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思想轨迹
刘海涛
【提 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充满艰辛和曲折，指导思想产生了两个发展趋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从实际出发，按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新中国70年的历程中一脉相承。
【关键词】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新时代
科学社会主义，从广义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它诞生于资本主义时代，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并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高举起这面旗帜，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指出了社会主义方向。新中国70年的历程中，留下了一道社会主义探索的思想轨迹。
一、两个趋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憧憬变为现实。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却充满艰辛和曲折。
1956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尽管有自己的特点，但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据说这个名词于1953年由英国研究苏东问题的学者休·塞顿–沃森首次提出，但当时我们党的文献中并没有援引这个概念。理由极为简单：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基本都效法了这个模式。它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物质技术手段极为匮乏的情况下有效地动员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初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培育一代新型产业工人和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素质的知识分子；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正因如此它才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应遵循的普遍原则，以至于“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了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但我们党也非常清楚，科学社会主义毕竟产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苏联模式”顾名思义来自苏联，而且又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因此，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是苏联的经验都必须与中国实际和时代主题相结合。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我们党一边学习，一边进行独立探索。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产生了两个发展趋向。权威的党史著作指出，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1]两个趋向此消彼长，交互作用，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试验设6个处理，①不施钾肥处理，即NP；②钾肥全部施有机钾，即100%OF；③有机钾占总施钾量的70%，即70%OF＋30%CF；④有机钾占总施钾量的50%，即50%OF＋50%CF；⑤有机钾占总施钾量的30%，即30%OF＋70%CF；⑥钾肥全部施用化学钾，即100%CF。所有处理的氮肥和磷肥施用量保持一致，为 N 300 kg／hm2，P2O5100 kg／hm2，所有施钾处理的钾肥用量为K2O 180 kg／hm2。所有处理的磷肥和钾肥全部作基肥一次施入，氮肥50%作基肥，30%和20%分别在玉米拔节期和大喇叭口期追施，每个处理重复3次，小区面积40 m2。
正确的趋向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党很快就发现了“苏联模式”弊端：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等等。这些认识突出反映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因此要“以苏为鉴”，因为“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过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在”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认识到：“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3]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调整弊端和完善生产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毛泽东虽然认为其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但对此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4]20世纪60年代初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理论界也开始重视和探讨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涉及经济体制的重大问题。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这种趋向与当年苏俄的新经济政策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发展的前途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踏入校园，走上讲台，真正成为一名教师后，每个新教师又会经历一段内心的矛盾、冲突、迷茫、怀疑、思考、调整、适应的过程。你会发现，书没那么好教，课堂没那么容易管理，学生或许也没那么听话，老师也没那么好当。当然，前提是你想成为一名“好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思考“我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学生们？太严厉了学生们会不会不喜欢我？太宽松了学生们会不会松懈懒散？怎样做才能最有利于学生将来的成长和发展？”，如此这般纠结思考，学习参照，你才会慢慢开始找到做老师的感觉。
错误的趋向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抽象谈论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消灭”的前提是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充分发挥以及生产力自身的高度发展。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的事实，致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缺乏全面和辩证的认识，强调的是私有制的弊端而忽视了它的历史作用，由此导致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方面，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多层次，要求所有制形式多样化；另一方面，理想的和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具体表现为清一色的国有经济。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这个矛盾本来可以通过探索与实践得到解决，但又由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破坏而导致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抽象谈论生产关系的倾向逐渐占了上风。这种指导思想的失误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则是大规模地变个体经济为集体经济、变集体经济为国有经济。也正是这个趋向固守和延续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并演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实践。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很可能在封闭僵化的老路上继续徘徊，或者早已改旗易帜。
注释
从纵向上而言，目前基层民主主要侧重于村（居）一级。虽然在理论上乡镇处于最基层的国家政权组织，属于基层民主的实施范围，但是实践上由于缺乏法律的正当性，基层政权一把手的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在个别地区试点之后便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乡镇一级基层民主与村居一级形成的强烈反差，在一定程度上业已形成了倒逼机制，要求把村居的基层民主纵向延伸至乡镇，以直选乡镇一把手为核心，使政治合法性转化为法律合法性，从制度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推动乡镇民主发展的同时，我们以为，考虑到县（市、区）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在有条件的地区，在条件许可时，将县（市、区）纳入基层民主的实施范围。
二、中国特色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也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我国由此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从实际出发，按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
社会主义理论派系林立，有些学术著作庞杂晦涩，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围绕“目标”“问题”“道路”三个要素展开。但“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5]准确地说，这里所说的“过去”主要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是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社会问题和发展道路。关于党执政以后的使命，过去教科书的表述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为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个条件包括，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包括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全体人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极大提高，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国家自行消亡。[6]按照这个要求，阻碍社会目标实现的“问题”当然是私有制甚至是集体所有制，解决“问题”的道路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但在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能否直接创造出这些“条件”，“早日”的含义是什么，等等，也都属于“不完全清醒”的认识之列，并从中滋生出浪漫主义和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首先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揭示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制定了与之相适应、与科学社会主义逻辑相一致的社会发展战略，从社会主要矛盾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为科学社会主义做出了新的理论贡献。
