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全球危机和新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角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把全球金融视为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迫在眉睫的问题，视为金融化与劳动力相对抗的问题。在分析金融化与劳动力的关系时，目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危机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认为，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是彼此不同又密切相关的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为标志)之后，金融自由化开始萌生，而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教义促进了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建立在有效市场和竞争的逻辑之上，倡导以自由市场为中心。其有三个基本假设：(1)市场应替代政府成为经济的引领者，只有摒弃了国家调控、干预、控制的自由市场，才能保证新古典主义的效率和完全竞争(完全竞争被主流经济学视为最理想的市场形式)；(2)应鼓励私人行为和私人投资，而不是公共行为和公共投资，因为前者有效率，追逐利润，后者缺乏效率，不追逐利润，而利润是判定生产效率的唯一标准；(3)外国投资即使不能替代国内投资，也应该是国内投资的有益补充。经济发展应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外国资本是促增长的。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国民经济发展被认为与外资直接相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倡导者声称，如果本国经济不能吸引外资，那么经济就不能发展；只有本国经济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即自由放任经济)、摒弃了任何形式的政府控制和调节后，外资才会进入。竞争是市场经济繁荣的灵符。为保持竞争性，公司应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些论调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劳动力、劳动力机制和劳动力管制将经历转变，劳动力将趋向弹性化。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讨论金融化，将金融化视为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内生过程。第二部分从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的角度分析全球劳动力面临的形势。我们认为，金融与劳动力的关系只有从阶级地位的角度探讨才能透彻。我们先简要阐述我们的阶级观点，然后从阶级过程的角度将劳动力问题与全球金融联系起来。第三部分将分析当前全球危机及其对劳动力的影响。第四部分将就新帝国主义展开讨论。很多激进人士认为，新帝国主义正在控制南方国家，已成为新自由主义进程中的支配力量和支配思想。最后，结论部分将总结本文的主要观点。 一、金融化过程 金融化①是指金融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获得支配性地位。金融的传统角色是沟通经济中的过剩和不足，从而保障实体经济有效运行。在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化进程中，金融的传统角色被颠覆。从概念上讲，当今时代是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全球化是将国家经济空间和全球空间融为一体的多维过程，其经济含义是各国国民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这里的“全球”不再是“核心—边缘假说”理论所定义的“核心”。全球空间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跨国公司、多边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某些全球组织(如G10、G20)、北方发达国家(尤指苏东剧变后的美国)，甚至还包括崛起中的南方国家(如金砖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等形成的空间。但北方发达国家不再是传统的“核心—边缘论”中的“核心”了。因全球资本循环而产生的全球空间无处不在，不能再用“北方”、“美国”等地理概念明确区分。这并不是说北方的物质空间在整个全球化进程中不再重要。②北方依然重要，但北方与其他空间(如跨国公司、全球金融机构、多边组织、新兴南方各国等)已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融合，其途径不再是传统的贸易，而是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尤其如此。但即使在殖民地时期，金融也连通着殖民地和帝国，并为后者的利益服务。 全球空间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产物，与全球化过程密不可分。全球资本主义是指通过全球资本循环进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积累。这个循环极为复杂，关系到不同层次、不同空间以不同形式进行的剩余价值积累过程，甚至包括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积累过程。