军团又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离职出走。7月5日，段祺瑞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6日，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
7月23日，旅沪国会议员发表对外公告，宣布不承认段祺瑞非法政府。8月27日，一百多位国会议员齐集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10月6日，护法战争打响。随后，段祺瑞命令北军向南方各独立省份发动进攻。南北双方陷入一场混战。
1918年2月，直系将领吴佩孚奉北洋政府段祺瑞之令入湘，对南方湘、粤、桂联军作战，取得大胜，相继进占岳阳、长沙等城。南方护法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殆。但就在联军节节败退，吴军占领全湘指日可待之际，吴佩孚突然停止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进而宣布退出南北战争。吴佩孚在罢战主和宣言中，“言人所不敢言”，“谏人所不敢谏”，矛头直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5月25日，吴佩孚的代表与联军代表在耒阳举行和平谈判，吴亲自主稿：“双方永不开衅。”
1918年8月7日，吴佩孚在致直系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文中，同意李纯提出的南北和平的主张，指出南北战争导致“兵连祸结，大乱经年，同种残杀，生灵涂炭”。①8月21日，吴佩孚再次领衔通电，指出：“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环生，无一非由内争之所致，人非木石，能勿痛心”，要求北京政府“实行悲悯之宏愿，颁布通国一体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双方军队，留有余力，以备将来一致对外”。同时吴宣布：“我宁冒抗命之罪，而不能进攻两广。”2
吴佩孚的罢战议和主张引起了强烈反响。1918年10月23日，北方知名人士发起“和平期成会”，以促成国内和平统一为宗旨。南方广东军政府主席岑春煊于10月22日宣布休战。24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和平。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谈判在上海正式开始，但由于双方均缺乏诚意，和谈很快便休会。
1919年5月4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出后，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利用和会无视中国的民族感情，企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扩大在华势力范围的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中国民众最痛恨的对象。多年来为得到日本对其武力统一政策的支持，与日签订卖国条约，出卖民族权益的皖系、安福系段祺瑞、徐树铮之辈成为国人唾骂的民族败类。
一直痛恨段祺瑞勾结日本的吴佩孚为实现倒皖的目标，决心与南方携手，共同行动。11月28日，直、湘、粤、桂四方正式订立了《救国同盟军草约》。条约具军事同盟性质，主旨是团结对外，反对皖系卖国政策，推动和平的实现。与此同时，吴佩孚采取实际行动，加快武力倒皖。1920年3月，吴佩孚发表了从湖南撤防北归的布告，5月20日，吴佩孚开始北撤。
吴佩孚的北撤，使皖系军阀陷入了惊恐，本来安插在湖南，用以压制南方的一张王牌，现在成了反戈相向的钢刀。在北撤途中，吴佩孚利用电报，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抨击了安福系出卖民族利益的罪状，如指安福系“罪莫大干卖国，奸莫甚于媚外，徐树铮兼而有之，自合肥秉政以来，徐树铮经手所借日款，不下6亿日元”。③电文痛斥皖系“武力统一”的荒谬，认为“西南各省，同隶版图，既无卖国媚外之罪，又焉有侵凌讨伐之理。矧共和国家，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并非欲萁豆之煎，军阀偏欲作鹬蚌之持。剥我人民脂膏，以重苦吾民，耗我国家饷糈，以疲困吾国。我国民何负于军人，我军人何仇于国家——孰甘为少数私人作牛马哉！——凡我军人动作，均应以对外为主旨，以民意为依归”。④“彼安福系以路矿抵押外人，屈膝借债，豢养国军，以残害同胞，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分？”⑤
1920年6月7日，吴佩孚撤防北归，抵达郑州。13日，他发出了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时局的通电，电曰：“惟有出于召集国民大会，以真正民意公决，庶可无偏无党，永绝后患。”⑥
在这里，吴佩孚超越了南北党派立场，强调由民意来决定国家未来的走向。他的这一主张不啻是空谷足音，吴佩孚的这些电文是与五四之后日益高涨的国民反日情绪吻合的。
7月，直皖战争爆发，仅数日直系便取得了完胜。直系的胜利，固然和吴佩孚的军事才能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吴佩孚撤防北归、全力倒皖的行动是符合当时国民愿望的。
对于吴佩孚罢战主和、主张南北和平统一的政策，孙中山与军政府内的其他军事领袖意见完全不同。军政府由由粤、滇、桂三方组成，即滇军唐继尧、桂系陆荣廷以及岑春煊、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等人。孙中山被推举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分任元帅。但在对待北方政府的态度上，孙与唐、陆、岑完全不同。孙要借护法战争立国，唐、陆、岑的目标止于“护法”。因此，对吴佩孚罢战言和的义举，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三人表示认同，与吴佩孚签订了《救国同盟军草约》。此举遭到孙中山的反对，认为是对北方的妥协。1918年4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讨论《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将单一的大元帅变为“七总裁制”，孙的权力从原来的大元帅降为七总裁之一。此举引起孙的强烈不满，与伍廷芳、唐绍仪一起宣布辞职，决定甩开军政府独立进行护法战争。
1919年孙中山开始策划驱逐桂系、统一两广的军事行动。1920年9月，徐绍桢在江门起义，宣告军政府的彻底分裂。经过一年多的大小战争，孙中山领导的粤军驱逐了桂系，实现了两广的统一。
驱逐桂系的战争性质较为复杂，从北伐战争的大略来说，孙中山不统一两广，将一事无成；从本省民众的愿望来分析，桂系统治广东数年，作恶多端，粤民恨之入骨，孙驱逐桂系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但从另一角度看，桂系毕竟是友军，况且，西南军政府当时已与直系吴佩孚实现了停战，驱逐桂系的战争是在南北实现停火的背景下，南方阵营内部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面对国内时局的这一基本状况，以广肇公所为代表的旅沪广东同乡组织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
1920年6月13日，吴佩孚在郑州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时局的通电，上海是对吴佩孚的这一主张作出迅速反应的城市之一。五四运动期间，名声大噪的上海学生联合会在致吴佩孚的电文中，赞扬吴佩孚“讨伐段、徐，功在民国……亦惟先生德孚人望……国民大会虽为征求民意之正当办法，民意皆趋之于此”。⑦8月13日，广肇公所召集特别会议，“对于吴佩孚提倡国民大会事”，“一致赞同”。有代表提议，推举代表若干，以便联络各社会团体讨论推进办法。会议推举了黄伯平、冯少山、霍守华、吴冕伯、黄鸿钧等人。⑧8月15日，广肇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全国烟酒联合会、上海纸业公会等团体，在广肇公所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赞成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倡议，发起国民大会策进会，并联络更多的团体，推动国民大会倡议的实现。策进会的事务所设在广肇公所。