基于这个概念，其他学者陆续凝练提出了“搭脚手架教学”理念，在“最近发展区”内通过有效的指导培养孩子的能力。在教育过程中提供指导，随着孩子能力的增加而逐步减少指导。这个指导过程跟建筑中搭建脚手架有两点重要相似之处：①在建筑任务完成后拆除；②拆除不影响已建成房屋的稳固性。
在“目标”方面贡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概念。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已成为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多数人的共识。发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指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标志着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蕴含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狭义上指一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并进而向信息社会变迁的过程，特指发展中国家从欠发达走向发达、实现现代化的过程。[7]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包含上述两种含义，是实现现代化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则源于现代化的进程，社会主义也属于现代社会。中国的经验证明，现代化的发展不断积累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制度也能够加速现代化进程。但无论是实现现代化还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都要经过一个长期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们党形成了分三步走、到2050年前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概念，既反映了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体现出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
在“问题”方面贡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把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运用到中国，必须兼顾国情。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水平，这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其历史根源在于前人留下的“条件”——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起点低，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这就预示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必定要经历一个“初级阶段”。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并没有这个意识，但事实已客观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提出则揭示了我国最大的国情，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但最初强调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初级阶段”。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理论重心逐步从“社会主义”转向了“初级阶段”。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8]“不发达”就是“初级”的含义，而“阶段”至少是指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这一整个历史过程。这个概念打通了中国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联系。在“五大社会形态”框架内，这个阶段要么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因此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么被认为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因此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肯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又明确了历史方位，揭示了“地方史”和“世界史”之间，我国的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社会发展程度、所处时代特征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们党找到了制约发展根本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即社会主要矛盾，使社会主义建设有了现实的出发点。
在“道路”方面贡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人们有目的地创造历史，需要有“主义”指引，为实现目的还要不断解决社会问题——在“主义”指导下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主义的认识——正是在二者的“交互活动”中孕育出解决问题的“道路”。但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恰恰“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他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实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9]。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现实的运动”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现有的前提”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灭现存状况”主要是消灭贫穷，而不是也不可能彻底消灭非公有制和“三大差别”；“现有的前提”主要是落后的社会生产。邓小平曾友好而坦率地建议非洲友人，根据自己的条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10]。意思是说，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概念，确立社会主义方向不等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不等于建设这个社会本身。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限制“按劳分配”，缩小“三大差别”，必然导致“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泛滥。科学社会主义要求，工人阶级在兑取国家政权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围绕这个根本任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形成并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找到了一条符合国情和时代主题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最新成果
2012年，我们党召开了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党需要回答的新课题。围绕这个课题，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习近平和我们党形成了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这些最新成果凝聚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坚持唯物史观。历史上社会主义有“空想”“科学”之分，在当代也流派纷呈，相互间区别的思想根源在于世界观的分野。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在于以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一思想路线被中国共产党人“翻译”为“实事求是”。沿着这条思想路线，我们党将其发展成为适应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此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社会主义在中国遭受的挫折，恰恰是这条思想路线遭到破坏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也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事先有了某种新的观念，更不是人为地创造一个理论体系，而是来源于亿万人民的伟大创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过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也不是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发明出来，而是通过他们的头脑从“事实”中发现出来。
3.通畅的举报机制。建立并完善举报方式，在企业内部形成通畅的举报机制，开放多种反映问题的渠道，包括公司合规专栏、合规咨询热线、举报信箱、投诉建议信箱等，进而及时发现、纠正不合规的问题。鼓励任何对企业合规管理有疑问的员工通过举报热线问责，同时承诺对举报人进行保护，不打击报复举报人。
有的高校对项目（课题）经费的管理法人负责制落实不到位，高校的相关部门没有针对国家新出台的政策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对“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立项的科研经费的管理还是按“十五”“十一五”期间制定的管理办法去管理，导致管理水平与现有的政策规定脱节和不配套，内部控制薄弱，科研管理和财务管理不规范，导致部分课题资金的真实流向脱离监管［6］。