例如，巴塔公司(BATA)将生产转包或外包给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企业，那么不同性质的生产过程将会交织在一起，有些类似于资本主义，有些则不同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是剥削，原因是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并不创造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不能占有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没有任何索取权。③那么，金融化和全球资本主义有何联系？这就需要分析当前全球经济中的剩余价值积累和分配过程。我们先来讨论当前金融化的主要特征。 30年来，全球经济、南方国家经济、包括印度经济都发生了巨大转变，表现为政府作用弱化、国家间经济交往增多、国际金融交易额急剧上升等。但是，最值得关注的是“积累模式”的转变：“利润增加不是通过贸易和商品生产，而是借助金融循环。”④学者们对金融化的定义不尽相同。希法亭认为，金融化是金融资本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占据支配地位。我们认为，金融化是一个过程，不仅限于金融资本占据支配地位或经济中出现食利阶层。当前金融化的特殊之处是，金融资本几乎主导了所有公司、机构、政府、社会的经济决策过程。很多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把经济发展与金融等同起来。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外国金融资本流入被视为本国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我们在此引用爱泼斯坦(Gerald A.Epstein)对金融化的定义：“……金融化意味着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从业者、金融机构在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断增强。”⑤ 对任何经济体而言，金融化的重要标志是金融(financing)、保险(insurance)和房地产(real estate)部门(合称FIRE)在国民收入或GDP中所占份额。从1973年到2005年，美国FIRE部门占GDP的份额从15.1%上升到20.4%。印度FIRE部门占GDP的份额从1973-1974年的11.73%上升到2011-2012年的16.86%。金融化程度的另一个标志是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全球外汇日交易额从1989年的5700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9万亿美元。大部分跨境外汇交易发生在金融资本流动账户中，而不是国际贸易流动账户中。据报道，从1984年开始，美国金融机构利润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非金融企业(NFC)。克罗蒂(James Crotty)研究了金融市场与大型NFC的关系演变，归纳出两种变化：“其一是金融从业者信仰的转变，即从对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Jr.)观点的含蓄接受转变为具有‘金融化意识’。在钱德勒看来，大型NFC是低流动性资产的组合(即难以迅速变现，或变现时必然会出现大幅价值亏损的实体性和组织性资产)，NFC的目标是长期增长和创新。但是，在‘金融化意识’下，NFC被视为具有流动性的投资组合单元，总部必须不断地对其重组，使其股价在所有时点处于最大化。其二是管理层薪金结构的重大改变。原来的薪金与公司的长期盈利相关，而现在的薪金与短期股价变动相关。”⑥因此，金融化是一个过程，它使金融资本或金融动机成了所有决策的出发点。 从宏观上看，北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化进程与总体上缓慢的经济增长相关”。帕利(Thomas I.Palley)认为，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进程具有如下特征：(1)金融部门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与非金融部门相比上升(从1973年到2005年，前者从9.7%上升到31.5%，后者从90.3%下降到68.5%)。(2)债务(扣除循环信贷)占GDP的比例上升(从1973年到2005年，该比例从136.3%上升到207.3%，快于GDP的增长速度)。(3)抵押贷款占GDP的份额增加(从1973年的48.7%增加到2005年的97.5%)。(4)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从1973年的45.2%上升到2005年的94%)。(5)NFC债务占全部非金融部门债务的比例下降(从1973年的26.2%下降到2005年的19.8%)。(6)家庭债务占国内非金融债务的比例上升(从1973年的33%上升到2005年的43.9%)。(7)FIRE占GDP的比例上升(从1973年的15.1%上升到2005年的20.4%)。(8)总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下降(从1973年的17.7%下降到2005年的16.5%)。(9)劳动生产率上升，真实工资或报酬的增长则停滞。(10)金融创新加速，新形式的衍生工具几乎每日翻新。(11)金融部门通过不同的债务形式增加债务创造。 工资的停滞和个人收入分配的变化伴随着收入功能性分配的变化。帕利认为，在一种假想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功能性分配表示如下： Y=CS+WS (1) Y是国民收入，CS和WS代表资本份额和工资份额。 现在，工资份额(WS)在管理者(MS)与工人(LS)之间分配： WS=MS+LS (2) 资本份额(CS)在利息(I)与利润(Ⅱ)之间分配： CS=I+Ⅱ (3) 利润(Ⅱ)进一步在金融部门(ⅡF)与非金融部门(ⅡNF)之间分配： Ⅱ=ⅡF+ⅡNF (4) 因此，将(2)、(3)、(4)代入(1)式，得到： Y=MS+LS+I+ⅡF+ⅡNF (5) 保证金融利润(ⅡF)和利息(I)份额的增长，是金融部门的利益所在。