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的遨游、流浪与庄子的逍遥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庄子论文,逍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屈原在他的不朽名篇《离骚》中，详细叙写了抒情主人公上天入地的三次“遨游”。这三次遨游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但也给屈赋的解读带来一些难题。前人或以为是写梦，称之为“千古第一写梦之极笔”。〔1〕今人多认为是文学上的象征或隐喻， 用幻想的形式写屈原的内心世界。但也有人提出，屈原的时代缺乏文学观念与传统，他不可能“突然之间把诗歌艺术推上了一个顶峰”，因此认为上下求索只是一个“祭祀的模式”。〔2〕
全面地、正确地、深刻地领会屈原作品的精神价值，要通观作者的心路历程、人生道路、全人全文，要重内证，也要重比较。《离骚》中的三次遨游，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具体写照。清人刘熙载以“路”设譬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有路可走，卒归无路可走，如屈子‘登高吾不说（悦），入下吾不能’是也。无路可走，卒归有路可走，如庄子所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树，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书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3 〕这段话可以从三个方面给人以启发：一、三次遨游，应该结合屈原执著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历程来解读；二、“登高吾不说”出自《九章》，可以对照屈原放逐后长期流浪的三条路线来分析；三、“今子有五石之瓠”出自《逍遥游》，有必要比较庄子的“逍遥游”来深入理解。本文拟据此思路作一探讨。
一、三次遨游具体展现了屈原执著理想、九死不悔的心路历程
对于《离骚》的解读，前人作过多种尝试。王逸、洪兴祖注《离骚》，只是说明字句的意义，还没有划分章节。朱熹《集注》始以四句为一节，把全诗分成93节。据统计，后来的学者将《离骚》作不同分段的有95家之多〔4〕，可见历代学者对其内容和脉络层次的理解， 是很不相同的。无论何种理解，都不能否认，三次遨游处于全诗抒情线索中的核心地位。我们试以“遨游”为中心，对《离骚》的全部内容作特定视角的管窥。
在《离骚》中，作者首先回顾了自己殚精竭虑、一心为国的苦斗历程。诗中历叙屈原自己的身世、抱负和不幸遭遇，着力刻画了一个抱有“美政”理想的抒情主人公，正当为振兴祖国而奔走效忠之际，竟遭到群小的诬陷、打击和君王的猜疑、疏远。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惨处境和“疾痛惨怛”的痛苦心情下，诗人表达了体解未变、矢志不渝的志向和决心，同时也“反顾以游目”，产生了“将往观乎四荒”的念头。
作者没有按一般的叙事逻辑，接下来就写遨游，而是陡起波澜，插入女媭劝诫和就重华陈辞两段。女媭，大抵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她用鲧婞直亡身的传说和菉葹盈室的比喻，揭露了楚国现实的黑暗，接着使用了两个反问句：“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点明劝诫的本意。这一情节的安排，既显示出诗人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又从客观上显示出诗人实际处境的艰难与险恶。女媭劝诫实质上是提出了一个尖锐而又严肃的问题：是妥协迁就、随波逐流呢，还是坚持下去，抗争到底？这个问题把抒情主人公逼到灵魂拷问的地步。重华，即舜。之所以向重华陈辞，这同舜征三苗，又南巡死于九嶷山的神话有关。姜亮夫认为舜是“楚民族最敬仰的人物”〔5〕， 这在屈原作品中有大量例证。诗人在对重华的陈述中，详细地回顾了夏、商、周三代的兴亡史，并总结出所以兴亡的根本原因。诗人跪下来铺开衣襟，向舜陈述了心里话，心中突然亮堂了，感到自己已经得到中正之道。尽管楚国的执政者并非“圣哲茂行”，而是“非义”、“非善”，但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节操，绝不能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绝不能放弃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6〕到此为止，诗人已明确回答了前面提出的尖锐而严肃的问题，结论是绝不妥协，绝不迁就，抗争到底。那末，今后应该怎样去做呢？也就是说，在如此困难的处境中，应该怎样坚持自己的理想？这个问题，可以说比前一个问题更困难，为了寻求答案，只有“上下求索”。《离骚》中的遨游共有三次，实际上是作者九死不悔、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的具体显现。它是以浪漫的方式、幻想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神游”，与《九章》所表现的屈原放逐以后的长期流浪大不相同，与庄子的“逍遥游”更有质的区别。
