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组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组织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广东的一家雨衣厂发生了一场烧死68名工人的火灾。一名来自湖北的女工是这次火灾的幸存者之一。事情过后，她决定再次回到深圳，她说：“这就像是经历了一次转世投胎一样，而你又选择了做人。”是什么激励着她和其他人都有的那种坚韧不拔的决心呢？劳动力市场是如何组织从而使得中国青年农民有可能大规模地转变成工人的呢？这又将给工厂制度模式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流动民工潮”
自从1987年以来，在中国内地，每年春节期间的“民工潮”都会将主要城市的火车站堵得水泄不通。正如这种现象所警示的那样，这只是巨大的移动冰山的一角。在中国的主要城市里，“流动者”也就是指那些采取临时迁居但其合法居住登记仍然在原居住地的人， 其数量到1990年达到了8000万。大部分迁移者都流向珠江三角洲地区， 尤其是流往出口加工工厂集中的县和镇。1990年，深圳市167万总人口中， 有98.07万（58.7%）都是临时住户或“流动人口”。
中国内地和香港学者所做的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都同意官方新闻界所说的“流动民工潮”所具有的好几个关键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就是，女性比男性占据了流动人口的更大部分。国家统计局所做的1987年调查表明，来自广东省范围内的58.3%的流动民工以及来自外省的63.2%的流动民工都是女性。而且， 来自农村的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省内流动中女性占63.4%，跨省流动中女性占75.4%。类似的性比率失衡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也有反映。
迁移人口大部分是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是第二个特征。一项关于1986年74个城镇的迁移人口的研究发现，在那些从村迁到镇的人中间，56.6%的人都位于15—30岁年龄组。另一项关于1986年北京临时工的研究发现，所有临时工的73%都不到30岁。在迁移人口最喜欢去的珠江三角洲的几个地区，有一项研究甚至发现了更高比例的年轻迁移者：在东莞、深圳和珠海其比例分别是86.1%、73.5%和61.0%，而且都处于15—29岁年龄组。
关于迁移者的教育水平，许多研究都表明其总体教育水平较低。一项研究发现，在广东，不到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占所有迁移者的比重高达87.3%。很大比例的迁移工人都进入了工业生产和建筑业工作领域。尽管有报告说，浙江和江苏迁移者恢复了他们传统的非农业领域如裁剪、家具制作、弹棉被和做买卖等，但迁往广东的迁移者的情况明显不是如此。例如，在深圳宝安区，61.46%的临时人口都在工业领域， 而另外11.51%的人在建筑业领域。
当然，我们在利用关于流动人口的官方统计资料时必须非常谨慎。正如劳动部的一位官员会见我时所坦言的，“我们没有关于外来工人的统计资料，他们太多了，而我们（劳动部的官员）却太少了。他们来去那么迅速，以至于他们的雇主有时也无法弄清他们的行踪。计算这些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独立的调查研究一致集中在流动劳动力的某几个特征上，这个事实使得在这里描绘的总体图景变得可信。
总之，各种研究表明，从80年代中期以来，在广东省，大量年轻、单身的来自农村的女性渴望成为劳动密集型工厂中的非熟练工人。大部分工人（73.8%）都是初中文化水平，而10%的工人只具有小学文化水平。
对每一个已经进入工厂的年轻人来说，总有许多其他的人也在等待着进厂的机会。与工人们的深度访谈揭示了促进这种重要的人口移动的环境，展现了从农田到工厂的跨越了几千公里的路途，也表明了使得整代中国农村年轻人苦苦追求自己的目标成为可能的复杂的支持网。
超越家庭经济生存
让我们从农村年轻人离开其土地的动机开始我们的讨论吧。学者和新闻工作者都认为，迁移者所在的农村与他们想去的城市之间存在的经济差异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例如，《农民日报》采访了中国社会学家，他们认为人们离开农村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原材料不断增长的开支，为了开阔眼界和挣钱，为了减轻家庭因为遭受食物短缺或自然灾害的打击而带来的经济负担。《人民日报》也报道了湖北北部农民普遍持有的观念，即认为“只要一个家庭中有一个人在村子外面工作， 整个家庭的衣食问题就解决了”。学术研究认为，迁移者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例如，有一项研究发现，工人的迁移平均每年带来1000元人民币的收入的增长。
