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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定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它蕴涵着哲学的对象、性质、功能、特征等多种哲学基础理论问题，其实质是哲学对自身的存在的条件、权利的反思。哲学发展史表明，每当社会历史的发展处于关键的转折时期，这一问题总会不断地被提升出来加以考察和审视。
一
康德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普遍革命并获得迅速发展的时代。新学科的确立，新的科学成就的取得，以及应用以实验为基础和运用数学分析总结实验数据的新的物理学方法的出现，一方面证明，真理应该在人的认识过程中，人在认识的实际过程中能动地把握客体。另一方面又造成哲学家们直接将数学和机械力学的方法移植到哲学中，用数学机械力学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甚至提出“人是机器”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导致人完全受制于因果必然性。这表明，不管是从“天赋观念”中推演出知识的神话的唯理论，还是由经验事实归纳出普遍性概念和原则的软弱无力的经验论都已走到了自己的尽头。致使许多思想家认为，既然在自然科学或数学上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获得荣誉，又何必把自己的才智用到哲学上，何必用自己的声誉在哲学上打赌，去冒险。正如康德所说：“其他一切科学不停在发展，而偏偏自命为智慧的化身，人人都来求救的这门学问却老是原地踏步不前，这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同时，它的追随者们已经东零西散，自信有足够的能力在其他科学上发挥才能的人们，谁也不愿拿自己的名誉在这上面冒风险。”许多人主张干脆取消哲学。
正当严肃的哲学事业受到怀疑，受到猛烈冲击的关键时刻，康德勇敢地承担了拯救哲学的历史任务。他指出：“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的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所以，“形而上学即使我们认为它到现在为止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可是，由于人类理性的本性，它却是一门完全避免不了的科学。”黑格尔对康德的主张非常赞赏。他也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定要有哲学存在，这是人类的理性要求。
既然哲学消解了，如何才能建立起一种能被人们所理解，与科学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哲学呢？为了回答这一难题，康德重新考察和审视了他以前的传统哲学。他发现，传统哲学夸大了人的理性能力，不仅将“理性”看作能够认识经验世界中的一切事物的“真理”，而且还将理性看作能超越经验限制去认识整体世界的“真理”，使人们始终认为，人可以获得哲学的研究对象（灵魂、宇宙、上帝）的知识。笛卡尔、莱布尼茨的独断论就是用只能说明现象世界的概念、范畴去说明宇宙整体；休谟的怀疑论虽然反对独断论的观点，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武断地否认整体、本体的存在。从而使哲学失去了存在的权利。因此，要建立科学的哲学，就必须对人的“理性”做出合理的解释。为此，康德将传统哲学中的“理性”认识“经验世界真理”的功能划归为知性，而把追求“经验世界真理”的功能划归给“理性”。
康德认为，知性（包括感性）是认识“经验世界真理”的能力。而理性是一种“自我”批判反思的能力，它通过确立“不准作什么”，使人类理性不要妄图超越自己能力的限制，去追求那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通过设置“绝对的真”即“理想的存在”，促使人类理智不要沉醉在现有的知识领域中，而要努力扩大认识对象、认识范围；通过对人的“感性”“知性”能力的考察和审视，确立人的科学认识能力的本质，使人类理智扩大认识领域的努力取得现实成果。
因此，在康德看来，哲学问题实际只有三个：作为“整体”而存在的“认识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人类思维”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作为人对“世界”认识的整体而存在的“人类知识”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旧哲学的宇宙、灵魂、上帝，其实质是从客体、主体、主客体关系三个角度，论证了人类思维活动的合理性，论证了人类能够建立科学知识的逻辑依据。所以，传统哲学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将人类理性为说明科学理论的普遍必然性而设定的逻辑前提所作的论证，错误地认为是人类理性提供的关于宇宙本体的知识。正是这种错误，使人类理性陷入不可自拔的“独断论”的迷梦中。哲学理论要摆脱自己的困境，取得同数学、自然科学那样的合法的存在权利，必须把自己界定为说明科学的逻辑基础。
康德的上述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哲学来说，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者，就试图用康德的新观点，全面探讨人类各个知识领域的逻辑基础，以完成康德没有完成的建立未来科学的哲学的任务。尤其是他对社会科学（如法学、社会学、宗教、艺术等）的考察，不仅大大地扩展了康德的探讨范围，而且为哲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推进了正确界定哲学的进程。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也将康德哲学视为其思想发源地。从实证科学的角度看，德国乃至全世界一大批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也得益于康德哲学。爱因斯坦刚刚完成了广义的相对论不久，在给其好友玻恩的信中写道：“除了做别的一些事外，我正在这里攻读康德的《导论》，并且开始理解这个人所发散出来的和仍在发散的那种发人深思的力量”。劳厄在读完《纯粹理性批判》以后说：“整个科学都必须围绕哲学来活动，把哲学看成是它们共同的中心，把对哲学作出自己的贡献看成是科学的宗旨所在。这样，也唯有这样，面对科学不断专门化，科学文化的统一性才能保持下去，因为倘若没有这种统一性，整个文化注定要崩溃。”这些自然科学家之所以对康德哲学给予如此的评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康德哲学宣布了，哲学的基本任务不是提供超验整体的知识，而是批判地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确定人类知识的界限、范围和方式。在他们看来，弄清楚这些问题，是认识客观世界，获得真正知识的必要逻辑条件。
二