第一次遨游：叩天庭。诗人从舜的葬地苍梧出发，经过悬圃、咸池、扶桑，直奔阊阖——天庭的大门。诗人如此日夜兼程，他要寻求什么呢？结合前面心理准备提出的问题来看，他是要寻求实现理想的道路。他的直接目标是面谒天帝，向他老人家讨个说法。诗人临近天门的时候，看到了五彩缤纷、辉煌灿烂的景象。然而，“吾令帝阍开关兮，依阊阖而望予”——没有想到竟在天庭守门神那里碰了钉子。从“云霓来御”的大清早一直到“时暧暧其将罢”的黄昏时分，“帝阍”始终没有打开天庭的大门。诗人满腔热情向往天庭的理想世界，然而，天路既不通，人世又溷浊。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别无选择，只有在幻想中继续遨游，再寻出路。
第二次遨游：求下女。在这次遨游中，诗人四处奔走，求宓妃，见佚女，留二姚。关于“求女”的喻意，王逸《章句》认为是“求索贤人与己合志者”；朱熹《集注》认为“求宓妃，见佚女，留二姚，皆求贤君之意也”；梅曾亮《古文辞略》认为“求所以通君侧之人”。诸说各有所据，可以并存，通称“求贤”。然而，这些被譬喻为“贤”的美女又如此难求。要么其人轻浮，要么媒人无力，要么对手强劲，三次求女都以失败而告终。结果是：“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悟”。诗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听从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准备远走高飞。
第三次遨游：睨旧乡。这一次遨游与前两次相比，仪仗最盛。八龙为驾，千乘并驰，瑶象饰车，凤凰承旗，扬云霓之晻蔼，鸣玉鸾之啾啾。天上的各路神灵都在诗人的指挥下服服帖帖，奔走效力。早晨发轫于天津，晚上就到了西极。其间，走流沙，沿赤水，过不周山，转道昆仑，直指西海作为期望达到的目的地。楚人是夏人的后裔，本为西方游牧民族，后沿汉水南下与三苗相切瑳而定居。楚国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的中心，在西方昆仑山。屈原心中所想象的“旧乡”，即老家，在昆仑、西海，那是祖先的发祥之地。如果不了解楚民族来源于西方，就不容易理解《离骚》中作者看到昆仑山为什么会产生那样强烈的眷恋故乡之情。姜亮夫指出：“屈原上昆仑的情感类似后人上祖坟哭诉自己的悲情一样。”〔7〕此次遨游，情绪变化最剧烈。奏起《九歌》乐章， 伴随《韶》乐翩翩起舞，这是何等的快乐！突然看到“旧乡”（不是郢都，而是昆仑），立刻仆悲马怀，寸步难行，这又是何等悲伤！他从祖先的发祥想到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想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他无法去国离乡，另择明主，他的出路只有一条——以身殉国，从彭咸之所居。从极度快乐到极度悲伤，说明诗人的情绪已接近痴狂的状态。这个情节是《离骚》正文的结束，也是全诗抒情的高潮，诗人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那种欲留无望、欲去不能的矛盾心理，至此达到顶点。
《离骚》中三次遨游的神来之笔，将现实与幻想交错起来，深化了作品主题，突出了抒情主人公形象，增强了浪漫主义色彩。诗人从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吸取了丰富多采的形象，通过自己奔放不羁的想象，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构成了层出不穷的生动情节和瑰丽多姿的精采画面。在三次遨游中，抒情主人公具有驱遣一切的宏大气魄和非凡力量，整个宇宙仿佛都以他为中心，一切都为他所用，听命而来，任其支配。如果《离骚》中没有三次遨游，仅有“香草美人”的比兴或者“男女君臣之喻”，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不可能如此突出，不可能给人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楚辞的艺术成就也不可能在总体上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三次遨游是《离骚》内容的主体，全诗是以它为核心形成抒情线索和艺术结构的。抓住这个核心，可以对“离骚”二字的含义有更确切的理解。关于《离骚》篇名的含义，历来多有不同解释。《史记·屈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8〕班固《离骚序》：“离， 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楚辞章句》：“离，别也；骚，愁也。”解为“遭忧作辞”固然不无依据，但解为“别愁”更准确。清人屈复《楚辞新注》：“此篇有‘余既不难乎离别兮’，则‘离骚’者，离别之忧也。”