在我们最初的谈话过程中，工人们几乎普遍地而且“自动地”将家乡的贫穷看作是他们来深圳的主要理由。的确，我曾经与之交谈的许多女工都汇款回家以偿还家庭债务。
然而，当我继续进行更多的宿舍访谈并建立了更加信任的相互关系以后，女工们开始坦言她们最初觉得不好意思告诉一个陌生人的自己的动机。这些年轻的农村女性出来居然还为了逃脱父母的控制和各种家庭责任。在这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经济原因是不重要的，而是说只把收入的增加作为证据不足以说明这些人，不足以说明他们挣钱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工人们想去工厂工作而没有去服务业或商业部门工作。年轻的农村迁移者出来工作是为了支持农民家庭经济这一固定的解释模式失败了，并不是因为它是错的，而是因为它过于简化了他们的复杂考虑和动机。这其中要经常涉及工人们包括经济和社会利益在内的个人利益与其家庭需要和期望之间的权衡。进行长距离的迁移使得这些女工可以保持与其家庭的自然距离，同时将收入寄回家又可以作为对不愿承担的家庭义务的替代或补偿。对亚洲其他地方年轻女工的研究也告诫我们，在解释女性进入工厂就业时，不要不加批判地运用“家庭策略”模式。
最后，工资的重要性必须在经济的定量的角度之外加以考虑。尽管工厂的工资少于一个女理发师、女服务员或女售货员所挣的，然而，工厂工资仍然是女工们所努力追求的，因为工厂工作而不是服务工作象征着一种与未婚女性身份相吻合的有纪律的受到限制的工作生活。总之，将女性进入工厂的多重动机简化为女性生存的经济压力，使得我们无法理解工人在生产上的行为。
边缘化与自由
对工人们家庭情况的询问主要指向父亲和儿子的各种教育和商业追求，而女儿通常是农活中可有可无的剩余帮手。农民们的女儿所处的边缘化的经济地位意味着她们可以在像深圳这样遥远的城市自由地获得全新而又危险的经济机会。在深圳找工作的不确定性减轻了家长对迁移的女儿所挣工资的依赖程度。年轻的女性甚至说，在她们没有找到工作时她们还要依赖父母的经济资助。而且，工人们在汇款的数量和频率上的巨大差异也告诫我们，在理解她们的动机时不要采取经济学家的简化主义。
农村年轻女性在迁移到南方成为工人之前，她们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与迁移工人的交谈揭示了一种模式，即家庭资源是用于资助男性的教育或小本生意的。男性的这些追求通常都是在家乡的农村或者附近的城镇进行。当家长同意女儿离家去工厂就业时，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地是为了减轻家庭的生存负担而不是依靠女儿的汇款来维持生存。
在农村，大部分父母都重男轻女。他们认为女孩最终将嫁人离开家，因此在他们老的时候将依靠他们的儿子。因此，他们让他们的儿子受更多的教育。许多农村都只有小学，而如果要到城镇上中学，继续上中学的孩子就必须支付额外的食宿费用。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他们就不得不支付双倍于城市户口的钱。这些孩子几乎都是男孩。
当女工们的弟弟们还要继续学习更长时间的时候，结婚的姐妹们就离开了这个家。已婚的兄弟与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并一起种庄稼和喂养牲口维持生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在村子里从事手工艺或服务业工作以挣得额外的收入。一个通常的模式就是这些男性在农忙季节耕种农田，而日常家务料理就留给他们的母亲、妻子和妹妹。在农闲季节，这些男性就从事短期的建筑业工作、做衣服、理发、制作家具或农业用具、为学校拍照或者给同村村民的牲畜治病，同村村民因为他们提供的各种服务而付费。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家庭都从事手工艺生产或服务业工作。那些没有从事这些工作的家庭其经济状况就更糟糕些，而那些来到南方打工的北方男性通常来自那样的家庭。雇主们在流水线生产方面更偏爱女性工人，这使得大部分男性迁移者进入到建筑业领域工作。
对农民来说，大多数挣钱而又稳定的非农业工作总是与资本或者父亲传男不传女的手工艺有关，所以，女儿发现她们自己“在家总是无事可做”。那也就意味着她们没有办法挣得现金收入。