康德的哲学理论，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哲学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被消解。因为它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要求，也是人类精神的支柱。哲学自产生以来就顽强地存在，并成为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可缺少的理论武器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哲学为了生存就必须“科学化”、“实证化”甚至“商品化”、“市场化”（其实质是消解哲学）是错误的。第二，哲学要生存要发展，必须根据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革，适应时代需要不断地更新哲学观念及其理论和方法。所以，脱离时代精神，离开产生哲学观念和理论的现实生活，走“纯学术”道路的研究，是不可能为人所理解和接受的，是没有生命力的。
因此，要走出当前哲学面临的困境，解答现实给哲学提出的难题，仅对原有的哲学理论进行修修补补或增加几个概念、范畴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变换思考角度，提出新的问题，构造新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据新的知识结构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对哲学重新定位，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本来面目。
要完成这一工作，不管是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来说，都必须考察和审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换句话说，由康德开创，黑格尔继承和发展，最终由马克思、恩格斯完善并确立的关于哲学的新理解早在19世纪就已完成了。只不过，由于我们的误解，才造成了今天的困境。
康德的先验哲学告诉我们，将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世界规定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并断言主体通过其理性能力能够提供这个超验本体世界最本质最普遍的知识，是哲学的虚妄和理性的僭越。因为理性是一种为知性在全部经验范围内的使用方式制定和规定原理的能力。如果理性运用知性范 畴去说明这个超验本体，就会产生“一种属于纯理性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矛盾。”要克服这种矛盾，哲学必须以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为其研究的中心课题，并为人类建立和发展科学理论活动提供必要的逻辑基础。根据当时只有数学、物理学尤其是机械力学等科学理论比较系统完善的状况，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着重讨论了这两类实证科学理论存在和发展的逻辑条件，提出时间、空间以及先验十二逻辑范畴就是数学、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成立的逻辑前提。所以，在康德那里，哲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传统哲学的灵魂、宇宙、上帝，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世界，而是实证科学如数学、自然科学。哲学所提供的原理、原则本身既不规定主体应当如何思维，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也不描述科学活动实际运行的过程，这些任务是实证科学所应承担的。在科学活动中，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些原理或原则对科学的限制，那么，全部科学认识活动就无法进行，科学理论的正确性、真理性就得不到理论上的保证。
康德的这一观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解决了他所在的时代给哲学提出的难题，推进了哲学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知识结构上有了重大变化，在哲学和科学进一步分化的条件下，把握住了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为哲学的探讨提供了广阔的研究新领域。
黑格尔就是在康德所开创的哲学新领域中，建立起自己的“绝对体系”的。针对康德哲学没有说明主体性原则同客观性的关系，注意了对知识的相对性的论证，而忽视了对知识真理性的论证以及把哲学考察的对象仅仅局限在比较狭窄的领域的缺陷，黑格尔把“绝对精神”规定为横贯其全部体系的主线，不仅讨论了知识客观性的逻辑依据，论证了知识发展的必然性，推进了康德对自然科学逻辑基础的探讨。而且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进行了研究和论证，提出了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客观性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原则。由此可见，恩格斯所说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合乎逻辑的，基本意思是说，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过程就是对科学的逻辑基础的探讨在广度、深度方面不断拓宽、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真理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人是如何看待这一哲学新领域的呢？恩格斯在其成熟性总结性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明了他们的看法。
在这本书中，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出发，全面地批判了旧哲学的种种奢望和以“科学的科学”自居的错误，揭露了旧哲学的根本缺陷，提出哲学应当随着科学的发展，自觉地退出那些本该由实证科学研究的领域。至于旧哲学中还未被清理的“纯粹思想领域”，按照恩格斯的思路：如果科学能够揭示思维过程的具体机制，那么哲学也必须从这个领域退出来。这样，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思维过程也不成为哲学的对象，那么，留给哲学研究的还有什么呢？
恩格斯通过分析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史”，回答了这一问题：科学留给哲学研究的领域就是人类认识的基本矛盾——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由这一问题所引出的其他理论问题。根据恩格斯对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批判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对辩证法实质的分析，他一方面指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说明哲学并不提供什么实证知识，而是回答关于知识的性质、范围等方面的问题，从而肯定了康德的观点。