但是，MS也要相对于LS有所增长，因为管理者(无论金融公司还是非金融公司)为股价市值最大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要给他们足够的激励。 根据上文(5)式，我们对金融化时代做出如下结论：(1)管理者(MS)占总工资(WS)的份额上升，工人份额(LS)下降。(2)管理者占国民收入的份额(MS/Y)上升，工人份额(LS/Y)下降。(3)资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相对于工资份额上升。(4)利息占国民收入的份额(I/Y)上升。(5)金融部门利润占全部利润份额(ⅡF/Ⅱ)上升。(6)金融部门利润占国民收入份额(ⅡF/Y)上升。(7)非金融部门利润占国民收入份额下降(ⅡNF/Y)。 上述结论可以从美国经济(1973-2005年)中找到证据。例如，美国公司利润占经济总报酬的百分比从1973年的22.3%上升到2005年的25.8%；金融利润占GDP的比例从1973年的1.6%上升到2005年的3.6%；金融利润与非金融利润的比率从1973年的0.257上升到2005年的0.432。这些经验数据验证了美国经济的三个趋势：国民收入从工资转向资本，总资本份额中的利息份额增加，总利润中的金融部门份额增加。在过去30年中，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管理者薪酬都呈爆炸式增长。1979年，CEO的薪酬是工人平均工资的38倍；到2005年，这一数字已激增到262倍。 南方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除外)也经历了实体经济的缓慢增长。如上文所说，克罗蒂发现金融化改变了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关系——实体部门被金融部门操纵，为金融部门的利益服务，且正在被纳入金融部门，成为其组成部分。企业不再是实物资产与真实资产的组合，因为实物资产和真实资产在公司清算或变卖时才能实现其流动性。在当今时代，生产单位被视作实现金融价值的渠道，管理者们竭尽全力实现市场价值最大化，即公司股票的市值最大化。管理者如果能够在此过程中提高公司的价值，就会得到报酬。因此，公司实体经济运营退居其后，金融操作变得最为重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少数阶层的金融利益压倒一切，这些阶层即是经典著作中所指的食利阶层。 因此，在金融化进程中，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创新、金融精英获得了对经济、包括经济政策的更大支配权。作为一个团体，金融精英加强了对政府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在一些南方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其政府竞相吸引全球金融资本。政府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倡导者们声称，没有外国资本流入，南方国家的发展进程就会停滞。⑦ 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金融化与全球资本主义有着怎样的联系？金融化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我们居住的世界不是希法亭所定义的金融资本世界(金融资本主导着工业资本)。在当今世界，金融利益和金融精英在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施加影响，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界线模糊了，金融资本是工业资本的目的，反之则不成立。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援引马克思的两种不同的剩余价值积累循环。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是在M-C-M′的循环中产生的，M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首次投资，然后通过劳动过程(LP)转变为商品(C)。商品接着通过商品市场转变成(货币)价值(M′)。货币价值M′大于最初投资到商品生产中的货币(M)。M′与M的货币价值差额就是剩余价值。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球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运行方式。如前文所述，全球资本主义是通过无数彼此相连的、复杂的全球循环运行的，并通过这个遍布全球的循环网络得以繁荣，即产生剩余价值。因此，全球化是必要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自由市场才会保证剩余价值在各个循环节点上的顺利累积。⑧应注意的是，在各个节点上，劳动力仍是价值增加的来源，即创造或生产剩余价值的来源。剩余价值随后在不同的阶级和团体中分配，从而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再生产提供必要条件。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就是利润。 但是，马克思也暗示了另一种循环M-M′的存在，即最初的M直接转变成M′，期间不产生任何产品。同样，M′大于M，M′与M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我们可以合理地将之假定为当前金融部门和金融公司中的典型循环。但问题是，最初的金融部门的M从何处产生？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存在三种可能性。 1.金融部门的最初投资可能来自国民储蓄。那么，金融化就需要较高的储蓄率作为条件。富有阶层的边际储蓄倾向高，因此，只有当收入分配偏向富有阶层时，才会产生高储蓄率。根据我们的观察，印度的家庭储蓄率自1991年起显著增长⑨，当时正值经济自由化开始起步、收入不平等逐渐扩大之时。