女工们的家庭很少完全依靠她们在南方挣的钱。另一方面，女工们也意识到，在无路可走之时，她们可以回到家乡生活。一位质量监督领班以一席很有洞察力的话语总结了工人们的总体状况：我认为香港工人的状况比中国大陆更糟糕。比如说我，如果我不想在这里工作，我总是可以回家去种地或者做点别的什么。但是，香港工人除了给他们的老板工作还能做什么呢？他们没有任何土地可以维持生计。在这里，我可以炒我的老板——辞职……在家里，你不需要太多的钱就可以生活得很舒服。在农村，我们可以去打鸟、去河里游泳、骑自行车兜风、与朋友聊天。但是，在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任何事情你都需要花钱。那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想呆在这儿一辈子。但是，出来见见世面使自己变得聪明倒是件好事。这儿对你来说将会是很好的锻炼，因为你可以学会为人处世。等我们回家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胜过那些没有出来过的人。
离家
成为一个迁移工人使得许多年轻女性可以推迟父母包办的订婚，希望最终能解除它。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非常辛劳的农活是女儿承担的家庭责任的一部分，这也使得她们跑到南方，在那里，工厂至少意味着免遭太阳晒。
何奇琼（音）（22岁，四川人）在加入去深圳的人的行列之前，在村企业中作了几个月的临时工：“那是一个做纸扇的工厂。在那里，挣钱非常少，一个月只有40—50元钱，吃饭还得自己掏钱。一个月回家一次。实际上，当我在家时，我父母就给我所需要的零花钱。当我后来长大时，我就不好意思向他们伸手了。那时候，‘深圳’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人们说，那里非常好玩，而且工资很高。这是真的。这儿的生活很有节奏。这儿不像农村，永远有做不完的农活。你做完了这些事，又总是有另外一些事在等着你。那时，我非常羡慕那些有正常工作时间，如一天8小时工作时间的人。因此，我来到这里了。”
家庭和工作地点之间的自然距离也是女性逃脱父母包办婚姻的重要策略。从访谈中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当孩子达到17岁时，农村父母就给他们订婚，这种做法是非常普遍的。真正的结婚要等好几年才能进行，而在中间这段时间，双方及双方家庭就相互熟悉，而且新郎送的礼金会巩固这种家庭关系。奇英（音）的情况表明了女性是如何利用订婚与结婚之间的这段空隙时间到遥远的深圳工作，并最终导致了订婚关系的瓦解的。从更一般的角度来说，在深圳工作已经成了女性推迟结婚的一个借口。实际上，对她们来说，理想的情况是：她们在深圳工作的过程中，自己认识一个男朋友。通常，她们会遇见来自同一个村的人或者同一个县的附近村庄的人，并以老乡的名义聚在一起。如果她们呆在家乡，就永远也没有机会遇见他们。
个人目标：教育、婚姻和城市生活
除摆脱家庭负担和父母的要求之外，一些女性还有自己追求的非常具体的个人目标，而薪酬工作是实现她们的职业或婚姻计划的一种方式。例如，乔红玲（音）（19岁，湖南人）对我解释说，如果她呆在家乡，她的父母会给她足够的钱生活，但不能给她足够的钱去“做大事情”：“当我来深圳时，我在想如何挣钱来支付我的学费，我想成为一个（村中的）赤脚医生。我的舅舅是一名医生，他已经答应教我，只要我两年给他3000元钱的学费。他擅长中医，许多人都来他这里治病。但是，当我来深圳以后，我见到所有这些漂亮的衣服和各种好吃的东西，我几乎把我所有的工资都花光了。从今年开始，我要攒钱付我的医学学费。”许多预想着将来结婚成家的女性还提到了攒钱买嫁妆。
因为迁移工人将深圳看作是一个“混乱的”城市，大部分外省的人都认为将他们的钱放在宿舍里不安全，宿舍里经常有小偷。他们很长的工作时间也使得他们很难有时间去银行，因为银行总是排很长的队。还有一些人不信任深圳的银行体系。因此，寄钱回家是将他们的钱安全处置的一种方式，而且不需要表明汇款是给家庭使用的。当工人们的汇款数量与这些钱的实际目的之间的区分模糊不清时，对工人们与家庭经济之间的关系的解释就可能存在缺陷。
当年轻女性受到从深圳回来的得意的老乡们所描述的深圳那种浪漫生活的诱惑时，她们也决定去深圳。年轻的农民被现代机场、干净的街道、高楼大厦、丰富的消费品、高工资以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在一起相处的快乐所深深吸引。在深圳工作成了90年代达到一定年龄的中国农民一代的标志人生重大变化的事件。对农民们来说，可以获得摆脱农村的机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尤其在近40年中农民被强制不可流动。
少部分工人确实不得不肩负家庭的经济重担，而且需要有意识地努力减少在深圳的个人开支，以便使汇款更多。这些人都是来自北方省份的已婚夫妇。因为他们年龄较大，女性得不到流水线生产工作，而只能做看门人，而她们的丈夫做保安或临时餐厅的工人。