国民大会策进会很快得到了上海各社会团体的响应，要求加入的团体迅速增加。据8月17日《申报》报道，加入国民大会策进会的有20多个团体。8月21日，正式加入国民大会策进会的沪上团体已达到一百数十个。这些团体主要包括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各同业公所公会、旅沪同乡团体、劳工团体，其中旅沪广东同乡团体大埔同乡会、嘉应五属同乡会、广东旅沪金银首饰工业会以及以崔通约为代表的时间守约同志会都加入了国民大会策进会。
8月21日，上海的国民大会策进会正式成立，大会宣言称：“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此为中华民国成立之要素。顾自辛亥以还，国家主权，始终为强权者所侵夺，俶扰至今，群雄割据，大法陵夷，国权非所计，民命不足恤”，“如国民犹持放弃主权，不谋所以自救，我中华民族，恐将雪(疑为‘血’之误)泣无所矣。今幸幡然觉悟，以国民大会解决国家命运之声”。⑨宣言表示，国民大会策进会“为国民之自动，其召集之手续，阻止之规定，与其职权之限度，当然付之国民之自决，庶国民全体之意思，得自由之表现，不为一阶级或一部分主张所羁束”。宣言最后强调，其宗旨在策进国民以自动的精神，努力于国民大会之进行。⑩
国民大会策进会一再强调民意，强调应由民众来决定国家的命运，这和五四以来中国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一脉相承的。值得注意的是，以广肇公所为代表的旅沪广东社群组织对国民大会策进会的成立，起了关键作用。广肇公所不仅是该会的主要发起者，8月21日策进会的干事选举中，广肇公所的霍守华、冯少山，宁波同乡会的袁履登等人是获票最集中的几位成员。
上海国民大会策进会的成立，迅速影响到其他城市。8月24日，余杭国民大会策进会成立，在致上海国民大会策进会的电文中表示：“国事纷扰不已，吴将军倡说国民会议，深合国民心理。现北方虽已暂靖，南方又启争端，平定时局，政局无此能力，非由全国国民公共解决，不足以谋统一而救危亡。吴将军既有此国民大会主张，凡我国人，亟应急起进行。”(11)
由于吴佩孚所提议的国民大会只是一个设想，关于国民大会的地位、形式、采用何种方法表达国民对时局的看法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因此上海的国民大会策进会，在活动一段时间后，无形解散。但上海的国民大会策进会却充分反映了当时国内民众渴望和平统一的心声。
广肇公所这一时期已表现出对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的不满，只是没有公开化而已。1920年3月，孙中山为策动驱逐桂系、统一两广的战争，曾希望上海的广潮同乡能提供50万元的军饷借款，但遭到广肇公所的拒绝。孙中山在给陈炯明的信函中告知：“沪上粤商筹款难望。”(12)这表明广肇公所对孙发动讨伐桂系的战争没有多少兴趣，尽管公所对桂系军队在广东境内多年的作恶极为不满。
积极回应吴佩孚召集国民大会的倡议，拒绝为孙中山讨伐桂军的军事行动筹饷，清晰反映了广肇公所对国内时局的态度。
二 1921年至1923年间上海广东同乡社会的政治分野
从1919年南北和议停止以后，以广肇公所为代表的广东旅沪同乡团体就一直为推动南北重开和议，进行着各种努力。公所的目标是实现国内和平统一，避免战乱。从这一目标出发，自1919年至1922年间，广肇公所一直寄希望于北方将领吴佩孚。他们发起国民大会策进会，主张迎回黎元洪、恢复旧国会，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内和平。
但广肇公所的立场遭到旅沪同乡社会内亲国民党势力的猛烈抨击。由粤侨工界联合会(以机器工人为主)、时间守约会、吴淞路商界联合会、武昌路商界联合会构成的亲国民党势力坚定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主张北伐，以武力统一中国。两种意见势同水火，互不相容，主导着1921年至1927年的广东旅沪同乡社会。
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3月26日)结束后，国内形式急转直下，吴佩孚迎回黎元洪、恢复旧国会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国民的赞同，但也遭到部分军阀的反对。卢永祥在通电中表示，黎元洪早已丧失了复职的资格。广东方面孙洪尹和张继都公开声明反对恢复旧国会。在此南北意见对立之际，广肇公所于6月8日发表了调和南北的主张。电文主张推举黎元洪为行政委员长，电文谓：“奉直战后，政局大变，东海逊位，去之天津……直系十数省督军有公请黄陂复职之举，而浙卢沪何，则又先后通电，表示反对，……治丝益棼，大乱将见……今日中国，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东海既不可复位，中山复不能继立，国会又势难一时召集，而僭立则断断不容产生，为过渡计，唯有由全体国民，立推黎前总统为行政委员长，限以短期，收拾时局。”(13)电文所言与吴佩孚之主张虽然并不相同，但在推举黎元洪作为过渡人物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电文又客观认为“中山复不能继位”，此语包括复杂内涵，最主要的是，广肇公所仍以北京政府为合法政府，不认可广州的军政府。(14)这是广肇公所的基本立场。
广肇公所的主张得到上海众多同乡、商业团体的支持。据《申报》报道，先后致函广肇公所表示赞同的有木商会馆、振华堂洋布公所、书业公所、烟叶公会、纸业公会、华商杂粮公会、绉业公所、山东河南丝绸业公所、报关公所、运输同业公会、云锦公所、嘉应五属旅沪同乡会、励志爱国宣讲团等多个民众团体。(15)
对吴佩孚持支持态度的旅沪粤人还有温宗尧等人。温宗尧，又名温钦甫，是晚清至民国一位知名的政治人物。温钦甫与广肇公所有很深的渊源，自1912年起，温宗尧一直是广肇公所的董事。虽然很难断定他的观点和政治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冯少山等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1918年以后的数年，温宗尧与公所董事冯少山、霍守华等公所的激进派关系密切，是1918年广肇公所内部一次激烈改革的共同推进者。(16)1922年5月，温宗尧致电吴佩孚，提出解决时局的意见，明确支持吴恢复旧国会的主张。(17)6月温宗尧再电吴佩孚：“示以东海既高韬，立黄陂复位，此举足使以力坏法者，憬然知劳而无功，且窒割据者之口，使无所藉词。警盗篡，成统一。有益于国家甚大，微公之力不及此，然难保好乱暴徒，当日暮穷途之时，不为倒行遂非之计。舞文弄法，窃号自娱，设果有此，则公统一之功，也成其半耳。且于知者将疑公为茹柔吐刚，则公又何以自解，想必能努力竟此一篑之续，以豁群疑也。”(18)温宗尧还致电中山，劝其停止北伐。(19)
但上海的广东旅居者中也有另一种声音，反映了国民党的利益。其代表人物便是自称“以孙文为友，以南海为师”的崔通约。(20)崔通约曾参与过几件在上海广东同乡社会内有影响的事，如支持1918年广肇公所的改革，创办中华基督教团体，兴办同乡学校等。1920年后，崔通约的政治活动多以时间守约同志会的代表出面。(21)
1922年5月10日，吴佩孚发表解决国内时局纠纷的三点主张后，时间守约会不赞成恢复旧国会，于5月20日下午开会，公推史观涛主席。史观涛在发言中说：“现据各方面消息，北方军阀近有恢复旧国会之事，此亦利用手段之一，在旧会议员之价值，于吾人脑筋中，早有一种定评，毋俟赘言，但当此廉耻道丧之日，却不可不有公道主张。旧会于民国6年后，既已移在广州，开非常会议，照法理凡不到会议者，其资格当然丧失。今以丧失资格之人，公然敢冒议员之名，摇尾乞怜于军阀麾下，求续命汤，这真是人格破产了。况议会为神圣立法机关，议员当然不能有出于法外之动，所以本席今日据实宣言，凡旧国会只可与非常会议同一行动，继续会议，不应迎合恢复之说，以生活于军阀之下，扰乱是非。”(22)会议作出三项决议：(1)国会不宜有二，除已在广州开会者外，其余一概不认；(2)通告京津汉沪各旧会议员，速往广州集会，勿听谣惑，再蹈非法嫌疑；(3)如再假恢复旧会名义，号召另在他处开会者，即为捣乱分子。(23)