三
不可否认，在上述恩格斯的著作中，作者的许多表述，很容易使人们作出传统观点的理解。但是，我们认为，只有新的理解才能代表恩格斯论证中的基本思想，才能反映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全部欧洲哲学发展逻辑的思想。这对于我们在科学知识结构进一步综合和分化、社会生活不断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合理把握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地定位哲学理解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解决过去乃至今天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重大难题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首先，这种新理解，它既包含了旧哲学理论中的精华，又克服了它的不足，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批判继承的理论原则。
从总体上说，哲学主要在于研究说明科学的逻辑基础，解决科学如何可能的先决条件。然而哲学为达到这一目的，实现的方式却是多样的。哲学家在各个时期，依据其时代的知识结构和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和探索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就现代西方哲学来说，对科学的逻辑基础、逻辑结构、科学方法进行分析，讨论科学陈述的意义及其验证方式，就构成了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发展的主线。而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对科学活动的主体进行的各方面的分析，不仅揭示了主体能力对构成科学理论的意义及其科学发展对人的价值，而且从更复杂的关系中说明了科学的逻辑基础。
哲学说明科学的逻辑基础的方式的多样性以及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上述状况表明，将哲学理解为，为科学的存在与发展提供逻辑条件或理论思维原则，与传统哲学观点所谓的为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世界提供一般规律的最普遍本质的解答或知识，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表明将哲学定位于为科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逻辑条件的观点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它包含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更加符合哲学自身的性质和特征。并且，由于改变了问题的提法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以追求关于最高普遍本质的知识体系为目的，而以探讨科学认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为目的，这就避免了传统哲学研究方式本身所具有的局限。
其次，这种新理解可以更好地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以繁荣哲学和促进科学的发展。
从新的理解本身看，既不能用整体与部分，也不能用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去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与科学，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历史活动中创造出的两门学问。人类以科学为“工具”从事改造现实的活动，以哲学为“武器”解释由科学这个“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所引出的种种问题。因此，两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哲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是解决科学存在的权力问题。
这种新理解，由于哲学和科学各自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性质、使命，因此，既可以避免哲学“抢占”科学的地盘，也可以避免科学“拒绝”哲学的指导。
所以这样做不仅不会限制、阻碍哲学的发展，反而会更有利于哲学的繁荣和发展。因为旧哲学以“科学的科学”自居，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更是一种虚妄，一种“僭越”。哲学只有与科学各司其职，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清除不必要的负担，才能更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当哲学说明了科学存在和发展的权力，揭示出科学的价值所在，促使科学活动更富于合理性和自觉性，因而更具有成果性时，哲学同时也就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之所在；当哲学不能合理地解释科学的逻辑条件时，它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局限性，从而自觉地完善自己。因此，哪里有科学，哪里就会有哲学（科学自身存在和使用的条件），这样，哲学和科学的疆界是相互限定内在的，从空间上看，它们的领域一样大，科学发展的无限性为哲学研究展现出无限辽阔的研究领域，科学进步的无限可能性为哲学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再次，这种新理解比传统的观点能更好地解决哲学与现实的关系。
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传统的观点不外乎产生两种结局：第一，最终使哲学走上康德以前的旧的形而上学的老路，去追求超验的、最一般最普遍本质的知识（如宇宙、灵魂、上帝）。这是一条把哲学与现实隔绝的道路。当前所谓的哲学应走“纯学术”的主张，其实质就是走这条道路。第二，使哲学混同于一般意义的“科学”，而失去自己的特征，这是一条取消或消解哲学的道路。抱怨哲学离现实“太远”，要求哲学应“科学化”、“实证化”，甚至应“商品化”、“市场化”，就是其典型代表。将哲学作出不同于已往的新理解，就能克服上述两种局限。因为这一观点将科学作为沟通哲学与现实的桥梁，既使哲学同现实的人类历史活动、理论认识活动保持密切的联系，又使哲学不越俎代庖，去从事本应由科学完成的工作；既使哲学扎根于现实，又不使哲学去直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保持自己特有的性质。从而在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发挥出科学所不能替代的自己的独特的作用。