有一位四川籍女工，她讲述了她是如何为她的孩子提供足够的学费的（这笔学费是她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我非常想我的孩子，但是，我的工资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平均来说， 一户农民家庭每年只能挣800—900元钱来维持每一项开支。在村中，如果生病了，去看一次医生就要花10多元钱。更穷一些的家庭并不总是能够支付得起孩子的学费的。在我们村，有一对在家务农的夫妇。他们有两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上中学每星期需要40—50元钱。他们支付不起那笔费用，孩子只好辍学在家。真是可惜。我不能忍受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
女性与工厂工资
女性在深圳找工作时，工资的多少并不是考虑的惟一问题。工作和工资象征着性别意义，调节着女性对工厂工作的偏好。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指出， 女性的金钱所代表的意义是不断变化的，这个观点也可以运用到这些年轻的中国女性身上：“金钱在文化上既不是中性的，在道德上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它有可能将价值‘退化成’数字符号，但是，反过来，价值和情感又因为赋予金钱以道德、社会和宗教意义而使金钱的含义发生蜕变。”在茶馆或餐馆做服务员或者在美发院当理发师或者做商店的售货员都比在工厂工作所获的报酬要高。然而，从道德意义上说，这些职业都被认为不适合年轻女性。保守的村民将公共领域的服务工作与为男性提供性服务联系在一起，而人们把工厂的工作与有纪律的、正规的、艰苦的劳动等特征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从道德上讲，工厂工作的这些特征对那些远离父母生活的女性来说才是可以接受的。一名叫刘清华（音）（21岁，湖北人）的女性从他的父亲那里学会了理发，他的父亲只能把他的手艺传给家中这个惟一的孩子。她给我解释了为什么她不能在深圳的美发院工作：“我在我的家乡是一名理发师。从理论上说，我可以继续在这里干这一行。这个工作报酬高，而且是一门技巧性工作。但是，我的所有的朋友都警告我不要进美发院工作。将来我们回到家乡时，没有人会愿意娶我们。对那些已婚妇女来说，情况就非常不同。”
总而言之，女性决定成为迁移工人背后的动机涉及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经济、道德、个人和家庭的考虑因素。在与她们认识并访问她们的过程中，我发现，经济理性是一个通常的、在全社会都非常合理的反映，这在我与她们一开始的交往中就是如此。这也是许多人过去常用来说服其父母同意她们迁移的一个理由。渐渐地，当我与她们在一起度过了更长时间并建立起相互信任之后，她们开始说出她们在深圳工作的更隐私的、更个人化以及更“尴尬的”、因此也是更真实的理由。其中，摆脱家庭义务和父母的决定是不太合理的理由，但至少也同样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理解了她们如何花费自己的工资也使得我对以下观点产生了怀疑：家庭经济负担是使迁移者跑到南方去的主要原因。相反，我认为，年轻的农村女性努力寻求她们相对于父母占主导地位的个人的独立性，并寻求重新定义她们在生产和婚姻领域中的家庭性别角色。工资收入或经济独立性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条件。
老乡网络
如果上面的讨论已经表明迁移工人渴望得到工厂的制造业工作，那么，接下来的文字就想表明工人们为了成为工人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老乡网络：如最初去深圳、找工作、获得技能、度过失业期以及换至更好的工厂工作等等。老乡网络由来自同一地理范围内的当地人组成。从行为的环境和讨论的具体内容来区分网络的地方界限，这种网络可以分为不同村、不同县、不同省。老乡可能是由血缘或亲缘关系联系着的，也可能只是邻居和朋友。尽管老乡容易被忘记而且伸缩性很大，但是，从社会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南方，老乡是迁移工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这种关系总是会唤起强烈的情感并暗含利益网络。一位已经与大陆工人一起工作了6年的香港管理人员曾经有些夸张地说， “只要一说老乡，人们就愿意以死相助。”老乡网络不仅调节着迁移劳动力的市场供应，而且还为迁移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支持（在这里，我的意思是指“工人们分别需要得到‘足够的’营养、培训、保护和流动”）。老乡网络能起到这些作用，否则雇主的成本就会提高，因此，雇主们有意识地让那种老乡网络在工厂中存在。工人们是基于实际的需要、信任以及建立在共同地域基础上的文化亲和性而依靠老乡网络，而不仅仅是基于利益的算计。让我从工人们去深圳时开始讨论吧。