如果说，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和陈炯明决裂前，旅沪广东同乡社会内两派围绕恢复旧国会，各说各的，尚未正面交锋的话，那么，此后双方的对立，就有一种剑拔弩张的意味了。
炮轰中山寓所事件发生后，陈炯明军队和忠于孙中山的军队在省城激烈交火，广东省议会发出请孙陈息兵、劝孙离粤的通电。广肇公所接到广东省议会的来电后，即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决定赞同省议会的提议。这一天公所的档案作了如下的记载：
广州省议会等公团皓日通电略称：东海悔祸，宣言退位，中山先生前有同时下野之宣言，护法功成，自应实践。爰于皓日联合议一致赞成叶总指挥通电，用特宣言，以征民意等语。冯少山先生提议省议会等既以请中山先生离粤，藉免纠纷，而叶、陈军队奸淫抢掠，蹂躏人民，罪在不赦，将来统一告成，应以法律手续向弄兵殃民者正式索偿人民损失。请本此意复该会及各公团，代为警告，陈铁生先生和议，全体赞成。(24)
电文得到不少商埠广东团体的支持，但也遭到部分同乡的严厉批评。7月15日，部分广肇同乡致函广肇公所，提出质问：
报载公所通电，主张请孙大总统离粤，而求少川出任维持，同人不敏，窃谓不然。炯明狼子野心，犯上作乱，匹夫之罪，人人得诛，诸公不屏之国门，而反请大总统离粤，何异逆子忤父，为其亲属者，反请其父避出家门，另择他人管理，而只令其子不得再问家事，岂有是理乎？(25)
电文作者资称乡末，大约多系普通市民。
8月6日，旅沪广东大会在上海虬江路广舞台召开，到会者二千多人，包括旅沪工商学各界人士。商界代表有陈广海、黄焕南等人，学界代表有徐宗汉、陈鸿璧等人。时间守约同志会的崔通约被推为大会主席，并首先发言：
粤局糜烂不堪，民沦于水深火热之中，是谁之过？吾粤民旅沪者不下数十万人，祖宗庐墓，皆在粤境，今为武人蹂躏无状，吾人对此，能无一言？年来虽有旅沪各团体之通电(按：显然指广肇公所)，然其主张乃为一二人所操纵，措词又不公允，非吾粤民大多数公意也。(26)
会议作出了三项决议：(1)宣布陈炯明祸粤罪状；(2)质问广肇公所；(3)拥护孙中山。大会致孙中山的电文旗帜鲜明，挺孙责陈：
广州探送孙大总统鉴：天福吾华，我公不死，逆贼败亡，当在旦夕，故盼速复公府，行使职权，维持秩序，俾广州四民，如常乐业，徐图补救。(27)
其二致广州总商会：
日前省议会、商联会、文澜书院所发出礼请孙中山先生之通电，及省议会谬推省长，公民等均认为无效。敬请贵总会觉悟，痛定思痛，速行欢迎孙大总统上陆，维持秩序，而保治安，拯粤人于水火。(28)
对广肇公所的批评，以旅沪广东公民大会最激烈，这封公开信未见报纸登载，《沧海生平》予以全文收入，文曰：
耀庭、节之、芹三、秉朝、鸿钧诸先生大鉴：径启者，自此次陈炯明蹂躏乡邦，粤局糜烂，而广肇公所迭发怪电，不分顺逆是非，经桑梓不平，各界驰函诘责，均如寒噤口，无词置答，大失乡人信仰。想此中实由于一部分人藉董事名，利用公所，以运动政治。近日经同乡及各社团人士，觅得一小册子，名《庚申辛酉之政见》，与公所一部分董事极有关系，察书中语意，最骇人听闻者为政学直系之勾通，与唆使北吴南陈携手祸粤之证据。其他如代吴佩孚辩护决堤，破坏护法，诋毁民党，都是猎官乞怜，谋三数人私人权利起见。遂不惜假公所董事以招摇，今不惟同乡阅之发指，即凡南人亦为之眦裂。此书不载明刷印店名，当然秘密出版，或者诸君未得见及，倘早得见，未必肯抉同隐忍，甘与哙等伍也。刻经旅沪全体乡人揭发该册内容，宣布罪状，促他等速引退，与其牺牲少数败坏分子，保存全体，抑宁纵恶，永牺牲公所名誉耶。不待智者而知矣。公民等敬盼诸公接书后，速行提出改组，无负数年前群众之艰难缔造之力。
旅沪广东公民大会公启。(29)
公启惊人之处是搜集了公所个别董事以明白无误的语言，支持吴佩孚与陈炯明合作的证据。在同一天致粤侨商业联合会会长陈炳谦的信中，公启披露了更多的内容。按照作者的说法，《庚申辛酉之政见》公然希望吴陈合作，武力统一中国，如不，则为罪人。(30)
此前，广肇公所对南方政府虽然不满，但遮遮盖盖，从未如此明白地作过表达，公所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但公所并没有作正面回应。直至1923年2月才发表了《广肇公所澄清粤局之通电》。电文回避了南北对峙的话题，首先历数几年来粤民所受战乱之害，表示对武人政客的厌恶，对粤军自相水火的痛心，然后指出，对于地方大事，广东商人“素持放任主义，报效输将以外，诸事委诸一般政客武人之手，而退于旁观地位，以致想望太平之心，结果必得其反”，并号召省内外广东商民“力矫前失，内外商民，厚其结合之力，乡事国事，不敢一毫放弃，以为人民自决之实行提倡。自兹以后，对于武人政客之有摧毁蹂躏我粤省之土地人民者，得群起而阻压之、抵制之，……使武人政客知有所忌惮，而敛其祸国祸民之恶念”。(31)
通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东人民的心声。稍后，广肇公所联络旅居上海的广东同乡组织，成立广东自决会。值得注意的是亲国民党的粤侨工界联合会等团体也加入了自决会，这和公所这一时期有意调整与孙中山的关系有关。在成立大会上，公所董事在发言中，曾为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作了辩护。但公所未能继续与孙中山达成全面的和解。1923年2月21日，从上海回到广州的孙中山当天就设立大本营，竖起继续与北方政府对抗的大旗。孙中山此举再次引起广肇公所及省内外反战人士的不满，上海广东同乡社会内早已存在的对立再次加剧。
3月31日，亲孙中山的旅沪广东自治会致电孙中山，要求恢复总统府，电谓：“近日北廷有妄发乱令之举，挑动内乱，破坏和平。殊堪眦裂。窃我公此次返粤，挟和平统一政策，以裁兵统一先声，……不意竟由北廷下伪令以破坏之，似此违反民意，视国家如无物。……溯我公为正式国会推举之中华民国大总统，既受人民付托之重，伏希贯彻救国护法初衷，克日恢复公府，行使总统职权，则群奸不自灭。”(32)
与此同时，上海广东同乡社会内亲孙中山的势力也给了广肇公所更大的压力。7月，广东旅沪自治会致函广肇公所，要求广东自决会迅速启动以下几项活动：国会迁沪，限二个月宪法告成，后一个月为选期间。在此3个月内，请孙中山、唐少川二公，就沪浙为临时总统、总理。反对行贿选举，不承认北方军阀及现摄职之伪政府。这些主张大都与广肇公所完全相悖，公所未予回应。
综上所述，在1917年至1923年的南北对峙之际，上海广东同乡社会也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政治见解。多年来一直在同乡社会居于核心地位的广肇公所因不认同孙中山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其权威第一次受到同乡社会内亲国民党势力的团体和个人的公开抨击。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广肇公所在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上，作出了如此抉择。对此作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解读1924年至1927年广肇公所与广州国民政府的关系。
首先要指出的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至1916年，中国的内乱已持续了5年。护法战争爆发后，广东省内战不断，先是孙中山与滇桂系不和，导致孙中山发动驱逐桂系的战争，1922年，孙陈决裂，又引起粤军内两派持续一年的激烈交战。1923年1月初，孙中山回广州后，又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军队与广东督军沈鸿英部的激烈交锋。
广东的政府机构在1919年至1923年间也反复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换角游戏。1919年军政府实行七总裁制后，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三人拒不承认，军政府遂由滇、桂系控制；孙中山成功驱逐桂系后，重新夺回对两广的控制。1922年6月16日，孙陈决裂后不久，陈炯明任广东都督；1923年1月，孙中山回广州后，又夺回对广州的控制权。概括地说，从1917年至1924年的数年间，没有一方政治势力能真正控制广东，行政影响力也无法到达全省各个地区。1922年7月，甚至出现省长一职虚悬多日的局面。这就使广东长期处于极度涣散、社会秩序极其混乱的状态。商业活动遭到严重打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时有不保之虞。因此，旅外广东商人对借护法和北伐名义进行的各类讨伐战，有一种强烈的反感。