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然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或者说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表现为我国社会主义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迫切愿望是填饱肚子。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又要学文化。有了较高的素质以后，必然产生出当家做主的要求，必然要求有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也将更加注重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生活质量。这说明，人民始终对美好生活充满新期待。“新期待”就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我们党从人民的这个根本利益出发，逐步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但是，对这些需求的满足不可能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一步到位。制约这些需求满足的因素也不再仅仅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了，而且仅仅有经济的自身发展还不足以自然而然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由“部分”组成，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生态等诸要素。现实的情况是，这些要素在我国的发展仍然不充分，相互之间仍然不平衡，这些新问题也就成为推进各项事业全面建设协调发展的契机和动力。
基本路线的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没有改变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仍然是我国发展的时空条件。强调两个“没有改变”的意义在于提醒全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同时，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实际，党的十九大也对基本路线的内容进行了完善和充实：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经济建设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但是我们党又为其赋予了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价值导向，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就是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只是资本家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也不是为了实现某种个人利益兴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更不是打着经济建设的幌子以权谋私的行为。为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就必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四、一脉相承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12]“重大区别”在于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相互联系”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新中国70年的历程中一脉相承，尽管曾一度遭到扭曲。
2016年秋季选用10个糯玉米自交系N1、N2、N3、N4、N5、N6、N7、N8、N9、N10作为母本，4个玉米自交系T1、T2、T3、T4作为父本(测验种)，采用不完全双列杂交配制40个杂交组合，亲本来源及其种质特征见表1。母本系成都市农林科学院自育的二环系，父本系从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技术研究所引进的自交系。
追求人的解放。科学社会主义起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19世纪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表述。马克思为这种斗争赋予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3]这样，科学社会主义便以“人的解放”为主题开始了它的世界历史进程和思想进程。尽管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它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的历史进步方向，提出的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途径，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同情、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追求的目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人的解放主题在当代中国的体现。这一主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则表现为实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而在当代中国则要求实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不仅要实现中国人民从旧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还要从旧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贫穷虚弱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解放事业、自觉创造历史的目标和体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党先后制定了“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相互衔接的阶段性目标。在邓小平的心目中，到21世纪中叶我国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已经是了不起的雄心壮志了。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提前实现这一目标成为可能。因此，新时代我们党又绘就了新的蓝图：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步是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到2035年完成，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则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原创性的贡献：到21世纪中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轮廓。同时，这个目标还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到1964年和1965年之交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提出和重申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识到，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1]。这标志着在社会发展目标问题上实现了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的转变。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从而扩大了现代化的外延。“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能力”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两方面的现代化将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持久的政治保证。
维护革命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基础上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又在这个基础上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主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以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了“两个时期”之间以及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间的一脉相承。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维护革命成果，使其不断服务于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一旦国家财产被瓜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丧失或者自身变质，这个“脉”就将中断。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刚刚70年，路途还非常遥远，为此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决不能掉以轻心。
(3)产能过剩，内部竞争严重。在湖北省加速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的过程中，各地均将汽车零部件产业作为支柱产业进行重点发展，但行业整体缺乏统筹协调和超前统一规划，因此各自为战现象较为明显，未形成错位竞争格局，在招商、融资、销售等各方面形成严重的内部消耗与内部竞争状态，也造成了产能过剩现象。
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从两个趋向的比较争论中、更是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认识到，“苏联模式”并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应遵循的普遍原则，还有更加宽广的大道等待人们开拓，但为此经历了千辛万苦并付出了高昂代价。正是这种经历和付出换来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1]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2][3][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第78页；第170页。
[5][8][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9页；第252页；第261页。
[6]参见王同勋等：《社会发展简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321页。
[7]参见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科学发展观》，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9][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第61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
[12]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9）10-0025-07
【DOI】 10.19632/j.cnki.11-3953/a.2019.10.004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赵 玥
标签：社会主义论文; 中国特色论文; 新时代论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