所谓“离别之忧”，并不是说已经去国离乡，而是面临离别的前景发愁生忧，是写欲去不忍、欲去不能的内心苦闷与挣扎。《离骚》写作的年代，根据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记载，是在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以后。具体写作时间， 我同意胡念贻的推断：“《离骚》之作，当在怀王在位的最后几年之内。”〔9〕当时，屈原四十岁左右，还没有被流放到江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吾将远逝以自疏”，“又何怀乎故都”，都表明大约尚未离开郢都。将《离骚》与在顷襄王时被放逐以后写的《涉江》、《哀郢》相比较，光景大不一样。如果说，《离骚》中的三次遨游是浪漫式的“神游”，那末，《九章》中展示的三条路线，就是实实在在的颠沛流离的苦难历程了。
二、三条流浪路线记录了屈原虽被放逐，却在继续寻找报国之路
《九章》所展示的屈原被顷襄王放逐后东西南北长期流浪的三条路线，是作者赋《离骚》以后人生道路的最全面、最重要的记录。虽然作者运用的手法仍带浪漫主义色彩，但其内容则更趋于“写实”。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三次遨游，是屈原作品的重要内证，据此，我们可以对作者的心路历程作更为透彻的反观。
《九章》的每一篇都有一个与事实相关的特殊含义。因此，《九章》解读的难点，在于弄清各篇创作的时间和地点。王逸《章句》本以《惜诵》为首、《悲回风》为末排列九篇，这种编排次序不能正确反映它们的创作年代的先后，看不出有何意义。林云铭《楚辞灯》〔10〕和屈复《楚辞新注》〔11〕皆以《惜诵》为首、《怀沙》为末，认为《惜诵》、《思美人》、《抽思》作于怀王时，《涉江》以下六篇作于顷襄王之时。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赞成《九章》杂作于怀、襄之世，其地跨汉北、江南，有前三篇与后六篇之分。蒋骥对林云铭的个别篇次作了调整，并提出两个新观点：一、《桔颂》的地位值得注意；二、应以《惜往日》为屈原绝笔。〔12〕他虽然提出新见，但注《九章》各篇，次序仍依王逸本。汤炳正先生清理了今本《史记·屈原列传》的窜乱之迹，得出屈原在怀王时只是被“疏”并未放逐等重要结论。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出土文物和其他确凿史料，突破传统看法，对《九章》写作的时间地点提出四条重要思路：一、传统的看法认为，屈原放逐，乃彷徨山泽，出入荒凉之境；现在看来，他的主要行程，全是走的楚国当时的交通干线，边疆要塞。二、传统的看法认为，屈原被放后，只是愤懑彷徨，无目的地四处流浪；现在看来，他的行踪，表现了他既关心宗国命运，更关心敌国动态。三、传统的看法认为，屈原放居汉北，乃怀王时事；现在看来，乃是顷襄王时东达陵阳以后，才回头去汉北的。四、传统的看法认为，《九章》写于怀、襄两代；现在看来，应该全是顷襄王时期的作品。〔13〕这四条思路，更准确地勾勒了后半生的屈原的精神面貌，有摧陷廓清之功。据此，可以理清《九章》次序，并清楚地列出屈原长期流浪的三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从郢都沿江东下，到达泸江、陵阳。《哀郢》对此有集中的表现，《桔颂》、《惜诵》在内容上亦有所涉及。
《桔颂》在王逸《章句》中被列于第八。近代作者倾向于认为是屈原早期的作品，以郭沫若《屈原研究》等著为代表。主要依据是：此诗为四字句，与其他作品形式不同；找不出任何悲伤情绪；诗中有“嗟尔幼志”等句。这些论点不能成立。楚辞中有大量的四字句作品，《天问》通篇四字句，《招魂》基本上是四字句，各篇的“乱曰”大抵皆四字句，不能说它们都是早期作品。诗中两言“深固难徙”，反复讲“受命不迁”、“独立不迁”，且有“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等守志不移、以死自誓之句，这些，显然是政治上失败后的寄情之语，是面临被“迁”之前的沉痛誓言。此外，“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和“年岁虽少，可师长兮”并非自况，作者是把桔树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而不是要别人以自己为“师长”，向自己学习。《桔颂》一篇，作于顷襄王元年作者遭谗未放之际。由于不幸的事件还没有完全表面化，所以诗中展现的意境，是爆发前的平静，但命运终将在劫难逃。〔14〕
《惜诵》作于顷襄王元年被放将行之际。此诗将对怀王时往事的回忆与顷襄王时的现实斗争相互交错，使之相互印证。前半篇追叙怀王时因谗见疏之往事；后半篇，即从“昔余梦登天兮”至篇末，则写顷襄王时再度被谗并遭放逐的现实斗争。“昔”、“初”、“曩”等字眼，便是抒情叙事中时空交错、现实与回忆相迭印的显著标志。“作忠以造怨”这句耳熟能详的老话，本来不大愿意相信，现在由于接二连三地遭受现实的沉重打击，才懂了它的真实可信。篇末云：“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显然是在作春日启程的准备。如果说，《离骚》中的“吾将远逝以自疏”还是浪漫主义的悬想之辞，那末，这时已是被放逐的临行前一番自述。有学者视《惜诵》为《离骚》的“初稿”，那是把时间关系弄错了。