这里记录的当时两个恶性事件，可帮助我们理解当时旅外广东商人的政治态度。
1923年9月，汕头的杂粮商源来号托上海聚成和林成记两号向上海潮帮长泰号代办面粉。长泰发货后，聚成、林成记按例向汕头源来号收款，但对方迟迟不予理睬，屡催不应，实际上是拒绝兑付，聚成、林成记代付的42 000元打了水漂。后据潮州会馆调查，源来号拒兑上海潮帮的应付款达十余万元。此事在申汕汇兑史上可为绝无仅有的恶性事件。上海与汕头有大量的贸易往来，汇兑凭的是信用，信用一失，将使商人视汇兑为畏途，给申汕贸易致命打击。况且40 000余元对商家来说是相当大的数字，如听任源来号欺诈，不仅聚成、林成记将遭灭顶之灾，旅沪潮商势必人人自危。
源来号的东家林少梅在潮汕独立后，趁乱当上了军政府的军饷筹饷员。他通过向政府报效军饷，获得地方军阀的信任和支持，遂大肆鲸吞旅外商家的汇款。长泰号店主周松舟亲往汕头索债，林少梅恃强呈蛮，围殴债主，还把周松舟扭送进当地警局。上海潮州会馆派董事黄少岩前往汕头处理，林少梅有恃无恐，避而不见。潮州会馆联合广肇公所逐级上告，最后向军政府总裁都司令岑云林求助，要求严惩林少梅。岑下令逮捕林少梅。由周松舟与林少梅当面对质，证实潮州会馆对林的控告情节和数额完全属实。岑将此案转给广东省政府处理，但在押往广州途中，林被押送人释放。从潮州会馆的档案看，聚成、林成记以及长泰的欠款一直没有索回。(33)
聚成、林成记被吞没巨款并不是偶然的，被潮汕地方政府勒索的也远非少数商人。潮商郭唯一被反复勒索就是明证。郭唯一系潮阳旅沪殷商。潮阳系潮州八邑最富庶之县，旅外商人甚多。1920年代，驻扎潮汕的粤军借口筹饷，设立殷商捐，派员下乡，任意科勒。殷商捐设立后，郭唯一的家属已多次缴纳，但仍无法满足政府的欲壑，以至于其家属被拘押，郭须缴殷商捐2万两，才能放人。潮州会馆应郭唯一之请，致电陈炯明交涉，陈虽给下属去电，指示放人，但事情并没有解决。(34)
据潮州会馆的电文称，当地的殷商捐随意性极大，即便是巨富，只要肯贿赂政府派员下乡抽勒的人员(付运动费)，即刻减轻从半。如属中富，交了“运动费”，“则立予取消”。“夫殷商二字，当有标准，或田产繁多，或商业宏大，须有众人共见之实据，方可定以为衡，乃竟悬空泛指，沪上侨商被其任意虚报者有加重数倍者”。(35)
须提及的是，孙中山还亲自向上海潮州商人筹饷。1923年1月，广州大本营设立“广东驻沪筹饷局”，孙中山亲自任命了旅沪潮商任上海筹饷局官员。但筹饷局的成绩甚差，未见该局筹有成数的记载。(36)
导致广肇公所与广东政府不和的第二个原因是，广东政府在反复征调的同时，不惜出卖公产，开放烟赌，以矿权向外国抵押借款。
开放烟赌是广东政府最受訾议的政策。广东是林则徐虎门禁烟的地方，商人对烟土开禁尤为反感。赌博更是广东的一大痼疾，正是赌博为广东极其猖獗的盗匪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成员。烟毒对生产力的破坏，对家庭的解体所造成的危害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为了筹饷，广东政府不惜改变禁烟禁赌政策，烟土税用以供给滇军，赌博税用以供给湘军。这就引起了广东社会团体的严厉批评。(37)为筹饷，孙中山还曾以广东省采矿权为抵押，向英国贷款1500万元。旅沪粤籍五千人联名发出快邮，向全国同胞和北京政府吁告，一致抵制：
万急！北京宪报转总统府国务院各部总次长参众两院广东同乡上海联合通讯社各报馆广州省议会总商会工团联合总会香港华商总会南洋英荷两属美洲各埠华侨父老昆仲均鉴：孙文以广东黄埔及全省矿权向英人押借一千二百万元，现由伊子孙科在香港签订条件，同人闻耗在沪开会，议决抵死反对，事关卖国，尚望邦人君子一致主张，毋任切祷！(38)
除不顾一切地拼命征调外，广东政府以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为军事盟友的做法，也遭到严厉批评。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皖系段氏与奉系张氏均是与出卖民族利益相联系的卖国贼形象。孙中山为了北伐屡屡与国人不齿的皖奉集团订立军事合作条约，自然难为一般人接受。
正是广东政府奉行了一系列有损广东地方利益的政策，恶化了与广东民众以及商人的关系，因此，广东政府与上海广肇公所的关系也渐行渐远。
三 商团扣械事件及上海广东社会对广东军政府的态度
上海广肇公所等粤商团体对广东军政府的恶感在商团扣械事件中达到极点。
自1840年以后，便长期处于社会秩序的失控之中，盗匪成为扰乱经济商业活动，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一大祸源。尤其是民国初年，广东的地方秩序完全失控，为求自卫，乡民往往以宗族为单位，组织起来，购置枪械，以防盗匪。在一些盗匪出没猖獗的城镇，有实力的商家大都自备枪械，以防万一。(39)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东的商团应运而生。关于商团在保卫地方治安方面的作用，广肇公所给予高度评介，认为商团的功绩“不在禹下”。随着广东的乱象加剧，商团的势力也同步扩大。
1924年5月27日，广东全省98处商、乡团的代表，在广州西瓜园商团总公所召开“联防会议”，并通过联防章程，决定成立商、乡团联防总部，推陈廉伯为总队长，邓介石、陈恭受为副总队长，并议决集款购买枪械。(40)会后，陈廉伯集款向香港南利洋行德商山打士订购各式长短枪9 000余杆，子弹300多万发，分装1 192箱，雇丹麦商轮“哈佛”号，从比利时的丹华港起航，运往广州。船抵锡金科伦坡港时，被当地海关察觉，除罚款500元外，另将案情通报香港方面。为将军火偷运进广州，陈廉伯于8月4日通过粤汉铁路总理许崇灏，向大本营军政部领得枪械入口护照。但因香港方面已得到锡金的通报，故“哈佛”号没能在香港停泊卸货，而是由港口派领航员直接将“哈佛”号引往广州。轮至虎门，一度搁浅于沙角炮台附近。孙中山从英人密告中，获知有大批军火装运抵省的消息，立即感到事情的严重，下令严加稽查。8月10日孙中山手令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取消前发军火入口护照，同时通知粤海关税务司，禁止该轮军火起岸，听候发落。此外，手令蒋介石派舰前往沙角，将载运军火已被扣留之“哈佛”号监押至黄埔。经清点，该轮所载枪械，步枪4 850杆、子弹115万发，驳壳枪4 331支、子弹206万发，大小手枪660支、子弹164 200发等。
自8月9日起，围绕这批军火，广东军政府和商团展开了反复交涉。最终双方的谈判破裂，导致政府与商人团体的武装冲突发生。整个“商团扣械”事件的谈判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月9日至8月31日。
商团大批购械隐情暴露，军政府以事件性质严重，必须查明整个案情的真相为由，决定扣械。8月15日，广东各商团派代表，赴省署及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扣械，同时陈廉伯等人发动广州七十二行商人罢市，对政府施加压力。同日，广东油业工会等团体致电中山，要求没收扣留之商团枪械，全数发给工人组织工团军，以减削反动商团之势力。(41)
8月19日，孙中山派代表，将告商团书送到广州商团总公所。书中揭露陈廉伯欲藉商团之力推翻政府之阴谋，并提出发还扣械办法，即按民团团员领枪办法，向省署呈报请领，每支160元，已缴价100元者，补缴60元，未缴价者交160元。商团代表未置可否。次日，广东省长廖仲凯下令通缉商团团长陈廉伯，22日下令通缉副团长陈恭受。通缉令指出，商团大批购械，系陈廉伯个人谋乱，与商团无关，不得株连。随后派人抄没陈廉伯家产。
陈恭受则擅自将商团总部迁往佛山。22日，商团总部所在地佛山开始罢市。是日，广州总商会、商业维持会、九善堂等商业团体代表在总商会商议调停办法，随后派代表到省署，与政府磋商。中山派代表接见总商会等团体代表，指出，当此商团联防总部煽动各乡商团罢市期间，政府不能将扣械发还。
23日，商团发表强硬声明，再次要求政府无条件发还扣械，同时准商团联防总部立案成立。25日，广州市一些商人实行罢市。26日晚，广州总商会、地方善后委员会、商联会、善团总所、自治公所、商业维持会等6法团派代表进谒孙中山，欲寻求调停办法。中山强调，商团煽动罢市，是与政府对抗之明证，枪支一支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余地，如27日仍不复业，政府将派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由此造成的地方糜烂”责任，应由商团负责。(42)27日，省署及广州卫戍司令部分别发表布告，晓谕罢市的商店立刻复业，如执迷不悟，“则军事处置刻不容缓，附逆商店必难幸免”。广州公安局派出铁甲车，在街面巡逻。