因此，加剧收入不平等是提高储蓄率、使资源流入金融部门的必要条件。⑩在那些国内储蓄率低或停滞的经济体中，则可借助外国储蓄提高国民储蓄(11)，这些储蓄的主要形式是金融资产，主要表现为金融部门的债务。因此，金融化进程与金融部门的债务创造能力息息相关。 2.M也可能来自公司的剩余价值。如上文所述，大部分公司储蓄都被投资到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衍生产品)中。这与房地产部门的剩余价值创造过程密切相关，我们将在第三部分展开讨论。更多的投资要求：(1)房地产部门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2)减少对实体部门的再投资，使更多的剩余价值流入金融投资领域。实体部门因此面临着增长的困境。当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被投资到金融部门以保持剩余价值积累的循环时，劳动力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原因是，为保证剩余价值的积累、进而保证剩余价值流向金融部门，只能采取提高劳动生产率、控制实际工资增长的手段。 3.第三个可能是通过M-M′循环将金融部门产生的剩余价值再投资到本部门。金融部门产生的剩余价值或通过M-M′循环作为薪酬分配给管理者，或分配给其他为金融部门的存在提供必要条件的部门(如政府税收部门)。余下的剩余价值将作为部门利润被重新投资到金融部门。 因此，金融部门循环中的M可以追溯到国民储蓄、实体部门的剩余价值和金融部门的剩余价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有利于剩余价值转移并将之积累于金融部门。金融创新带来的各式衍生产品帮助剩余价值从最初的金融部门的投资M膨胀成M′，产生出金融剩余价值M-M′。全球资本主义通过金融部门的运行网络榨取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也是积累的金融化。斯威齐(Paul Sweezy)指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始于1974-1975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呈现出三种密切相关的趋势：(1)实体经济增长整体放缓；(2)垄断或寡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增殖；(3)资本积累过程金融化。当实体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企业手中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时，为了保持并扩大货币资本，企业需要更多的金融产品。结果，金融机构增多，创造出更多的金融工具——期票、期权、对冲基金等。现在，到了新自由主义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新自由主义开始放松金融管制。一般而言，价值积累会导致实物资本的形成，进而扩大社会总产出。但是在今天，积累呈现出金融化特征，积累服务于金融利益，而不是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利益。价值积累日益变成金融的附庸。金融化是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全球资本主义通过投机性扩张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积累，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扩张最终会破坏整个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衰落。在整个过程中，工资份额下降，劳动者利益受损，实体经济受到破坏。整个系统的风险最终都将由劳动者承担。下文将通过阶级过程把金融化时代的劳动力和金融联系起来。我们首先来探讨阶级过程的含义。 二、金融化时代的阶级过程和劳动力 在实体经济的剩余价值产生过程中，劳动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剩余价值积累(12)取决于非剩余价值生产者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程度(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转化为剩余价值)。可以设想两种占有过程：非剩余价值生产者占有剩余，以及剩余价值生产者占有剩余。前者具有剥削性，因为剩余生产者生产的剩余(劳动)被非剩余生产者占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封建主义生产过程(或劳动过程)(13)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剥削性，而后者不具有剥削性，因为剩余生产者占有自己生产的剩余。为什么必须区分剥削性生产过程与非剥削性生产过程？因为，无论在生产过程内部还是在生产过程外部，剩余的分配都由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决定。毋须赘言，在非剥削性劳动过程中，剩余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以保证劳动过程的长期再生产。而在剥削性劳动过程中，分配主要服务于为剥削性生产过程的存在和再生产提供必要条件的人。因此，从剩余价值分配的角度看，区分剥削性生产过程与非剥削性生产过程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进一步从阶级过程的角度分析。 经济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生产、分配和消费。根据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逻辑(14)，这三个要素作为三个过程被多元决定，三者互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社会层面。