《哀郢》之作，王逸《楚辞章句》定在屈原被逐之时，但此说不能解释诗中“至今九年而不复”之义。王夫之《楚辞通绎》定在郢都被秦将白起攻陷之时，但此说同样不能解释屈原为什么会成为逃难队伍中的一员，因为郢都沦陷在顷襄王二十一年，那时，屈原流放在外已经二十年了。其实，《哀郢》是写于放居陵阳九年以后，并追叙顷襄王二年被流放启行的情况。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顷襄王元年，秦出武关大举攻楚，取析等十五城。汉北吃紧，威胁郢都。此役当在顷襄元年岁末。第二年“仲春”，局势仍然紧张，民多逃亡，屈原和“离散而相失”的民众混在一起，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诗中描写被放出走的情景，全是追叙之笔。诗人从郢都出发，途经夏首、洞庭、夏浦等地，陵阳是本次东行的终点。当时，吴、越早已灭亡，楚国东境毫无可忧，而楚之西北与西南，则与秦国边境犬牙交错，强敌压境，战乱不息。如果仅为个人考虑，大可在作为大后方的陵阳一带优游卒岁，但屈原不肯定居于安全之地，反而西走汉北，南下溆浦，执著于他的爱国苦旅。
第二条路线：溯江而回，再溯汉水而上，到达汉北。《抽思》对此有明显的表现。
《抽思》中有“有鸟自南，来集汉北”之句，王夫之、林云铭、屈复、蒋骥以及近人郭沫若、游国恩、陆侃如、姜亮夫、刘永济诸人，都因此而认为是怀王时屈原放居汉北之所作。但清理今本《屈原列传》之惑乱，可认定屈原并无两次流放，怀王时只是见疏而非放逐。实际上，《抽思》并不是怀王时屈原放居汉北的作品，而是顷襄王时屈原被放后，由陵阳转走汉北的作品。屈原北上的动机，可以从他放居陵阳时期的思想状态中寻求解答。《哀郢》：“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返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这不是一般的思乡欲返之语，而是有特定历史含义的诗句。《礼记·檀弓》上：“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屈原流放陵阳九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郢都。但顷襄执政，群小专权，赦免既不可望，归郢亦不可能，于是，楚国先王陵墓所在地的汉北丹阳废都，就成了他向往的目标。他决定走向汉北，希望能够瞻仰先烈遗迹，缅怀先祖功勋，其深层动机，恐怕在《离骚》中的“睨旧乡”时已开始酝酿。汉北丹阳一带，是楚国的边疆要塞，历来是秦楚必争之地。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十六年曾受秦国商于之地六里之骗，这个“商于”就在丹阳附近。怀王十七年春，楚与秦战于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顷襄王元年，秦扣怀王，要求割地未得，竟“发兵出武关，大败楚军，取析十五城而去”。析，即淅，也在丹阳附近。可见，丹阳一带既是楚国先公先王的陵墓所在，又是楚国的西北门户，屡遭秦国攻击。屈原离开陵阳转走汉北，并不全是借祭祖坟聊慰故乡之思，其中，当然也有关心祖国安危、观察边疆动态的现实考虑。
第三条路线：沿汉水南下，又西南溯沅江直抵溆浦，最后才掉头而东，到达汨罗。《思美人》、《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五篇前后相连，对此均有表现。
《思美人》写于由汉北折而南下之时。为什么要折而南下呢？如果上承《抽思》来看，可知屈原虽走向汉北，仍系念郢都，对顷襄王也不是完全绝望。《思美人》中“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表现了屈原虽长期来一再遭受政治上的挫折，却没有放弃他再度启用、“更驾”驰骋的雄心壮志。“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也流露出对顷襄王不无期待的心情。“吾且儃徊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因此次沿汉水从北而来，故称郢之党人为“南人”。究其意，大抵本欲借此次接近郢都之机，观察“党人”的政治态度有无变化，有无重返朝廷以图国事的机会。
《涉江》是由汉水涉长江，转而西行过洞庭湖口，溯沅江直达溆浦时之所作。诗中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将济乎江湘”句。济江，指沿汉水入长江到达南岸的鄂渚（今武昌）；所谓湘，指湘江经洞庭湖入长江之处，涉而西行，故称济湘。诗人从枉渚上沅，而此前，则“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即走过一段旱路。从济湘到上沅，郢都南岸当是必经之地。诗人显然是在郢都的外围徘徊之后，才决定南行辰阳、溆浦。由于徘徊等待而毫无转机，心理上发生明显变化。“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再度启用的奢望彻底破灭，思想情调与《怀沙》、《惜往日》等绝笔之作逐渐靠近。