28日，外国驻广州沙面领事团首次就商团事件，向广州军政府提出抗议与警告。29日，英国驻广州领事致函广东政府交涉员，通告：“经奉香港舰队司令命令，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43)
孙中山同意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会同师长廖行超与商团代表磋商“调停之条件”。29日，范、廖与商团代表议定调停条件，中山表示所拟各条，尚无碍难之处，关键在于陈廉伯等人有无悔悟诚意。这些条件，在政府方面是：发还扣械，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撤出广州市内驻军；在商团方面则是：通电拥护政府与商团“改组”，呈报立案，停止罢市，报效军费50万元。
孙中山在作出上述表示时，同日又致函范石生、廖行超，作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指示，要求范、廖迅速解除商团武装，并提出，“明日须悉数将商团缴枪，勒令开市，”“如有不从，即组织军队与学生、工人将广州西关之米粮、布匹悉数征调”。(44)范、廖未敢执行。8月31日,中山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斥责范、廖不服从政府命令，声明绝对否认范、廖订立之调和条件。(45)
第二阶段：9月1日至9月20日。
9月3日，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出兵攻浙江督办卢永祥，江浙战争爆发，成为直奉战争的前奏。9月5日，孙中山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通令，及为督师北伐告粤中父老昆弟书。同日，准予《各团各界请领枪支枪弹暂行办法》施行。暂行办法由监理兵工厂购械款数委员李芝畦等修订，办法为扣械事件的和平解决提供了希望。商团陈廉伯等表示，愿为北伐代筹军饷，以讨回扣械。7日，商团代表持陈廉伯、陈恭受拥护政府通电稿晋谒中山。
为北伐成功，广东政府需要尽快解决扣械事件造成的影响，调整与商人及广州商业团体的关系。9月11日，广东省公署布告中山准予发还扣械。9月15日，陈廉伯、陈恭受分别通电，否认利用广州商团反对政府，表示拥护中山和广东政府。19日，中山饬令取消对两陈的通缉，发还家产。20日，中山手令范石生办理发还扣械。
第三阶段：9月23日至10月15日。
本阶段扣械事件急转直下，政府与商团关系彻底决裂，最终双方兵戎相见，商团以败亡告终。
在事件的第二阶段，本来扣械已准备发还，商团事件有望和平解决。但9月下旬，广州政府忽然接到消息，称商团曾允陈炯明，愿助款150万元，帮助陈炯明攻打广州，已经助款50万元。孙中山得知消息，即电许崇智，限陈廉伯三日内回省说明情况，否则取消通缉令无效，并要求商团即日交足枪款，然后陆续还枪于改组之商团，不然于6日内尽缴商团之枪，分别查办通陈(炯明)之人。但陈廉伯并未理会。(46)
9月26日，广州商团代表带夫役至黄埔军校起运扣械，蒋介石以手续不全，不准起运。9月28日，广州商团代表邓介石等3人宣布辞职。10月1日，广东全省商团代表在佛山开会，宣称誓与团械同存亡，会议商讨了索还扣械办法及举行第二次大罢市等事。
商团的强硬态度，给政府以相当压力，为避免事态恶化，政府方面又重新拿出了原来与商团拟定的方案，即商团报效政府一定经费，政府将枪械发还。10月2日，谕大本营秘书处致函广州商团代表，晓谕政府发还扣械之诚意及办法，“着省内外各商团，携同购械收据赴民团统率处挂号，自挂号之日起，三日为限，将应领枪支子弹，如数给发。前据范石生、廖行超陈报，商团愿报效军费50万元，于领枪时缴纳，政府此次查办目的，只在查明商团有无服从政府诚意，及该项枪械是否实系商团购置，此外无复苛求。惟当此大军北伐，饷糈紧急，商团报效适济要需，著于领枪之际，每枪一支附缴报效费50元，仍着范石生、廖行超会同民团督办李福林，派员监视发给，以资保护。”
但此举没有得到商团善意的回应。10月9日，广州商团以全省商业联合会名义发出举行第二次罢市通谍。次日，再发布“罢业宣言”，宣布全省138埠同时举行总罢市。
同日，中山训令蒋介石依李福林所拟定办法发还扣械，李福林所拟办法3条：(1)由民团督办召集殷实商人筹借20万元，由租税项下拨扣还；(2)团械交民团统率处发还，其数在5 000支以上；(3)团械发还之日，由商团通电解释以前误会，表明心迹。接到孙中山的电令，李福林于当晚在黄埔起回长短枪8 000支，子弹124 000余发，次日(10日)晨运至广州西濠口码头，中午交商团公所领受。
但中山也准备了最坏情况的发生。次日在致蒋介石的函中谓：“如明日果有罢市、反攻之事，则商团枪弹不再发还，应一齐运韶，为革命之用。”(47)在致范石生、廖行超的电文中，更明确指出，如“商人不肯就政府所定条例领枪，且供给陈逆150万，约定罢市、反攻同时并举，我当当机立断，为严正之解决，先将签名最反对政府之团警告，如再不从，则先将逆商货屋悉行充公，以儆效尤”。(48)在致胡汉民的电文中，指示：“如遇有罢市之事发生，亦当出示令西关及佛山居民限三日悉数离开此两地，免遭不测。”(49)
在孙中山发出上述电函的同时，佛山发生了商团与支持孙中山的民众团体的冲突。10日，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各界民众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的“双十节警告会”。会后游行队伍在西濠口与商团发生冲突，死伤群众20余人。惨案发生后数日，广州商团在西关等处四出张贴写有“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的标语，在街头构筑工事，同时宣布封锁该地区。12日入夜，陈廉伯等商团领导在沙面召集会议，确定15日拂晓出动商团，攻占省署、公安局等机关。
面对商团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山在一份电报上批示，“对于煽动罢市之人，即行枪决，罢市之店，即行充公，切勿姑息为妥”！(50)10月14日，广州商团发布紧急戒严令。胡汉民以省长名义宣布即日解散广州商团。孙中山指派蒋介石为平定商团叛乱的军事总指挥，在致胡汉民等人的电文中，又指示在24小时内完成收缴商团枪支任务，中山在电文中指出，否则，东江逆敌反攻，必至前后受敌。胡汉民、许崇智等人接令，于14日下午5时半发出总攻击令。粤军张民达、许济等部在黄埔军校学生队及湘军一部协助下进击西关等一带；李福林部攻击太平门、西堤一带；吴铁城之警卫军进攻普济桥、迥澜桥等处；滇军则扼守长堤、沙基、黄沙等地。晚7时许，攻击战打响。经数小时交战，广东政府平定了商团的叛乱，陈廉伯等人逃窜。但是商团虽被镇压，扣械事件引起的广东省内外商民团体对广东政府的误解和对立情绪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大大激化了。
在整个事件进展过程中，作为省外粤民最集中的口岸城市，上海的粤商团体站在商团一边，一定程度减少了扣械事件和平解决的可能。(51)肇公所是广州商团坚定的支持者，事件发生后，明确要求政府无条件发还扣械。1924年8月12日，广肇公所致电广东全省商团联防总部陈廉伯等人，捐款2 000元，以示对商团的支持。电文虽然未对扣械事件发表意见，却强调建立商团的合法性。电曰：“吾粤苦兵匪久矣，频年以来，老弱填沟壑，壮者散四方，坐视不救，将无噍类，今诸公提倡一呼，成立商团联防总部，卫乡邦，安民命，功不在禹下，同人等邀听之余，方庆祖宗庐墓得所保障，感激何如”。(52)8月21日，广肇公所召集沪上广东同乡团体在公所集会，一致要求广东军政府全数发还扣械。参加集会的有粤侨商业联合会、肇庆同乡会、嘉应五属同乡会、大埔同乡会、顺邑会馆、慎守堂、香山同乡会、番禺禺山堂、四会同乡会、宝安同乡会、鹤山同乡会的代表以及广肇公所霍守华、冯少山、卢炜昌等50余人。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再电孙中山、廖仲凯，请其即日发还扣械，同时通电国内外各同乡团体一致呼吁，致电广州商团总部，嘱其坚持力争。其致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芜湖、杭州等地广东会馆或同乡会、海外华侨团体的电文，强调商团存在的必要，商团购械的合法性，电曰：“吾粤不幸，兵匪遍野，所赖以得保一邑或一日之安宁者，惟此商团”，“今以给照自购之枪械，于到达之时，忽藉词扣留，坚不发还，是使吾粤劫后遗黎，束手任人残害而后快”。致商团的电文表示：“吾粤遗黎，所赖以保护残喘，惟此商团，枪械为捍卫必须之具，若果任人扣留，势非至束手待毙不止。此项枪械之得失，为吾粤人民生命关头。”电文表示旅外同乡团体誓为商团后盾，也希望商团同仁坚持发还扣械的立场。(53)