在社会层面，经济过程、政治过程、文化过程和自然过程相互矛盾、不断冲突、不断变化。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金融化交融的时代，劳动力具有了新的性质：劳动力是流动的，不再是固定的。本文中，我们将劳动力视为在生产过程中变动着的过程，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固定劳动，并揭示了在全球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中经济和社会所经历的嬗变。我们认为，为了进行更大规模的资本积累，金融利益要求劳动过程发生转变，即劳动力弹性化。这种转变可能是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的、永不停歇的演变和否定。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那么这种转变应被理解为几个异质的阶级过程，它们在某一时点上共存于某个社会层面。如果从阶级转变的角度分析劳动转变，我们就必须探讨不同劳动过程的问题。这些劳动过程已经存在，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并在全球资本的主导下影响着剩余价值积累。 我们首先分析劳动过程。劳动过程是最基本的概念，它影响着所有的阶级过程。之后，我们将阐述传统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当前的流动劳动过程理论。 我们分析的切入点是马克思的剩余劳动理论。生产是用劳动和生产资料创造商品和服务的过程。劳动者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过程被称为劳动过程。劳动者的肌肉、神经、情感参与其中。劳动过程(劳动者利用其肌肉、神经、情感)创造了剩余(劳动)，从而形成资本积累；劳动过程是生产过程产生剩余(劳动)的唯一原因。因此，阶级是生产、占有、分配、接受剩余(劳动)的过程。(15)剩余劳动是全部劳动扣除了支付直接生产者(劳动力所有者)劳动之后的剩余。(16) 分析了劳动过程、阶级过程之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固定的劳动力，即劳动者在工厂(手工作坊)中从事剩余劳动的生产。在金融化时代，劳动是弹性的、流动的。流动劳动不再局限于工厂之内。更确切地说，流动成了劳动过程的基本特征。我们构想了两种流动形式：(1)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岗位之间的不断流动，或在就业与失业之间转换；(2)劳动力在不同地点之间的不断流动，这种劳动过程可以表现在建筑工地上、农田中(绿色革命后，农业劳动力在收获季节后离开自己的居住地)、火车上(如小贩兜售小工厂生产的商品)。劳动过程的形式不同，与剩余生产的联系也因此不同。我们可以依此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劳动过程：(1)直接产生剩余劳动，直接导致资本积累；(2)不直接产生剩余劳动，但为剩余劳动的产生和占有提供必要条件，促进剩余劳动的产生。这些人也因此得到了部分剩余劳动。例如，火车小贩没有直接参与商品的生产，因此他不是剩余劳动的生产者；但是，通过售卖产品，他帮助剩余劳动的占有者(非剩余劳动生产者)获得了剩余劳动，从而使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小贩得到了部分剩余作为报酬，数额可能等价于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足够维持其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部分剩余劳动的接受者，小贩具有了“附属的阶级地位”，而生产产品的工人，作为剩余劳动的生产者，具有了“主要的阶级地位”。雷斯尼克(Stephen A.Resnick)和沃尔夫(Richard D.Wolff)认为，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过程就是“主要的阶级过程”，而剩余劳动的分配和接受过程就是“附属的阶级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剩余劳动(价值)的占有者也是剩余劳动分配的决定者。因此，剩余劳动被谁占有是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不是想强调具有主要阶级地位的人比其他人重要。事实上，主要的阶级过程与附属的阶级过程彼此互为组成部分。我们也不想强调经济过程比其他社会过程(如政治过程、文化过程、自然过程)更重要。根据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逻辑，阶级作为一种经济过程受上述过程和其他经济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 从阶级过程的角度，可以把流动劳动分成两类：基本的阶级过程和附属的阶级过程。这两种阶级过程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也可能是非资本主义的。以市场为导向、导致(货币)价值产生、剩余劳动转变成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的，反之则不是。一般来说，大多数阶级过程是剥削性的，即剩余占有者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但是，有的阶级过程仍然是非剥削性的，即直接劳动者生产了剩余价值，并占有自己的剩余价值。例如，人力车夫拥有生产资料“人力车”、从事剩余劳动并自己占有剩余劳动。这种就是古老的、自我剥削的或自足的阶级过程，与其他阶级过程共同存在。这表明，如果从流动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过程和相关劳动过程是异质的。整个宏观经济的概念被分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几种或多种互相联系的异质阶级过程构成的经济。 