《悲回风》写于西至溆浦短暂停留之时。明人李陈玉《楚辞笺注》、清人王夫之《楚辞通绎》、近人王闿运《楚辞释》皆以本篇为屈原绝笔，理由是篇末有“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二语。其实，此二语恰恰表明尚在权衡，未下决断。诗中有“岷山”、“清江”等蜀中地名，因为溆浦属楚之黔中郡，与秦之蜀郡接壤。秦国曾用欺骗手段扣押怀王，要挟割让巫及黔中之郡。屈原由西北与秦接壤的丹阳边境转到西南与秦接壤的溆浦边境，就因为这两个边境要塞，在他流放时先后发生过危机。他到黔中郡而不去别处，同样是受观察边境动静的爱国心所驱使。此篇以景生情，纯为泣诉，姜亮夫认为是“屈原作品《离骚》这一大类里面的最高峰”〔15〕。
《怀沙》、《惜往日》两篇是屈原绝笔。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陷郢都， 烧毁楚国宗庙王陵。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秦攻克巫和黔中郡。 屈原很可能是在黔中失守的前夕离开溆浦，这就是《怀沙》所说的“进路北次”，“限之以大故”。屈原之死，既是殉国，也是殉道。他未死于郢都沦陷之日，而死于黔中不守之时；未死于黔中所属的溆浦之地，而死于湘水流域的汨罗。从这个过程来看，很可能郢都虽陷，屈原犹有兴国之志；黔中虽失，屈原尚存收复之心。直到退入祖国腹地，耳闻目见，一切无望。这一回是彻彻底底无路可走了，终于怒斥“壅君”，自沉汨罗。
《九章》中的三条路线真实地记录了屈原在顷襄王时被放逐后的人生道路，而《离骚》中的三次遨游，则是作者在怀王时被谗见疏以后的心路历程。这两种“遨游”在精神实质上有深刻的联系，但二者也有明显的差异。第一，主体有差异。三次遨游的主体是虚构的神话人物，是一个天降神胄，他上天入地自由往来，各路神灵全都听命而来，任其驱遣，伴随始终。三次流浪的主体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人物，他被逐逃难，颠沛流离，系心故国，关注敌情，至死也解不开那个爱国爱民的苦恋情结，却无助无奈，绝望至极，最终不得不自沉深渊。前一个神话人物显然是后一个现实人物的先兆性投影，二者迭加，如影随形，共同构成屈原作品中那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形象。第二，地点有差异。三次遨游是浪漫式的神游，在悬想的神话境界中进行，所到之处，如悬圃、西极、咸池、扶桑等，都是神话地名，即使昆仑这样的地名也带有神话色彩。三次流浪是实实在在的爱国苦旅，在楚国大地上进行，所到之处，如郢都、夏首、夏浦、陵阳、汉北、鄂渚、枉渚、辰阳、溆浦等，都是现实地名，其中有些地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历史内涵。第三，遨游与流浪有某种微妙的呼应，却不能完全对应，一一坐实。“睨旧乡”与第二条路线到汉北，都含有上“祖坟”哭诉的隐衷，不过，一是到楚民族发祥之地寻根，一是到丹阳废都，同时观察边境动态。“求下女”与第三条路线南下汉水渡江湘，都有求贤与渴望再度启用的内涵，不过，前者抽象，后者具体。“叩天庭”与第一条路线沿江东下直达陵阳不能对应，因为，前者是受到重华的鼓励去寻找如何坚持理想的答案，后者是在郢都吃紧和放逐令已下达的情况下不得不逃难。
三、关于屈原有路可走卒归无路可走，而庄子无路可走卒归有路可走
无论古人今人，都喜欢庄、屈并提，或以为各有“哀怨”，或称为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庄、屈确有许多相似或可资比照的地方，但他们又有根本性的不同。刘熙载认为屈原是“有路可走，卒归无路可走”，庄子正好相反，是“无路可走，卒归有路可走”，此言颇有见地。
屈原面临一个基本的生存困境，那就是《思美人》中所云：“登高吾不悦兮，入下吾不能。”这个生存困境注定了他的三次遨游、上下求索不可能如愿以偿，也注定了他在长期流浪生涯中系心宗国、关注敌情的一切努力都不可能取得任何实效。无数次尝试，无数次挣扎，所得结论都只有一个：依彭咸之遗则。而屈原的“有路可走”，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放弃理想，随波逐流，则有路可走。《离骚》中女媭的那一番劝诫，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在《渔父》中，如果屈原听从了渔父的带有试探性的建议，昏然同醉，与世推移，自然顷刻之间困境全无。第二，作一个当时的政治人才，历九州而相其君，则有路可走。《离骚》中灵氛所说的“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巫咸所说的“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其实都是这个意思。战国时期，政治人才或合纵或连横，往来奔走于七雄之间，以谋取卿相之位，楚材晋用，朝楚暮秦，是普遍的社会风气，人们都习以为常。苏秦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儒家的孔、孟、荀，都不以去“父母之邦”为非。