8月25日，广州总商会致电旅沪粤商团体，告知广东138埠为要求政府发还扣械实行罢市，商团与政府的冲突加剧。此时，大部分旅沪广东同乡团体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粤侨商业联合会、潮州会馆、大埔同乡会、肇庆同乡会、南海会馆、顺德会馆、香山同乡会等团体致电广东军政府孙中山等人及广东各商业、慈善团体，提出一个调解方案。电文指出，商团和政府有各走极端趋势，“万一风潮扩大，则全省糜烂”，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遭受浩劫的“不止西关一隅，而萁豆相煎，亦岂政府之福”。电文提出，政府方面“略法言情，不为已甚，准将扣留枪械，编验烙印，全数发还，责成全市商店，盖章保结，不入匪人之手，不作轨外行动”；商团方面“按照原购价值，报效二成，以充军饷，省外商场，即行复业，现驻省、佛军队，应即调回原防，所有市内治安，为警察商团担任，免生冲突，至联团章制，由各属商团代表，悉心拟定，但求无悖于理，政府勿加束缚，以顺舆情，陈廉伯、陈恭受因公获咎，实非其罪，恳请撤销通缉封产命令，以示宽大”。(54)
值得注意的是，广肇公所并没有在这份电报上署名。将电文与前引广肇公所的电文作一比较，多少可以发现一些不同。例如粤侨商业联合会等团体虽然同情商团，但言词中并不偏袒商团，而是站在第三方立场进行调停，既顾及了政府急于筹集北伐军饷的需要，也维护了商团的正当权利。相反，广肇公所只是一味地支持商团，并要求无条件归还扣械，对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由于孙中山对陈廉伯等商团头目极度猜疑，尤其痛恨商团与陈炯明暗中勾通，这份电文未能起到让双方回归理性的作用。10月15日，当镇压商团叛乱的最后一声枪炮声消失，整个西关陷于死寂之中。(55)旅沪广潮团体对广东军政府的愤怒是难以言喻的。(56)
广州总商会、商团联防总部、报界公会暨各团体、香港华商总会、东华医院、各报馆、各省各埠各报馆各同乡会均鉴：孙文令粤东军队攻击商团，焚掠商场，惨杀人民，西关一带尽成焦土，伤亡遍地，尸血充途，为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未有惨剧。故乡东望，无泪可挥，今以决定以10月15日为孙文焚洗商场残杀粤民哀痛纪念日。愿我三千万同胞永志莫忘。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肇庆同乡会、大埔同乡会、香山同乡会、南海会馆番禺会馆、顺德会馆。
上述团体在致孙中山及商团、广东各商业慈善团体的电文中，对广东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痛斥：
粤东军队攻击商团，纵火焚掠，西关一带，尽成焦土，人民伤亡遍地，尸血充途，为古今中外历史未有惨剧。以粤境数千年精华所聚之区，一旦连遭糜烂，龙济光、莫荣新所不忍为者，不料见诸今日。自民国以来，以粤东为护法之区，军府经费，吾粤民之脂膏也；军人衣食，吾粤民之血汗也。凡军府兴一捐，筹一饷，莫不取自粤民，粤民莫不奉命进……，我粤民何负于军人，想军人当不忍以粤民为寇敌也。孙公三民主义，中外咸知，亦断不忍残民害民杀民也。报载若确，殊失孙公平时利国福民之主义……所有残杀人民之军队，应请依法惩治，一面妥筹善后，抚慰流亡，为粤民留一线之生机，即为国家留一分元气。(57)
从电文看，旅沪粤商团体的情绪是相当激愤的，但广肇公所对孙中山的态度在其逝世后，表现得更为清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噩耗传来，上海各大团体迅速就追悼活动的筹备工作达成了共识，但广肇公所却做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冒犯了所有尊敬中山的同乡。3月31日的《申报》刊载了一封质问广肇公所的信，作者为旅沪粤侨工界会。(58)按此信所言，广肇公所在中山逝世后，只匆匆降半旗数小时，便把旗帜收了起来。此信公开后，在旅沪广东同乡中引起轩然大波。此后将近一个月内，《申报》连续发表了5通广东同乡质问广肇公所的信函：
4月3日，《粤侨诘问广肇公所之又一函》
4月9日，粤帮海员在追悼中山之后对广肇公所提出质问，限3天内解释不下半旗的原因。
4月14日，粤侨公民大会筹备处之通告发表。
4月17日，旅沪广东自治会致广肇公所函。
4月29日，粤侨公民会筹备处致广肇公所函。(59)
这些公开质问函以旅沪自治会对事实的叙述最具体，函曰：
孙公逝世之次日，贵公所既将已挂之半旗于午后一时忽然除去。至15日复悬不下半旗之国旗，反将是旗升至杆顶之上。(60)
半旗事件使冯少山再次遭到同乡的猛烈攻击。如粤侨公民大会筹备处在通告中指出：“嗣经详细调查，始悉(此事)为素日武断所务之某人所主动。”(61)一些公开函要求广肇公所郑重其事，“迅将指使收回半旗之某蠹，立予惩戒，永远逐出广肇公所，以副众望，以释群疑。”(62)广肇公所对上述责问一直不予回应，直至4月30日才发表公开信，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哀悼，但公开信并没有就半旗事件作出解释。(63)
四 旅沪粤商与国民革命(1925—1927年)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如国共合作，壮大了国民革命军的力量，黄埔军校的创办使国民党有了一支怀有主义的军队，北方军阀穷途末路，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人心向背悄然发生转移等。但有一条常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国民政府及时调整了与广东省内外商人的关系。勿庸讳言，商团事件使广州国民政府与商人的关系降至冰点，如果这一状况不改变，商人对国民政府的北伐继续采取不合作、不理解态度，缺粮少饷的粤军是难以取得北伐胜利的。
实际上，早在商团事件弄得沸沸扬扬之时，就已有人注意于此。广东政府内一直有人主张对商团事件采取低调的处理办法，这种意见与激进派互不相容。据报道，广东政府内素有太子派和元老派之争。太子派指以孙科为代表的少壮派官员。在对商团事件的处理上，胡汉民、廖仲恺等元老派从北伐的大局考虑，不主张对商团购械事件采取过激措施，“深恐万一再闹风潮，则影响北伐”。1924年，孙中山出发韶关督师北伐，首次获得主持省中政局机会的元老派纷纷调整相关人员，希望取得“调和商人感情之作用”。例如，时任广州市长的孙科提出辞职，廖仲恺立即予以批准，并以粤军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代替孙。原因是，历次政潮，李以不倒翁资格，均能保卫地方。前者政府扣留商人军械，惹起商人之恶感，致弄出罢市风潮，李居间调停，颇著心力。又有评论称，元老派起用李福林，是因为元老派明白，在北伐即将推进之际，当务之急，“以和缓商民意气，挽回人心为第一政针，因李福林平日与商民接近，故登台第一声，即以地方官变相之广州市长畀李，俾官商有事时，得有斡旋调处之人”。(64)
官商发生武力冲突后，广州政府以事态严重，设立了善后协会，负责事件的善后处理。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政府将调整与商人的关系作为重中之重。政府首先叫停省内外粤商团体最反感的开放烟赌政策。对省外同乡团体托办之事，尽可能予以满足。1926年，上海总商会和广肇公所几乎同时收到广州市总商会的信函，邀请总商会和公所派代表赴粤参观。在致广肇公所的邀请信中，广州市总商会介绍了近年来广州的变化，清晰表达了广州市总商会对国民政府的认可。(65)后来传出消息，指使广州总商会发出邀请的是广州市政府。此后，总商会又数次接到广州的邀请，一次由广东省政府发来，邀请派代表前往考察“该省政治成绩及商业状况”。后又接到宋子文等人及广州总商会的来函，“嘱速前往”。
4月25日总商会第9期会董常会推举王晓籁、陈良玉、劳敬修、陈炳谦四人为赴粤参观代表。26日，总商会分函广肇公所和粤侨商业联合会，请两会速推代表，以便共往参观。广肇公所始终没报代表名单，实际上拒绝了邀请。5月初，广东省财政厅再次来函催沪商代表赴粤。(66)在广肇公所、粤侨商业联合会迟迟不报访粤名单的情况下，上海总商会派王晓籁及盛冠中赴粤参观。王晓籁在粤受到广州国民政府极其热情的接待。回沪后，王晓籁多次向商界作访问广州的报告。
在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举行的欢迎会上，王晓籁介绍了广东的近况：