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几种阶级地位：(1)他可能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占有主要的阶级地位和附属的阶级地位。(2)他可能同时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中占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主要的阶级地位(在一处以“流动劳动力”形式从事全职工作，在另一处兼职工作)。(3)他可能在两种不同的生产过程中分别占有主要的阶级地位和附属的阶级地位。(4)他可能占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主要阶级地位，比如，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是封建主义的。 上述罗列并未列出所有可能性，但足以说明流动工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或不同地点)占有不同的阶级地位。这并非流动劳动力的特有性质，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固定劳动力也是如此。但是，与固定劳动力相比，流动劳动力为维持生计占有几种阶级地位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劳动力在全球资本的猛烈攻势下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风险。 不断扩张的全球资本循环使个体流动劳动者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风险。资本循环不断剥夺自耕农的生产资料——土地，打断了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从自我维持(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转变为流动的生存方式，而流动的含义不是从一种状况/困境流动到另一种状况/困境，而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旅程，是将一个人的“暂时的”、“偶然的”、“无规律的”、“流动的”、“季节性的”或“时间性的”一生劳作转变成“规律的”、“永久的”劳作，而目的或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剩余劳动，或是为剩余劳动生产过程的存在和再生产提供必要条件。这种转变至少通过三种过程实现：(1)城市化过程；(2)工业化过程，包括设立经济特区；(3)自然过程。在前两个过程中，全球资本与劳动过程直接相关，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两种方式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但是，自然过程也同样危及大部分农民自我维持的生存方式。 经济空间的非正式化趋势越来越强，甚至影响到像黄麻纺织厂这样的传统的正式经济空间。当对新型物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大时，劳动力流动趋势就越来越强，在未来更将不断强化。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趋势不仅出现在南方发展中国家，而且出现在北方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劳动者的生存风险，需要重新审视劳工组织，即传统行业工会的作用，需要关心劳动者的安康——他们的安康真正反映了人类生存状态的转变。与固定劳动者相比，流动劳动者更分散、更分裂、更远离政治。这种非正式化的趋势不仅出现在南方国家，在北方国家也同样明显，蒙克(Ronaldo Munck)将之称作“巴西化”。 借用布雷曼(Jan Bremen)的概念，这些流动劳动力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拘无束的”工人。它们面临着一个没有起点或终点的旅程，工作的流动性、多变性影响着这些男男女女的生存方式，使他们置身于风险之中。微观层次上的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即基于阶级或需求的流动)应被理解为宏观上对抗全球资本和全球化浪潮的行为。 无论正式劳动力还是非正式劳动力，都面临着弹性劳动机制。我和森(Sunanda Sen)把劳动力弹性分为以下四类。 1.数量弹性：“调整工人的数量，以适应需求水平的不断变化和技术革新”。数量弹性化要求：(1)公司解雇技能过时的工人；(2)雇用新的合同工或临时工，即可轻松裁掉的工人。数量弹性化是劳动力弹性化的最重要含义。10年来，这种做法在很多国家屡见不鲜。数量弹性化也是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背后推力。” 2.功能弹性：“单个企业重组劳动力的能力，以适应技术变化导致的工作水平多样化。这也取决于工人适应工作变化的技术和能力。功能弹性的主要方法仍是工作轮换、多技能培训、再培训、内部流动等。这些做法一旦确定下来，企业雇用新工人的热情就所剩无几了。大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越来越执迷于这些做法，使用现有工人既可保证多种工序的顺利执行，又可降低劳动力成本，何乐而不为？” 3.工资弹性：“公司根据成本竞争力和市场产品需求的变动情况调整工资的能力。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劳动力法规，特别是最低工资立法，被视为工资弹性化面临的主要障碍。但是，也可采取一些方法消除这些障碍，如允许企业自主调整工资、限制工会等阻碍工资下调的组织的权力等。主张工资弹性化的人声称，工资弹性化可以帮助劳动力进行必要调整，达到劳动力市场出清。” 4.时间弹性：“根据产品需求的时间变化和/或季节变化调整劳动时间。劳动力的时间弹性使企业能够轻松实施加班计划，而不需要调整雇佣工人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印度)，这些做法越来越盛行，工人的临时雇佣化和合同化替代了标准的福特主义的劳动合同和惯例。”