孔子创最高纪录，干谒七十余君。孟子也是由邹而齐，而梁，而滕，四处奔走。荀子晚年还到楚国任兰台令等职。他们周游列国，欲得其君以行其道。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一国不容，便出走他国，来去比较自由，君臣双向选择。屈原虽与楚王同姓，其先祖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但屈原生活的年代，距离楚武王已经四百年了。况且当时，宗臣去国亦屡见不鲜，商鞅就是一个例子。屈原若肯择木而栖，他是有路可走的。屈原“有路可走”的两层含义，实际上，就是他在遨游前面临的两个问题，也是贯穿他的一生的两个严肃而尖锐的问题。他既不可能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也不可能抛弃楚国，历九州而相其君。在遨游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内心挣扎，依然是欲去不忍，欲去不能，迈不开出走的那一步。在流浪中，他上汉北，下黔中，徘徊在郢都外围，可是毫无转机。他摆脱不了基本的生存困境，别无选择，所以，卒归无路可走。
庄子《逍遥游》一文，首先用层层铺垫的手法，借鲲鹏、蜩、学鸠、朝菌、惠蛄、冥灵、大椿为喻，展示大小、远近、多少的对比。然后再层层超越，层层推倒，说明无论怎样的大、远、多，都必须有所“待”，即必须有所凭借，受到限制，未能达到绝对自由的理想境界。借助这种逐层铺垫、逐层推倒、逐层超越的大开大阖的理论框架，带领读者拾级而上，然后点明题旨：“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追求的目标，是绝对的精神自由。在他看来，绝对自由是无所“待”的，也就是要彻底摆脱与周围事物的广泛联系和相互之间的依存、依赖关系。而做到“无所待”的关键，在于“三无”，又尤其在于“无己”，就是要在矛盾对立的双方中，把自己的一方，包括主观努力、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等，彻底消解掉。彻底的顺其自然，没有任何目标、任何努力、任何奋斗，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危机、任何困苦、任何烦恼——这就是“无所待”的彻底自由。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实质，端在于此。
庄子的“无路可走”，其实也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历史没有给这种绝对自由提供必要条件。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正处在它的雏型期。但是，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尽管有它的历史进步性，也必然暴露种种弊端，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例如，君主的专制独裁、赋税徭役的沉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兼併战争的激烈，等等，这些社会弊端，都与正在形成的封建制有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庄子认为，当时的社会太黑暗了，而且网罗密布，简直使人“无可逃于天地之间”。但在当时，历史还没有提供推翻眼前不平世界的现实条件，因此，尽管极端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这就无路可走。第二，庄子社会地位卑微。庄子在宋国，只做过小小的“漆园吏”，而且时间不长。与屈原是楚王宗室，又曾参与国要，直接处理内政外交的地位相比，判若霄壤。据《外物》载：“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受到冷遇，庄子很气愤。又据《列御寇》载：庄子“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他住在贫民窟，面黄肌瘦，靠打草鞋挣钱维持生计。如果在庄子那里，真有一个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可以让他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而享其无尽的天年，他又何至于如此狼狈不堪！这说明，在现实生活的挤压下，庄子确实无路可走。
庄子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极端不满，用轻蔑的态度来彻底否定现实中的一切。但他否定现实，却不反抗现实，并不直面现实起而抗争，而是主张放弃一切社会责任，并通过幻想来求得自我解脱。那种“无所待”的绝对自由，不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只能是庄子精心编织的幻想。因此，所谓“卒归有路可走”，并不是在现实中找到了出路，而是回避现实，向内心逃遁，永远生活在脱离实际的主观幻想之中。