同人等抵香港时，即闻蒋将北伐，意者广东局面必为之杌隍不安。讵抵粤时，竟不见一卒，及蒋出发前一日，亦仅闻军号呜呜而已。次晨探询，则已全体出发矣。嗣又询之广州总商会，则谓曾借军费五十万元，订明三个月摊还。则又难能可贵，此军队情形也。政界中人及其机关，则毫无森严气氛，非若他处之傲岸自矜。商界则近年来加设大钱庄二十余家之多，街市则整洁优于租界。学界如该地之军官学校，创仅三年，第一年学生三百人，次七百人，本年则多至七千之众。次报告粤省商界颇愿与沪商联络情形”。(67)
8月14日，上海总商会开会欢迎赴粤代表归来。会上，王晓籁作了一个更详尽的报告，从广东政府的大政方针，广东财政状况、道路与实业、黄埔军校等5个方面作了汇报：
一、广东政府之行政方针，完全以国民党党纲为主旨，尤其于各项组织上之观察，在在见其党治精神。真正服务于公职者，只知以党旨为圭臬，不涉私人自利观念，公共场所莫不悬中山遗像、遗嘱及党纲，室内屋柱、小电杆上，满悬党之格言。
二、军纪严整，鄙人此往，适值北伐出兵，以为市面必受影响，孰知毫无惊惶印象，及询商会中人，据云曾向商会暂借军饷洋五十万元，约期三个月归还。问归还之说可靠否，答可靠，旋据调查，知财政收入，每月达八百余万元，以为必系苛税所致。则又不然。二年以来，除加增奢侈税外，余无苛索，盖其涓滴归公也。
三、广东财政状况，据广东银行行长卓谋业告予，广东流行者，悉为中央钞票……而其却是整备金，为港纸二千万元，去年新增殷实钱庄三十余家，银拆只三厘。
四、道路与实业，广州道路较沪城宽阔，其第一开辟马路之计划，业已工竣，刻正进行第二期工作，黄埔马路之宽阔，较黄浦滩有过之无不及，一系利用罢工工人所筑。据罢工委员会报告，刻有对港罢工之工人四万余人，每日由政府给发补助，费洋一万元，每人得工毫二仙，充作膳食之资。其罢工委员，类多有资产者，一再声明其为非赤化非共产。……惟广州实业尚不发达，有待于企业家之经营，无不欢迎。
五、黄埔军官学校之参观，该校旨在养成有政治知识之军官，校门贴标语曰：汝有升官发财之思想，毋入此校。于此可见其旨。……总之，广州一切设施，为有主义而有精神者(68)
“总之，广州一切设施，为有主义而有精神者”，这是对广东政府最高的评价，对比两年前广州的那种混乱和不堪，现在王晓籁传递给人们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在上海引起的强烈反响是可以想象的。果然，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随后也提出推派代表，前往广州参观的要求。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江苏省党部闻讯速与中央党部联系，随后广东省政府发来了热情的邀请函，欢迎商总会代表前往参观。商总会派出了一个10人代表团赴粤。
表面上，广州国民政府似乎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公关，转变了上海商业团体对广州国民政府的印象。实际上这次邀请的背景要复杂得多。1929年，在反驳上海市党部废止总商会的提案时，上海的商业团体提出了一条有力的理由，证明总商会对国民革命的支持：
当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国民政府尚未出师北伐之际，上海总商会实先应国民政府之电召赴粤观光。此役表面名为考察实业，以避军阀之注目，而实则暗中负有重大之使命。盖当时群言淆乱，一般破坏之徒方百出惯技以厚诬政府，群众视听不免转移。其后，上海总商会代表自粤归来，以其考察所得，公众演说，刊布报章，然后谣诼无所肆其技，而商民亦由怀疑而信仰，于北伐成功不无壤流之助。(69)
据此文可知，广东国民政府原本抱着争取上海商人团体支持的态度来邀请商会代表的。上海总商会也完全理解国民政府的真实用意。他们实际上是在国民政府还没有取得天下的时候，作了一次大胆的抉择。对比广肇公所的领袖们，可以说，他们拒绝赴粤参观，实际上是拒绝了对一个日后将入主南京的新政权下注的机会。广肇公所的董事们在1929年被通缉，祸根实际早已埋下。
“在商言商”是商人议政时奉行的基本原则，商人团体以此为标榜，以避免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损害商人最看重的商业利益。但“在商言商”从来就只是个幌子，商人既然看重利益，就不可能对与商业利益关系最密切的政治不感兴趣，对损及商业利益的政治问题不置一词。1917年至1927年，旅沪广东同乡组织，尤其是广肇公所在南北对峙中所持的立场，就使人深刻质疑中国商人“在商言商”的自诩是否可信。
广肇公所曾将南北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北方直系将领身上，希望由吴佩孚和南方的陈炯明联手实现国内的和平统一。这一时局解决方案对于广肇公所来说是很自然的。基于南北战乱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严峻威胁，基于百姓元气已被耗竭的事实，他们对一切可能重启战端的政治主张都持反对态度。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广肇公所为代表的旅沪广东同乡组织难以接受广东政府的北伐政策，双方的关系从淡漠到疏离，最后彻底决裂。本文关于广肇公所在南北对峙中所持立场的研究证明，把同乡组织仅仅视作慈善救助、守望相助的公益性团体基本上是一个错误。它们不仅积极参与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为动员民众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曾深度卷入国内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
注释：
①《请看吴佩孚之主和电》，《晨钟报》1918年8月23日。
②《前敌将领之两大主张》，《晨钟报》1918年8月25日。转引自郭剑林：《吴佩孚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③④⑤《直皖战争》第84-86、87页。转引自郭剑林：《吴佩孚传》，第183、184页。
⑥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8月5日。转引自郭剑林：《吴佩孚传》，第246页。
⑦《上海学生会致吴佩孚电》，《申报》1920年8月14日。
⑧《广肇公所赞成国民大会》，《申报》1920年8月14日。
⑨⑩《国民大会策进会成立会纪》，《申报》1920年8月22日。
(11)《申报》1920年8月30日。
(1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13)(14)《广肇公所对于时局之主张》，《申报》1922年6月8日。
(15)《各团体赞成广肇公所主张函》，《申报》1922年6月11日；《续志各团体复广肇公所函》，《申报》1922年6月12日；《三志各团体复广肇公所函》，《申报》1922年6月14日。
(16)吴冕伯：《广肇公所风潮始末记》，稿本。温本为清廷官员，辛亥革命爆发，温公开赞助推翻满情政府，温宗尧和伍廷芳一起被孙中山推为南方议和代表，兼办与外国驻华使领馆的交涉。临时政府成立，温和伍被公所公认为外长和副外长的不二人选。但新政府公布，大出乡人意外，伍廷芳担任司法总长，外长改由王宠惠担任，温宗尧未能封篆，旅沪粤商大为不满，这或许是孙中山与上海粤商结下的一个芥蒂。因为不久前，孙中山向上海广肇公所、潮州会馆借款40万两，以助临时政府改善极为拮据的财政状况。旅沪粤商虽然殷实，40万也是一个大数字，屡经协商，广肇公所、潮州会馆应允了孙的要求，但中山未能“投桃报李”，任命乡人担任握有实权的正副外长，不免失望。事后有消息说，广肇公所、潮州会馆拟以暂停支付这笔借款为要挟，迫使临时政府收回成命，此举被伍廷芳、温宗尧竭力制止。广肇公所力挺伍、温，是因为两人都是广肇公所的董事。
(17)《温宗尧解决时局之敬电》，《申报》1922年5月26日。
(18)《温宗尧复吴佩孚电》，《申报》1922年6月6日。
(19)章太炎致温宗尧电，内有“阅公劝中山停止北伐一电”云云。见《申报》1922年6月7日。
(20)崔通约，广东人，著有自传类作品《沧海生平》。据崔通约称，少年时，曾从康有为游，系万木草堂入室弟子。曾数次参加兴中会策动的反清起义，失败后，远走北美，在温哥华等埠创办华人报纸，担任主笔，从事反清宣传。曾被孙中山从同盟会除名。1920年代从海外归来，羁留沪滨数载，在南北对峙中，旗帜鲜明，是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