对于那些没有得到父母允许就来到深圳的女性来说，村中的老乡借给她们钱、介绍给她们工作机会、带她们一起去深圳并借给她们在招工时所需要的证明。
尽管身份证上贴着照片，但是，老乡总是能够找到长得类似的人借用她们的证件来找工作。工厂招工需要三种证件：暂住证、说明持有者年龄的身份证以及婚姻证明。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种证件都有可能使工人们被驱逐到劳改所。有些人依靠老乡找关系并贿赂负责发放暂住证的地方公安局，或者找专门造假证件的人伪造证件。通常，他们需要花费好几百元钱。
到深圳以后如何找到最初的食宿地也是普遍的问题，通常，老乡是惟一可以依靠的人。对于那些没有证件就来到深圳的人来说，因为他们未到法定年龄或者失业，他们的非法地位使得他们几乎完全依靠老乡提供住宿。许多人都在他们老乡工作的工厂宿舍里暂时藏身。三、四个人可能在一星期或更长时间内共睡一张床。另外，找工作、变换工作也依靠老乡的“内部”消息和推荐。
还有一件在老乡熟人中经常发生的事就是借钱。我访谈过的所有工人都提到，在很多场合，他们都从朋友那儿借过钱或者借过钱给朋友，其中大部分都是老乡。雇主推迟发工资是工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的一个经常发生的问题，尤其对那些在更小一些工厂工作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紧急情况经常出现，这也需要老乡的帮助。许多新来的人没有所有官方证件，因此，公安局就会盯住这些非法移民进行罚款，大家普遍认为，这些罚款装进了官员个人的腰包。一旦有老乡被公安局抓住，老乡们就不得不凑钱去保他出来，使他不要被遣送到遥远的劳改所。
更重要的是，在生病的时候，工人们主要依靠同厂工作的熟人来帮忙照料。来自农村的女性总是很难适应深圳的水、天气和空气。来自北方的工人还很难适应广东人做的盒饭。从我与工人们的交谈中体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女性工人生病较普遍，从皮肤过敏和疲劳到腹泻和营养不良等。工人们提到了当他们躺在宿舍的床上很无助的时候，熟人可以帮他们很多的忙：从食堂买饭回来、打水洗澡、洗衣服、陪他们去医院甚至借钱给他们付医药费。因为国家和雇主都不给工人们提供医疗保险或医疗资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从老乡那里得到感情的、经济的和真正的帮助。
结论
深圳女工们用她们自己的口吻讲述的关于她们自己的经历表明，从农民的女儿转变成工厂的女工的这个过程是充满着兴奋与煎熬、个人的追求与家庭的义务、性别问题与经济问题等矛盾的。把这些复杂的原因简化成摆脱贫穷或摆脱对家长权威的服从完全是一种曲解，这种曲解会给建立理论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从女工们的个人述说中很明显地可以看见，她们不是作为抽象的劳动力持有者进入工厂生产的，而是作为自觉的女性行动者进入工厂的。那就是为什么她们不选择发廊或餐馆的工作，而选择工厂的工作。同样，她们大规模进入工业劳动力市场也与她们在农民家庭中的边缘地位密切相关。性别构成与劳动力的构成是密切相关的，生产的政治学也因此与性别有着深深的关联。
运用人种学访谈方法带来的另外一个理论上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它们揭示出地方性的和正在发展的过程，这些过程不具有固定不变的结构特性，也不是完全清楚和明白的。老乡网络的运作是一个如此突生的现象。我们不能依靠收集的关于迁移劳动力的统计资料来揭示它的逻辑和动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和外国资本都没有把老乡关系看作是一种招聘的手段，因此，我们无法从任何国家或资本的政策或制度倾向中来理解它。当以前存在的农村社会联系通过女工们的集体行为被带到新的城市环境中时，老乡关系就形成了。而且极其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中的老乡关系决定了工厂里车间中的性别和等级过程。在这个时候，完全可以说，只有通过人种学方法才可能发现这个重要的理论变量。除此之外，在研究迅速变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如中国南方的过程中，从地方自己的角度来考究地方过程而不是想当然地使用一些基本的笼统的标签如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等，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