(17) 这四种弹性都有助于建立一种便于积累更多剩余价值并将之分配给金融部门的劳动力机制。这就是金融化与劳动力的关系。当前，下列观点应引起重视。 1.金融化内生于劳动过程中，因为经济金融化可以使更多的剩余价值流入金融部门，弹性劳动力机制为此提供了保证。我们否认存在一种独立的/自主的金融循环，即自我驱动式的金融循环。通过全球资本循环，剥削性阶级过程产生的剩余价值不断积累，并源源不断地流入金融循环，最后分配给金融部门，用以维持M-M′循环。 2.金融资本的全球循环体系是建立在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之上的。这种积累过程衍生于多种剥削性的阶级过程之中。 3.金融化时代的劳动力更为碎片化，劳动过程呈现出离土化、非正式化趋势。流动劳动力是劳动力的当前形式，与二战后的固定劳动力不同。 4.金融化程度与剥削程度成正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剥削的主要特征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南方国家更为明显，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西方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积累。根据马克思的论述，18—19世纪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以失地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为特征，但当前资本原始积累的特征不是无产阶级化，而是技术进步替代了劳动力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降低。我们发现，劳动后备军的数量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增长，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加入了流动劳动者的行列。 我们可以在印度找到金融化与弹性劳动相关的经验性证据。森指出，印度金融部门出现了下列变化：“自1991年以来，印度的金融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一样经历了大规模改革。改革措施包括：经常账户可兑换(从1993年开始实施)；放松管制；利率结构一体化；取消优先级信贷；实施财政部门市场化借款，停止从印度央行进行官方借款(即“赤字财政”)；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性条款实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调整贷款；鼓励利用外资，包括国际间接投资(FII)；逐步向卢比通兑制过渡。”(18) 我们可以发现，印度经济因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启动了印度金融化过程)出现了下列变化：(1)国外资本流入激增，FII主导的证券投资份额上升。(2)改革后股票市场资本总额迅猛增长，二级市场交易额快速上升。(3)股票价格和交易量波动幅度增大。(4)从1992年开始，资本市场放松管制使FII更容易进入印度股市；在股市、外汇市场、近来的商品市场都出现了衍生工具交易。(5)金融部门投资回报率高于工业平均回报率。(6)公司(包括银行)证券投资组合出现变化，资产中的股票份额增加。 现在的问题是，金融化对劳动力尤其是工业劳动力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的研究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在金融化时代，印度经历了持续20年的无就业增长。(19)1994-2004年，印度正规部门的年就业增长率是负值，为-0.38%，低于1983-1994年仅为1.20%的年平均增长率。考虑到《印度工业年鉴》对工业集团有上百种分类，我们可以进行分类分析。高增长率行业(1991年至2013年平均增长率达到或超过20%的行业)的就业增长率很低。(20)制造业工作岗位在1987-1988年财政年度末为约570万，从1999年开始下降，2002-2003年末降为474.4万，之后仍保持下降态势。该时期也是印度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时期。低增长行业(年均增长率低于5%)的就业增长率也是如此。(21) 2.有充分的经验数据表明，技术(资本—劳动比)对就业有负面影响，尤其在高增长行业。我们预计，金融化时代将出现系统性的技术替代劳动的趋势，即雇主在全球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新机制下采用削减成本策略。(22)企业发展呈现出两种趋势：规模不变和成本降低。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企业偏好于将剩余价值投资到金融部门。 3.在后改革时代，制造业年产量出现剧烈波动。进口准入的放开和出口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这种波动更为严重。就业也出现了相应的波动。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上文所说的四种弹性。就业波动在高增长和低增长行业都很显著。产量波动的代价最终仍由劳动力承担。 4.就业模式标志着印度经济近些年来的两个显著变化：(1)劳动力的临时雇佣化；(2)单个劳动者个人工时的增加。这两点都有官方数据支持。无论是长期雇佣工人还是临时雇佣工人，其平均工作时间都增加了(劳动时间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力增长率)。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并提供极其恶劣的待遇，是导致就业率走低的部分原因。(23)临时雇佣化、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资或根本不付工资，这些都是劳动弹性化的表现形式。在金融化背景下，如果把剩余价值再投资到工业，其边际收益率就会非常低，好在劳动弹性化为雇主削减成本、维持利润率提供了方便。 