(21)时间守约同志会，1920年9月创立，有男女会员近千人，以粤籍市民为多数，团体虽以倡导遵守时间观念为宗旨，但热衷政治活动。在1920年代与广东有关的政治事件中，经常可听到该会的声音。在南北对峙中，该会坚定地支持孙中山，崔通约是时间守约会的代表。见《申报》1920年9月19日。
(22)(23)《时间守约会不赞成恢复旧国会》，《申报》1922年5月22日。
(24)广肇公所档案，民国十一年(壬戌岁)，7月2日第26期会议议案。档号Q118-12-104。
(25)《广肇同乡质问广肇公所》，《申报》1922年7月16日。
(26)《旅沪广东公民大会记》，《申报》1922年8月7日。
(27)(28)《旅沪广东公民大会记》，《申报》1922年8月7日。
(29)公启于1922年8月26日发出。载崔通约：《沧海生平》，又名《中华民国开国史之亲历》，上海沧海出版社。
(30)在《代致会长陈炳谦》中，崔通约指出：“……广肇公所有一部分不肖董事如吴、冯等，操纵公所事权，平时既有勾通政学系之嫌疑，近日尤为狂妄。夫公所原抱慈善性质，并为桑梓排难解纷而设，断不能假公所之名，任三数私人，作运动政治之魔窟也。公民等近觅得公所董事吴国鎏所著秘密出版一册，名曰《庚申辛酉之政见》，与公所极有关系，竟唆使北吴南陈互相携手，复怂恿吴佩孚实行南征，若不南征，便为中华民国大罪人云云”。见《沧海生平》。
(31)《广肇公所澄清粤局之通电》，《申报》1923年2月5日。
(32)《旅沪粤人请恢复总统府》，《申报》1923年4月1日。
(33)潮州会馆档案，档号Q118-9-4(1)。
(34)潮州会馆档案，档号Q118-9-4(1)。
(35)(36)潮州会馆档案，档号Q118-9-7(3)。
(37)“广东教育会总商会九善堂省议会各县议会暨各团体鉴：孙文自勾引客军入粤，不惜以粤人之脂膏血汗供其军费，勒缴预饷，尽卖公产，统一赌政，凡可以罗掘需索者，已无孔不入，无微不至。今者起用帝党叶恭绰，又谋烟政统一之进行，复尽陷粤人于黑籍，群情骇惑，腾笑中外。查鸦片自前清已悬为厉禁，而世界同情，复得海牙和会创设禁烟会于前，万国联盟声明禁烟于后，英政府又有禁烟条约之设定，无非维持人道，欲脱吾民于黑籍而昭苏之者。今叶氏以帝制余孽、全国唾弃之人，复呈其祸国之故技以祸乡土，从港澳烟商集股二三百万两，拟用专轮向福建海防购买烟土运销全省，以为烟土专卖，每月可得利数百万以充军饷而肥私囊，是不特破坏烟禁使将绝之烟祸日复扩大。而英政府亦可以是而废弃条约，彼北京政府安格兰及日人某氏曾以鸦片专卖条陈，每年政府可获利三万万余，并可立得垫款一千余万，然为舆论反对，犹复有所顾忌。是破坏烟禁之罪，北京政府所不敢为者，孙文竟悍然为之。袁皇帝时，龙济光称王广州，蔡乃煌为烟禁督办，实行烟土专卖，为全粤人民所唾骂，未几靖国军遂执而诛之。是孙文、叶恭绰违背世界人道，蔑视国际信义，破坏国家纪纲，不特为龙济光、蔡乃煌第二，而祸国殃民之罪实浮于北京政府。凡我粤人尚有血气，应奋起反对，声讨其罪，庶不致暴民政治日益猖獗而烟祸流于无穷也。”广东禁烟拒赌会。藏上海档案馆，档号Q113-5-9。
(38)《广东全省商团军联防总部等反对孙文攘政代电函》，上海潮州会馆档案，档号Q113-5-9。
(39)例如1928年8月17日，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接到会员杨易初来函，称其设在广东南海县罗村乡的易昌皮革厂被李任潮派罗队长缴去用于自卫之长短枪械14支。杨易初在解释置备枪械的理由时强调，“罗村乡前年偿遭匪劫，特为自卫”，“若不发还，实难自存”。见《粤侨商业联合会与有关个人及单位来往文件》(1927-1931)，第224-225页，档号Q116-4-3。
(40)《广东扣械潮》(卷1)第2页；(卷4)第11页，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编印。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913页。
(41)《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974页。
(42)(43)(44)(45)(46)《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984、1987-1988、1988-1989、1990页。
(47)《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021页。
(48)谭人凤编《总理遗墨》第2辑；《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789页。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028、2031页。
(49)(50)《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028、2031页。
(51)见《广东南邑九江乡人关怀桑梓》，《申报》1924年8月10日。“南邑九江乡，为粤省名镇，居民经商海外，实繁有徒，旅沪者亦不下千人。近以驻乡滇军肆意蹂躏地府拿过，奸杀焚掠，甚于枭匪，旅沪乡人，非常激愤。曾于本月3日，假座粤侨商业联合会开会，议决电叩粤省当道，迅予撤退驻军，以苏民困，复电请广州商团联防总部部长陈廉伯，派队入境，维持治安。前晚(九日)复假座天津路召集紧急会议，列席者二百余人，以本乡非为军事重地，绝无驻军理由，议决分巨款，电港粤九江公会，嘱向粤省当局据理力争，务达乡人自治目的，以后不要任何军队驻防该地。并当场募集驻乡商团经费，复举定代表10人，分向旅沪乡人处劝募，俾得集成巨款，以资接济。”
(52)《广肇公所捐助广州商团经费》，《申报》1924年8月10日。
(53)《粤同乡援助商团之联席会》，《申报》1924年8月23日。
(54)《粤团体为粤商团事致广州电》，《申报》1924年8月31日。
(55)全国商联会接广州总商会会长陈廉伯等来函，粤省全省罢市，求免苛捐及还团械。删日孙文令官军炮击省城西关，又令四面放火，烧铺数千，全城抢掠殆尽，人民死伤遍地，惨酷为古今所无，乞飞速援助。
(56)当战争起时，各处均有火起，由15晨延烧至16早始熄，闻系因战事期内，无人赶救之故。其邻于火灾地点之居民，则哭声震天，多有慌至不能行者……南路、白糖街、乐善戏院、青云里、三界庙、长寿街、芦排巷、下九甫、十三行、浆栏街、第八甫、西濠口、二马路、太平路、打铜街则由东方烧至第八号意记祥及对门大兴，再隔数店，烧去43号刘诒斋、45号心泰及24号白泰来，直至16号瑞元店止，浆栏街西便烧至65号及69号浩隆止。西荣巷烧至41号德安堂，及对门怡珍、灯笼街则由东而西，烧去一半，至于十三行。普济桥、迥澜桥一带，已尽数焚去。乐善戏院前长寿街水塔脚烧去数十店，西门直街烧去数十间，第八甫北便烧至锦经纶，对门烧去生聚店，又状元坊口烧去七八户，又普济街、仁安街、同兴街、豆栏街、源昌街、东西中三约、靖远街、故衣街、装帽街、宁远坊等，或烧去大半街，或十余店。又第五甫闸脚起，烧至青紫坊金泉茶店，第三甫烧至第二甫，又上九甫则烧去数店，只十三行一隅，约烧去店铺三百间，总各处而计，约有千间，此次火灾之损失，约在千余万之巨。原因系由商团据以作战，故官军之炮火系向此轰击，而大火即由之而起矣。官军乃在观音山开炮，向西门轰击。《申报》1924年10月25日
(57)《申报》1924年10月20日。
(58)《旅沪粤人联合质问广肇公所》，《申报》1925年3月31日。
(59)《粤侨公民会筹备处致广肇公所函》，《申报》1925年4月29日。
(60)《旅沪广东自治会致广肇公所函》，《申报》1919年4月17日。
(61)《粤侨公民大会筹备处之通告》，《申报》1925年4月14日。
(62)《旅沪粤人联合质问广肇公所》，《申报》1925年3月31日。
(63)广肇公所的声明谓：“查本公所于阳历3月13日惊悉孙公中山噩耗后，经于翌日派徐君峙菘代表，到环龙路44号，随同本公所董事唐少川先生筹备孙公追悼会，加入发起之列，复助会费500元，并推举唐少川……诸君赴会与祭。经于阳历3月24日起，照总商会通告，已下半旗7天，本公所对于孙公中山，为手创民国之伟人，忝属同乡，至深悼惜”。此函未言及3月13日半旗事件。《广肇公所对追悼孙中山之声明》，《申报》1925年4月30日。
(64)《申报》1924年9月11日。
(65)粤总商会致广肇公所的电文中指出：“近年广州市政改良，政府与人民合作，刷新政治，成绩可观”。《粤商会欢迎粤商旋粤》，《申报》1926年4月。
(66)《申报》1926年5月8日。
(67)《申报》1926年8月11日。
(68)《总商会欢迎赴粤代表》，《申报》1926年8月15日。
(69)《各团体反对撤销旧商会》，《新闻报》192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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