比较屈原“遨游”和庄子“逍遥游”，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屈原的“游”是形象的，而庄子的“游”是抽象的。《离骚》中的三次遨游既不是写梦，也不是写“祭祀模式”，而是写在政治上受挫以后“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它以作者的自我形象为主体，既写了发生遨游的动因，也写了三次遨游的具体过程。因此，这种“游”是实际的、形象的。虽然它也是产生于理性的基础上，也发表议论，也进行思考和判断，但不是由一条逻辑思辨的线索来连结，而是由一个完整的形象系列来展现。屈原的人生道路，为“遨游”提供了诠释和注解。《九章》中的三条流浪路线，与三次遨游产生微妙的呼应。庄子的“逍遥游”不是面向外部世界的追求，而是向着内心世界的龟缩与逃遁。“逍遥游”不是以作者的自我形象为主体，它没有主体，恰恰主张消解主体，达于“无己”的境界。文中所有的人物和事物，都只是作为铺垫和推倒的材料加以使用。这种“游”是理念的而不是实际的，是抽象的而不是形象的。庄子是以理智直接作用于理智，以强大的逻辑思辨的线索来贯穿全文。即使文中出现强烈的抒情之词和灿烂的幻想形象，也完全是点缀在这条逻辑线索上的小小花环。
二、神话在屈原和庄子作品中的不同作用。屈原和庄子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都与神话传说的大量运用有密切关系，但神话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屈原在三次遨游中，吸收大量的神话人物参与其间，他把神话故事加以形象的改造，把它们结撰成新的情节——以抒情主人公的行动为中心的情节，使它们服从一个新的情节。在《九章》的三条流浪路线中，神话色彩明显淡化，写实因素大大增强，表现出屈原创作的多种风格。而庄子则不同，他把古代神话加以理性的过滤，使它们失去原来的面目，被改造成表达哲学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寓言。在庄子的寓言中，神话人物仍旧生活在自己的神话世界里，他们没有从原来的神话环境中分离出来，围绕某一中心进行新的组合，也没有构成以情节和场面为主导的形象系列。因此，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些寓言只是庄子为了表达“某一信念”而采用的“一种手段”〔16〕。
三、屈原是文艺家兼思想家，庄子则是思想家兼文艺家。屈原通过诗的方式把握现实，即通过丰富的艺术想象，用语言把思想观念巧妙地传达出来，创造出既富有思想性，同时又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及其系列。庄子则通过哲理思辨把握现实，他把深刻的思想意蕴和哲学意蕴，用寓言等形象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赋予思想以形象的外壳。这个区别，使屈原和庄子的作品呈现出很不相同的艺术风貌。
注释：
〔1〕清人吴世尚《楚辞疏》
〔2〕过常宝《“上下求索”：一个祭祀的模式》，《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3〕刘熙载《艺概·文概》
〔4〕〔7〕参见姜亮夫、姜昆武《屈原与楚辞》第28、3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5〕〔15〕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第62、88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6〕参见李金锡《屈荀辞赋论稿》第27页，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8〕据考证，这不是司马迁原话， 而是后人窜入的刘安《离骚传》语。参见汤炳正《〈屈原列传〉理惑》。
〔9〕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第275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10〕林云铭《楚辞灯》，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刊本
〔11〕屈复《楚辞新注》，乾隆三年弱水草堂刻本
〔12〕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第2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3〕参见汤炳正《〈九章〉时地管见》，《屈赋新探》第59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
〔14〕本文对《九章》各篇创作时地之说，参考了汤炳正先生的观点。
〔16〕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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