5.印度经济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工作空间的非正式化，蒙克曾把北方国家出现的类似现象称作“巴西化”。金融化时代出现了两种不断强化的非正式就业趋势：(1)非正式部门对失业劳动力的吸收增强；(2)正式部门的非正式化趋势增强。后者表明了正式部门的临时雇佣化趋势。所以，一方面，非正式工作岗位增加，生活成本上升，工人难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正式工作空间逐步向非正式转变。这就是全球劳动弹性化的典型特征。非正式部门可能有两种类型：(1)非正式部门与资本的全球循环相关；(2)非正式部门与资本的全球网络无关。但是，这两种部门的劳动力处于同样的境地：工资水平低(有时得不到工资)，未来没有任何保障。随着正式部门的失业工人越来越多，而外部工人又无法进入正式部门，非正式部门成为工人们得以安身的唯一选择。但是，即使在非正式部门(特别是在第一种非正式部门)中，资本的全球循环仍然发挥着威力，仍然在榨取剩余价值，以攫取投资维持全球金融循环。 6.劳动弹性化与劳动保障直接相关。劳动保障主要包括影响劳动者生存的各种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就业状态，包括当前的和预期的就业状态。(24)此外，对有工作的劳动者而言，劳动合同条款对劳动者利益的保障也很重要。劳动保障在劳动弹性化时代已不复存在，因为，如果为劳动者提供保障，企业成本就会上升，这对于把削减成本奉为生存策略的企业而言是无法接受的。此外，来自政府和/或社会网络的支持也会影响劳动者的经济状态和社会状态。由于无法在企业谋得一份工作，来自其他领域的支持成了劳动者生存的唯一指望。 7.金融化对劳动政策影响巨大。各国的劳动法规变得更具灵活性，而在印度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之下，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如果翻阅国家劳动委员会(NCL)起草的修改《国家劳工法》的建议报告，我们就会发现印度政府对具有充分弹性的劳动机制的推崇。我和查克拉巴蒂(Anjan Chakrabarti)调用了NCL的报告，揭露了政府不遗余力修改《国家劳工法》的意识形态根源。NCL是从资本角度诠释劳动力的，其政策目标是迫使劳动力为印度的竞争性资本主义扩张服务，特别是为金融部门的利益服务。通过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发现NCI如何偷换了劳动力、工作日、工作文化以及劳动者权利这些概念。 在放松管制的机制下，企业金融新规则对劳动力造成了致命打击。这不仅发生在印度，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金融化是金融获得支配地位的过程，影响着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短期金融资产(又称为“可立即兑现的资产”)能够带来快速的附加收益，为工业企业提供了富有吸引力的选择。在此刺激下，工业投资也要求获得类似有竞争力的回报。但是，经济缓慢增长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不愿冒险雇用更多工人扩大生产规模，宁肯从已有的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其做法是，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使其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工资(必要劳动)及其他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具体而言，企业可以用技术替代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这就是弹性劳动机制。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劳动弹性化，没有大规模失业，金融化就无法维持：如果实体经济无法迅速为金融化提供所需的剩余价值，金融化就无法扩张。最终的结论是，金融化需要通过弹性劳动机制使劳动者境况更为悲惨，才能榨取金融扩张所需的剩余价值。新自由主义政府通过两种措施——放松金融管制和用弹性劳动机制管制劳动力——为金融化扫清了障碍。 问题是，通过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弹性劳动力机制和全球资本主义打造的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能否持久？以金融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有着内在的短期性。金融化的招牌是快速投机回报，金融投资能否在全球资本循环中快速实现投资回报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因此，总体上缺乏对一些重大问题的长远考虑，如剩余价值积累新模式能否持续、如何发展、实体经济如何壮大等。我们认为，金融化提高了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30年来，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频发于多地即是例证。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危机仍在西方持续，而政府妄图通过进一步压榨劳动力来消除危机的企图注定会失败。这个问题将在下部分讨论。 三、全球危机和劳动力 我们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理解全球危机。首先，我们假定有一家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企业，其总部位于印度，满足下列阶级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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